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的高考中，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不知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那时招生工作人员“乱点鸳鸯谱”，当年8月，我却接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进入了珞珈山。
9月中旬，我如期来校报到。早就听说武汉大学的校园美丽如画，当我置身其中之时，真陶醉了：这何止是画，简直是仙山琼阁，是人间的天堂！那青松翠竹的山麓，碧波荡漾的东湖，鲜艳绿色的琉璃屋宇，拾级而上排云殿式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运动场……简直让我目不暇接。还有那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的学生斋舍，更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古朴、深邃的文化氛围，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读书地方吗？
教学中的一切也让我感到很新奇：风度翩翩的教授，扶手式的课桌椅，推拉式的活动黑板，教师在讲课中间穿插一些化学演示实验，既直接又富有情趣，这让我很快热爱上化学专业了。大学上课没有固定座位，基础课是180人一起上大课，有的教师要戴着微型麦克风上课。为了便于记笔记，一些近视的同学要设法抢前面的座位，那时到教室或图书馆抢占和代占座位也成了一种风尚。
令我十分怀念的是大学初期的伙食，我们享受的几乎是“小灶”待遇。那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属于“精英化”的教育，能够上大学的仅仅是极少数幸运儿，因此，国家对大学生特别重视，基本上实行的是“包干制”，伙食、医疗（包括疗养）、书籍都是免费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后来以人民助学金制代替了包干制。
1954年上学期，学校要从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挑选3名留苏预备生，一名是调干生，一名是个一心想当居里夫人的女同学，还有一个就是立志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我。那时审查留苏预备生是异常严格的，必须过三关：一是政治关，二是学习关，三是身体关。通过审查，我们3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他们俩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而学生科负责人告诉我未被录取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香港脚”（脚气病）。
1954年冬天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女同学们都三五成群手拉手结伴而行，借助集体力量互相以防摔伤，但有时也出现像拔河一样一摔就是一串的情况，这也成为当年的一道风景线.
请看：留苏预备部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2）
(2005-11-08 06:34:51)
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为我留苏的拦路虎了。
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计划。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未婚妻高伟商量，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因为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
我们结婚的时间定在1961年元旦。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客。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小计，用手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我们俩又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这虽不成敬意，但当时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我如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难。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结业。
考试后，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但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妻子高伟只得赶到北京为我送行。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那时国内生活水平很低，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按国家标准，每位公费留苏学生可以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个帆布衣箱。我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他们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了。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3）
(2005-11-09 07:14:54)
“反修”战士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中苏两党的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也影响到留学生的学习与安全。我们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我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我们的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
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和留学生会主席，决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全国总工会于1962年4月30日晚，在工会的圆柱大厅召开了庆祝招待会。应邀的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有关国家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各国留学生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了。我做了在会上发言的准备。
主持人在致辞中大谈“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抑制住焦急不满的情绪，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向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节日祝贺。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我首先对会议主席安排我发言表示了感谢，向苏联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接着，我着重就和平共处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我的发言，当然引起苏方官员们的不快，但是却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1963年6月28日下午4时，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刘天民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实验室。他带着急促的口气说：“情况十分紧急，你现在已不能再回宿舍了，请带上身边有价值的资料马上跟我到大使馆去。”我意识到出事了。我问：“要不要向导师或研究室的人打个招呼？”他说：“不必了。”
到了大使馆，我被径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办公室，他已在那里等候我了。他起身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道：“昨天，苏联外交部已照会我方，宣布了5位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中有你，苏方限定你们48小时离境。为了安全起见，你现在寸步不能离开大使馆，准备后天回国。”接着，潘大使把苏方6月27日的照会递给了我。
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在苏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与抗议，留学生代表纷纷赶到大使馆，向我表示了慰问。事后，我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同学集体来到大使馆，义愤填膺地向我表示支持。他们还帮我清理来了日常换洗衣服。可惜的是100多册俄文专业书籍，我不能随身携带回国。在离开莫斯科的头一天晚上，刘天民同志来到住处看我，征询还有什么要求。我握着他的双手说：“天民同志，我决定把一年半节省的600卢布捐赠给大使馆，我已托付留在科学院的留学生代交，请你转给有关领导，略表心意。”
当我登上苏图—104航机舷梯，挥手向欢送的人们致意时，我眼睛湿润了。再见吧，令人沮丧的莫斯科！
这一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当太阳高高从东方升起之时，我们乘坐的苏图—104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数千人聚集在这里欢迎我们。当我们走下飞机舷梯时，接受了少先队员们的献花。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回到首都来！修正主义不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4）
(2005-11-10 07:44:27)
周总理的接见
从1962年1月10日离开北京，经过了526天的留学生活，我又回到了原点———北京留苏预备部。不过，不同的是：出发前是一名留苏预备生，而现在是一名辍学的归国留学生；那时我名不见经传，现在作为“反修战士”为世人所瞩目；那时人们饿着肚皮，现在经济困难已经暂时过去，市场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我住进了留苏预备部的宿舍，那时学成归国的数百名留学生都住在那里。由于时差、紧张、兴奋和疲倦，我患了失眠症，整整5个夜晚不能合眼。领导得知后，派医生送来了100片装的一大瓶安眠药，但我并没有服用，担心日后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就这样，我全凭意志的力量来调整我的心理，维持频繁的社会活动。
7月7日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万人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的5名“反修战士”。
7月13日，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怀的日子，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进行的，10点整，周总理健步走入接见厅，他依序来到我们面前，一一和我们握了手，并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表情严肃，气愤地指出：“苏共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他们越滑越远了，现在竟然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撕毁教育与科研合作协议，驱赶我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反华的企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着，周总理一改严肃的表情，和颜悦色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从工作单位到婚姻、家庭一一都问到了。当他问到我学什么专业时，我说：“是研究有机氟化学的，与国防军工关系密切。”他说：“你既然是搞国防军工科研的，我建议你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谢谢周总理的关怀，我是由武汉大学派遣培养的，还是回去报效母校吧！”周总理说：“那也好，我也不勉强你。”30年以后我回忆往事时，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也许我就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7月15日晚，陈毅副总理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我们5个人，参加作陪的有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外交部、外经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20多人。宴会开始时，陈毅同志举杯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连日以来你们辛苦了，今晚彻底放松，我们不谈政治，修正主义不是一个晚上能批倒的，是长期任务。”
那天晚上，我的确过得非常愉快，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威严、机智和幽默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大约8月初，武汉大学李达校长托秘书曾勉之同志带信给我，他希望能见到我，那时他正在北京颐和园休假。我如约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我的学习和反修情况，老校长见到我十分高兴，中午设家宴款待我。席间，老校长谈兴甚浓，他谈到了武汉大学的问题。他说：“学校围绕着1958年教育革命的问题，党委分成了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已经影响了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武大的学术地位不高，令人不安哪！希望你回学校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狠抓科学研究，为办好武汉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大约9月中旬，我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学校领导和亲友们的欢迎，见到了出生10个月的儿子毛毛。他是我在苏联学习期间，于1962年11月3日出生的。给他取名“维宁”，意指维护列宁主义路线，是我留学苏联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见证。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5）
(2005-11-11 06:21:29)
“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一举措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旨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兴许我是沾了“反修战士”的光。
然而，我并不领这个情，不仅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当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为此我度过了“十年寒窗”的岁月，而这一任命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当党委书记庄果向我宣布这一决定时，我极力陈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尽管当时强调“突出政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但我自认为还有点“政治资本”，可以讨价还价，一直坚持不到教务处去上班。所以，我这个副教务长是一天班也没有上，一天权也没有当的“当权派”。
5月初，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会”，内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发某些人砍掉校办工厂，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半工半读，打击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等等。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武汉大学又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试点。
6月3日，《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武汉大学李达反党“三家村”。
所谓李达“三家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为首的当然是李达校长；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他是武汉大学1962年整风运动后调来的，1965年初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他是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
1966年8月24日，李达校长溘然含冤逝世，这离点名批判他还不到100天。就在他去世以前，7月18日，这位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老党员被开除了党籍。
1967年元旦第二天一大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弹———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作好准备，去承受即将到来的苦难，决不能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
这天早饭后，一群造反派学生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说“没有黑材料”。他们不信，于是七手八脚地翻箱倒柜搜查，他们当然搜查不出什么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况下，他们把气往我身上发泄，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游斗。
游斗是沿着校园环形大道进行的，整个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我低着头看得一清二楚。每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都要停下来，召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勒令我低头弯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游斗终于结束了，尽管是三九寒冬，但一个上午游斗下来，我已是大汗淋漓。
在以后的十多天里，每天我必须到“9·12先锋队”去报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
8月10日这天的批斗会，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我把它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因为就是在这一天，造反派差一点走火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没有被造反派用枪崩掉，大概是命不该死吧！
“8·10”武装批斗以后，我从农场劳改队移交到造反派的专案组，我知道这个转移意味着斗争的深化，一场对我审查的攻坚战已经开始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