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话咏蝉

古人认为蝉餐风饮露，栖于高枝，颇有生活清苦、与世无争的隐士风范，故而多把蝉作为高洁的象征，曾有人把蝉用作帽子上的装饰，以蝉之德操作为自己事君立身的准则，更有诗人把蝉作为寄托情思的意象。唐代有三首很有名气的咏蝉诗。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地位、身份、经历不同，这三首诗所表达的情趣也各异。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研读则别有一番风味。

　　虞世南的《蝉》在这三首诗中问世最早。虞诗：“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的触角好象古人结在颔下下垂的帽带子，故称“垂  ”，诗中以此暗写自己显赫的官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簪缨”代高官）。前两句写蝉居于高处，餐风饮露，生性高洁，声音悦耳动听，让人联想起人物的高尚风韵。三四两句是对蝉清高的进一步说明。因“居高”而“声自远”，并特意强调“非是藉秋风”，很自然地表明品格高尚的人并不需要外在的凭借。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对人们的希望：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有了人格力量的美，就能够声名远扬，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吹捧。虞世南有这么好的兴致，与他的经历关系密切：他的哥哥虞世基是隋炀帝宠臣，他本人在隋炀帝时官居起居舍人，归唐后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封永兴县子。虽有由隋入唐的变故，但他仕途上一直比较顺利。李世民曾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故而作者在此诗中以蝉的栖高鸣远，比喻自己行为的光明磊落与胸怀的高洁坦荡；以“饮清露”来形容自己的廉；以“出疏桐”来形容自己的清高；以“居高声自远”来描写自己特立独行的高尚气节。

　　而骆宾王就没有了那么好的运气。骆宾王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早年沉迹下僚十年不调。高宗仪凤三年（678年），骆宾王任侍御史期间，因上书论事被诬以赃罪下狱，当时心情可想而知。《在狱咏蝉》就是作于此时：“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此诗前两句写出了特定的时间（“西陆”，即秋天）、特定的地点（狱中）、特定的人物（“南冠”，即囚徒，此指身陷囹圄的自己）、特定的意象（蝉声）及其所引发的特定的情感（客思）。三四两句用“玄鬓”指蝉，用“白头”自况。以黑白对比，喻示物盛我衰；又用“那堪”、“来对”呼应，联系物我，进一步传达出“蝉声”对“南冠”的侵袭及“南冠”的不堪忍受。五六两句作者以蝉之“飞难进”比喻自己在仕途上的不得志，以蝉的“响易沉”比喻自己“信而见疑”、百口莫辩的处境，以“露重”、“风多”比喻时路艰虞。骆宾王才华横溢且满怀报国热情，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屡次上书匡救时弊，但“适离京兆谤，还从御史弹”的现实使他成了阶下囚。“露”是何其“重”，“风”是何其“多”，因而自己仕途坎坷（“飞难进”），有志难以施展（“响易沉”）就是“正常”而无可奈何的了。最后两句由哀蝉进而自哀，点明了作者的寓意。一生充满悲剧色彩的骆宾王报国无门，反而被诬下狱，因而《在狱咏蝉》写的是有志难伸、有冤难诉者的形象。

　　生活于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早年丧父，生活困顿，十七岁时入令狐楚幕府，在其指点下骈文奏章闻名一时。而牛李党争使其未能及第。他在文宗时初入仕途，牛党主持朝政后遂受冷遇、排斥，以致漂泊四方，潦倒终身。其《蝉》诗便写出了怀才不遇者的伤心事：“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前四句写寒蝉栖高饮露，悲鸣欲绝，而碧树无情，寄寓自己志行高洁而不遇于时的处境和悲愤无告的心情。一个“恨”字把诗人心中的愤懑之情充分表现出来。但“恨”又有何用呢？五更时分，蝉鸣凄凉欲断，而树仍青翠碧绿、冷漠无情。两相对比，表现了世态的炎凉。后四句写自己泛梗飘蓬，欲归不能的羁宦生涯和举家清贫的困苦生活。虽“故园芜已平”但依然在“薄宦梗犹泛”，有家回不的，连陶渊明的“田园将芜胡不归”也比不上了。蝉的“难饱”、“费声”正是自己的象征，而“薄宦”的地位也使自己联想到蝉的“难饱”和“费声”。而且以树作比，蝉因饥而鸣而树无动于衷。树无情而人有情，遂有蝉我相警。蝉鸣本非为我而发，于我实无情；而我却谓其相警，实我对蝉有情。蝉我遭遇相似，故蝉我同一，怜蝉便是自怜。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要懂得诗词，一定要会知人论世。孤立地看一首诗词，有时就很难把它懂透。”的确如此。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