安尼·默露·林德伯格对1950年代居家母亲的真实描述，与当时不切实际的妇女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人们认为妇女需要的最大回报就是，愉快地把醒着的每时每刻，花在照料孩子(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照料自己的丈夫)的神圣工作上。战后被称为“女性的奥秘”——取自贝蒂·弗里坦1963年的书名——的信条，在某种程度上又倒退 到了世纪初，那时的母亲，慈祥、温柔，穿着裙子，走起路来窸窣作响，这一形象不说具有宗教意义，至少也有种神秘感。正是在那个所谓的充满着中产阶级家庭团结精神和贤淑妇德的更为单纯的时代，每年有一天被正式作为母亲和母性风范的纪念日。

　　虽然在中世纪，英国就有在拜望双亲日——大斋节后的第四个星期日——里纪念母亲节的先例，这一节日的现代演变始于1890年的美国，当时肯塔基州的玛丽·T．莎逊建议在每年4月20日，她母亲生日那天，教师们聚集一起向母亲们表示敬意。她的建议没有得到热烈的响应。两年后，普救派·巴尔的摩主日学校教师罗伯特·卡明斯提议，每年举行一次活动，纪念艾米丽·普尔曼，她是教会牧师的母亲，同时也是普尔曼卧铺车发明者的母亲。卡明斯建议将纪念活动放在最靠近普尔曼夫人的祭日5月22日的星期日举行。这一最后成为献给全世界母亲的仪式，举办了许多年，但仅仅是在巴尔的摩教堂举行。1902年，印第安纳州的弗莱德·E．赫林向雄鹰兄弟会组织呼吁，支持献给母亲的全国性活动，但是兄弟会成员对他的提议兴趣不大。

　　成功设立全国与国际范围的母亲节的功劳，当归于安娜·梅·贾维斯(1864-1948)，她是一位教师、争取妇女选举权和禁酒工作者，也是一位没有子女的未婚妇女。贾维斯在家乡西弗吉尼亚州的格拉夫顿上女子中学，后就读于弗吉尼亚州斯坦顿的玛丽·伯德温学院，后来回格拉夫顿教书。然而，她真正的事业是照顾她深深爱着的母亲，一位有着虔诚的宗教意识的妇女。1902年她父亲过世后，贾维斯和母亲去费城投奔亲戚；3年后，5月9日，贾维斯夫人谢世，留下女儿悲痛欲绝，为自己理应、但却没能为母亲做的事，深感内疚。随后的两年里，贾维斯念念不忘丧母之痛，同时也反省子女长大成人后的自私和忽略母亲的行为。贾维斯邀请一群朋友到费城家中做客，宣布了她的想法，在每年举行一个全国范围的纪念母亲的庆祝活动。这次，母亲节的提议终于得到人们的一致赞同。贾维斯的一位朋友约翰·瓦娜梅科是服装商，他为这一活动提供经济资助。

　　1908年5月10日，在安娜·贾维斯的鼓动下，母亲节活动在费城和格拉夫顿的安德鲁斯卫理公会教堂同时举行，她母亲曾在教堂的主日学校执教20年。在格拉夫顿仪式结束时，贾维斯递给每位母亲一朵白色康乃馨，这是她母亲最钟爱的花。贾维斯提议将白色康乃馨作为母亲节的象征，因为她认为康乃馨代表着“美丽、真实与母爱忠诚”。在纪念仪式之后，贾维斯开始了历史上被称为最成功的单人写信运动之一。她写了数百封信给全国的国会会员、州长、市长、报纸编辑、部长和有影响的企业领导，提议正式举行纪念母亲的活动。到1911年，全国各州都先后宣布母亲节为正式节日。1914年，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宣布母亲节为全国纪念日。1914年5月9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官员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在家里或在其他合适的地方插国旗，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和尊敬。”颇有意思的是，人们注意到威尔逊公开鼓励表达对母亲们的爱和尊敬，与此同时，支持妇女参政者们却徒劳无功地向他呼吁，支持她们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行动。威尔逊认为妇女选举权“根本不应是国家政府解决的事，”他未能意识到，母亲们将会从选举权中，而不只是从每年一度的认可中大获裨益。

　　母亲节以其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意义，成为一个美国非常流行的节日，不久，人们就在加拿大、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以及日本举行庆祝活动。但这一胜利对于贾维斯来说，却成为一种痛苦和幻想的破灭。在一次痛彻心肺的恋爱后，她发誓不再结婚，把时间都花在照料失明的姐姐上，她参加主日学校的会议，指导节日的纪念活动。在有生之年，她目睹了本应是虔诚的纪念日，渐渐变成了世俗、商业化的节日，被鲜花商、贺卡公司、糖果制造商、百货商、礼品店和饭店所利用。贾维斯起诉那些从母亲节中牟利的公司，但败诉。在很短的时间内，她耗尽积蓄，失去了家庭。她姐姐去世了，贾维斯失去了视觉和听觉。她体弱多病，身无分文，被安置在一家私人疗养院，她的朋友们资助她，直到她1948年在那儿去世，享年84岁。

　　安娜·贾维斯创立母亲节后的几十年里，纪念活动一直是一个快乐祥和的节日，家人为母亲庆祝，同时也是一种感情重负，使子女回想起与母亲的一些冲突。在整个20世纪，社会和个人对为母之道的态度产生了变化。贾维斯时代的普遍流传的有威力的、和善的母亲这一浪漫形象，被一种意识所取代，这种意识认为完美母性的概念纯属神话，它来自弗洛伊德理论，早期的女权运动和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又强化了这一意识。1942年，菲利浦·维利发表了轰动一时、臭名昭著的畅销书《一代毒蛇》，他无情攻击了他所认为的狂热的母亲崇拜，或曰“母亲主义”。维利言辞过激地评论道，“夸张的母亲崇拜已经完全失控……机器已经剥夺了她的社会功用；时间剥夺了她的生理可能性，使她变得难以操纵；男人给她支票簿，并在得到她一时兴起的照顾后去上班，他们的灵魂深藏不露……如今男人粉饰的相貌就是母亲主义的结果，妇女眼中痛苦和困惑的愤怒也如此。”

　　在1950年代，《一代毒蛇》常与本杰明·斯波克的《婴幼儿保健常识》共同放置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书架上。但是如果说斯波克医生提供给母亲的是积极的强化意识，1950年代那些所谓的论述家庭生活问题的专家却没有做到这点。这些“专家”敦促妇女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孩子，同时却又赞同维利(以及他在厌恶女人的观点上的同路人、1947年畅销书《现代女性：丧失的性》的作者玛丽尼娅·法恩哈姆和菲迪南·伦伯格)的观点，认为母亲是美国大多数社会和心理动乱的根源。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声称，预防从青少年犯罪到蛀牙的每一种社会邪恶是母亲的专职。身为女人怎能不为此感到困惑和愤怒。

　　表现更坚定自信的、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女儿中，有许多已经成为工作母亲，面对的是她们自己群体中的“专家”，对她们做母亲的选择和养育孩子的方法提出看法，有支持的，也有指责的。但是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中产阶级母亲也从父亲参与养育儿女中获益匪浅。目前对家庭生活重要性的强调，连同逐渐形成的将妇女视为独立个体，而不仅仅是性别角色的意识，促进了母亲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在母亲节、并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祝福母亲的原因。

　　（本文摘自《女人的一个世纪：从选举权到避孕药》，德博拉·G·费尔德著，姚燕瑾、徐欣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