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　

　 2007-07-05 　

　　■　敬文东

　　公共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要不断生产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内涵，并将它贡献给人民，并使用这样的内涵批判那些否定之物——尽管这种知识归根到底是些关于缺陷和缺失的知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世世代代对它进行生产。

　　几年前，正是北京奇热难当的盛夏时分，我素来尊敬的前辈A女士居然纡尊降贵，驾车来到了我居住的南城，说是要和我一起喝茶聊天。南城历来是北京穷人的聚居地。A女士一下车就委婉地表示过她对南城的不喜欢，我抱歉地对她说，我也有志成为一个富人，但努力了多年也没有成功，住在这里，确实是没法子的事情。

　　在受宠若惊之余，也在较为漫长的交谈中，作为助兴的话题，学术界的不少明星都被我们提到了。其中有一位十几年来始终被我尊敬却又无缘谋面的前辈B也被我说了出来。A女士很高兴，因为她和B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让我有了找到组织的那种惊喜感觉。于是，很偶然但也很自然地，A女士告诉我，B先生有些不喜欢另一位我无缘拜见但也同样令我敬重的前辈C。见我诧异，刚喝了一口清茶的A女士解释说，B先生之所以对C先生稍存不屑，是因为B觉得C在深奥的专业研究之外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不仅会影响学术上的精进、专业上的突破，还有哗众取宠之嫌。A女士接着说，B先生还有一个只能在朋友齐集的酒桌上才愿意掏出来的猜测：很可能是因为C对深奥的专业研究力不从心了，才转而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指手画脚。

　　B、C两位先生都是典型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否则，某虽不敏，还犯不上十几年如一日地尊敬他们——但面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持的态度却迥然有别：B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学院知识分子，除了专业研究，大可以弃“杂七杂八的事情”于不顾，否则，就有不务正业之嫌；C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对生活世界上的“噬心主题”发表看法、表明立场。

　　A女士告诉我，B只想做个专业知识分子，C除此之外，还愿意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A那里，我才知道时下流行的词语中有一个叫做公共知识分子，而我以前一直将这种人暗暗称作“打抱不平者”。见我有些走神，A女士在喝茶的间隙，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当时是如何回答的，我已经忘记了，但我现在的看法是，鉴于今天早已是个专家的时代，我当然同意专业研究意义重大，何况专业研究还担负着生产知识的重任。但鉴于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太多让人不满意甚至愤怒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不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我不准备用那个江湖气太重的“打抱不平者”了)的所作所为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重大。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究竟有何用处？

　　为人民生产知识的义务

　　作为维系当下生活世界的主角，社会分工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不独物质生产领域内分工越来越细致，知识生产领域里的分工同样愈来愈倾向于精密。被现代人文学术推举出来的主角即现代分类学在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单就人文知识的生产来说，由于受制于分类学的权威，至少有两种知识生产的形式：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生产；公共领域里的知识生产。个中人士无不明白，前者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否则，结论就有可能建立在意气用事的沙滩上，后者则拼死维护事实和价值的和合，否则，那些冷血的知识根本就没有用处；前者强调知识本身的纯洁，后者则强调知识的有效与火热；前者是关于人类社会某一个特定部分的知识(比如关于语言和思维)，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知识(比如关于幸福、公正和正义)。专业知识能让我们像使用显微镜那样放大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细部，从而让我们更有效、更真切地认识我们自身；公共知识则能让我们随时随地明白幸福、公正、正义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让我们明白生活世界上有哪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始终在阻挠我们实现幸福、公正和正义，还能让我们知道，在面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如果一定要说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之间的联系，我愿意在此冒险下一个结论，并希望A、B、C三位前辈能够原谅：公共知识是对各种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是在利用专业知识看清社会细部的基础上对“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作的评判。如果说专业知识是理论，公共知识无疑是对理论的应用。求诸于经验和我们千疮百孔的常识，与其说公共知识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何以被阻挠、何以不能实现的知识。归根到底，公共知识只能是关于缺失和缺陷的知识。这是公共知识的最终尊严之所在。

　　多年来，我们(包括我甚至也包括A、B、C三位前辈)被告知，我们是由人民养大成人的。联想到父母的艰辛和劳累，联想到自己那些吃不饱肚子的悲惨年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种说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时间在翩翩流逝，愚钝如我者也渐渐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保证现代分类学及其功能得以成立的基础，始终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论以何种方式、由何种权力来进行再分配。即使把一切可以忍受和不可以忍受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计算在内，我等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安静地接受教育并最终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仅仅依靠父母的艰辛与劳作是不够的，还需仰仗他人的贡献——尽管有了他人的奉献并不能保证我们每天都能填饱肚子。而所谓他人，只要我们还心存感恩、知恩的念头和情怀，不过是长期以来惨遭妖魔化的人民。当然，除了少数有本事的人文知识分子，其他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被人民喂大，惟一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听上去这是个十分庸俗和搞笑的说法，但我坚决不会用引号把这句话给包裹起来。像B先生那样生产专业知识当然是服务，当然值得尊敬，像C先生那样生产公共知识肯定也算服务，应该得到同等的尊敬。归根到底，知识生产不过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义务，就像公务员领取俸禄就必须完成分内的差使一样，哪怕有时候是以装孙子的方式完成差使。很显然，即使按照公务员松松垮垮的工作条令，如果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生产出知识或者生产出了有害的知识，无疑是知识上的渎职和犯罪。因此，相对于广大的人民，人文知识分子，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公共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傲慢的资格和权力。

　　对成功哲学的批判

　　鉴于长期以来现代分类学的威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坚硬的事实，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只记住了专业知识生产，却忘记了公共知识的生产。更有甚者，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以为知识生产只是个人的事情——“学术研究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辞或一个煞有介事的毒誓，正好暴露了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深埋内心的自私念头。从数量上说，和蛰居书斋的专业知识分子相比，对“杂七杂八的事情”公开发表看法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或许是在全世界)差不多已经成为恐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C先生冒着遭受奚落的危险弃专业研究于不顾，实在是可贵之至。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那个酷暑的下午，在北京南城的某间茶楼，我用这个小意思赞扬过C先生，而且得到了A女士的首肯。

　　在此有必要重申一个常识：诸如C先生一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针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时，必须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现实的不美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预设。在这里，现实的不美好是绝对意义上的不美好。的确，正如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幸福、绝对公正和绝对正义(他们因此会问：追求一件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岂不荒唐？)，但我们肯定明白什么是不幸福、不公正和不正义。幸福、公正、正义等概念，必须要从否定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要不断生产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内涵，并将它贡献给人民，并使用这样的内涵批判那些否定之物——尽管这种知识归根到底是些关于缺陷和缺失的知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世世代代对它进行生产。也就是在这种性质的生产过程中，那些不美好的社会才有望得到一点一滴地进化；而这样的生产与进化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知识生产时，必须站在人民这边。这是理所当然的。站在人民这边，就是站在我们自己这边。这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公共的还是专业的——的绝对立场。相对于各种超常的力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弱者，都是失败者。有意思的是，经过许多知识分子的顽强努力，千百年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关于成功的哲学，但关于失败的哲学始终处于“尿道阻塞的丛林中”(沃尔科特语)。在成功哲学眼里，失败哲学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极端无聊的。成功哲学是强人的哲学，它和幸福、公正、正义无关，甚至从骨子里就是对幸福、公正、正义的坚决否定。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义务必须落实到对成功哲学的批判上。在今天，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许多惹人神伤、催人泪下、引人肝火燃烧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大大半来自成功哲学的教唆。在成功哲学的圣殿上，不成功是不被允许的；在成功哲学眼中，信奉失败哲学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被消灭、被淘汰的劣等人物；给这些人制造一些麻烦(这就是“杂七杂八的事情”的根本语义)，也就是成功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批判这种哲学的精神内涵，满怀激情地扫荡这种哲学的原始功能以及它制造出来的惨烈现实，维护失败者可以失败的权利，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因为他是人民喂大的。

　　◎敬文东，学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