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近日新鲜出炉的北京版高中语文教材一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各方议论一片，而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则评论说新教材“编写理念有点问题”，认为新不如旧，并由此得出结论曰“这套教材有可能会让北京40％的高中生变得很没文化”。(8月20日《南方都市报》23版)——其由区区一本语文教材篇目的变动而推导出如此“惊人”宏论实在令人莞尔。我想，赵勇教授未免对旧教材誉之过高——好像之前北京高中生之所以比较有文化全是这套教材的功劳似的，而对新教材又未免苛责过严——好像北京高中生全靠区区——本语文教材来获取文化素养一样。

　　在下与赵教授不敢苟同之处，倒不是认为新教材的新增篇目比原先旧有篇目更有思想艺术价值，而是我认为对新旧教材之间个别篇目孰优孰劣之争论——比如谁的作品该上谁的作品不该上——其本身就没什么意义。所谓“文无第一”，不可否认，这些经各方名家精心挑选推荐的篇目都是经典，无论从艺术性、思想性、知识性上来说都是各有千秋，自有动人之处。

　　所谓“功夫在诗外”，真正丰盛的文化大餐也在教材这张“不完全的菜单”之外。赵教授担心其子上学后，因使用新教材，而将不知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古典意蕴，也不晓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现代格言。我想他这个老爹未免太小看如今中学生们的视野了。除非赵教授耳提面命令郎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材书”，否则，在文化事业日益发达的今天，令郎完全可以在课堂之外，抛开教材，把目光放大放远，自己去书店、去图书馆看更多“孔雀东南飞”和更多的“鲁迅”。我想，那里才是真正能提供足够丰富的文化经典所在。

　　一直以来，教材在人们心目中，如同“文革”时代的“红宝书”一样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而对其中篇目的选择也成了“钦定”文化经典的一种加冕仪式，既大而无当，又经久不变，难免流于僵化，流于陈腐。与其在教材篇目选择上贬此褒彼，还不如把教材从大一统、神圣化的光环中解脱出来，让它变得更为平易近人，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丰富多彩。

　　让“教材”回归教材——那么，它只是学校用以教学的一本工具书而已，无须动辄得咎。而更多的文化教育则在于课堂之外，那么就要看家庭、社会能否给中学生们以足够空间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了。总之一句话，下一代有没有文化，区区的教材所起的作用有限。而起到更大作用的应当是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教育，以及为之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宽松和丰富的学习氛围——这才是赵教授们应当大力为之鼓而呼的重点所在。

　　□丁伟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