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说还休话乡愁　

　 2007-08-16 《南方都市报》　

　　■李清明　　

　　面对故乡我总有一种复杂而又难舍的情感。掐指一算，从十七岁离开故乡，至今已近三十个年头了。有时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岁月长河的浪花为什么没能湮没我那年少的记忆，时光的流失又为何未能让我淡忘那份对故乡浓浓的思念？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故乡的思念却愈发日久弥坚。

　　我思念故乡的山水，思念故乡的亲人故友，思念水乡的渔歌，思念虽然贫穷但却十分欢欣和充满童趣的少年时光……乃至于，只要不经意间闻到一股家乡特有的辣椒味，我就会不由自主地频吞口水。由此说明了一点就是，一个人年少的记忆和喜好是非常深刻的，它决不会随着年岁的增长，乃至于金钱的多寡、地位的升迁而遗忘。

　　而平日，既使刚领略完都市的繁华和热闹，却总是顿生一种惘然所失之感。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孤独和寂寞。所以，每有空闲，我总想回到故乡，想去寻找梦中遗失的家园，寻找丝丝能给予灵魂的抚慰和寄托。为此，只要我动了回故乡的念头，临行的前一夜，我总要失眠，有渴望、有激动、更有无法遏制的怀念……然而，现实的乡愁有时比心灵的乡愁更甚，竟成了我心头一阵又一阵隐隐的痛。

　　当乡愁面对现实

　　记得那是1998年的夏天，家乡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将早就摇摇欲坠、年久失修的村办小学变成了一片废墟，学生们只好寄住在学校附近的村民家上课。闻讯后，我对学校的重建表示了特有关注。不久，我就收到了村委会寄给我有关学校重建的挂号信，信中附了一份建校的费用预算单，总造价要三十六万多元。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预算偏高，学校总共才两层楼，建筑面积也才一千多平方米，在老家那个地方再怎么建，也是不需要那么多钱的。果然，公司工程部的工程师核算后告诉我，预算里的建材费和人工费等等比广州都高。加之，那时我刚下海不久，积蓄也十分有限。于是我便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来，村里在等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还是赈款将学校建起来了，一结算总共才花去十七万多元。尽管后来我应承了全部的建校费用，并追加了一些加建学校篮球场、围墙等配套设施的钱，但村干部的所作所为多少还是给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些阴影。

　　不久，我见村里几十位“五保户”和孤寡老人生活困难，每年过年时我都会给每家一百至两百元不等的压岁钱。开始，我也是叫村里代发。因有建学校的经验，于是我便多了一些心眼，在给钱时，特意多加了四份，并说明这四份是给四位村干部的辛苦钱。言下之意，是想叫干部们将助困款足额发放下去。后来父亲在给我来信时却反映，贫苦老人们说钱是收到了，但不知是谁给的。原来，村干部在送钱时将我给的和上级政府的困难补助捆绑在一起下发了。见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打这以后，再给压岁钱时，我总是叫读大学的侄儿按我开列的名单挨家挨户送到位。对此，不由让我想起同样发生在家乡不远的一个村庄选举村长的故事。

　　该村有位做了许多年的村长，因觉悟不高私心较重，村民总是怀疑他贪污了大伙的血汉钱。因为，当村民们还是户户家徒四壁，解决温饱尚有困难时，这位村长家却早已盖起了只有城里人才住得起的三层小洋楼。于是，有些村民们便不断地将对村长的意见反映到了乡政府。后来，换届选举时，政府便干预将村长选了下来。但当真的将村长拉下马时，大部分村民却不干了。他们说：我们好不容易勒紧裤带养肥了一个，你把他选下来，我们岂不是又要重新催肥一个？这样受苦的岂不还是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村民们也有他们的无奈和思维：我们控告村长，只是想叫政府批评和监督他；反正这种事在农村见多了，与其重推，还不如维持现状更为合算。

　　世俗如此，我心依旧。去年我见老家的村里的道路坑凹不平，十分难行。于是，我又动员一直带在我身边做企业的弟弟捐资三十多万元将村里的道路修整一下。当时，我正出差在外，结果毫无经验的弟弟背着一大捆现金一次性交给了村干部。也许是机会难得，也许是私心难耐，反正干部们把本应由村民们参与出工出力，将有限的资金修更好更多道路的公益性行为，演变成了一次纯粹意义上的承包性工程。修路工程包给了村干部的亲戚，有预算，肯定就少不了利润。这样一来，村里的道路倒是修了一些，但矛盾却引发了不少。村民们不满意，弟弟不满意，干部们有委屈，工程队钱赚少了也恼火……后面还将“口舌官司”打到早已搬至县城安享晚年的我父母亲那里。事情过去了好久，连我偶尔回到故乡，村民一提到这事，还在牢骚满腹、喋喋不休。本来一件好事，结果却让大家都不开心。

　　同样，在城市的老乡偶聚一堂也会聊些家乡的人和事。但每每总是说欢喜的少，谈忧伤的多；议高兴的少，发泄不满的多。一位在深圳做律师的朋友，这几年业务不错，今年春节衣锦还乡回到故乡。他先是花去几千元钱，杀了五头肥猪宴请全村一千多人吃饭。结果就有许多年纪与他相仿的村民在饭桌上窃窃私语。说他摆阔，还陈芝麻烂谷子地说起了他年少时在家乡的种种不是。更有甚者，就在律师宴请完村民返回的路上，几个青皮后生还在他的必经之路上挖了一个大坑，扬言不给钱就不让车过去，云云。气得这位老乡差点当场晕倒，且发誓再也不回故乡……

　　给真实的故乡多些理解

　　不久前，我见父母在县城居住的房子采光不好，老人没有一个自由活动场所。加之，自己也思乡心切，想时不时亲近故乡的山水，于是斥不菲之资在县城附近购买了二十亩土地，建了一个休闲庄园。修路时，挖土机不小心将门前的供水管挖断了。结果泄漏的自来水将下坡一户居民的水井淹没了。按理，我们只要给灌满的废水的水井抽干消毒，陪几句小心即可，但得理的居民家却不依不饶，硬是要死要活提出：清理不行，重挖的水井也不行，非要给他家单独拉一根供水管，由自来水公司给他家开户，改供自来水。

　　此事不由又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同样发生在邻居身上的一件事。那次是我从部队回乡带小弟出来当兵。当时，经我多方周旋，好不容易将小弟当兵的手续办好，结果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平日里关系不错的邻居硬是连夜跑到乡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告了小弟一状，想让他政审不合格，坏他当兵的好事。后来派出所的民警在与邻居沟通时，才发现其实邻居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家日子过得不好，你家也别想好；你家好了，将来要欺负我家咋办？所以，与其不好，还不如让大家都不好，以求心理平衡。

　　还有一种心态就是：如今世道不公，无论是自己谋生，还是小孩入学，找工作等等找公家人办事，看惯了白眼，受尽了委屈，如今好不容易让“强势人家”有事找我，我不趁机敲一笔，心理难平。说到底，还是狭隘的小农意识作怪，是其道义观、是非观等心理的缺失。其结果，就演变成了恶性循环。

　　这里，不由使我想起一位哲人说过的一段话：中国的农民富有非常明显的两重性，即：善良时非常善良，凶残时则非常凶残；纯真时纯真得可爱，狡猾时却狡猾得恼火；刚烈时宁折不弯，软弱时提都提不起……也许，这就是中国农村和农民心态的真实写照。你不了解这些，也许你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和走近他们。

　　当然，现实中故乡的乡亲们主流还是好的。无论是我文章中提及的村干部也罢，邻居也罢，平日里大部分时候也均是关爱有加，善良可陈。文章所列，有的只是些许片断，难免有些以点概面，断章取义，甚至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对他们，还是应多些理解，多些换位思考。

　　俗话说“仓禀实而知礼义”，乡民们的不足和缺失，多是与生存环境，与贫穷有关。理解了，走近他们，也许就会容易得多。

　　在精神中寻找故乡

　　七月流火。我应当代著名的文学家韩少功先生之邀，来到了位于故乡同处一地的湖南省汩罗市八溪峒，他隐住的山村小住了一些时日。八溪峒是韩少功生活和工作了近十年的第二故乡。他现任海南省文联主席，一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一半在海口，一半住在乡下。韩少功和当地的山民一起叹茶、抽烟，吃肉、喝酒，聊天、扯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且一住就是七年，并写下了《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传世之作。

　　从文人既能从现实和从心灵走近故乡的意义上讲，可以说韩少功是最为成功的一位。因为我曾见识过许多文人、商贾、权贵，他们都曾无限感怀：现实的故乡难以回去，只能回到梦中的故乡。故乡的人情多有浓厚，但或多或少会掺杂些私心和功利；故乡的山水多有亲和，但长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亲故友其言语和思想却难以沟通共鸣……

　　英年早逝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在他的讲演录《一部小说的故事》里，就故乡的话题说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表述：“我已经发现，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

　　我从现实中寻找故乡，也曾尝试从梦中、从灵魂深处寻找故乡，其真正的目的还是想全心身地将故乡拥入自己的怀中。

　　故乡，您听到远方游子深情的呼唤了么……

　　◎李清明，作家，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