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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文学无用,且要安于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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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无用,且要安于无用
文学无用,且要安于无用
2007-05-27 来源:南方都市报
刘庆邦,河南沈丘人。60年代初中毕业,在河南新密煤矿当矿工。在煤矿工作9年里,他开始创作小说。因为写作方面的才能,他从煤矿被调到《中国煤炭工人报》当记者。在报社工作了近20年后,2001年调到北京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作家圈子里,刘庆邦被称作“劳动模范”,因为他写作非常勤奋,闻鸡起舞,日日笔耕不怠。不过,30多年来他的写作只认准两个题材——煤矿和农村;同时他一直固执地认准短篇小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体裁。他的小说没有花俏的叙事技巧和绚丽的文字语言,但总有一种或感人或震撼的气质和力量,他被很多人视作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神木》获2002年老舍文学奖,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更是获得2003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2003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今年,《北京文学》一连刊登了刘庆邦的两篇小说《八月十五月儿圆》和《哑炮》,他的作品研讨会也刚刚举行,这在文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煤矿生活与文学有紧密联系
南方都市报:相信很多人都会对你的人生经历感兴趣。你在煤矿工作过9年,又在煤炭报工作了十几年,似乎一直与煤矿关系密切。
刘庆邦:我是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以后当农民,19岁招工招到煤矿去的。当矿工,井下的各种活都干过。不过我在井下干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就调到矿务宣传部搞通讯报道去了,那会儿叫新闻干事。后来我调到北京,编一个煤炭部下属的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原话是毛泽东称赞煤矿工人的,被当成了杂志名。后来杂志改成《中国煤炭工人报》,我在那里当记者、编辑,干了十几年。2001年调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
刘庆邦:我写得比较早,1972年开始就写了,当时还是在矿上当工人。
南方都市报:你的作品一直都在写关于煤矿的题材。
刘庆邦:我写煤矿、农村这两方面,因为这两方面比较熟嘛。我对农村更熟,但从农村到煤矿后,觉得煤矿生活有许多文学因素在里面。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这么说?
刘庆邦:我觉得煤矿生活与文学有紧密联系。比如说,文学要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抗争吧,煤矿工人与自然的抗争是最严酷的。文学要表现死亡,矿工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要表现性爱,煤矿是男性的世界,缺少女人,矿工对女人特别渴望。在矿上、井底严酷的环境里,人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容易发现。城市里,人们都戴着面具,矿工在井下不一样。矿工经常面临生和死的问题,这时候人性就不能隐藏,他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和战场上有些类似。我目睹了好多这种情况,令我很震撼,写起来就比较容易。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跑遍了全国的大小煤矿?
刘庆邦:对。我一直与煤矿联系得比较紧密。我每年都到矿上去。当记者时,大的事故我都去采访过。后来煤矿一出了大的事故,都点名让我去采访。我跑过好几个大的事故。当了专业作家后,我也愿意到非常落后的小煤窑去。
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吧,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少。越是生产力落后,简陋的小煤窑,文学的东西越多。比如前年,我到一个小煤窑去,那里用骡子拉煤,这是最原始的运输方法。每天矿工们的老婆都要在井上等骡子下班,领回家照顾得特别周到。我看那些矿工的家属等骡子,很有感触。后来着火了,烧死了几十匹骡子,也死了一些矿工。骡子是劳动力,就靠它挣钱,骡子对他们就像牛对农民一样。对这些我都很感兴趣,很想写成小说。
我的敏感点是底层生活和贫穷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对煤矿生活这么有兴趣?
刘庆邦: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敏感点。我的敏感点一个是底层生活,一个是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些灯红酒绿、现代化的地方,我就没有感觉。对贫穷、落后的地方、我总是比较容易发现素材和写作对象。
南方都市报:写作煤矿题材,会不会有困难?因为记者采访矿难一向是很困难的,我不知道作家去调查会不会好些。
刘庆邦:记者采访可能会被拒绝。当了作家之后,不写报道,也不写什么纪实性的文章,只是去看看。通过朋友就去,在那住着,到处转转,没有什么阻力。
南方都市报:你能不能算写煤矿题材最多的作家?
刘庆邦:我写煤矿写得比较多。但从行业来看,全国写煤矿的文学作品是最多的,出来的作家也是最多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最早得奖的《丹凤眼》就是写煤矿的。谭谈的著名小说《山道弯弯》也是写煤矿的。现在很火的周梅森,他的《人间正道》也是。全国现在有十几个写煤矿写得好的作家。
南方都市报:煤矿出作家的原因是什么?
刘庆邦: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煤矿生活与文学关系密切。再一个就是矿工的从业人员比较多。700万。那时候我们写作,是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不满足于成年在井下当矿工,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
南方都市报:你也是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刘庆邦:对,因为写作的特长我才从井下调上来。
南方都市报:现在年轻的作家可能既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写作兴趣。
刘庆邦:现在年轻人写煤矿写得比较少,不像我们那一拨人。跟大环境有关吧,年轻人的追求有很多。再说很多煤矿的环境已经变了,有的完全是机械采煤,生活也不错了,矿工为什么还要写东西呢?
南方都市报:除了对煤矿生活的了解和兴趣,你希望通过写作小说改善煤矿工人的生活吗?
刘庆邦:有这种想法。我是矿工出身,我的很多朋友、亲戚还在矿上。我觉得中国矿难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近几年每年都有大约6000个矿工因为矿难死去,平均每天十几个。中国的矿难是全世界最严重,最多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很现代、很强大了,但是矿难说明中国还是很落后。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过多的责任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品质
南方都市报:你会在你的文学作品中写这些存在的问题吗?
刘庆邦:会写到。但我总觉得文学不能承载过多的任务。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文学是无用的。它不能承载什么,也不能推动什么。要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就要认识到,文学要安于无用。文学是诗意、审美的东西,过多的责任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品质。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你写小说也是从审美出发,而不是从反映社会问题出发,是吧?
刘庆邦:对。我的小说有两个路子,一个是和现实关系比较紧的,像《神木》,对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类小说是很严峻的;另一种是诗意化的,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向,比如《哑炮》,注重小说的美学、诗学、笔墨情趣,一字一句都像写诗。
南方都市报:你的创作总是以熟悉的生活为题材。
刘庆邦:我写小说是一种回忆的状态,写我自己熟悉的生活。回忆能和生活拉开距离,才能回望,才能产生美。如果太近了,有时看不清,产生不了美感。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别的题材?你写了近500万字的小说吧,各有一半是农村和煤矿的。
刘庆邦:城市生活的我也写过一些,但写得不是很好,也不够有影响。以后我想会写的。我觉得农村和煤矿我还没写完呢,特别是农村的生活。我觉得我积累得最丰富的生活还没怎么写呢,比如说我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我现在正写一个长篇,就是写那个时候的生活。
我一直强调,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象的艺术,但是它又离不开作家的生活和人生经历,这就有一个怎么裁取、点化的问题。往往我们从实践生活中只找到一点点,后来进行升华、概括,再把它变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和现实是不对应的。它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精神世界,也叫心灵景观,是作家个人的心灵景观。
不放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
南方都市报:现在来说,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很少,为什么你一直坚持以短篇为主?
刘庆邦:最早是因为,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在煤炭报上班时没有时间写长篇,都用来写短篇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我喜欢短篇。我觉得短篇小说更贴近更纯粹的艺术。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刘庆邦:因为它体积小啊,容不得更多的人物,容不得很多的废话。它要求很精炼,文体结构很讲究,要有爆发力,文字要讲究,是更富有诗意、更富有技巧性的一种文体。我曾经说过,我对写小说有“三不放过”,不放过每一句话,不放过每一个字,不放过每一个标点。写短篇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挑战。我自己差不多写了一两百个短篇小说了,每写一篇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在笔记本上记着,反复想来想去,觉得成熟了才动笔写。要挑一个短篇的题材特别的难。不是说写熟了就容易了。每一次开始写的时候,我都想,这能不能写成一个完美的短篇呢?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什么才是完美的短篇?
刘庆邦:所谓完美的短篇,有各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支撑点,或者说叫小说的眼睛吧。在结构方面,能放得开,收得拢,说白了就是要有头有尾,是完整的小说,不是半拉子小说。短篇小说收尾要收得好,是一个升华,要是收不了尾,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小说,至少说不完美。同时短篇小说对语言也很讲究。通过语言的讲究,营造出一种小说的味道,小说里要包含作者自己的气质、灵气。我对语言的要求是“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三句之内须有灵语”。如果一个短篇,写了一段还没有属于作者自己的语言,就是灵动的飞扬的语言,我觉得就很不成功。短篇小说对语言强调到非常高的高度,除了每一个字都讲究,还有一个灵动飞扬的要求。好的短篇小说都有这样的气质,像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一看就是灵动飞扬,非常有味道。
南方都市报:目前国内好的短篇小说很缺乏,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刘庆邦:一个是好的短篇小说很难写,再一个是写短篇小说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差距太大。
南方都市报:不管从稿费考虑也好,从各个文学奖评奖的倾向考虑也好,写短篇小说似乎都不合算。
刘庆邦:对,对。写小说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是全身参与的一项活动,不仅是脑力劳动,各种感官都要参与,嗅觉、触觉、味觉,都要调动起来参与创造。写短篇小说也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工作。像我现在的状态,全职写作,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开始写,写一整天,每天都不停,一个星期下来可以写完一个万把字的短篇。你说,花那么大的精力写一个短篇,收入那么少,跟电视剧本什么的,根本不能比,人家干嘛费那个劲?除了对文学特别热爱的人之外,别的人是很难写好短篇小说的。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每年写多少个短篇?
刘庆邦:每年大约十四五个,在国内算是多的。我一直觉得自己写短篇写得不少,但后来我看契诃夫创作30多年里写了一千多个短篇,平均一年四五十个,真是不得了。所以我想,我还不能算多的。
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匡小敏
最后更新[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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