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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张恨水小说的语言风格》
出处:张政论文选 王白石转载    作者:张政   阅读次数: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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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小说的语言风格

    什么是风格?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布封一言以蔽之:“风格就是人”。这里就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物我交融”的特征。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成功的作品,显现着他心灵的轨迹。
    老舍先生说:张恨水是现代作家中惟一妇孺皆知的作家。为什么呢?这是许多评论家多年研究的问题。不少人强调他作品的通俗性,赞誉者谓之善于编织故事,面向下层市民;批评者谓之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很少有人谈到他的语言风格。
    因为谈到“通俗”二字,我就姑且避开那一千多万字的散文及诗词,只谈他的小说。其实小说本身就是一种通俗文学。三国、水浒、红楼采用的即是“天下通语”和“北京话”,正因如此,小说才起到了普及文化和促进书面语统一的作用。有人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其实他对此派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五梨魂》价值坠落的原因,不是因为作品没有先进的思想(它是批判旧礼教的),而是因为作品没有情调和语言浮泛。他提出创作小说的四大要素:情、文、意、质。情为“情调”;文为“语言”;意为“主旨”;质为“情节”。他不仅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特别强调小说的美感作用。除了情调尤其是把语言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在同时代的人中恐怕不多见。
    为此,本文想就张恨水小说的语言风格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文法组织。
    他曾指出:“新派小说的文法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五四”运动,应该给民众以文化权,因此文学界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坐在象牙塔里的文人”他们越“前进”越把下层民众越抛在老后边,他指出“乡下文艺和城市文艺已脱节五十年。”他提倡用中国语法构造中国文字,提到欧化体的小说,他只有四个字:“看了头疼”,这是他本人的审美习惯使然,更重要的是欧化句子会让“匹夫匹妇莫名其妙”。
    张恨水先生曾以《三国演义》的一句话为例,谈他对欧化句式的分析:
    “阶下有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这种其实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为欧体:“‘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地应声说。文字尽管浅近,那一班通俗文运动的对象,他就觉着别扭,看着不起劲”。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民族语言形式中,深藏着民族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他们思维情感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汉语组织灵活感极强,句子脉络是一种循事理逻辑自然发展的心理时间流。中国小说由话本发展而来,人们习惯于按说话人的心理时间流,接受语言的传递。这是原文句的一个特点之一。另外第一句由于虚实词的巧妙搭配,形成了四个短句,不仅有一种语言声气的顿挫感,而且有一股贯穿的气在其中流动。第二句的声气则是凝滞的。
    张恨水先生写章回小说,但并不是因循守旧的复古派,也不是迎合主义和排外主义。
    在句法结构方面,他强调流畅的语气与合乎逻辑的文法。
    他写小说对话均采用×××说道:“……。”的形式。欧化句式则另有两种倒装句。一种是“……。”×××说。另一种是“……,”×××说,“……。”这两种形式已被现代人普遍接受。但当时,张恨水先生考虑到读者的习惯,从不采用。这是由传统小说与读者已形成的一种默契。
    当然一律采用×××说:“……。”的形式难免过于直率,这又是文学创作所应忌讳的,张恨水先生很懂得作者与读者之间默契既有稳定性又要有变动性。前者是照顾读者的欣赏习惯,后者是力求创新,开拓视野。他采用中国读者所能接受的方式对传统小说对白形式进行改造。
    金圣叹是恨水先生最推崇的古代文论家。金批“水浒”道:“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他教“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会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恨水先生对水浒可以说熟烂于胸的,为了宣传抗日,又要发表在上海而不被腰折,决定写《水浒新传》。金的这番话对他影响颇大。
    《水浒新传》语言具有独到的特色,因有原传在前,要尽可能写出原传的气氛,就要模仿原文的口吻,以期得到读者的首肯。同时又要借这个题目写出自家的“锦心绣口”来。
    新传既要仿照原传人物对白形式,又要照顾现代读者的语言习惯,他继承了原传笔法洗练的长处,而且以细腻的小动作描写,充补之发扬之丰富之。
    二十六回,写石秀受重伤后,被战马驮回营地。石秀呻吟着,断断续续,把过去事说了。却是喘息了一团,不能再说。柴进向戴宗看了一看,默然对立床下。石秀二次睁开了眼,问柴进道:“小可说的那番话,哥哥可记住了?河北大局,在此一战,却是错误不得。请把那话重叙一番。试看兄台听清楚也无?”柴进由了他,果然把他的话回述了一番。石秀连眨了两下眼皮,下额有些颤动,带首微笑道:“……。”说毕,两眼闭上。作者赞道:“梁山又位好汉为国而死!”
    只一个“又”字,尽得《水浒传》章法之妙。
    人们写作避免相同,《水浒》作者偏是不怕。劫法场、打虎、偷汉各写两篇,先犯同再避同,犯同恰恰为显示其异曲。
    战场捐躯,也是极难的题目,《水浒新传》中单是写梁山好汉为国捐躯的就有数篇。
    石秀之死要仁得仁,死而无憾。战袍染血,舍生献计,含笑赴九泉。双枪将董平之死,却是因权奸误国,失守城池,投身火海。则更具动人心魄的悲剧美:
    奸臣高俅,贪图贿赂,不发兵马饷械,只剩下老弱残兵作战,董平喊道:“各位休慌,董平来也”。举起双枪,杀入人群里。金兵撞着枪尖,象奔堤也似倒去。但是各城垛上,金兵象烂粪上蛆虫般钻动,四处不断地爬上城口。只凭两千多个宋军,如何杀得尽?……金兵在云梯上鱼贯爬过城墙来,如两条毒蛇,接成阵势……待要跃马下城,去作巷战,旁边飕的飞来一箭,中了额角,董平在马上向南大喊一声道“宋江大哥,小弟智穷力竭,不能保守此城,只有一死报国家了!”说毕,跃马奔到火边,跳下马来,向火里一扑,双枪将从此千古了:后人有诗叹曰:权奸误国祸苍生,好汉舍身捍孤城,为保雄州甘蹈火,悍然正气泣鬼神!
    此段结尾,依原传笔法,以诗为画龙点睛之笔,除“董平来也”外,其余皆为现代汉语,“巷战”“以死报国”等乃抗战语言。双枪将壮志未酬身先死,是悲剧英雄。新传中写了一个又一个悲剧英雄,借这群英雄影子,表现抗战现实生活和作者正义的呼唤。
    这种章法布局为展示他出神入化的语言能力提供了舞台。
    除了小动作描写外,把西洋小说的景物描写用于叙述之中也是作者成功之笔。连他本人也颇为自得地说:颇可增加文字姿势。
    战斗的残酷,场面的惨烈,烘托了英雄赴汤蹈火的悲壮。以“蛆虫”、“毒蛇”设喻金兵,反衬了董平的凛然正气。
    用景物描写代替叙述环境,之所以能很自然地被普通读者接受,那是因为中国文学富于诗意的抒情性传统。也是读者对意境的倾心。原传中的景物描写往往成为一种环境叙述;常以大段的骈体或诗词出之,造成景物游离于故事之表,人物性格之外。新传中景物与故事和人物是融为一体的。或渲染了气氛,或推动了情节,暗示了发展,或衬托了人物心情突出了人物性格。
    时迁依柴进计到蔡修相府盗金银,遇蔡之爱姬与人私通。先以景物暗示之:
    明星灿烂,如千点明珠,洒在深蓝幕上。微微地几缕稀疏的白云影子,在星光下飘荡着。这正是初夏四五月天气,月在下弦,兀自未曾升起。中原天气凉爽,蔷蔽初开,黑幽幽的院落里,正落在得海中。……屋梁下,悬了四盏红皮牛角灯,隐约照了那块横匠上四个大金字“淑女之居”。
“兀自”“照了”是原著词语和语序排列习惯,而实词又用得极活,转移流动中,只个“洒”字把个星罗棋布的天空写活了,“落在香海中”象征了蔡府的沉沦与黑暗,然而却以轻松、幽美、诙谐的笔调出之。
    “五四”以后,仿照欧化句式的另一种是长而复杂的修饰语。体现在报纸新闻的翻译中如:“他并不排斥会导致裁军的谈判解决”。在新派小说中也逐渐有所出现,如“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三星期”《伤逝》。
    出现在张恨水先生笔下的人物描写却仍保持着汉语音句的铺排形式。如“那孙裱褙由屏后转了出来,却是葛内皂袍,粗须如鬃,大眼如桃,漆黑一个胖子。”这一句子,集语气,脉络于一身,尽堆迭套合之能事。体现了汉语的句子脉络与句子节奏浑然一体的特点。这是基于汉语语词单位音节的特点。单音节与双音节巧妙搭配交错自然形成了节律。流块的顿进之中显节律,于循序渐进中显事理。流块的顿进将音乐性与顺序性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了一种不需关系词而显示出关系的音句的铺排形式。(参看《中国语言文字和典籍》)试以句子结构图比较之:
    外两层是并列式音句铺排,与偏正关系相套合的结构。逻辑上按观察人物的心理顺序,体现造句的主体意识。从整体衣着观察,到脸部最夺目的胡须和大眼,最后又是一个对人物整体观察评判,偏重于感情直观而具有生动性。
    第三层的并列关系由连词“而”连结,最外层偏正关系由助词“的”结构而成,体现了对语言逻辑形式的注重,偏重理性和抽象思维而具有思辩色彩。
    恨水先生更多的小说是表现现实生活的,其中人物描写也习惯于这种音句的铺排形式。
    “他约莫五十上下年纪,光着和尚头,雷公脸,颧骨和额头三块突起,成个“品”字形。嘴上有几根数得清的老鼠胡子,笑起来,行露出满口的黑牙齿。”(《八十一梦》)。
    “雪白的面孔上,微微放出红色,疏疏的一道黑留海,披到眉尖,配着一双灵活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玉雪聪明的女郎。”(《金粉世家》)。
两段复句中分句基本是并列关系,注重形象性直观性,体现整体观照的思维方式。与之对比,可以选一段鲁迅作品的外貌描写:“七大人虽也团头团脑,却比慰老爷们魁梧得多;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爱姑很觉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释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离婚》。这一段描写更注重的是七姑的思维中判断与分析,用了转折与并列复句套用的多重复句形式。
    恨水先生人物的动作描写,采用连动式的结构,请看《天上人间》一小段:“玉子只挑了小半碗面条,将筷子挑了一点芝麻酱,在面条上一涂,随便拌了几下……”
    即使不用连动式也要出之的短句形式,避免长修饰语。
    “陈大娘见她只夹一根面条,嘴里慢慢咀嚼着,那懒懒的样子,似乎是十分不高兴……”
    若改成:“陈大娘见她懒懒地十分不高兴地,只夹起一根面条,放到嘴里慢慢地嚼着……”
    语句丧失了流转的节律与音乐的动感。
    汉语缺少形态词序就显得更重要,比如《水浒新传》这一句:“揭开礼盒,孙核褙看时,内有锦锻四端,珠花四支,玉带两条,蒜条金子十支。”
    名词在前数量词在后构成互相并列的四个主谓结构,因为孙核褙迫不急待地要看清送来了什么礼?而后再迅速过数,既写了他的贪婪之性,又突出柴进送的礼品之贵重。若名词与数词位置调换,虽文意不变,则语言神韵全无了。
    汉语中主从复句一般都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五四”以后,由于西方语言影响,汉语从句也出现了后置的情况。如:“我可以跑,假如我手中有钱”(老舍《月牙儿》),“根据我过去的经验,他抢着回答道‘也只有往多处报啊!”’(茅盾《腐蚀》)
    这种主从倒置的句子在恨水先生小说中却几乎没有,本人只看到这样一个兼语句中的倒装句:“上次多谢你的好意,给了水我喝,又给了点心我吃”(州、西天》)。把“水”和“点心”两个宾语前置意在突出老汉感激之情。
    然而这却是地道的方言句法而非欧化形式。
    二、恨水先生小说的社会方言特色。
    中国小说的传统以京话为正宗。张恨水先生是个安徽人,但是小说的京白却是地道而漂亮的。常见于小说中的如:
    “劳驾”、“瞧瞧去”、“贴补”、“嚼谷”(吃食)、“磨不开”(不好意思)、“招了凉”、“捅漏子”、“无如……”、“而今”、“一会儿”、“别露怯了”(露丑)、“吃不了兜着走”、“拿拿乔”(端架子)、“回头我再来”、“土包子”、“那决不能够”、“有的是”、“决计”、“倒是”、“寒碜”、“联络他们”、“怪贫的”、“估堆卖”、“对过”(对面)……
    特别应提出的两个使用频率最多的虚词“和”‘了”。
    “和”这个连词当介词用,以《小西天》为例:
    当“替”讲,“和我们找个事吧!”
    当“对”讲,“和陕西人表示同情。”
    当“为”讲,“最后还应当和老百姓表示叹惜两声!”
    当“向”讲,“你和茶房要一床被!”
    当“给”讲,“我和你出个主意!”
    “了”这个时态表示助词本是完成时,但是作品中多数却用作正在进行时,当“着”用:
    “跟了各位”、“望了他哭”、“当了许多人的面”、“侯了茶房出来”……
    下面引一段《小西天》中胡嫂子的话进一步说明:
    胡嫂子好意出来招待他,倒让他盖头盖脸骂上了一阵,也不由怒从心起,便嚷了一声道:“贾老爷,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好端端的,也没有得罪你,你骂我作什么?人不求人一般大,水不流来一样平,我们穷我们的,只要一不偷你的,二不拿你的,有什么见不得你,这不是怪话吗?不错,我是请小西天的茶房,求过你的,也没有得着你什么,犯得上见你低头吗?”这胡嫂子究竟是个老向外边跑的,说出这些话来,闹得贾多才没法再说什么,于是将袖子一摔道:“不和你这种无知无识的东西说话”。
    这里“没得着什么”“犯得上”‘老向外边跑的”是纯粹的北京话,再加上“人不求人一般大……”一句俗语,显得格外流畅俏皮。
    社会方言的存在,使语言成为最富有弹性和表达力的工具。善于巧妙地利用方言,使他笔下的人物富有个性和生命力;展现出一幅幅风格迥异的      地方风俗画。
    早期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就已有这种语言特点:
    “而今民国时代不讲究这些”(京白)
    “有几个钱就抖起来了”(京白)
    “我格句闲话阿对?”(苏白)
    这种方言的利用在后期作品中,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八十一梦》:
    “撇撇脱脱,我就把我的意思说出来”(川语)
    “同卖切糕的、王裁缝、李鞋匠,一块打伙儿(四川语)这透着不成话(北京话)”
    “先生……俺本来是个好小伙子……不想得了一个三天一次的脾寒,……弄得俺一点气力没有。”(山东话)
    “你这是什么鬼话,那一回人家捐款子,你不是一体全收自己用了?”(西南官话)
    “今朝有仔铜铀可以叉麻将哉”(上海话)
    更妙的是《巴山夜雨》中一幕幕南腔北调的话剧。请看如下一幕:
    窗外放进一片灰白色月光,隔了窗格子可以看到屋后的山挺立着一座伟大的黑影子。……一个北方口音的人道:“你们明天一天早,六点钟就要到。去晚了打断你们的狗腿。……院长有公馆在这里,是你们保甲长的运气。……只要每个月多望夫人来几趟,他们就什么便宜都有了。”这就听到一个川音答道:“王副官,你明鉴吗?我们朗个敢说空话?乱说,有几个脑壳?但是有一层,今晚上挂过球,夜又深了。你叫我们保甲长冒夜找人,别个说是拉壮丁,面也不照,爬起来就跳(读如条)了,反是误你公事。明天早起,我们去找人。八点钟到院长公馆,要不要得?把不把钱,不生关系……”北方口音道:“我不管,你六点钟得到,你自己说了,半夜里拉过壮丁,半夜找工人有什么难处?”王副官大声喝道:“废话少说,我要回去睡觉了。”……李南泉叫了一声道:“刘保长啥子事?”刘保长道:“啥子事?就是为个别个逃警报不方便咯。王副官说镇市外一段公路坏了,要我保上出二十个人,一天亮就去修公路,别个有好汽车,跑这坏公路,要不得”。一个甲长道:“公路是公路局修的,我们不招闲。”保长道:“不招闲,刚才当了王副官,你朗个不说?……好大的事吗?二十个工,我姓刘的垫得起”。李南泉笑道:“你垫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吧?刘保长我先声明,……现在修路,让人家坐汽车的太太跑警报,这笔摊款我不出。”刘保长在月亮影子里抱了拳头作揖笑道:“再说,再说”。回头对三位甲长说:“走吧,分头去找人。说不得,我回家煮上锅吹吹儿稀饭,早上一顿算我的,哪个叫我们有福气住了阔人?”……李南泉长叹一声,……把吴春圃惊动了……道:“今天可热,明天跑警报可受不了”。李南泉道;“唯其如此,所以人家阔夫人要连夜抓壮丁修路。我得改一改旧诗了。近代有佳人,躲机来空谷。一顾破人家,再顾吃人肉”。 吴春圃笑道;“好厉害!可也是实情。……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哪管得了许多?只当没看见。”……“怪不得你屋里自写了这样幅对联:入谷我停千里足,隔山人筑半闲堂。这种事件……”他的话不曾说完,他太太在屋子里又叫起来道:“嘿,没个白天黑天的,又啦吼起来咧!教俺说呀,人家李先生也得休息,追出去找人啦哌真是疵毛”。吴春圃最能屈服于这山东土腔的劝说,嗤的一声笑着,回家关着门了。……一阵吵闹过去了,四周特别显着静悄悄的。那斜月的光辉,只能照对面山峰。下面的山,被屋后的山顶,将月光挡住了,下面是暗暗的。整条山沟在幽暗的情形下,隐隐的有些人家和树木的影子。他觉着这境界很好,只管站着呆看下去。
    如诗似画的月色山谷,短短的一顿吵闹,展现了抗战时期,重庆乡下各色中国人生活的一幕。这是大后方生活的缩影。不仅仅跋扈的王副官,无奈的保甲长,义愤的知识分子,就连没有出场的达官贵人和连夜被抓丁的穷百姓也呼之欲出。
    作品不是停留在“逼吏夜捉人”的情节铺排上,尤其注重对语言的调动,构成了特别的蕴味和审美情调。
    它是尖锐的批判,但不失幽默;它是义愤填膺的控诉,但不失厚重;它是严肃的主题,但不失情趣;它是诙谐平实的叙述,又极富有诗意。
    另外,他在小说中常用些歇后语,俗语、民谚,使文章更具有诙谐的语气和幽默感。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歇后语:“一切都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八十一梦》
    “走路捡鸡毛——凑胆子(掸子)”《夜深沉》
    “揭开天窗——说亮话”《春明外史》
    民谚:“穷小子进了镜子店,只觉得满眼是穷小子,忘了我自己。”
    “人不求人一般大,水不流来一样平”《小西天》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金粉世家》
    “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情重”《金粉世家》
    “牡丹虽好,也留得叶扶持呀”《记者外传》
    “瓜子不饱是人心”《天上人间》
    “青山不改,绿水常流,我们总要清算这笔帐。”
    “不登山不现平地”《丹凤街》
    “为了别人的豆子,炒炸了自己的锅”《美人恩》
    俗语:“猪八戒倒打一耙”《巴山夜雨》
    “肥肉盖在罗卜下敬客”《小西天》
    “马不吃夜草不肥”
    “你种下麦子,就预备吃必打卤面,把话早说完了”《落霞孤鹜》
    “钱是人的胆,衣是人的毛”《美人恩》
    “坐在家里静等着天上掉下馅饼来”《天河配》
    “瞧她说话一口沙糖一口屎”《美人恩》
    “鳌鱼脱了金钩钩,摇摇摆摆不回头”〈北雁南飞》
    “老鼠钻到牛角里,没路了”《艺术之宫》
    “二五不知一十”《满江红》
    四、小说中的人物三教九流。人物语言个性鲜明,各色人物的行话、术语、土话、黑话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民风民俗,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材料。
    “排班”——捧角家(专门吹捧戏子的有闲阶级)……在戏馆子附近站着,等候所捧的角儿出来,俗名叫做排班。《夜深沉》
    章老五笑道:“……我们偏偏老他一宝,看他还来不来?”(“老他一宝”行会语:照样搞他一家伙)《丹凤街》
    “玄师坐在靠里的一副座头上打嗑睡。”(么师川语茶房)《巴山夜雨》
    “洗一个澡”——投机商低价批进高价批出“钱滚钱”的把戏。《魑魉世界》
    “新娘子谢步来了!”(北京旧俗,新娘子向长辈行礼)《杨柳青青》
    “你家忌门不忌门?”(北京旧风俗,自农历元旦到元宵禁止妇女入门)
    “让人看稀稀罕儿”——让人看了笑话(北京土话)《落霞孤鸳》)
    “沈三弦子”改称“沈三玄”——(玄,旧京谚语意谓其无把握,带危险性)
    “走水了”他妈的!来了灰叶子了。”(土匪黑话,走水,走露风声,灰叶子指兵)《啼笑因缘》
    五、通俗中含有雅味,能做到雅俗共赏,是最具特色的一点
    第一点体现在词藻华丽对仗工整的回目上。
    做章回小说,藻丽的回目,成了被批判为“礼拜六”派的口实,恨水先生自谓之“吃力不讨好”。“因为写回目的上下联是格外费工夫的。九字回目,字句典故浑成,词藻华丽,下联要以平声落韵,还要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往往两个回目,费去一二小时的工夫,还安置不妥当。”
    为什么他要下这么大的工夫?那是线装书读得太多,自小爱弄词章,播下了这种子。他说,“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排,向来就不同意,既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
    虽然,后来他写的小说,有的放弃了回目制,但在1957年《章回小说的变迁》一文中,他仍明确地表示“关于回目,还是要的好,它能够吸引观众,从何处注意,既然是要做的工整点好些。”
    《春明外史》第二十三回“满面啼痕拥依绣榻,载途风雪收骨葬荒邱”,初见到回目中暗示梨云之死,竟有读者为“梨云请命”。
    词藻工整美善,字句典故天然浑成的回目,在著作中可谓举不胜举,俯拾即是。《春明外史》前五回:
       “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
       “佳话遍春城高谈婚变,啼声宣粉窟混战情魔。”
       “消息雨声中惊雷倚客,风光花落后煮茗劳僧。”
       “勤苦捉刀人遥期白首,娇羞知已语暗约黄昏。”
       “选色柳城疏狂客半夕,销魂花下遗恨已千秋。”
                《金粉世家》结尾五回(含尾声):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航海倚英雌更谋捷径,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小说叙述中穿插景物描写是借鉴西洋小说的手法,纯粹京白中插入优美的景物描写,使恨水先生的小说富有典雅的味道和诗意,先看《啼笑因缘》中的槐树描写:
    第五回樊家树为沈风喜安了一个新家,筹划着培养她去上学,对于爱情的前途正“踌躇满志之时”,写景:“……门外,一带白墙,墙头上冒出一丛绿树叶子来,朱漆的两扇小门,在白墙中间紧闭着”。“院子里有两屋檐般大的槐树,这个时候正好新出的嫩绿叶子,铺满了全树,映着地下都是绿色的,有几枝上,露着一两球新开的白花,还透着一股香气”。叙事:“这胡同出去,就是一条街,相距不远,便有一个女子职业学校,凤喜已经是在这里报名纳费了。”
    小说结局二十二回,在熟识的小红门前,樊家树见到:“白雪中那两扇小红门,格外触目。只是墙里两棵槐树,只剩杈杈丫丫的白干,不似以前绿叶荫森了,那门半掩着,家树只一推,就象身子触了电一样,浑身麻木起来,首先看到的,便是满地深雪,一个穿黑布裤红袄子的女郎,站在雪地里,靠了槐树站住,两只脚深埋在雪地里”……已被逼疯了的凤喜,秃树下,在雪地里玩小孩游戏。印假洋钱,见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不由读者不如樊家树一样触电般麻木起来。接着樊家树听到风喜妈熟悉的京白:“孩子,你进来吧。一会儿樊大爷就来了,我伯你闹,又不敢拉你,冻了怎么好呢?”
    居家,恨水先生偏爱北京,尤爱北京的碧槐。
    碧槐由于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和情感色彩,在作者不少作品中,碧槐荫处有人家,粉墙朱门绿荫,是他理想中的“住家儿”,北京传统的文化和生活习俗赋予了碧槐这个词更丰富和微妙的诗意。
    如同“柳”这一词的含义和意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远比本意丰富微妙得多。柳与“留”谐音,所以可以用“杨柳”表示留住离人,而风中   万条披拂的杨柳,又被人们赋予了依依不舍的情态,而象征了依依惜别之情,他的诗作中活用这种附加意义的很多。
    萧纲《送别》诗:“岸柳拂舟垂”
    陈子昂《送客》诗:“故人洞庭去,杨柳春风生”
    王维《送沈子福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
    柳被历史文化涂满了离情别绪和诗意,这种词汇的附加意义是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生产方式,心理特点诸因素赋予的。
    语言艺术家对词汇附加意义的有效运用是语言功力的体现。因为他要通过本身没有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来唤醒欣赏者的形象感即想象表象。
    恨水先生有一部以杨柳为题目为象征的小说《杨柳青青》,典出于“随园诗话”中所记的“一句诗”——“杨柳青青莫上楼”。作者自序道:“我觉得这七个字含义极深,是大可赠予书中的悲剧主角的。春风杨柳,它们给人间一片欢愉,又何尝不给人间一片悲哀”以此意境,构成第二十八回的大结局。
    抗日义勇军连长赵自强的爱妻桂枝,在春光明媚,柳花飞雪地日子里,生了一个儿子。赵老太爷看到面前两棵大柳树“半空中摇曳着翠云堆,便笑着给孙子命了名:‘叫柳青吧。让这孩子前程远大,象这杨柳青青似的。’也就是在这时,得到赵自强以身殉国的疆耗:“赵连长躺在地上,等一批日本骑兵跑过来,他跳起来挡了那些马头,……把身上预备的一棵手榴弹,猛可的向地上一呕,赵翁唉哟一声,像自己中了手榴弹站着直跳起来,……抖战着道:‘他,他,他,我的儿子,他战死了,这,这,这,是荣誉’。他将两只手反扶了墙壁,抖战着坐了下去”。……也几乎是同时,传来甘家庆祝生日的爆竹声,甘积之甘二爷,为着恋桂枝不成,一气之下,投了义勇军,又由关外跑回北平,说给义勇军募捐,却把大把钱给甘大爷作寿。正如一个工人说:“人家当兵,出关打日本,你们当兵向南跑去升官发财。”这种极大的反差,表达作者深深忧虑和愤懑,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叙事与诗词的完美结合构成诗意境,是《春明外史》的特点,这种模式在《杨柳青青》中,则有了突破性进展。更是浑然天成,而不露痕迹了。
    另外,恨水先生小说的雅味,还表现在与京白,水乳交融的文言词语。
    如“率然答道”“命意“‘如何”“猛可地”“因之”“非常之……”“……之下”“……的所在”“……道”“了然”“兀的”等。
    这里特别要提到“兀”字。“冗”字是现代汉语很少用的,可是,恨水先生小说中不时会蹦出来。他在一篇文章《小说中之兀字》谈到原因,兀是宋元平话小说词曲常用之词。“至近人用此字,本可不必,惟系一种习惯,下笔之时,偶不留心,即为序入,实未尝有意。盖好涂鸦者,未有不读小说之理,亦未不受先代小说影响之理。为免除读者疑惑起见,最好不用耳。”
    这段话清楚表明了作者创作时,文言词语的孱入是受了现代小说的影响所至,也是一种语言习惯,这是恨水先生艺术语言的一个特点,但对于不常出现于生活中的“兀”字之类,并不提倡用。
    六、力求写出“下层社会心窝子里的话”,是张恨水先生小说之所以叫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张恨水先生小说固然一方面体现了积极的主旨,抨击黑暗与压迫,歌颂正义,“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鼓吹抗日等等,更重要一方面是要以艺术的手段书出“下层社会的心理话”。他认为“任何文艺品,直率的表现着教训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⑧仅从语言角度说,他反对 书中“跳进作者叙述一顿”而主张采用漂亮的对白。让下层人的话由书中人物说出来。略录几段如下:
    “可见天下好人全都是出在穷人里。”
    ——王北海《小西天》348页
    “你听听,这是什么吏治?作知县的,没有别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到老百姓家里去刮钱,没有钱就逼命,逼出钱来了,双手给当地驻军。教育、司法、建设全谈不到。”
    ——周有容《小西天》111页
    “说到讲义气,我们帮人家的忙,是尽力而为,说到钱财上去,那决不含糊。……非我们性命相拼不可,我们也不怕。”
    ——杨大个子《丹凤街》217页
    “男子汉头上三把火,要救人就救个痛快,大风大雨拦得住我们吗!”
    ——童老五《丹凤街》243页
    “冷巡使也好,万巡使也好,他们全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养活你们这一般人和他抢地盘,害得老百姓在炮火里逃命。”
    ——小梅《太平花》334页
    杨老幺道:“狗才?你看到我穿烂筋筋吧?……你有钱穿洋装,好希奇!下个月壮丁抽签,我自己去抽,你凶,你敢和我一路去打日本吗?”
    ——《魍魉世界》119页
    “这个世界,有力量的人,才能谈公理。要不然人家打你一下,你退一步,他以为你可欺了,再要打你第二下,你不和他计较,原来想省事,结果可变成了多事。倘若他打你第一下的时候,你就抵抗起来,胜了,固然是很好,败了呢,反正你不抵抗,第二下也是要来的。何必不还两下手,也让他吃一点苦呢?天下只有奋斗、努力、在积极里面找出路的。决没有退让、忍耐,在消极方面可以找到出路的。”
    ——《美人恩》311页
   “瞎了你的狗眼,他以为我们当丫头的,就是随便拿你几个钱,可以把人格卖掉的吗?你这当洋奴卖人格卖来的钱,留着自己享福吧!”
    ——《落霞孤鸳》46页
    亦进笑道:“这个魔窟,给我们扫荡了,不要看我们是些下等社会的人,作出来的事,上等社会的人,一百年也不会有!”
    ——《秦淮世家》319页
    “这可真是笑话。一个人没有了活路,想找一个饭碗,你说这是疯病。”——秀儿
    “……她在胡同里乱撞,找不着出路。我好意引她出去,她问我哪一条路,可以找到事情做,找到饭吃,还外带不受气……”
    ——巡警《艺术之宫》428页
    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看来一物还能卖,爬上墙头拆房梁。”
    ——《燕归来》开篇竹枝词。
    综上所述,在“五四”以后现代文学领域中,张恨水先生的小说以其特色的语言风格,成为独领风骚的一派。不论赋予他何种命名,他的不可替代性,他的作品在历史中的生命力,他对读者的号召力,是客观存在的,不容置疑。
    如刘勰所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他的成功在于作品的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个性特征。知其文不知其人可乎?恨水先生一生是为文学而苦苦求索一生,也是以清醒头脑不懈奋斗的一生,他早在创作初期《小说迷魂游地府》中就尖锐地抨击了旧小说创作种种弊端。1929年,是他的作品高潮来临之际,他明确提出文学艺术要“民众化、艺术化,并保存中国文化的个性。”④他在创作实践中还逐步认识到,不仅要强调文学艺术创作,要具有民族特征,而且要坚持文化交流中的民族主体意识。
    他说“新时代的文学家肩负两份重担,一份是中国的传统,一份是西洋文明”,“必须使它们交流”以“产生合乎我们祖国翻身中的文艺新产品。”⑤
    张恨水先生以辛勤的一生,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他不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
    [注释]
    ①《总答谢》原载1945年重庆《新民报》.
    ②、②《通俗文的一道铁关》原载1942年12月9日重庆《新民报》.
    ④《由俊袭人谈到旧剧改良与梅兰芳谈渡美》原载1929年lo月27日《世界晚报》
    ⑤《郭沫若、洪深都五十了》原载1943年11月5日重庆《新民报》.


张正
1997年11月初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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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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