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没必要反应过度　

　 2007-09-30 《南方都市报》

　　■赵勇　　

　　在郭敬明入会的问题上，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先生反应激烈。他说，郭敬明申请加入作协的表格上，将法院判定为抄袭的作品列为代表作，作为申请入会的资格，居然获得有关方面的通过，这既侮辱了作协，也侮辱了法律。“我们不是不原谅年轻人犯错误，但犯了错误不承认不道歉，顽固抵抗，这是不可宽恕的；最可怕的是王蒙和理论家陈晓明，居然为郭敬明戴上桂冠，从这件事上，我看到这个时代，国人对信仰甚至对常识的摇摆、迷茫。”(《新京报》)在陆天明的心目中，作协显然还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作家也还在“灵魂工程师”的位置上架着，所以他才会如此义正辞严。但在我看来，陆天明有点反应过度了。

　　这就涉及到对作协的认识。曾几何时，作协无疑是一个政治色彩颇浓的机构，入会的作家不仅道德上不能有什么瑕疵，政治上也要过得硬。作协的门槛既然如此之高，入会便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北京大学的洪子诚教授指出：作协“除了基于对作家的有效管理、控制的考虑外，我看它是一种防止‘外来者’过分轻易进入的制度，通过一定的制度，来保护这个‘行业’的专业性人员的相对稳定性，保持这个专业‘圈子’的边界相对清晰，预防其权威和利益的降低和流失。”(《问题与方法》)这里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那时的作协显然还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有效地规训了作家，也有效地阻止了“外来者”的闯入。

　　然而，时至今日，作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估计许多人已颇感困惑。它是一个政治机构吗？既是又不是。大小作协不时传来的争权夺利的小道消息(当然它们没办法见诸报端)，让人意识到那个地方还是个标准的官场，但那里的官员显然已不能有效管理和控制作家了。它像一个经济实体吗？既像又不像。原因之一是它并没有开办文学作品的生产工厂，也没办法在文学市场上兴风作浪，但许多作家写出作品后却需要作协的资格认证。比如，作家的一部小说面世，往往会在中国作协开一个作品研讨会，仿佛只有经过了这样的程序，作品才会打开销路。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研讨会相当于产品发布会，而那个产品最终也与经济效益发生了暧昧的关系。它是陈村所谓的“群众组织”吗？表面上是，但实际上却很难形成肯定性判断。这个道理说来很简单：在当下中国，哪里有真正的群众组织？

　　所以，我的感觉是，如今的作协已成了一个四不像。它集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文学托拉斯于一身，但其中的相关元素却又相互消解也相互制衡。作协之内的人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地盘看做“文坛”，故发展会员就意味着壮大组织；作协之外的人也假想着通过入会取得某种“象征资本”，以便往后的资本积累更加得心应手。一则是残留的政治思维作祟，一则用膨胀的经济头脑想事，而它们又在看不见的想像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这种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布局，显示出“中国特色”的优越性。

　　基于如上背景，再来思考郭敬明该不该入会的事情，问题也许就会变得比较清楚。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家的政治正确性意味着根红苗正，也意味着道德楷模，所以坑蒙拐骗偷者无疑会被作协拒之门外；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衡量作家政治正确的则变成了销售量和营业额，至于你是如何把销售量搞上去的，作协或者不闻不问或者睁眼闭眼。在这个意义上，陆天明指责郭敬明道德不正确，当然有其道理，但他延用的显然是五六十年代的思维方式；在今天，道德不正确已经变成一件次要的事情，只要政治正确就已经足够了。我想，在郭敬明事件背后，应该隐含着这样一个小秘密。

　　当年的王朔说过一句惊心动魄的话，至今记忆犹新：“过去的作家里有许多流氓，而现在中国的流氓里大都是作家。”如果此话有几分道理，陆天明就不必再动纯洁革命队伍的念头了。也许，郭敬明加入的那个作协正是他可以大展宏图的地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