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经过20世纪的文学发展，人们对现代散文的文体特征已经形成了若干共识，那么言说和表达的个人性，应当是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点。在这方面，许多名家巨擘都留下了经典论述。譬如，朱自清在谈到自己写散文的经验时明言：“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冰心亦指出：散文创作应当“发挥个性， 表现自己”。巴金则承认：“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而郁达夫更是干脆将作家的个性，称之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

　　毫无疑问，现代散文对于个人性的张扬和强调，是紧密联系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并有机拍合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的。换句话说，这种张扬和强调能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获得广泛认同与持久响应，实在有着源于时代潮流的深层的必然性。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散文所推崇和倡扬的个人性概念并非自生于民族的肌体，而是舶来于西方，具体说是鲁迅等一批文化先驱，采之于从蒙田到厨川白村的一系列相关论述。而在西方，个人性概念自肇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贯穿整个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其内涵与外延固然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其整体的精神意旨，却始终深深植根于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崛起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趋势与大背景。当个人性作为一种被“拿来”的精神资源进入中国后，它虽然因为在整体上适应了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的需要而呈现出巨大的积极意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过于鲜明的异域印迹，也就必然要同中华民族的历史诉求与现实境遇产生矛盾和龃龉。如果说这种矛盾和龃龉在五四之初，曾经被“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热情和焦虑所遮蔽，那么，随着历史走向沉静和深入，它便日趋明显地暴露出来。反映到散文创作领域，至少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在早期的西方话语里，个人性的概念是中性的，其核心在于强调一个摆脱了神学奴役的赤裸裸的自然的儿子，一个真实的、不戴任何面具的自我。具体到散文创作中，就是要敢于大胆地袒露有关个人和人性的一切，用蒙田的话说便是：“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我底弱点和我底本来面目。”这里，真诚和真实是第一位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卢梭的《忏悔录》，何以会近乎自然主义地胪陈作者自己的种种丑行和劣迹。应当承认，这种以“真”为美的个人性，包含着西方世界对蒙昧的憎恶和对人性的宽容，符合那里的历史与伦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原样照搬到中国的散文里，则难免造成观念的冲突和意义的伤害。因为在国人的认知系统里，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鲁迅的“精神火光”，文学都是担负着使命的，是承载着艺术感召作用的，这决定了中国散文家的个人性写作，必须坚持真善美的统一，必须在真的基础上融入善和美的元素，而不能把真孤立地加以强调，尤其是不宜把作家个人经验的真实当作艺术存在的绝对理由，否则，不但散文的社会作用无从谈起，即使作家的人格质量也会受到怀疑。在这一点上，近年来，一些沉溺于个人琐碎欲望和无聊见闻，直至兜售种种隐私的散文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以警惕的教训。

　　其次，在现代西方话语中，个人性有时还同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立场密切相关，坚持个人性，就是坚持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性和独立性。将其机械绝对地移植于中国，同样只能是圆凿方枘。散文家的个人性理应包含民族启蒙、救亡和改造、提升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年的茅盾才大声疾呼：“我不相信小品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才毫不讳言自己所愿意的“遵命文学”。遗憾的是，不少作家和学者总是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喜欢置身于历史大潮之外，在作品里挥洒一些无关宏旨的小感触、小情调，以示超脱与清高，甚至不惜把“闲适”说成是现代散文的本质特征。此种选择表面看来似乎极具个人性，实际上不过是应验了哈维尔所言：“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即在肤浅而廉价的享乐中，自己把自己放逐于健全合理的现代生活之外。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中，所谓个人性，实际上是一个未完成的，需要进一步厘清、深化和限制、补充的概念。换句话说，在散文创作中，仅仅张扬和强调个人性是不够的，这里还必须具备有反向特质，起制衡作用的另一个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公众性。在我看来，散文作品只有在找到个人性的基础上再找到公众性，实现个人性与公众性的对接，它才能形成一种理想的富有张力的内在结构，即：个人性因公众性的在场而彰显博大和丰厚，公众性因个人性的撑持而走向生动和高蹈。而散文作品的个人性也只有在这时，才能够有效规避自身的种种偏执和极端，从而作为一面旗帜，真正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建设与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