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炮轰”中的官腔　

　 2007-08-18 《南方都市报》

　　之赵勇专栏　　

　　看到孙海英那番“同性恋是犯罪”的言论时，我就觉得他会惹来麻烦，果然，这麻烦惹大了。读《新京报》，《李银河炮轰“同性恋犯罪论”》(8月16日)的新闻已赫然在目，又去百度上查，只要敲出“孙海英”仨字，“相关搜索”中就会跟出“孙海英同性恋”等条目，批判孙海英的帖子也层出不穷。这说明，短短几天内，网上形势已起了变化：原先是“孙海英炮轰同性恋”，现在则成了“同性恋炮轰孙海英”。炮来炮去的，眼瞅着一场战役已经打响。

　　本文不讨论“同性恋犯罪论”的是非问题，而只是想说说李银河女士的那篇“炮轰”。“炮轰”一文其实很短，原发于李女士的博客(8月14日)上。但仔细琢磨，其中的行腔运调、遣词造句等大可玩味。此文名为《把尊重同性恋提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这个题目很有气魄，简直可与《人民日报》的社论标题一拼高下。而开篇第一句话又是“最近见到孙海英的错误言论，觉得不能不说几句话”。起句如爆竹，却似乎带着一些官腔；而“错误言论”云云，也很能令人想起官方话语的熟悉用词。再往下看，“孙海英的此番言论无知、残忍、没有教养。简直难以置信，在21世纪竟然还有人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然后便是举例(如希特勒曾把同性恋者关进集中营)。这可以看做是驳论文中的论据，应该说问题不大，但下笔凶狠，比附也略显刻毒。接下来就开始上纲上线了，为说明问题，值得全部征引原文：“我国现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所谓和谐就是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性倾向的人群之间的和谐相处，穷人和富人，汉族和少数民族，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之间，都应当和谐相处。我们应当把尊重同性恋提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反对孙海英这样愚昧无知残忍和破坏社会和谐的言论。”

　　我之所以把李银河女士的文章立此存照，其实意图已非常明显。在我看来，此文无论从标题到行文还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官方话语的套用或挪用。而所谓的“破坏社会和谐”显然已不是学术定位，而是政治定性，其功能相当于前些年的“破坏安定团结”，亦相当于更前些年的“破坏大好的革命形势”。如此逆推下去，孙海英的言论就不仅“错误”，而且“反动”；不仅“反动”，而且“反革命”。这样一来，“同性恋犯罪论”便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孙海英同志也成了“政治场”中的“反革命分子”。

　　然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却是很成问题的。笔者不以恶意揣度此文含有“借刀杀人”之用心，只想在学理的层面上陈述一点理由。

　　第一，先说学者。学者应该有学者的思维方式，也应该有学者的说话方式，而不必简单套用既定的话语模型为自己鸣锣开道，因为这样一来，它会滋长学者的依附心理和懒惰心理。若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看，李银河一文“把尊重同性恋提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它擦抹了“微小叙事”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今天，“和谐社会”似乎已成了一个万能魔筐，任何“不和谐”的问题只要放到这个筐里，似乎就有了分量，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但事实上，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当猪肉、蔬菜、纸馅包子、黑砖窑、同性恋等等全都装到这个筐子里后，它们先是被抹去了差异性，然后又被固定了思考线路。结果很可能是，我们只是拥有了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却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第二，再说话语。任何话语一旦变成官方话语，其味道往往就会发生变异。由于官方话语经过了权力的渗透和整合，单义、严肃、故作威严和一本正经就成为它的显著特征——巴赫金早已告诉了我们这一道理。在笔者的有限认知中，同性恋话语一直是以民间话语自居的，也因此，它的抗争与维权才值得尊敬。如今，同性恋话语的代言人却把它纳入到官方话语的叙事框架之中，这样一来，它倒是显得底气十足，但是由于种种微妙的原因，却有可能会失去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拿本人说事，本来我对同性恋没什么看法，如今李银河这么一“炮轰”，反而让我有了一些想法：同性恋不是弱势群体吗？为什么一用官方话语武装，其话语就变得凶悍蛮横了呢？结论很可能是，它在想象中找到了靠山，也在想象中打起了仗势压人的算盘。

　　李银河女士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但这一次的表现却让我感到有些失望。孙海英毕竟不是石光荣，他也就是表达了一下个人的看法，不可能调动部队围追堵截；而李银河却仿佛是秀才遇上了兵，她干脆省去了说理的环节，急忙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词库里搬来一哨人马，想把孙海英捉拿归案。作为学者，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这种做法比较跌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