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为什么在殿试时作弊？

　　多数人都是靠一个讯息的周边线索，来判断它的说服力和水平。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二十岁参加科举，殿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他在文章里引经据典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杀他有三个理由），尧曰宥之三（赦免他有三个理由），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并藉这两位名人的话来议论赏罚宽严的问题。发榜后高中榜眼（第二名。主考官欧阳修本想给第一名，但因怀疑那是他的好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嫌，而把卷子由第一名改为第二名）；考官之一的梅尧臣问他引用的典故出自何书，自己好像没读过。苏东坡竟然笑着回答那是他自己杜撰的，但他辩解说：「圣君一定会这样做这样说的，对不对？」

　　显然，苏东坡在年纪轻轻时不仅就艺高人胆大，而且还洞悉人性，知道将自己想说的话冠上「古圣先贤曰」，既可以增加那句话的份量，而且显示自己的博学，一举两得，作文得高分。当然，你可以说苏东坡这样做形同「作弊」，但谁叫欧阳修、梅尧臣这些考官要迷信古圣先贤、子曰诗云，而着了他的道儿？

　　不管是写文章或卖计算机，你都是在自我推销，都是想说服他人或社会喜欢、认可、支持你的见解、你推销的东西。一般说来，想要说服别人有两个途径：一是呈现东西实质内涵的中心途径，一是提供其它相关线索的周边途径。中心途径虽然较为实在，但因为它需要有较多的学识和经验去做判断、花较长的时间去理解，一般人往往没有那种能力和耐心，所以通常会先仰赖周边途径，譬如听一句话，先听是谁说的；看一篇文章，先看作者是谁，再决定要不要阅读、说得好不好，这就是周边途径。

　　一九五一年，心理学家霍夫兰等人做了一个实验：要一群美国民众阅读一篇探讨「核子潜艇」可行性的文章（当时还没有核子潜艇），有半数民众看到文章的署名作者是「欧本海默」（原子弹之父，在美国是鼎鼎大名的原子物理学家），另半数看到的署名作者是「真理报」（当时苏联的一份官方报纸）。文章内容完全一样，看到作者是「欧本海默」的读者，认为该篇文章讲得很有道理，他们被作者说服了；但看到作者是「真理报」的读者，却认为该篇文章大部分是胡扯，他们相当怀疑。

　　有人也许会说，因为大部分的民众不懂什么是核子潜艇，所以只能靠作者的名气和他们对作者的情绪来判断文章的水平甚至对错。其实，专业人士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报章杂志的编辑，对文章良窳的判断应该比较专业吧，但他们在看文章时，都还是先看作者是「何许人」。台湾文坛流传一个故事：文学大家梁实秋有次写了一篇文章，故意用个没人知道的笔名去投稿，结果立刻被报社主编退稿。

　　实验显示，除了「师出有名」（名人写的、伟人说的）外，文章的字数较多、附有统计数字、图表，也会被认为水平较高、较正确，但这些都只是表面或外围线索，跟文章的水平与可信度没有必然的关系，不过它们却是大多数人用来筛选文章（以便决定是否进一步阅读）、甚至判断文章良窳的「捷径」。

　　你会这样做，自然就有人会利用这点，大肆经营他的周边条件，而成为说服你，让你拍案叫好、感激涕零的「捷径」。苏东坡还没有名气时，会借助尧与皋陶来替自己撑腰；等他有名了，又有人借助他的名字来出书（譬如《艾子杂说》署名的作者就是苏轼，但一般认为那是伪作）。这种向名人「借光」的作法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难怪前一阵子「伪书」会大行其道，而且本本畅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