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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毛泽东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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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文本分析

胡为雄：毛泽东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文本分析
时间:2007年11月22日 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在《毛泽东选集》中，我们根本见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这是因为，毛泽东1951年将自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的第七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对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修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国内学界的分析是主要受制于国际政治环境，即共产党情报局和苏联的压力。但是，所有分析都没有给出原始的、有分量的、直接的史料证据，推测的成份较大。另一方面，学界在注重这种外在的政治影响的同时，忽略毛泽东著作修改的具体过程，陷入一种片面的论述中。我认为，毛泽东修改自己的著作遵循了精神生产的普遍规律或内在的逻辑。本文主要就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修改尤其是对文中“学习”这一小节修改情形作些分析。

从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修改内容看，它是一次全面的修改，而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个提法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原文的字数有10716个，修改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字数则为9129个。不过，改文增写了448字的题解和790字的注释。两相比较，改文的基本结构未变，但小标题有些变动，如原来的小标题“（1）问题的性质”径直删去了，“（14)团结全党到团结全民族”则修改为“团结和胜利”。从内容看，文中修改得较多的是“（8）干部政策”和“（14)团结全党到团结全民族”，前者删除较多，后者从标题到内容基本上都是重写。 

当然，全面比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的修改不是本文的目的，也显得过于宽泛，故本文只具体分析包括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的“学习”这一小节是怎样修改的（在分析时，本文将被修改的原文和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用黑体字标出）。从行文上看，毛泽东的修改使文句更顺畅，表达更清晰，逻辑更严谨，文章更精美。

“学习”这一小节共有五个自然段。第一个自然段修改不多。在该段中，毛泽东将“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这个句子，修改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里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了“政党”这个主语，避免了无主句的缺点。

第二自然段改动较多。例如，原文的表达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改文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这种修改，增加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号召力度，行文也更流畅。在此之后，改文删去了“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句。这一修改，折射出毛泽东在1950年代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的情愫。该段中，毛泽东在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之后，删去了这么一小段话：“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因此，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毛泽东对该段的最后一小段也作了较大修改。原句为：“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改文则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这种修改使逻辑更严谨了。

第三自然段的修改是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一段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该段的原文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改文的表述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内容上看，改文更加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的联系的，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的理念。虽然这种改动没有使根本论点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则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的运用。而且，这一小段经过修改后文字更流畅，说理更透彻。

第四自然段主要是删去了一小段文字，但保留了其中“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这段删去的文字是毛泽东在批评有人如果拒绝认真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规律性及其发展之后说的：“那他就不过是一个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Q，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向谁研究？我们的先生多得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全世界，他们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该向他们或多或少的学到一点东西。”毛泽东修改时将这一小段删除，使行文更紧凑了。

第五自然段只加写了两字，即把“须从不自满始”句改为“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使句子表达更顺畅些。 

从“学习”这一小节的整个修改情况看，它是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一次精心加工。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修改成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对文字的再次提炼，使意义更精确。“在中国具体化”的提法，更能突出毛泽东对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强调，表达“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的涵义。而“中国化”的提法则不能清晰地表达这一意义。从上下文联系看，毛泽东提及中国化并不是着意的，并未将之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他是在谈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之后，才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对自己的著作精亦求精，是他修改的内在动力。外在政治环境的影响或许是存在的，但不会有太大的直接作用。理论的精确性是他修改的最高原则，因为他的著作不是政策性的文件，在国际上不会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

以精亦求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著作，从毛泽东对《矛盾论》的修改中得到印证。毛泽东修改著作花费精力很多的，除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外，莫过于《矛盾论》了。这两文都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精心修改。直至1951年4月1日，毛泽东在致信田家英时还这样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而《矛盾论》原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节。毛泽东将它收编入《毛泽东选集》作了大修大改。《矛盾论》原文24000余字，修改后23000余字，其中删去了近7000字，增写了6000余字。毛泽东对它的修改既有篇章结构上的改动，也有理论观点上的完善和字句上的修饰。例如，它的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但要将之独立出来作为一篇论文，毛泽东便将题目改成为《矛盾论》。然而，毛泽东并不因为自己在矛盾同一性问题上与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斯大林否认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而修改矛盾同一性的论述。斯大林也没因此而拒绝被译成俄文的《矛盾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而且，《布尔什维克》（1952年9-10月号）发表《矛盾论》对之仍作了很高评价，认为它“是在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性的研究。” 

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资料直接证明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受了共产党情报局或苏联直接施加的影响。可以说，为迎合共产党情报局或斯大林而违心地修改自己的理论观点对毛泽东来说是不存在的。

从毛泽东一生的讲话和著作看，他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适应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加以具体运用等较多，提中国化很少，在《毛泽东选集》中也根本没有中国化的字样。因此，我们的提法还是以毛泽东亲自编辑和精心修改的《毛泽东选集》为准，不能为了话语的简便而恢复毛泽东已经弃而不用的提法。

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龚育之在这里是从“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和“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来区分两个提法，但实际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不过，龚育之是在答记者问时简略地提及这一问题，并不是从文本角度专门研究毛泽东为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修改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提法。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而不是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我们在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中应当使用《毛泽东选集》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规范提法，少用或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俗提法。

（原载《理论视野》2007年第11期。）



最后更新[200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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