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过与谁之功？

——深度思考《伤仲永》和《孙权劝学》

                                                重庆外国语学校   王君

     除了传统的解读，总觉得《伤仲永》和《孙权劝学》还另有深意。

因为两个故事都和学习、教育有关，所以凭直觉，我把这两篇文章进行了整合教学。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并不新颖的问题引发了教学双方的探讨兴趣。

这个问题是：《伤仲永》的题目可不可以改成《方仲永》。《孙权劝学》的题目可不可以改成《吕蒙发愤》。

大家都说不可以改，“伤仲永”重心在“伤”，这个词语奠定了故事的情感基调。我追问，那是谁在“伤”呢？同学们说王安石。我问为何，同学们说作者是王安石啊。我继续追问故事还涉及到哪些人物？大家说有方仲永的父亲、秀才、乡人、王安石的舅舅等等。我问，为什么这些人不去“伤”呢？大家沉默。后来一个同学说，其实他们还是“伤”了的，舅舅家的人说方仲永“泯然众人矣”，这话挺沉重的，就是证明。但另一个同学不同意，他说这个句子结尾没有用感叹号，天知道说这话的人是感慨还是幸灾乐祸呢？大家沉默。

至于《孙权劝学》，同学们也一致认为不能改成《吕蒙发愤》。因为改了之后故事表达的重心就转移了，就不能凸现孙权的重要作用了。我追问，那大家的意思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孙权而不是吕蒙哟？如果这样，故事的后半部分为何又完全抛开孙权而重点写吕蒙呢？大家沉默。

于是我引导学生转移视线去探究方仲永和吕蒙周围的人——方仲永和吕蒙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两类主人公。与其说这两个故事是在写方仲永和吕蒙，不如说写的是造成仲永悲剧和成就了吕蒙进步的人。进一步说，从这两个故事的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沉重的现实。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对文化的畸形尊崇。农民的儿子方仲永因为年少就能“指物作诗”，于是迅速提升了他的家庭的社会地位。同乡们不仅“宾客其父”，甚至“以钱币乞之”。《孙权劝学》当中也是一样，听劝始学的吕蒙不仅被同事鲁肃热烈赞扬，而且离别之时还去“拜蒙母”，“结友而别”。可以这样说，吕蒙的读书大大提升了他在朋友心中的地位。这和乡人们对神童方仲永的态度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乡人们也好，吕蒙们也要，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劝学”，但这劝学的本质是什么呢？从文本的描述来看，当时的社会是重知识尊读书的。但是，这种尊崇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是功利的落后的市侩的。当读书有意无意地成为了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和台阶时，读书就并没有真正地体现它对于人的深层价值。但孙权不一样，他劝导吕蒙是非常高明的，他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不经意的两句话，却展现出了孙权超脱功利的对于读书的高境界的认识和体验。我一厢情愿地猜想，固执的吕蒙被打动之深，应该远远胜于后来鲁肃对他的赞美吧。《孙权劝学》之迷人以及题目中要以孙权作为主人公，我想，就来源于这段话中蕴藏的深刻理念：对读书的终极目的的思考。可惜，在中国社会，在大多数人眼里，读书直到现在也依旧不过是获取功名利禄的便捷手段，所以，中国社会的教育的境界是比较低的。
     吕蒙之“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孙权这一番明效读书大义之劝。但方仲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包围着他的充满着铜臭味儿的“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天才的悲惨命运。因为，他的父亲以及乡人们的行为折射出了一个落后的社会必然的短视的选择。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伤仲永》开篇就强调仲永家“世隶耕”，这仅仅是为表现仲永天才的智商作反衬吗？我想，这更暗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农村的教育极为落后，落后到了不是一代人不受教育，而是世世代代都无法受到教育。经济的落后制约了农民的意识。安于现状，以不合理的现状为合理，无心也无力反思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几千年来大部分农民的生存现状。而农民之上的其他社会阶层也对此见惯不惊以之为正常。其他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个人的悲哀。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父亲会“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我的学生是大都市的孩子，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义务教育制度法律化的社会，两相对比，他们认为仲永的父亲太不称职就是情理之中了。当代社会的众多贫困山区，就算农民们教育子女的意识有了，但是受经济条件限制，失学儿童的问题不是依旧还是严峻的社会问题吗？

学生们问，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人对方仲永伸出援助之手呢？他的父亲愚蠢就算了，那些有文化的秀才们，“邑人”当中的有文化有财力者，甚至包括王安石，为什么都眼睁睁地看着神童的父亲糟蹋自己的神童儿子呢？我实在很难回答学生的这个问题。个人觉悟往往受制于社会的整体觉悟。当整个社会都还处在懵懂不开化的状态中时，我们还能强求个人的觉悟到达什么高度吗？更何况，对一个国家而言，个人可能受到的关注程度实在是个人不可以抱希望的一个未知数，或者这样说，个人的命运在社会的发展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在传媒高度发达，老百姓的生活受到社会空前关注的今天尚且是如此，更不用说落后的农耕社会了。但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这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个健全的、文明的、发达的社会应该对人的发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安石“伤仲永”之“伤”的对象不仅仅是方仲永、也有愚蠢的仲永之父、麻木的仲永之乡人，以及这个无能为力的社会。甚至，也包括冷眼旁观但又回天无力的王安石自己。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仲永的“悲剧”可不可以避免？促成吕蒙“喜剧”的原因还有哪些？两个故事的诸多不同点中有一个不同特别需要重视：《伤仲永》的主人公是一个五岁的天才儿童，儿童本身一般无法对抗成人社会的引导以及施加的压力。而《孙权劝学》讲的是成人的故事，吕蒙自身的觉醒是他改变的关键因素。这些是不是可以启示我们：一个成熟的文明的社会应当对人的发展特别是儿童的成长担负重要的责任，而个体本人的意识觉醒也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原因呢？

（2007年5月7日星期一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