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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杨震
眼见得发也白了、牙也缺了，就是不见金灿灿的诺贝尔奖姗姗来迟。眼见“实在对诺贝尔奖没有期待”的美国九旬老头儿捧回奖章，我们心头怎能不五味翻涌？
没有期待，诺贝尔奖偏偏意外降临；望眼欲穿，却始终与诺贝尔奖天人相隔。这看起来似乎偶然的一个现象，其实正好揭示了我们的思维盲区，正好提醒我们思考一个过去很少注意的问题：在天成和矫取之间，到底应做怎样的选择？
诺贝尔奖从来成色不减，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到此失灵。为什么？因为诺奖只是对自由探索精神的一个荣誉认可，真正的精神成就只能是精神对自己的肯认，也就是精神通过自由自主的活动创造出一个科技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世界奉献给人本身。诺贝尔奖的诸奖项就覆盖了人类的这三个领域。因此，谁主动争取来诺奖并不意味着什么，主动颁发诺奖给谁才意味着什么。前者是矫取，后者乃天成。
矫取者，可以定计划、下指标、给任务、作指示，举国以克之。这适用于捞一把就走的机会主义，却断断乎对不上诺奖的胃口，更是对自由创造精神的扼杀。只可惜如今的中国学术文化圈子，已经走上这条不归路。例如，北大热心于修筑五星级酒店，它的教学楼却出了名的破烂不堪，可想而知，呆在那里的学生们会构思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所以，陈平原先生日前警告中国大学急速官僚化的颓势。学术GDP固然是蒸蒸日上，精神自主却岌岌乎殆哉。人们被驱赶着、禁锢着，匍匐在各色权威脚下，内心为偶像所蛊惑，无法轻装上阵。如此这般，怎么还会有人倔强地坚持精神探索呢？温家宝总理去年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清醒地发出锥心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一语刺破虚假繁荣包裹着的脓疮。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奖的问题，其实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自由的问题。谁都明白，大师只是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所有大师都善于学习，但都不善于学习循规蹈矩，因为他们个个性格独特，不可复制。在矫取者眼里，他们只是一段段扭曲的人性之材，必欲去之而后快。任何创造都勉强不来，只能靠精神自然生长而成。因此大师不可能被计划出来，诺奖也不可能被计划出来。也就是说，得诺贝尔奖是个自然天成的事。
天成者，不可以定计划、不可以下指标、不可以给任务、不可以作指示，更不可以举国以克之。所有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都得bye－bye。而这主要关乎培养和遴选人才的机制。如果机制僵硬得不容忍任何个性十足的个人，那么它必定淘汰优秀、提举平庸，甚至高捧顽劣。难道能拿这种人去竞争诺贝尔奖吗？如果机制容忍异彩纷呈的个性，必定会选出能撷取知识英华的大师。前者意味着对人的不尊重，因为它出于自己某些特定的偏好，拒不遵循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普适原则。后者意味着对人的尊重，因为它公平正义，以平等对待一切人为圭臬。这无疑就是我们久久渴盼的文明。
频频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自然流露。获奖是无为而为、无心之得。所以拥有高度文明的美国人成了诺奖竞赛的大赢家。据说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在创新这件事上，是不是无奖也胜有奖？
北冥有鱼，化而为鹏，扶摇直上，徙于南冥，一日万里，须得飙风相送。庄子的寓言无非是说，毋以机心对待世事方可成就宏图大业。若我们能多些制度性宽容和超越精神，便是为身边沉默着的天才们鼓风造势。终有一天，他们会御风而行直达天穹。那一刻，远比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闪动的镁光灯更绚烂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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