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很多东西都是在读书之外学的　

　 2007-10-10 《南方都市报》 　

　　刘绍铭：很多东西都是在读书之外学的

　　●他少年因家贫而失学，工余自学中英文，1956年以自修生资格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

　　●他1966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在海外执教多年。

　　●他致力翻译与散文写作，风格独特。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香港湾仔一家酒店的大堂咖啡厅里，刘绍铭先生斟了一杯红酒，整个访谈的过程，他的手常握酒杯。酒喝完了，谈话也算结束，他匆匆要过海到尖沙咀，电话听见他说：想过海去买烟丝。

　　刘绍铭的酒名早有耳闻，不想今日得见，感觉竟是如此特别。他写过《借问酒仙何处有？》、《半仙·如半仙》，酒话连篇，说的尽是和老友们喝酒之事，这些老友都非等闲之辈，其中就有胡金铨、胡菊人、戴天、余国藩、痖弦、杨牧、李欧梵。刘绍铭有感而发：“爱酒的人不会酗酒，因深知‘醉后添杯不如无也’。可是，另一方面，要真的懂得酒中趣，倒也得先具视死如归的精神。不能一手握杯，另一手却量着自己的脉搏。如果结了婚，自己视死如归还不够，还要太太充分合作，视若无睹。要不然与友辈杯觥交错中，她以醒者身份，举出一些最近公布的酒与健康的卫生数字，一下子在座酒仙成谪仙，英雄变狗熊。”

　　在美国生活多年，刘绍铭却说出“落寞”二字。对心折的作家张爱玲为生活所迫，一小时挨一小时地在光天化日的办公室里枯坐，他想到的是“落难”：“以‘落难才女张爱玲’为题，在感情上已见先入为主的偏袒。在‘封建’时代，末路王孙迫于环境而操‘贱业’，谓之‘落难’。”对佩服的学者洪业在哈佛终其一生，始终拿不到教授资格，他想到的是“难民”，“洪业1946年后在哈佛当难民，已是坐五望六之年，还是一介布衣，非进士（博士）出身。在当时环境来说，能够以讲师或研究员终其身，可说是哈佛同仁念旧的结果。”

　　刘绍铭自小在香港成长，家境困难而失学，以苦学有成，执教美国。最终归根香港，住所却在僻远的屯门。他自称如今没有要紧的事，很少从屯门山长水远地来一趟港岛或九龙。闲谈中，我们几乎数遍了在香港写作的高手，刘绍铭似乎对别人的文章谈兴更高。而一说起远在北京的杨宪益，他即刻背起杨宪益的诗句：“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然后举杯，一饮而尽。

　　一辈子最感恩的老师是夏济安

　　刘绍铭1934年生于香港。在香港念完小学时，父亲在广东一家学校教书，因营养不良，肺病复发逝世。刘绍铭在香港念完初一后就失学，先在一家印刷店当了两年的学徒，后来改在一家计程车公司当接线生。其间，刘绍铭换了好几个差事，工余自学中英文，1956年以自修生资格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

　　南方都市报：你到台湾大学读外文系之前，没有正式地读过高中？

　　刘绍铭：我只念到小学毕业再读一年初中就停了。我就做童工，做了一年出来，做书店卖货员，晚上念夜校，7点到9点。

　　我在的士公司上班时，选了午夜12时至明晨8时那一班。这段上班时间有一个好处：电话不响的时候，时间全是你的。每夜1时左右到第二天同事来接班前这六七个钟头，全是我自修中文、英文的时间。

　　那时候买书的钱都没有，就看副刊。那时候的报纸比现在的好。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对处在发育年龄的孩子影响很大。差不多有大半年时间，我没有一天连续睡上四五小时的觉的纪录。睡眠不足，再加上营养不良，我做通宵班的工作不到一年，就患了初期肺病。

　　1956年，是朋友告诉我去考台大外文系的，因为我小学同学中有规规矩矩念书念到高中，再跑到台湾去，对我说：“你来吧。”我就考到台湾去。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教育水平足以到台湾大学去读书吗？

　　刘绍铭：当时我有空余时间就去念英文专科学校，从1955年至1956年，我每天早上上两个钟头的课。1956年春末应试，我顺利拿到皇家认可的会考英文中学文凭。去台大外文系念书时我已22岁了，超龄三年，大一英文第一次测验拿了99分。

　　南方都市报：在香港时，你跟余英时先生还有一段渊源？

　　刘绍铭：余英时先生当时在《中国学生周报》，是第一任社长。他是新亚书院的，我也考了新亚书院，但是没有钱。我就写稿，当时还不到20岁，卖钱。记得余先生跟我见面时，结了一朵红色的蝴蝶领带，真是雄姿英发，但是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南方都市报：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时候，你跟夏济安先生的关系非常好？

　　刘绍铭：夏先生对我影响太大了，我这一辈子最感恩的老师是他。夏先生是一个极通人情世故的人，上课没有什么，重要是聊聊天。下了课，跟他去，他把我们学生当朋友一样看待，吃饭、聊天。后来我在台湾自费出版了一本我在香港时发表过的杂文和言情小说集，送了一本给夏先生，他看过后，找我到他宿舍去谈话，告诉我说我的小说写得不好，但杂文却写得颇有味道，邀约我替《文学杂志》写些随笔。我花了两个晚上写成一篇，他给我动了些手术就刊登了出来。

　　夏先生影响我们太大了，没有他，就没有白先勇。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跟《现代文学》这班人联系多吗？

　　刘绍铭：我比白先勇他们高一班。我是1956年去的，白先勇他们是1957年。夏先生是1960年就去美国了。

　　当时我跟白先勇、李欧梵、欧阳子他们已经很熟了。我们在台大外文系就以逃课出名，白先勇那一班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同学聊聊天，谈学问的时间，大多都在教室以外。

　　我比他们高一班，所以我是混不到他们小圈子里去的。

　　南方都市报：有不少早年在台湾大学读书的学生回忆，傅斯年当年把老北大自由的学术风气带到了台大。

　　刘绍铭：傅先生跟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先生都是北大来的。当然，我去的时候傅先生已经死了。我个人感觉就是：不仅是老师好，而且不是规规矩矩的。班上写稿的人特别多。

　　南方都市报：叶嘉莹夫妇到了台湾不久就被国民党关起来的。等你到了台湾时，政治上的压力还大吗？

　　刘绍铭：我去的时候已经是1956年，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还是有些压力。可是我听说更早的时候，1949年，他们说很多流亡学生是“匪谍”，把他们绑到包袋丢到海里去，这个我们没有经验。

　　在美国30年，还是没有归根的感觉

　　1960年，刘绍铭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不久后赴美，1966年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刘绍铭回忆说：“想着想着，也暗暗佩服自己当年因眼前无路不惜‘孤注一掷’跑去美国的勇气。我幼失怙恃，初中念了一年后就自食其力，后来以自修生名义考入台大就读外文系；后来又‘赤条条’地冒险跑到美国念研究院，终于在印第安纳（Ｉｎｄｉａｎ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我想着想着，自觉前半生不肯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打滚的经历，记录下来，或许会对童年经历跟我相似的年轻人有鼓舞作用。”

　　南方都市报：毕业后怎么会想考到美国读书？

　　刘绍铭：不登长城非好汉，那时候的台湾，是“不去美国非好汉”。都是逼着你的，你不想去，也要去的，去了讨饭也要去。整个台湾思潮来说，是美国什么都好，去美国才有出息，去不了美国就是没出息了。女孩子嫁人，也要嫁给有希望去美国的。

　　在台湾地区念大学的大学生，家里稍有点办法的，大多数在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忙着申请外国研究院的入学工作了。我自己不是不想出国，只是当时穷得连手续费十元美金都付不起，还出什么国？取助学金么？一来我自己的成绩并不优异，二来读的是文科，当时理工科拿助学金已经不易了，何况文科。就我当时的条件来说，我是个对于前途毫无选择资格的人，只有让前途选择我。后来我想起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好吧，就冒这个险：空着手去美国。

　　我是1961年去美国的，念博士学位，前后6年。

　　南方都市报：去了美国之后，跟夏济安先生交往多吗？

　　刘绍铭：我上印第安纳大学的理由，有一半的原因是感情用事，所谓感情用事，无非是夏济安先生来美读书时所选的学校也是这所，所以我还未到美国时，早已听他说及有关这所学校的种种了。因此，我此刻挑印第安纳大学的动机，可以说是心理上受了济安先生的影响。

　　我在那边做ｗａｉｔｅｒ，就是堂倌、服务生，有时候老师来了，不知道怎么对他（笑），很好玩。很快他就死掉了，是1964年死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跟夏志清先生认识也是因为夏济安先生的关系？

　　刘绍铭：他是把我们一堆同学都接收过去了，真是很有福气啊！

　　南方都市报：到美国读书对你在学术上的影响有多大？

　　刘绍铭：太大了！去美国6年，整个人改过来，思路宽了。

　　洋人在学术上的看法和我们中国人大不一样的。在印第安纳读书的时候，我听来了一个故事：印第安纳大学英语系名教授詹姆斯·考克斯平时喜欢和学生说笑，很平易近人，有一年暑假开课，外校学生从美国各地来选修的人很多。有一个学生功课极差，但与老师的私交最好。大考完之后，这位学生就拉考克斯教授到酒吧喝酒。酒酣耳热之时，这个学生极力替老师捧场，说选他这一课获益良多，最后的目的当然是问他自己的分数。考克斯教授不慌不忙地说：“你拿了个‘Ｆ’。很抱歉。这次酒钱我付好了。”

　　南方都市报：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刘绍铭：在美国的生活花费，尤其是吃的方面，如果单求营养价值，不讲享受的话，不见得比香港高出多少。罐头食品、鸡蛋、牛奶、面包、尤其是鸡的肝脏和翅膀等，都便宜得出奇。一顿饭，自己在家里吃，平均两三毛钱就可以解决了。

　　有一次，我的老师雅各布·克罗教授约到他家去吃饭。当天晚上除了我之外，克罗教授还请了一位在哈佛念中文的远房亲戚。克罗太太给我倒过咖啡，然后赔笑说要到厨房去弄饭了。

　　我心想：克罗太太在台湾待了一年，中国菜一定会两手吧？等一下闻闻从厨房里传出来的香味，就可猜到她功夫如何了。结果开饭时走近桌边一看，天哪，原来不是吃中国菜。那晚的菜式如今还历历在目：炸鸡、意大利粉、生菜沙拉、牛油面包。吃饭时，克罗教授问我美国人做的鸡好吃不好吃。我既没说好吃，也没有说不好吃，只说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很少把鸡炸来吃的。我反问他，中国菜中的葱油鸡、叫化鸡、盐焗鸡、白切鸡、豉油鸡好不好吃。他被这些名堂弄得糊涂起来，只笼统地说中国鸡味道虽好，但骨多无肉。

　　怪不得人家说美国佬吃的文化实在落后，不是亲眼看见，真的不敢相信：他们吃鱼不吃鱼头，吃鸡、鸭不吃肝脏，而且以鸡胸肉为上品。不过在这次经历以后，我倒学会了一件事：我今后一定不能拿自己民族的文化和道德标准去衡量人家。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要做评论和翻译？

　　刘绍铭：在美国毕业了，就要找一份差事，应付工作，根本就没有想到做评论和翻译。后来一个人独身，在美国小得可怜的小镇上的书店去看书，就是那时候看《魔桶》、《伙计》，看了很感动，就投入进去。那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太好了，就翻译出来。很多事都是偶然的。不受感动，就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应该大家分享。

　　所以，我做翻译的事，不是谁告诉我要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单身在外国的小镇上，就容易翻译起来的。

　　写作是很简单的，我在十六七岁就靠写东西找生活。所以，我这辈子，教书非要应付功课，翻译是偶然的。而且在美国教中国文学，你非翻译不可。

　　南方都市报：是不是美国的华人学者圈子也非常小？

　　刘绍铭：我念书的地方是小镇，没有几个中国人，要是跑到唐人街就不一样。我的想法是到美国以后，要有新的生活，尽量不要跟同胞在一起，学英文嘛，所以我就住在宿舍里面，跟老美在一起，就学英文。很多中国人跑去，犯了错误，几个人合伙住在一个房间，就在中国城的附近，一天不用讲英文都可以过。

　　我是故意躲开的，这样子才能学到东西。

　　南方都市报：听说有些人住在唐人街之后，一辈子都不用讲英文的。

　　刘绍铭：老华侨是那样的，可是老华侨无所谓的，读书不能那样子的。我去美国就是要读书嘛。

　　南方都市报：像你所写的张爱玲、洪业，在美国的时候都有比较落寞的感觉。

　　刘绍铭：现在还是落寞。我在美国30年了，想不到在哪里是可以终老的。这种感觉一句话讲不完。因为我是香港出生、香港成长，然后到国外，我在美国就像游客一样，我在那儿有30年了，也还是没有归根的感觉。

　　学东西是个人的事，但学校环境会给你很大影响

　　1966年，刘绍铭得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大学，曾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中文系主任。

　　他翻译有奥维尔《一九八四》、马拉默德《伙计》等；与夏志清有深交，协助其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并担任部分翻译工作。近年来刘绍铭致力散文写作，出版《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一炉烟火》、《烟雨平生》等。

　　南方都市报：1966年“文革”爆发时，你了解大陆的情况吗？

　　刘绍铭：我是1966年拿学位的。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半年没有跟家里通过一次电话，太贵了，打电话要跑到电话局去，先付钱。1967年我回香港，刚好是“文革”时期，左派搞暴动，把好几个人浇汽油烧死了。凡是左派的高楼大厦，上面都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条一条的，好恐怖啊！街上搞游行，很多人都把店铺关起来。

　　南方都市报：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些海外学人受邀回祖国探亲参观后，说了许多现在看来不大站得住脚的话。

　　刘绍铭：杨振宁、韩素音回来讲了很多假话，什么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教书的学术气氛，跟原来在台湾大学感觉到的气氛有什么不一样？

　　刘绍铭：台大的生活很自由。美国更自由，研究生都不用考试。学东西都是个人的，离开教师以外，没有一个学校可以真正教你什么东西，可是整个学校的环境给你很大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在读书以外学的。

　　南方都市报：杨宪益先生讲起他在牛津大学，整天就是聊天泡图书馆。

　　刘绍铭：我是非常赞同的，我们在读书时有时候就是晚上喝酒聊天。

　　南方都市报：你在美国结了婚吗？

　　刘绍铭：不，在台湾结了婚，从美国回来，到了台湾遇到亲戚介绍，结婚后就回美国。

　　南方都市报：在美国的时候，和余英时先生、许倬云先生有没有联系？

　　刘绍铭：我们在同一个基金会里面做评审工作，一年一次，我看他们是长辈，其实是同辈，可是他们比我出道早。

　　南方都市报：1994年，你为什么选择回香港？

　　刘绍铭：那一年有人告诉我，在岭南大学有访问学者，我在美国待久了，就想溜了。所以第一年，从1994年到1995年是访问教授。

　　岭南大学那时候刚好是改变了，没有什么人才，因为系里没有一个所谓资深教授，所以他们希望我留下来，做翻译系主任。我那时候已经差不多60岁了，很难回到美国再去过十年了，所以我就留下来，一直到2004年退休。

　　南方都市报：在香港教学环境，跟在美国教学环境有什么不一样？

　　刘绍铭：在香港的学校里，班上的同学基本上是不问问题的，老师上课由头到尾都是老师在讲。这一点跟在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是童年的波折影响了我一生为人处事的作风。我拿了学位后在美国任教的几年，做过不少傻事。因为自己生性勤奋，所以平生最恨游手好闲的人，尤其是自己学生中的这类人。

　　有一次，我居然把一位在我班上读书一直懒懒散散的美国少爷，召到我办公室去申以大义。他也吓了一跳，因为他说自己念不念书，连他父母都不关心。后来我检讨一下：自己也太孟浪了。这是“天府之国”，游手好闲的人一样不会挨饿。而且，创出苹果电脑这种大企业的人，不正是个美国版的“拒绝联考的小子”么？

　　南方都市报：你在文章里不停地劝学生一定要学好英文。

　　刘绍铭：我们现在写什么，研究什么，英文没有一天离得开。

　　南方都市报：你的散文写得最多的是在香港？

　　刘绍铭：因为香港的环境跟美国不一样，写东西跟环境有关系。在美国，你为了学位、评审什么东西，非要写学报文章不可。学报文章写出来要很多资料，而且要很多同行在学术会议上会探讨。在香港，码头就小了，写散文就不用做研究嘛。

　　刘绍铭小传　　

　　刘绍铭：1934年生于香港，广东惠阳人。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66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著有散文集《旧时香港》、《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一炉烟火》、《烟雨平生》、《吃马铃薯的日子》，小说《二残游记》，专论《曹禺论》，译有奥维尔《一九八四》、马拉默德《伙计》，英文编译《含英咀华：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合编）等。　

　　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　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