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蕾　发自广州
　　
　　赖梵耘是赖声川和丁乃竺的女儿，她住在台北近郊阳明山一个大房子里，熟悉的、陌生的叔叔阿姨出出进进，杨德昌也是其中一个：“我对杨叔叔印象特别深，他跟我爸爸很像，发型一样，也是戴着眼镜，也是个子很高。”
　　1990年，赖梵耘10岁，杨叔叔要她演男主角的妹妹，爸爸答应了，她没有试镜就直接去了。
　　“杨叔叔在地上贴一个胶带，跟我讲，你从这里开始走过去，讲话，再走到胶带那里停。我是小孩子，他讲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时张震好像才14岁吧，演他哥哥的人真的是他哥哥，演他爸爸的也真是他爸爸。我演张爸爸的女儿，就觉得好高兴，因为有一个好帅的爸爸。”赖梵耘的戏份不多，大部分时间她跟其他的小演员玩得很开心，她有几场睡觉的戏，都是清晨拍的，拍着拍着，她会真的睡着。
　　这部戏叫《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片长4个小时，讲述1950年代的台北，两个建中的学生，王茂和小四，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压抑、封闭。影片获得第2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最佳编剧奖；法国《电影手册》将其评选为年度十佳电影，理由是“可能是杨德昌最好的作品之一，描述青春激扬而又沮丧的生活，很写实”。
　　
　　牯岭街就是他家
　　大部分人都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看成杨德昌的自传。
　　“‘牯岭街’简直就是他家嘛：两个兄弟，一个很会念书的妹妹，爸爸曾经卷进政治迫害……”焦雄屏跟杨德昌一样，都是1981年从国外回到台湾开始做电影，被称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留洋派。那一年突然有很多新导演冒了出来。
　　“杨德昌的电影很能触及到外省第二代人的心情，他的‘牯岭街’也跟我非常像：公务员的后代，家里知识分子，住着独栋的日式房子，女儿很会念书，儿子非常会打架。”焦雄屏说。
　　1959年，杨德昌12岁，他的初一是在夜间部上的，成绩不好，跟老师关系也很冷漠———《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取材于他所在的台北市立建国高中一起真实的夜校情杀案，“小四”就是杨德昌自己。
　　“牯岭街”的制片人余为彦老早就认识杨德昌了，他们都有点台湾小太保的感觉，但又没加入帮派，“不是坏学生，也都不是好学生”。
　　杨德昌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念完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硕士之后，去了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他1981年回到台湾，在余为彦的电影《1905年的冬天》里，担任编剧、制片助理和演员，这时杨德昌已经34岁了。
　　父母想让杨德昌读电子，他不喜欢，但他非常尊重父母，当时电子在台湾很热门，“算是给了父母一个交待”，跟杨德昌同时出道的新导演张毅说。
　　1981年，34岁的新导演杨德昌被29岁的老演员张艾嘉看中，参加电视电影集《11个女人》的拍摄，第一次独立担任导演，拍了90分钟的《浮萍》。
　　1982年，台湾导演陶德辰提出四个年轻导演合拍小成本制作的想法，跟张毅、杨德昌、柯一正一起拍摄了《光阴的故事》。这是一部四段式的影片，被看成是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
　　两年后，赖声川和丁乃竺夫妇从美国回到台湾，看到《光阴的故事》，尤其欣赏杨德昌拍摄的《指望》，赖声川写了一篇影评，引发出一场笔战：赞成的人，觉得杨德昌突破了当时台湾绕来绕去谈恋爱的“三厅电影”(即饭厅、客厅、咖啡厅)；反对的人认为杨德昌的电影太概念化，跟台湾本土距离太远。
　　当时杨德昌已拍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独立长片：《海滩的一天》。
　　杨德昌渐渐成了赖家的常客，两人经常打街头篮球，以及探讨台湾本土电影，赖家的家具和女儿也都免费借给杨德昌拍戏。
　　当时圈子不大，文化人互相串门：丁乃竺去演过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侯孝贤也当过杨德昌的演员，在《青梅竹马》里担任男主角———女主角就是蔡琴。影片拍完，杨德昌和女主角结了婚。
　　他们的婚礼是在赖声川家里办的，赖家有一个很大的草地，他们很喜欢那个味道。参加婚礼的是一些很亲的朋友，“都没有喝醉，但是蛮开心的”，丁乃竺说，当天她最紧张，因为得劝说媒体不要报道。杨德昌不善于跟人交往，更不愿暴露自己的隐私———不幸的是，从他结婚那天开始，他的隐私就不断在媒体上被人评说、讨论，直到去世之后，媒体还是翻出了他跟蔡琴“十年无性婚姻”。
　　“十年无性婚姻”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事实上是八年，结婚前两年，两人还很恩爱。
　　“杨德昌说，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跟蔡琴的世界观都是不同的，惊觉的那天，他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直到杨德昌和彭铠立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丁乃竺才听到杨德昌亲口讲述这段感情，她说：“柠檬跟牛奶，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放在一起就会结块。”
　　“细数他一生共完成了八部电影，在我们生命联集的十年中，我竟见证了一半……”7月2日，蔡琴作为“杨德昌的前妻”，被媒体逼着发表公开信，“电话录音里数不清的媒体留言，都希望我回电……所有人却急着要一篇‘前妻的反应’……我怎么告诉外头，我都还来不及感受呢……直到一天将尽，从电视上，我已看过他那被重复了又重复的身影后，一阵强烈而尖锐的刺痛，才刺醒了我的感觉！”
　　2000年，35岁的彭铠立和53岁的杨德昌在美国结婚，彭铠立是台湾的钢琴家、时尚评论家，杨德昌的八部影片，她只见证了一部，就是《一一》———她为影片弹奏了《月光奏鸣曲》。
　　直到现在焦雄屏还记得1986年11月6日那个甜蜜的日子，侯孝贤、陈国富、赖声川、朱天文等53个文化人聚在杨德昌家里，签订了“台湾电影宣言”。签完宣言，蔡琴告诉大家，这天刚好也是杨德昌40岁的生日，大家开始起哄，焦雄屏说，不知道是谁，站在凳子上，俯拍了一张全家福，“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真的是拿命在创作
　　1986年签署的“台湾电影宣言”，对电影环境提出了三个怀疑：怀疑电影政策管理单位的立场；怀疑大众传媒的作用；怀疑评论体系的矛盾。
　　三个怀疑让新旧影评人打成一团，但“怀疑”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这一年台湾电影从先前年平均120部减到85部。
　　1989年台湾当局开始实行一年一度的“国片制作辅导金”。辅导金成为台湾电影“通过电影拓展国际空间”的买路钱，其投向严重向“艺术片”倾斜，鼓励台湾电影参加国际影展并获奖，而台湾本土的“商业电影”纷纷转投香港。台湾越来越没有商业影片。“宣言”成为台湾电影走向没落的标志。
　　当年签署宣言的导演们对电影的坚持，变成了迂腐的笑柄；媒体和影评人把责任往“艺术导演”身上推，侯孝贤也自嘲：“台湾电影就是我和杨德昌搞死的。”
　　“杨德昌在电影上有很多委屈，有一次他说，其实就是我们太在意电影了，希望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着行人，我就在想，你们究竟想看什么电影呢？他们可能不在乎，但是我们在乎。”丁乃竺说，杨德昌经常重复一句话：“我们真的是拿命在创作的人。”
　　第一次到杨德昌家，陈博文傻了眼：“他家里有整整一面墙，上面贴着‘牯岭街’所有人物的结构，男主角是谁，朋友是谁，爸爸跟谁有关系……每个人的故事、关系、结局都有很完整的交代。”
　　陈博文后来成了杨德昌的御用剪辑师，从“牯岭街”开始，到流产的《追风》。
　　“他绝对是整部戏的主宰，每个演员什么时候说什么，摄影机在什么位置，都掌握在他的手上。”陈博文对杨德昌充满了崇敬。
　　陈博文搜集了杨德昌的很多“笑话”，最典型的，是拍《一一》：有一场非常简单的戏，吴念真开着车带一家老小回家，不需要走位，也没有什么对白，很容易就拍好了。过了一阵，吴念真接到通知，要重拍这场戏，吴念真来到片场，扭头一看：老婆换人了。又过了一阵，吴念真又接到通知，还要重拍这场戏，扭头一看：女儿换人了。
　　“也许是他等得太久，他对电影迫切的感觉，比谁都更激烈，没有任何人可以拦在他跟电影前面的。”张毅说。
　　1996年，杨德昌拍出了《麻将》，一部诈骗四人组被黑帮绑架的闹剧，“用更加分裂的手法来批判台湾”。
　　当年1月到10月，全台湾只公映了11部本土电影，《麻将》是其中之一。但只有4家影院参加了放映，刚放映了几天就匆匆下画。
　　随后，《麻将》入选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杨德昌决定自己掏钱让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去柏林。陈博文非常不理解，当时杨德昌刚刚跟蔡琴离婚，经济状况很不好，请工作人员去柏林，至少要掏100多万台币，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让大家去柏林？
　　杨德昌告诉他：“台湾电影已经很没落了，怎么才能找回电影的尊严，让每个年轻人都有兴趣？只有你去到国际上大的电影节，感受那里的气氛，你才会知道，做电影是有希望的，做电影是有尊严的，我愿意花100多万，让年轻人去看看别人对电影的尊敬。”
　　过了4年，杨德昌才找到尊严。
　　杨德昌在为数不多的采访里提到《一一》，他说《一一》的概念15年前就有了，他希望写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爸爸、妈妈、少年、小朋友、奶奶组成一个立体的、有好多事情同时发生的故事”。
　　写剧本杨德昌只花了两个星期，拍出来却用了两年。
　　2000年，《一一》公映，获得第5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美国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电影、纽约影评人协会奖等一系列奖项。
　　《综艺》(Variety)的资深电影记者德瑞克·艾力评价这部长度近3个小时的电影：“观察细致，充满智慧，尤为难得的是，影片拍得非常精练。”
　　法国《电影手册》将其评选为当年十佳影片：“和很多先锋派影片不同，这部影片并不难懂，它的新锐之处在于一种精妙叙事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本身的繁复性，以及对细节的天才把握，这些有意味的细节使影片具有一种诗的力量……有评论家说《一一》反映了一个人从纯真，到怀疑再到睿智的过程，这恐怕也是杨德昌自己内心的一种写照。”
　　《一一》为杨德昌和台湾电影找回了尊严———只不过，到杨德昌去世为止，《一一》也没能获得在台湾公映的机会。
　　
　　全被动画绊住了
　　“《一一》拍完之后，他没有找任何题材拍电影，全被动画给绊住了。”陈博文说，自己再见到杨德昌时，杨德昌已经做了很多动画的成品。陈博文帮他剪了5到15分钟几个版本的《追风》———一个13岁小孩成长的故事，故事跟武侠和《清明上河图》有关。
　　杨德昌原本打算今年把《追风》拿到戛纳电影节找买家，年内公映的———事实上，《追风》应该在2005年就拍好并上映的。
　　《追风》的投资方是台湾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对投资有着严格的计划，对他们而言，杨德昌是一个没有动画片制作经验的“新人”，他们决定投资，前提是严格控制拍片时间和预算，希望3年内获取利润。
　　陈博文不止一次劝杨德昌，动画跟电影不同，改一个地方整张稿都要改，很花时间，“我跟他说你应该去做动画的监制，然后把时间花在电影上。他觉得动画还是他喜欢的东西。”
　　“《追风》基本上是一个投资人跟电影人无法沟通的结果。”张毅说，2005年，《追风》正式叫停。现在《追风》还剩了3个版本的预告片，杨德昌3年的工作，只剩下了不到20分钟的短片。
　　2000年，台湾电影人张毅、杨惠珊夫妇息影后，来到上海开办“琉璃工坊”，专心制作琉璃艺术品。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结肠癌的杨德昌，带着妻子和母亲来到上海，他跟也有心肌梗塞的张毅开始重温20年前的时光。
　　2003年，琉璃工坊动画小组准备作一个动画长片，《长江动物园》，张毅和余为彦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杨德昌。此时杨德昌的癌细胞已经转移。杨德昌每天的工作就是：化疗和画画。
　　杨德昌将对动画的感情全部投入在上面，他频繁往返于洛杉矶和上海，将《长江动物园》的故事演变成了更有故事感的《小朋友》。
　　“杨德昌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么潦倒，也不是什么逃债到美国的，他们住在美国的贝弗利山，也算是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张毅说。
　　彭铠立在杨德昌去世之后，整理和解释了杨德昌最后生命的历程：“2007年6月初，与张毅导演、杨惠姗小姐于洛杉矶家中落实电影大纲。即刻高能量地天天工作，电传草图。6月25日开始略显昏迷，仍紧握铅笔画簿，呈现的画已出现超现实的影像如众人抢搭火车之景。29日下午1时半于贝弗利山家中，于妻子相伴之下，安宁辞世。”
　　“画到最后杨德昌的疼痛已经非常剧烈，人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他还是在画：画了一大群中年人，手指着天空。彭铠立伏在耳边问他是什么意思，杨德昌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了，就只是在笑。”张毅说。
　　(风端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0年5月最后一部作品《一一》获戛纳大奖之后，杨德昌即被诊断出结肠癌。7月决定开刀，9月儿子出世……　本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