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华慈与余英时，人类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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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与余英时，人类良知
这篇文字，献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仙逝七年的美国犹太人本杰明·I.史华慈（1916－1999），一位获得2006年度“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华人余英时。
两位思想家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皆受教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其业师分别是美国中国学的第一代领军人物费正清，和中国史学一代宗师钱宾四、杨联陞；心灵上，两位有着暗通款曲的学术志向——对人类问题的“关切”，具体说，两位全身心投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史华慈将中国作为思考人类问题的坐标，余英时“关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皆典型的“中国中心观”。
人文学者林同奇先生谈到史华慈时，一语道破天机：“站在作为中国思想史专家的史华慈背后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史华慈。” Dr.Billington 在余英时获奖颁奖会上评价余，“The rare distinction of having been elected to full professorships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undoubtedly confirms the high esteem in which he is held. However, his actual scholarship is a much more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compared to his career successes.”（大意：比之专业领域罕有其匹的伟绩，余英时毕生为之献身的工作对我们有着更加难以估量的启迪。）
对于有心的中国读者来说，2006年，在世界范围的思想界，是史华慈年，也是余英时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致敬。
在我看来，两位哲人思想历程的展开，其源头并非一般的“问题意识”，而是林同奇先生概括史华慈思考动力时用的“关切”这个词汇。对问题的“关切”，理性中饱含感情，较之“关怀”来的可靠，比“关心”更多信念投入。“关切”是主动的，但又是平等的，甚至有着别人之所急的意味。史、余两位思想家一生的工作，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关切”带来的图景。
史华慈1916年出生在美国，长余英时14岁。史出生的时候，正值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读书的年代，美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步入学思殿堂的时候，耗尽西方文明成果的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余的早年，是建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欲奋发有为的时代，也是导致中国历史步出世界历史正轨的中日两国一步步接近战争、并最后兵戎相向的时代。余的早年，体会得到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兴起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包括决定命运的对日决战的无奈与悲壮。余中学接近毕业的时候，正是史华慈投费正清门下，中国的情况是国共和谈破裂，中华历史即将进入另一轮灾难的开始。余成年去国，1955年25岁抵达美国，就读哈佛。可以想见，余去途漫漫，回头最后的一瞥，决定了他毕生的志业方向；几乎就在同一个瞬间，史华慈受业师的启发，把全身心投入中国历史和历史中的思想家研究，毕其一生，无有回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易轨，给了两位思想家起步的理由和空间。看不到这一点，无从理解史华慈和余英时。所不同者，如上文提及，中国是史华慈思考人类问题的坐标，却是余英时所有关切的原点和归宿。
史华慈一生有五部著述问世。转译中文者三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6/江苏人民/刘东 主编）、《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同上/2004）和《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2006/人民大学/石仲泉 萧延中 主编）。其它两部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哈佛大学/1996）和《中国与其他》（哈佛大学/1996）。余英时著述之丰，十分罕见，多达三十余部，其中绝大部分已有中文简体字本出版（见附表）。史的三部中译作品，中文简体字本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寻求富强》。按严复的嫡亲叶文心教授的说法，史华慈的严复，缺少她记忆中的性情，这并不怪。正是在写完《毛的崛起》之后，史才觉得有必要研究严，他说，他并非想写一本严传，而是对严的关切（又是“关切－concern”！）和思想更感兴趣。最早问世的《毛的崛起》，中文简体字本出版最晚。在西方，史还是第一次将卢梭、孟子与毛拉到一起，试图勾勒一条线索，证明毛的政治实践中的道德倾向不仅有着东方源头，也有对启蒙时代思想、比如说卢梭的回应。也是为了圆满自己思考的逻辑，史在学术生涯后期回到更加悠远的中国古代，探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世界，试图进一步解释带入毛、严研究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林同齐先生把史式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以及由此牵扯出的对人类元问题的关切，称作“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今年12月中旬，云集许多世界级中国问题研究高手的会议，以纪念史华慈诞辰九十周年的名义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充满了对“史华慈式人文主义”的缅怀。同时三辉公司策划、新星出版社推出林同齐《人文寻求录》、《史华慈论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史华慈学谱》，隔行响应几代学人对伟大思想家的致敬，令人动容。
余英时获颁2006度“克鲁格奖”，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该奖的详细情况，可参阅近期若干媒体的报道。该奖地位相当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诺贝尔奖”，世所公认。如果该奖仅仅颁给学术上殊有成就的教授、专家，其影响力终归有限。余的获奖，正如上文提到，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研究给予世人的深刻启示。余英时已发表著述三十余部，几乎全部关涉中国，从古至今。《士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钱穆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等著述，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近年，上海、北京、广西三地的出版机构，集中出版他的各种作品，使我们有机会全面了解余英时的研究，或许从中可显现出一个“余英时式的人文主义”。我们以《方以智晚节考》为例：
自1971到1985年，余英时先生用十几年的时间，再三再四考证方以智（字密之）晚年形迹和死因，力排众说，得出密之死于江西境内的惶恐滩，是自裁而非其它。全书25字，并附数万字极重要的原始资料。其行文常给人以悲愤之感，然心迹亦昭昭然也。
方以智为明清易代时人，明代遗民。1611年，利玛窦去世的第二年，方以智诞生。甲申年（1644），闯王陷北京，崇祯帝死，明亡，密之时年33岁。此后为逃大顺政权和清政府的高官厚禄，从南到北，颠沛流离，一度在永历帝的小朝廷中做官，53岁披缁入庐陵县青原寺。1671年3月因涉案于泰和（一说吉州）被捕入狱，同年10月7日，在解往粤地、途经万安惶恐滩时（投水）自尽。明清易代，殉明事件无可胜数，而密之死于明亡后27年，即使是自裁，也只是千百殉难事件之余响，何故余英时先生如此用力考证其死因？1671－1971，发300年未发之覆？
很自然地，我们想到了陈寅恪师的《柳如是别传》。也很自然地，我们想到了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不止如此。史载，明成祖朱棣篡位时，密之先祖方伯通亦因不附，投望江而殁。在先，南宋抗金名将文天祥，于海丰兵败、被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曾留下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千古绝唱，四年后，在北京从容就义。在《王观堂挽词并序》中陈寅恪师曾说，当一种文化极衰而被此一文化所化之人，化之愈深而感之愈痛，“劫尽变穷”，“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陈师进一步发挥：“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关一朝一姓之兴亡。无独有偶，于增订版自序中余先生说：“密之死于病抑死于自沉，在彼个人生命史上固属大事，在文化史上则关系尤为重大。以明遗民而言，密之自沉惶恐滩乃一具有典型意义之事件，故于当时士大夫文化中之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仰，以致家族伦理皆一一有所昭示。”密之之死节考，考的不正是古人先贤之心曲、心迹，惟此心曲、心迹才是一种文化世代得以相传之真谛，而三百年后，此一灵魂已丧失殆尽？这又让我们想到阳明学兴起之背景。明代后期，世风愈下，士习日骞，阳明先生以为欲救时弊惟从匡正士习开始，遂发奋求道，成阳明之学。呜呼，三百年后，神州赤地何处见得思想者之拯世情怀？当此时，我们寻觅先贤遗迹，追忆先贤心曲，或可疗伤。
有些伟大的思想家，并不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无论东方的儒宗孔子还是西方大哲苏格拉底。孔子还开堂设讲，苏格拉底干脆把教坛搬到街头巷尾。但他们的遗泽，被及千秋万代。我猜想，史华慈和余英时，都是秉人类先哲之衣钵，又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开出一片广袤无垠的天地，他们的伟大心智的思想之果，不也是后辈学人求之不得的甘饴？人类良知，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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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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