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教育要素的最优组合——访上海东方世纪学校校长、原上海建平集团总校长冯恩洪 

  　11月初，记者再次见到冯恩洪的时候，他刚刚从河南、江苏考察回来。

　　“东部沿海某省的校园管理文化是上午6点起床，晚上10点晚自习结束。中原某省有过之而无不及，早上5点半起床，10点半自习结束。我在那些学校里看到的孩子不是活泼而充满朝气，而是一张张疲惫的脸和无神的眼光。”谈到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讲学、办学足迹踏遍全国的冯恩洪显然很有发言权。“这种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遍及全国的整体情况。在参加校长培训班的时候，我和他们谈论过这个问题，无论是来自内蒙的比较沉静的校长还是广东省比较活跃的校长，谈到中国教育的现状时都活跃不起来，大家都为一个问题所困惑，现状的令人不满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走不出来？”

　　冯恩洪说，这是他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亟待破解的一个难题。于是，在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素质教育大讨论的背景下，记者和冯恩洪的这次对话也就锁定了教育改革这个主题。

　　教育改革比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困难得多

　　“我要说，中国的教育改革要比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困难得多。”

　　这句话从一位资深教育改革者的口中说出，实在让人出乎意料。他解释道：“今年5月份，我到北京开会，看见马路旁的广告牌上写着‘隆重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时我特别有感慨：中国共产党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用8年的时间结束了一场人类的浩劫。第二天走进教育政策讨论会的会议室，气氛凝重，我当时想，从减负第一次提出到现在历时50多年，接近7个8年了，可负担还是没有减下来！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减负’，这要比战胜法西斯艰难得多。”

　　冯恩洪认为，教育改革所涉及改革和震动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比法西斯战争要困难也并不奇怪。但是，显然，中国对这一场深刻变革的准备不足。

　　教育有了新的历史使命：促进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和谐统一

　　首先是准备者不足。“我认为这样一场影响空前、深度和广度空前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只有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不行，需要更大的力量向前推进。”不过，冯恩洪认为 “现在机会来了”，本届政府的四大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切实改进和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说明本届政府非常重视教育。

　　二是思想准备不足，对于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很多人好像都没有弄清楚，或者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现在，我在各地都听到人们强调，我们这里每年有多少人考进了清华，多少考进了北大。这是值得庆贺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关心中国现在缺少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中国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靠外力推动。我们现有的教育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少有人顾及。”

　　“我们目前处在人口众多但人才缺少的时候，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成长环境、社会环境和学校的教育环境。因此我们应该考虑，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日光加灯光、时间加汗水’的拼搏的模型，能够造就我们需要的人才吗？”

　　“到底要不要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应该从国家利益的高度考虑。如果从局部利益考虑，我们这里升学率很高就行了；但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仅升学率高就不够，因为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

　　三是理论准备不足。冯恩洪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教育有了新的使命，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从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因为经济因素或者政治因素，一直是强调社会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不过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需要。中国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两者只能顾及其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两者可以兼容。我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比作两个圆，它们不是同心圆，但是这两个圆是交叉的，在今天的中国出现了共享共存的区间。昨天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现在应该审时度势，把过去不能做的一些事做起来。”

　　在冯恩洪看来，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的真谛或者说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和谐统一。

　　四是计划不足。有了目标有了理念，我们如何去实践？冯恩洪觉得，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方法。

　　学生不可能全面发展评价制度必须改革

　　在去年10月的第二届中国名校长峰会上，冯恩洪曾经讲过一个“老虎当校长”的故事：

　　作为百兽之王的老虎回顾前半生，喜忧参半：喜的是前半生生活得还像模像样，什么香的都吃过，什么辣的都喝过，好歹也是个王，而且不是一般的王，是百兽之王。忧的是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尊师重教，科教兴国，最受人尊敬的角色——校长他没当过。老虎决定后半辈子什么事都不做，就当校长。于是老虎投资办了一所民办学校——森林动物学校，并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立项批准。招生的时候，家长问老虎一个问题，把孩子交给你跟把孩子交给其他校长，哪儿不一样？老虎脱口而出一句话：我们要培养的是样样都会的动物！森林里也望子成龙，家长想，送到其他学校只会一两样，送到森林动物学校样样都会。所以森林动物学校第一年招生盛况空前。可惜，好景不常在，一个月以后，出现退学了。首先申请退学的是鸭子。鸭子退学的原因是：“我的腿又短又细，决定了我到水里行，我到岸上就不行。”老虎校长脸色严肃地要求：“到我这里，就让你水里行，陆地上也行。每天给我老老实实跑五公里。”鸭子说：“我不可能样样都会。我爸爸也没样样都会，他就会水里游，不也活得挺好、挺自在？”于是鸭子退学了。第二个退学的是兔子。兔子退学的原因是：“遗传基因决定一切，我一见到水，腿就抽筋。现在老虎逼着我游到河对岸，我还没游到河中央就会沉下去。命重要还是发展重要？没有了命，怎么可能样样都会呢？”于是兔子退学了。鹰是第三个退学的。鹰说：“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教育是全世界最僵化的：学会爬树对我有什么用？我张开翅膀就可以飞上去！”对于鹰的一飞上树，老虎脸色严峻地批评：“错了，动作不规范，重来！标准的上树动作应该是沿着树干爬上去。”鹰说：“爬着上树的应该是松鼠，哪是我鹰呀？”于是鹰退学了。由于森林里没有一个动物能样样都会，结果开学三个月以后，最后一只动物也退学了。森林动物学校黯然关门的时候，一个小报记者采访老虎，做名人专访，问他当了三个月的校长有何感受时，老虎一言以蔽之，说：“校长这个活，不是人干的！”

　　冯恩洪讲的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他的一个观点：“老虎的错误在于定错了教育目标。学校能培养出什么都会的学生吗？每个学生都能做到全面发展吗？应该尽量让每个学生实现其充分、和谐、自然、均衡的发展！”

　　之所以有这样“求全”的教育目标，缘于中国现行的评价制度。“中国的评价只承认人的语言智慧和逻辑智慧，不承认人的多元智慧，中国的评价是总分评价。我们评选三好学生，要求平均分不低于85分，我觉得这是机械地理解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应该具有包容性，不排除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中国的教育考试评价制约了中国教育的发展，高考制度改革必须要改，这是前提。”

　　虽然客观环境不尽人意，但是我们依然大有可为：寻找教育要素的最优组合

　　虽然，中国教育改革存在着先天不足，受到评价制度的制约，但是，冯恩洪认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不安分守己者”，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在探索着怎么去“为”，也摸索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带着上海建平中学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直到两年前学了EMBA，他才发现，除了生产过程和教育教学过程不同，企业和学校的目的不同（企业是利益最大化，学校是公益事业），教育在人财物管理上应该和企业一样。现代企业管理很重视的一点就是企业发展要素的组合，教育也有它的要素，教育要素包括教师、学生、教材、课程、管理制度和教育设备等，这几个要素怎么组合能最优化，是教育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冯恩洪的改革实践，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改变各种教育要素之间的组合。“在我做校长的18年中，我没有一天不在思考教育要素的组合，我不断改变原有的、现有的和约定俗成的组合。”

　　课程和时间组合：“圈养”出规范，“放养”出个性

　　两周前，在河南，一名校长要求冯恩洪指导他们进行改革。冯恩洪提出了一个建议：一周放养6个小时，这6个小时不再学文化课，可以搞体育活动、科技活动、艺术活动，等等。冯恩洪所谓的“放养”，就是指课外活动，而与之相对的是“圈养”，也就是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文化课。冯恩洪认为：“‘圈养’是需要的，没有‘圈养’就没有规范；只是‘圈养’又是不够的，因为‘圈养’出规范，‘放养’出个性。”那位校长想了半天还是觉得不行，他担心的是：“现在所有的时间都用上了，还只有这个成绩；如果再放掉6个小时，成绩就更差了。”

　　在冯恩洪看来，这位校长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如果你放了，分数会上去而不是下来。因为‘放养’解决了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状态问题，解决了老师和学生的感情问题。当这些教育要素被调动起来时，学生的学习热情就会被激发，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所以，我对那位校长说，有这么多好处，你还连6个小时都不肯放，如果说改革，首先就要从你这个校长换脑子开始。”

　　而早在20年前，冯恩洪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尝试。“1985年我刚接手建平中学时，接到高一举办数学竞赛的通知，就从班里挑选数学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临时培训一下参赛，竞赛结束后培训结束。1986年以后，我把下午3点钟以后的时间还给学生，课余生活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也就是‘放养’。到1988年，这个‘放养’的结果出来了。1988年之前的三年，建平学生在校外得奖人数一直在150多人次徘徊，1988年变成304人次，上了一个台阶。1989年我做了第二次改革，压缩知识类课程，放开科技艺术体育类的放养，每节课砍掉5分钟。这样一来，‘放养’的时间增加了。所以1992年，在招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校外竞赛获奖人次达到600多。”

　　校外得奖人次增加，高考升学率同样也是连年攀升，1992年，建平中学187名学生参加高考，考取了183个，其中考取重点大学的占70％，创造了建平中学49年历史上的新高。建平中学并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可他们的升学率却总是那么高。

　　冯恩洪总结道：“只是因为改变了组合。”

　　课程和学生的组合：给孩子选择，将会出现人才辈出的局面

　　在上海东方世纪学校，提供给高一学生的课表就有5张。第一张，每周有4节美术课，这适合那些强势智慧在空间视觉的孩子。第二张是给“海归”派孩子的，一周35节课，有17节课用英语授课，并把雅思课程引入课堂。第三张给那些逻辑智慧相对弱势的学生，物理化学一周只有三节，并且下降到常识水准——自然科学常识，列为考察项目，及格就行，不计入总分。第四张课表给逻辑智慧是强势的学生，史地生下降为社会科学常识，不计入总分。第五张课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课表，适用于那些不知道自己兴趣或者强势智慧是什么的学生。

　　冯恩洪的5张课表源于他的强势智慧发展理论：“我很赞成俄罗斯教育家提出的发现人的最近发展区，让每个学生在最近发展区里获得发展。”

　　“在中国的学校里，学生和课程的关系是服从的关系，全国的课程表是一模一样的，学生到学校里只能服从。服从得好就是好学生，哪里来的创新？所以我们的民族缺乏创新能力。”

　　“强势智慧的发展需要时间，需要空间，在校园里需要课程来提供保证。所有的学生用一套课表，是在泯灭人的强势智慧。根据多元智能理论，视觉空间智慧是强势智慧的，适合在美术领域有所发展，但是，现在高中三年的美术课一共才40节，而一个学美术的人，要想基本功到位就需要画300幅画，一幅画需要3个小时，这样就是900个小时。视觉空间是强势智慧的孩子，只能到课外寻找他的发展空间，而一生中生命力最旺盛、接受知识最有效的时间为什么不能给他？”

　　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设法改变原有的学生和课程组合。

　　在欧美一些国家，课程是全部开放让学生选择的，但是面对中国的考试制度，冯恩洪选择了折中的办法。“这充其量是改良，中国的考试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欧美那样实行彻底的学分制管理。但是，让学生不只是服从，既有服从的一面又有选择的一面是可能的。这可以使一些学生减少一些失败的苦痛，按照标准课程表我不行，按照特色课表我能行。”

　　这个组合方案得到了很多人的高度赞同，江苏大学有40多个教授子女慕名而来。

　　冯恩洪相信：“当我们给学生提供选择机会的时候，将会出现人才辈出的局面。”

　　学生和教法的组合：不能给学生一模一样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冯恩洪在各种场合屡次谈到这样一件事。他到美国去，一所中学的校长非常自豪地告诉他：“我们的学生来自42种不同的语言背景，我们能够让他们每个人都在这里获得发展。”

　　对此他非常有感触：“中国没有一所学校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但是，总是有老师在说因为学生差异太大没有办法教。中国的教育和发达国家相比，从观念上说，差异在于中国喜欢进入教育无差别境界。”

　　“中国教育的现状是学校挑选适合教育的学生，而不是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工作者都喜欢好学生。我说这是对的，但是不全面。优秀的学生是国家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教育工作者还要明白：科教兴国，一个学生也不能少。今天班级里多一个失败者，说不定将来社会上就会多一个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实际上适应差异的老师才是能力强的教师。我从事教育工作40年，我痛苦地承认，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是选择了三尺讲台，都要下定一个决心：终生面对差异。差异是挑战，是对我们教育能力管理能力的挑战，是机会。”

　　“学生差异大，都面对同一个目标没有办法教，但是如果都面对上一个目标，事情就好办了。从1989年开始，我的课堂就是一种教材三种进度，20％的同学瞄准150分，60％的人瞄准130分，20％的学生瞄准100分，最后每个人都提高到了一个高度。最后我的教学质量全都上去了。”冯恩洪说，这是学生和教法的组合。

　　教师和教师的组合：让教师群体面对学生群体

　　学生要扬长避短，冯恩洪认为，老师也应该如此。

　　“中国教师的特点是老师个体面对学生群体，而每个教师都是强势弱势的混合体，所以每个教师都是把强项弱项一块儿给学生。”

　　为了使每个教师都扬长避短，冯恩洪建立了教育教学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存放着评选出来的优秀教案，一个老师备课不需要从钻研教材开始，他可以调出现存的最好的档案，在此基础上再创造。如果你创造得好，也可以入选数据库。“教师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实现教育目的，而不是站在平地上。”这样，教师不在是以个体面对学生，而是教师群体面对学生群体。

　　而且，为了鼓励教师的积极性，年终考核指标要看你有多少教案入选学校的教育教学数据库，这个数字说明了一个老师对学校发展的贡献，从而决定他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

　　“这个数据库就像是一锅百年老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味道会越来越浓。”

　　给要素组合制度保障：不要一个好校长，要好的校园管理文化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句话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冯恩洪却对此颇有看法。　　　　“这是中国的现状，但是这应该是令人悲哀的现状，因为这说明中国没有校园管理文化。”他认为，中国的学校都是靠“人治”。需要找好人管学校，学校才有希望。“中国有40多万所中小学，要找40多万个好人谈何容易？”

　　于是，冯恩洪花了18个月的时间，将ISO9001引进了建平中学，建立校园管理文化。

　　“但是管理文化出来以后，我吃惊地发现，没有管理文化的时候，我是最高权威，有了管理文化，文化是最高权威。总是有老师提醒我，校长，按照管理手册，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发表意见，或者说，按照手册规定，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处理。原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婆婆，把自己管住了。”

　　但是这个时候，冯恩洪还是非常理智，没有因为自己的不习惯就违反管理文化。“我非常感谢老师的提醒，校长怎么可能一切都是对的呢？只有符合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要素组合全员全程质量保证体系标准的才是对的。接下来，我很强调过程，过程对结果错是对的，结果对过程错也是错的。我把过程凸显了。”

　　大概一个学期之后，冯恩洪慢慢地适应了，也感受到了管理标准体系的好处。“现在别人问我问题，我不会立即回答。我首先想，按照分级管理标准体系，这个问题应该属于那个部门管，我不要越权，按照管理流程最优化的文件规定，应该如何操作。现在我是建平集团的总校长，但是我不是管理所有的事，我是管人的，我只要管理这10个校长、书记就可以了。只要每周和他们个别谈半个小时，本周要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要做，谁来做，思路理清就行了。管理文化建设使我自己获得了解放。”

　　建平集团今天已经走出了“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阶段。建平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管理者，输送到集团的其他学校，形成了一个好的校园管理文化和一群好的管理干部影响一批好学校的局面。

　　 冯恩洪在教育改革的路上一路走来，做了许多别人不敢做也没有想过的事情，至今，我们也没有听说过有第二所学校能同时按5张课表上课，能够敢于“放养”学生的学校也还很少。回顾自己的教育改革生涯，冯恩洪说：“我做的很多事情很幸运，有惊无险，就是因为我站在了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交叉点上。”

信息来源：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