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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过去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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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

过去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

 

 

  黄俊伟

 

  摘要:有学者认为近百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史可一分为二,大致是上半叶学习引进欧美,下半叶移植模仿原苏联。值得深思的是,这前后两种不同的学习模仿对象,也派生出两种不同的办学理念。前者强调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教授为中心;后者因大学体制等种种原因,出现了大学行政化,以行政人员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高校运作取舍的根本价值标准。本文在比较中国近百年高等教育前后办学思想差异的基础上,认为高校目前尽管已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仍未触及体制上的根本,大学教育行政化的现象还较严重,这是妨碍我国建立现代大学理念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大学;教授;行政化;大学理念

 

  大约三四年前,记得于某大报上看到一则令我震惊难受的“新闻”,国外一家教育评估机构评选亚洲百所名牌大学,中国大陆的高校竟无一所排在前20名之内。这里姑且不论这种评估的标准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或曰评估者是否对中国存有偏见,但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与现代大学理念存在体制或结构上的冲突,导致高校出现诸多堪忧的问题甚至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1901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高等教育,虽然起步较晚,然教育学者们大都承认,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而且很快就能和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大学接轨,如1928年正式成立的清华大学,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大学教育的遗产最具现代性。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以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崛起了一批世界名牌大学,如北大、南开、交通大学和光华大学等。但我们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教育办学理念,恰恰是以抛弃这笔教育遗产为基本思路的,直到现在我们在大学办学理念方面,似乎还是不愿认同这笔距现在并不遥远的宝贵教育遗产。

 

  一

 

 

  探究中国大学开办之初就呈现出一派生机的原因,应当归功于上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虽是在封闭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上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肯定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大转变职责的人,却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像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镛和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批前辈在最初睁眼看世界大学教育的时候,就准确地把握住了大学教育的主旨,换言之,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同并接受了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叶恭绰先生做交通大学校长时,一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可以较全面地领悟他对大学理念内涵的理解。他说:“君皆学问之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力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期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习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以科举之制为其进阶。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欲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开。”他还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恶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遐庵汇稿》第345346页,1930年版)从叶恭绰的这些话语里,可以大致了解上世纪初我们那些办大学教育的先辈之眼光。

 

 

  二

 

 

  如前述,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时间虽较晚,但由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能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故一开办就具有很高的起点。归其成功的要素,可将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的理念总结归纳为三句话,即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也是现代大学生存的基本要素。缺乏这些基本要素,大学教育的本质就会出现异化。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地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原因是大学里的那些教授不买这个帐。举两个例子,一是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20008期《读书》第37页)另一例是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强化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加入国民党。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学生肯定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当这个院长!”(林元《碎布集》第4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当时多数教授对从政为官也都持淡然漠视的态度。可以这样说,做“一等人才或二等人才”,不做“三等人才”,在当时的大学教授心里,是一种具有共性特征的理念。

 

  当然,说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并不是说大学运作可以完全不依行政,政府对大学具有管理的职能,但政府不能因具有管理的权力而任意干涉大学的行政和学术研究,大学也不能为迎合政府的态度而对之百依百顺。其实,大学与政府的这种关系,早已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常识,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东西方大学概莫能外。早在1929年,夏承枫先生在中央大学讲授教育行政时就已经接纳了这种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他在《现代教育行政》一书中说:“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使集权的法国,近年也取消了高等视察员,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大学可以并存。大学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现代教育行政》第386页,中华书局1932年版)显然与这种理念具有很高的认可度有关,过去大学每做一件事,都要首先考虑教师们的态度,看看能否过他们这一关,若他们不同意,事情、尤其是大事是做不成的。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有教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师而不是依赖行政人员生存的。

  过去大学教授在学校地位之高、权力之大是我们今日大学教授难以想象的。仍以西南联大为例,教授们如果对上边的命令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说明当时的大学教授具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1939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有些规定却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大学师生的思想自由,如当时颁布的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学生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就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610,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统一课程教材和统一学生考核办法等“红头文件”据理抗驳,要求教育主管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庆幸那时教育部管事的也懂得是先有大学教师才有大学这个道理,故并不一味强求“保持一致”,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不轻易动用行政手段来维护“领导”的权威。这就是学术独立和教师治校所体现出的大学理念之精神。

 

 

 

 

 

  中国是一个重传统的国家,但在对待自己的教育传统,尤其是对待上世纪前50年已形成的良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却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50年代奠基的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就一定程度偏离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现代大学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其突出显现的症结是,教育行政化,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的延伸。主要特征是: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队伍是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按权力框架编排在不同的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是大学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无疑,抛弃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以行政权力手段管理大学教育,已对大学教育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

 

 

  1主体倒错。大学的主体本应是教学和科研人员,行政人员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现行体制却反宾为主,官员和准官员是主体,他们是支配学校的核心,并依据权力意志指挥、编排教学科研人员。教学科研人员相当程度上成为行政人员的“螺丝钉”,某种程度上成为被动执行行政命令的工具,在既无压力、也无动力的环境中应付差事,缺乏主人翁意识。当然,行政人员人中不乏学术精英,特别是主要领导和一些纯教学科研部门的负责人,往往都是学科带头人,但由于整个高校体制行政化,这些人员也渐渐行政化、官员化起来。他们一般不是作为学科带头人而是作为官员在发号施令。

 

 

  与“主体倒错”相对应的是日益膨胀的庞大机构。许多大学机关动辄几十个部处级单位,有人戏称,眼下大学如果要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享受某级待遇”的各级官员恐怕会占据礼堂的大半壁江山。以国内某知名大学为例,该校共有3000名教职员工,然行政及教辅人员竟高达2000余人(《中国高校官满为患》新华文摘19993期)。编制庞大,机构臃肿,层次过多,分工过细,环节过繁,必然影响大学行政的办事效率和工作质量。在一些高校,“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及拖拉作风、推诿扯皮、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文山会海,等等衙门才特有的“习气”,在大学竟然也“蔚然成风”。

 

 

  2价值系统倒错。价值系统倒错的突出表现是:大学教师的行为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这样,大学教育就变味走调了,学校做了大量于教学科研无实际意义的事;踏踏实实搞教学和学术研究带来的利益往往赶不上官场逢迎带来的利益。诚然,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和科研取得成就的人被委以重任,似乎是看重他们的学术价值,但若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这恰恰是知识不被重视的证明。正因为从事纯教学或纯科研的人价值不被承认,所以才把他们拿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换言之,如果教学或科研成果真有价值,应该鼓励其继续努力,又何必非要把他们弄到行政系统中沾别人的光呢?一些在学术上极富才干、潜力的人,为摆脱清贫和受冷落的窘况,为享受“某级待遇”,只得调整思路跻身于官场,把本应放在学术方面的精力耗散在官场的逢迎和吹拍中,是为学术的悲哀,大学的悲哀。

 

 

  3机构恶性膨胀,教育资源惊人浪费。由于教育资源是按权力位格分配,使得一些人的主要精力不是作扎实的教学和科研,而是忙于作升格运动。近一段时间部分大学纷纷将原有的系升格为学院,此项改革引起许多教师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图虚名,不干实事,其结果必然是促使本已相当庞大的行政体系机构进一步恶性膨胀。系升格为学院后,学院之下又设有系,这些系实际是原来的一些专业。这样改革后,有的系非常小。某大学文学院新设的艺术性只有一名教师,其实是块空牌子(《中国高校官满为患》新华文摘19993期)。真要命的是不少系升学院后,行政人员也随之增加甚至成倍增加,一些人为了机遇、特权、物质利益等,跻身行政系统,使行政系统人满为患。有些新升格的学院,行政人员总数虽没有增加,但是干部的级别却提高了,称谓也比以前好听了,如以前称系主任为主任,现在得改称为院长。在这种称谓变化的背后,深刻折射出中国大学现在流行的时髦“官(观)念”,“官本位”意识已深入人心了。

 

 

 

 

 

  教育行政化也使得高校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用于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事务,有限的经费耗散在毫无知识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与科研价值的行政、准行政行为;由于按行政构架编制单位和人员的计划经济体制,学校的资料、经费、仪器设备等往往被条块分割,形成部门间的阻滞和封闭,资源利用率极低。北师大党委书记袁贵仁说:“在高校,管理上还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校、院、系搞小而全,万事不求人,浪费严重。比如设备,系系有复印机,为什么学校不能搞个复印中心?又如资料室,系系都有,还得设几个编制,配几个人;重复订报刊,有限的教育经费重复浪费,实在可惜。”

 

 

  四

 

 

  大学教育行政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弊端,已使中国的大学因缺乏现代大学理念而出现危机。即使当前的改革也没有对现代大学理念所必须具备的目标、主体、价值等重大问题进行准确的定位。而这种定位,至少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改变大学行政化现象,正视大学教育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党派观点纷争的独立性,使大学能根据现代大学理念的题中之义独立自主地发展。因为,教学和研究是高度自由的探索性劳动,自主、自由是它的生命。故此,大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让其从内外权力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主管部门则主要以法律监督、信息指导等相对宽松超脱的方式对高校进行宏观调节,努力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2恢复教师的主体地位,教师和科研人员应成为大学的真正主人。这就要求改变学术带头人官员化,官员“学术化”的倾向;改变以行政标准、长官意志代替学术标准的现象,使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能全身心地投入学问而不动辄就轻易萌生“官念”。

 

 

  3重新恢复确立独立的教育价值观。大学教育应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其价值确立的核心是大学教育本身。这种价值是知识价值、科学(学术)价值、教育价值、人才价值、社会价值的整合。用这种价值标准评价人的行为,从而对单位和个人进行肯定和否定。

 

 

 

  分析中国近百年的大学教育史,不难发现我们本来已经在前50年就消化并吸收了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然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又对这笔宝贵的遗产采取了简单的排斥态度,代之一套与大学理念相悖的东西,以致眼下一些学者们还在探讨前辈早已解决的何谓大学理念这一不是问题的“问题”。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当前大学改革的关键或许还不取决于大学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一角度观察,在中国的大学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理念,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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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

 

 

  一、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及大学理念

 

  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主要以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其它大学的建立时间大体在这前后。(谢泳《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见**主编《大学之道》第167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上海)当时中国大学的主要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形式。

 

  国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省立大学和市立大学,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教会大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唐钺等主编《教育大辞书》第509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2月,上海)1929年7月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当时这三种大学的实际地位虽然稍有差异,但在法定地位上是平等的,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

 

 

  本文讨论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指国立大学的校长,不包括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校长,也不包括中国噢噢党在延安及其控制区建立的大学及它的校长。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从法律制度上观察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它官职。”从后来国立大学校长的实际操作观察,早期成为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等。私立大学的校长大体也不例外,如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比较顺利。它有两个特点:1、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有世界眼光,如蔡元培和蒋梦麟。2、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蔡元培、蒋梦麟都做过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

 

 

  早期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模式来自欧美,越往后受美国教育制度影响越重。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究中西比较教育制度的常导之认为,英美两国倾向地方分权,其学校制度上容许较多的回旋余地,其它各国均倾向中央集权,全部学制皆出于最高行政机关的一贯规则。常导之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唯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常导之《各国教育制度》下册第402页,中华书局印行,1937年7月,上海)

 

  常导之最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法国教育权集中于中央,国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英美各国大学多私立,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的行政权集中于大学的评议会,校长由评议会选举。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大体源于这三种模式的综合影响。一般说来,校长由政府任命,但权力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特别以国立清华大学最具代表性。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完成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比较早地接受了大学独立的思想,他们并没有因为校长是政府任命、国立大学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这一现代大学理念的接受。1919年6月,蔡元培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时曾说:“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杭州)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已完全确立了现代大学校长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国立大学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为天经地义,而政府不能以大学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就对大学事务随意干涉。这一认识已成为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共识,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功主要得之于这一理念的形成和落实。傅斯年曾多次讲过,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立教育经费之独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保障他们的地位。(《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1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长沙)

 

  中国早期研究教育行政的夏承枫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他还说:“迄至目前,一般资助大学者,尚无以赠与金钱为取得控制权之手段者。在国家方面今日对于大学所付与之拨款,多于战前十培,然始终完全承认允许大学自由之必要。然而英人一般认为此中伏有危机,并以为大学之自由苟以任何形式被侵害时,皆当警戒并竭力反抗云。”(夏承枫《现代教育行政》第89页,中华书局印行,1933年9月,上海)1946年1月,周鲠生给胡适的信中曾忆及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他说:“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88页,中华书局,1983年4月,香港)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有控制国立大学的意图,但常常受到教授的抵制。抗战爆发后,中国各主要大学撤退西南,正是靠了几位国立大学校长的努力,才保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虽然从此以后中国国立大学的学风受到一些影响,但大体没有变坏。周鲠生在同一信里还表达了他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看法,他认为192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最令他怀念,以后就有官僚化甚至衙门化的倾向。

 

 

  由于比较强烈意识到国立大学校长在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挡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17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杭州)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69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年10月,合肥)1945年,蒋梦麟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朱家骅和傅斯年就劝他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页,中华书局,1983年4月,香港)

 

1912年4月,蔡元培邀请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时就说过:“教育应当是立在政潮外边的。”(《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杭州)1949年以前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观念中,公开的政党活动在大学里通常不被认可。无论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党派背景并不是国立大学校长来源的必备条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日记选》第17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北京)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时曾有一个“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

 

  “展览说明书”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说明》,1948年12月,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北平):

 

 

  “洎自民国五年蔡孓民先生长校,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聘请各派著名学者来校,奠定学术自由研究自由之宏模,促成新文化运动之勃兴。一时众说争鸣风气大开,始成大学之所以为大。其时,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首先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与新青年。其后李大钊先生主持本校图书馆,汇求社会主义文献甚力。旋招军阀之摧残,先生竟以身殉。本大学优良之传统横告灭绝者经年。民十八年冬,本校社会科学院设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学。二十年,蒋梦麟校长返校,胡适,刘树桤,周炳琳三先生分长文理法学院,去旧布新,步入校史之复兴时期。本院遂请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许德衍先生讲授社会制度研究(内容略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赵乃抟先生讲授社会主义(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它社会主义等),秦瓒先生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卢郁文先生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文献之汇求遂为法政经济纪录室工作之一。抗战军兴,该室所在之红楼为敌寇宪兵队侵占,是项文献,胥告劫散。学校南迁之后,赵乃抟先生继续讲授社会主义于西南联合大学。胜利复员以还,复得许德衍先生讲授社会制度,吴恩裕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振汉先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内容分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制度),吴惟城先生讲授苏联政府。至于社会主义文献之采录,前由经济学系自总图书馆书库检出敌伪时期毁去目录卡片并加禁阅之劫余旧藏西文书籍,复自教育部平津区办事处收回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劫持并列为禁书之本校藏书,旋由方经恢复之法政经济纪录室于接收伪新民学院等敌伪机关图书资料中备加搜罗,为数遂大有可观。其中尤以伪新民学院劫掠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藏书中最众,其书目卡片具遭毁弃,书籍藏诸密室,并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记,以事禁阅。年来积极从事极端繁重之整旧工作之结果,十年禁书卒得重见天日。同时,增新工作亦在极端困难之条件下积极进行。兹值五十周年校庆,特选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之一部,都一千余册,以供展览,并资庆祝。”

 

 

 

 

 

  由此看出当时中国国立大学的大概情况。1949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主要活动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越往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控制意图越明显,但因为国立大学校长通常由具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士担任,所以在政府和国立大学校长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合作但更有独立的关系,政府对国立大学校长的干涉并不严重。

 

 

  二、国立大学校长与学潮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时代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在动荡的时代里,政府和大学可以说是天敌,因为有大学就有学潮。1949年前的中国学潮,从“五•四”到“三•一八”,从“一二•九”到“一二•一”,越往后学潮发生的原因越简单,明显特点是党派介入不断加深。学潮是国立大学校长和政府之间最矛盾的事。既要保护学生,又要对政府负责,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是很难的,但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表现杰出,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任命就对政府惟命是从,而是在保护学生的首要前提下,调适自己与政府的关系。

 

 

  有大学就有学潮。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很少不曾遇到过学潮的,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平息过学潮的国立大学校长,不能说是真正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的社会声望常常是在学潮中确立的。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对待学潮。蔡元培说过:“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劝阻他们了。他们因激愤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杭州)这是蔡元培对学潮的基本态度,大体代表了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对学潮的一般认识。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也非常有独立性。四十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的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0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2月,长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在对待学生这一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些大学校长在政治上不完全一致,但在对学生上,无论是一般的罢课还是大规模的学潮,无论学生是出于什幺动机,有什幺背景,国立大学校长总是以保护学生为自己的职责,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学生比政府重要。

 

 

  国立大学校长知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国立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这是国立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前,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这三位是著名的红色教授。但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最后使三位教授获得释放。在教授和学生受到威胁时,国立大学校长是受害者和政府之间非常重要的调节因素,他们的选择非常重要。

 

 

  三、国立大学校长的时代环境

 

 

  从国立北京大学最重要的几位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代理)的思想观察,其自由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中国知识分子较看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也与这个知识背景相关。晚清历史处境中的国立大学校长,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作用的。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仕途与学术大体并不冲突,一般读书人进退余地很大。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的转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人物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共同进行政治活动的,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发生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当时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了空间。如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的合法性,从法理上保障了民间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选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国立大学校长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

 

  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国立大学的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曾引起很大反响,社会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信,表达对他的信任。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这说明政府认同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96页,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可以理解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平衡的。从严复、蔡元培经蒋梦麟到胡适,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主要国立大学校长基本到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1949之际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政权转换,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

 

 

  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与新政府之间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了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1949年以后,政权更迭时在政治、经济、外交、司法、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保留,使得国家和社会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整个社会生活失去了活力。

 

 

  作者:谢泳2004年3月19日于太原

 

 

 

 

 

  

 


最后更新[200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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