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话语的贫乏和新话语的产生




    每一个社会,都会形成一定的话语模式.以中国清代为例,话语模式便有以下特点：重视皇权、族权、父权、夫权，推崇儒家的四书五经；尊敬教书先生；官本位；自高自大，排斥外来文明；学以为用，不为真理；农业为本,工商为末；对祖先的崇拜；不追求特立独行,而追求与社会的"和谐"；不重视理性、推理，而重视感性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不崇尚创新,而崇拜老祖宗律法;满族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特殊地位;重视今生今世的荣华富贵,缺少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这种话语模式充斥于各种公文法律,充斥于官场往来,充斥于知识分子的言行之中,充斥于各种书本,也充斥于底层民众的心灵与生活之中.这种话语虽然也有许多积极的内容,可以为以后时代的话语所汲取,但也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导致人们的幸福遭到侵害,导致民众的素质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导致社会的活力遭到窒息.瓦解这种旧话语,也就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而最近几十年,我们使用的话语,与过去时代相比,既存在着继承关系,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官本位,不追求特立独行,而追求与社会的"和谐";重视今生今世的荣华富贵,缺少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学以为用,不为真理,所有这些旧话语还很有市场。但是,儒家的地位,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这两个时期的近乎粗暴的批判,地位已经一落千丈;而洋人的思想理论被当做指导思想加以叩拜.与此同时,为增强国力,一些新的话语逐渐形成,"丰富"、"发展"和"完善"着原来的话语，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努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是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等。此外，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又形成了“对待敌人就应秋风扫落叶一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领导干部就是要讲政治”、“自己的人好用”、“不听话，就不给饭吃”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话语。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上，“主权高于人权”、“抵制西方分化、西化”、“国家利益第一位”，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开放”、“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先进成果”，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构成我们的对外关系话语。

    以上话语，可称“主流话语”。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在发言时，采用这些话语。大中小学在编写教材时，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的入学考虑，公务员的招聘考试，采用这些话语。八一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拍制电影时，采用这些话语。学术成果评比、先进人物评比、优秀文艺作品评比，采用这些话语。外交官的外交辞令，采用这些话语。或许你会认为普通大众不会使用这些话语。你错了。普通大众更加缺乏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他们要么不议论国家、社会、人生价值和意义等等问题，如果他们一旦议论，则几乎全部是主流话语。看一看互联网的无数网民，任意找出几篇他们的帖文，你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使用的话语，几乎清一色来自中学教科书、中央电视台新闻、正规则宣传刊物的宣传材料、某某政治领袖的语录，至于他们自我的思考和见解，则微乎其微，简直等于零。

    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各种话语已经显得全面落后。比如，唯物主义果真正确，唯心主义果真错误吗？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做法真的可取吗？事实上，唯物主义也有深刻的局限性，唯心主义也有大量可取的地方。比如，真的是物质决定意识吗？为什么同样的物质条件，有的国家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有的国家各项事业死气沉沉？关键应从物质条件找原因，还是从主观因素找原因？比如，经济建设真的应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吗？把用于吃的穿的等物质财富的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经济还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还情有可愿，但如果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却仍然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这合理吗？因为人生的幸福，生活的美好，分明是主要体现在精神生活的境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尊重等方面上啊！“对待敌人就应秋风扫落叶一样”，但是世界上有纯粹的好人，有纯粹的坏人吗？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多些宽容？没有宽容，没有不同的人的和解，一个民族会有凝聚力吗？广大人民会有幸福吗？又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真的正确吗？公平放在次要地位，效率提高了，又有多大意义呢？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害做人道德良心的效率，也应优先吗？比如，真的是主权高于人权吗？当萨达姆这样穷凶极恶的独裁者在粗暴地践踏本国民众的人权时，国际社会以“主权高于人权”为名，不肯采取措施拯救伊拉克人民，这种做法对伊拉克人民公平吗？岂不成了萨达姆这种独夫民贼的帮凶？比如，科学技术真的是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技术不是中性的吗？它可以用于正义，也可以用于不义。如果人类的道德和信仰不起支配作用，科学岂非成了人类的祸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科学能够解决吗？比如，现代化果真值得我们去向往吗？现代化使人追逐物质享受，使人的心灵荒芜，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使人对生命缺少敬畏，这样的现代化，有何意义？这样的现代化，是把人类带往幸福，还是把人类带往灾难的深渊？比如，知识分子真的是整个社会的精英吗？那些贪官恶吏，不是也有大学本科学历、硕士生学历、博士生学历，哪一个不算知识分子？那些专家学者，当然算知识分子，但他们真的有才华，真的有良心吗？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但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精英？比如，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不是根源于人们的道德、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公众修养吗？比如，人类社会真的是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级一级地往前发展的吗？大自然在冥冥之中真的为人类安排了这么一个秩序，还是个别学者粗编滥制、不负责任的结论？不同民族的发展形态各具特点，岂能用同一模式去生搬硬套？

    不但如此，在涉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时，我们现有的话语也能以回答。比如，为什么要崇尚公平正义？为什么要为每一个受害的人伸冤昭雪？为什么连一个流浪汉生病了，我们的警察也不能将其丢弃在荒郊野岭？为什么仇人与仇人之间，应该和解，而不是冤冤相报？为什么人们做了对不起国家、人民和社会的事情，应该忏悔？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热爱真理，每一个国家、政治、政治家、富翁、军人、学术权威，都必须在真理面前低头？为什么人要仰望星空，而不能只关心物质生活，而不能只在乎功名富贵？比如，我们常说，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社会和谐是生产力，精神文明是生产力，惩治腐败是生产力，为什么要是生产力？为什么不是为了别的东西？而这种别的东西，又该用什么术语来表达？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经典导师怎么说，就怎么是吗？如果是这样，岂非是用封建神学思维来取代真理思维，岂非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尊严的莫大侮辱？过去时代对社会主义所下的种种定义，如阶级斗争为纲，如一大二公，如计划经济，如集权政治，均在实践中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对社会主义下一个定义？不讲公平正义，不敢反腐败，司法不公，财产不申报，是社会主义吗？不讲道德，“女人陪陪有什么大惊小怪”，不讲信仰，不讲博爱，教育中充满狼奶，算社会主义吗？黑砖窑、黑煤矿、劣质奶粉，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是社会主义吗？不讲自由民主和人权，压制批评和监督，是社会主义吗？医疗、教育、文化、住房、殡葬、水电，都搞产业化，是社会主义吗？如果这一切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又比如，人世间到底什么算强大，什么算成功，什么算英雄？是战胜自己天性中的种种缺点，做一个有爱心、有自制、有信义、谦卑、宽以待人的人，还是放纵自己的种种缺点、凭借权力胡作非为、给社会和他人带来莫大损害的人？如果不是把战胜人性中种种缺点的人当做强大、成功、英雄，而是相反，这个世界有希望吗？这个民族是一个值得热爱和尊敬的民族吗？

    在这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两点：一，原来对一些概念所下的定义，已经陈旧不堪，无法采用。《辞海》也好，《中国大百科全书》也好，凡是人文领域的工具书，对大多数术语——如人性，良心、国家、阶级、生产力、正义、社会主义、法律、宗教、政党、军队、人民、民主、正义、科学、宗教、知识分子、善良、人权、幸福、现代化，等等——所下的定义，都已经变得严重落后。谁越是按《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这些术语所下的定义，来进行思考和写作，谁的思想或文章就越背离时代发展的脉搏，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文章失去意义。由于概念的定义已经在时代面前变得落后，就要求我们对原有的要领进行深刻改造，赋予其全新的含义。二，我们感到现有的概念不够用。许多思想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原有的概念根本无法回答，加以改造也帮不了多大的忙。我们在思考和谈论时，知道我们有某一种需要，却又无法说清这一种需要究竟是什么；知道在思想的某一环节存在缺陷，却又无法说清这一种缺陷究竟是什么。这种味道，比哑巴吃黄连，还不好受！究其原因，不在于我们对现有话语了解不多，而在于现有话语压根儿就没有相关概念！创建新概念，用新概念来分析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课题。

    注意到，已经有许多人在探索新话语。这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一些人在向西方自由主义借火。笔者也赞成自由主义，因为自由精神确实十分宝贵，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确实不可侵犯，但笔者认为自由主义如果不与信仰、道德、民众良好教养等因素相结合，是开不出好花、结不出好果的。更何况许多中国学者，在庸俗化地理解自由主义，对民众的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久缺乏深切的关注或同情。（二）一些人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但显得过于粗糙，有许多言论，纯属故作惊人，缺乏一流思想家应有的严肃认真态度。黎鸣先生可谓其中一个典型。（三）一些学者，在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反思中国这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深刻反思现代性，深刻反思大国崛起的历程，深刻反思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谢韬、杨小凯、刘小枫、何清涟、秋风、袁伟时，他们正是这方面的有心人。今后还需要大量的有心人，去做这些工作。他们难以说是新话语的大树，却可以说是新话语的沃土。没有他们的辛苦劳动，新话语的大树是难以茁壮成长的。（四）还有一些人，已经在创建新话语，运用新话语进行思考。他们不慌不忙，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他们不夸大其辞，不唯我独尊，不敷衍了事，而是始终持着一种平静、理性、宽大的心态。他们的思想还很粗糙，他们的概念还很不严密，他们思考的问题还很零散，以至常常引起他人的攻击，常常引起旧话语体系中“大师级”人物的嘲笑。但深入的观察，则会使人们发现：这些人的话语已不再是旧时代的话语，他们所使用的概念、他们藉以思维的方式，均已经有了全面的更新，从而有了鲜明的新时代色彩。

    当前的现实是：旧话语的落后十分明显，但仍有市场，新话语更具生命，却尚很粗糙、很零乱、不成熟、不完善。这使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变得十分尴尬：（一）完全抛弃已经落后的旧话语，完全采用新话语，就会漏洞百出，抓襟见肘，惨不忍睹，因为新话语对于更多问题的研究，还是个盲区。（二）既采用新话语，又采用旧话语，我们的思想就会显得很不协调，如同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左边衣料是旧的，右边衣料是新的，怎么看都觉得不伦不类。（三）完全采用旧话语，对新话语视而不见，这样或许还可以自圆其说，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稍有理性和良知的人，是决不至于这么做的，只有混帐透顶、居心叵测的人，才会例外。

    这种尴尬，短期内无法消除、只有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即一方面营造自由思考、平等交锋的环境，让新话语不断成长，旧话语的落后成分遭到批判、旧话语的合理成份得到吸取；另一方面新话语又通过各种途径，为民众所接受，为法律所采纳，这种尴尬才会逐渐消除。

    新的话语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一些国家热衷于意识形态，把某个思想家著作当作绝对真理，而把与这个思想家相异或相反的思想均当作谬误进行批判；把政治家的主张当做不可违背的教条，谁持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动分子；为自己的利益需要而歪曲事实、编制教义，实行狼奶教育，愚弄国民；压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压制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上做法不是出于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是出于一己之私，不是尊重思想文化规律，而是完全违背了思想文化规律。因此，不但不能促进思想文化发展，反而使思想文化发展走入死胡同。

    新的话语则不然。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新的话语的环境下，谁都不能以真理的代表自居，谁也不能自封为真理的教主。任何一个人，地位再低，财产再少，也有发言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权利。出版物、媒体不但应给持这种立场的人提供发表观点的机会，同时也应为持其它立场的人提供发表观点的机会。不能以爱国的名义拒绝外来文化，不能以科学的名义压制宗教信仰，不能以正义的名义压制人们对正义外衣下各种邪恶的揭露，不能以尊重祖先的名义压制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不能以多数的名义压制少数的相反意见，不能以权力的名义压制民众的独立思考。只有彻底抛弃意识形态，让相反、相异的观点自由表达，让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种学说置于全体民众的充分评说之下，让教育、出版、新闻、宗教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真理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新话语才能生机勃勃地向上生长，祖国思想文化的天空才会更加璀璨。

    旧话语渐渐退出舞台，新话语取而代之，是历史潮流所在，不可阻碍。顺应历史潮流，促进新话语的成长，是每一个热爱真理、忧国忧民的中国民众的共同责任。尽管目前新话语还很稚嫩，远没有成熟，甚至也谈不上有大致轮廓。但假以时日，它们必定会大放异彩。会有许许多多类似亚当斯密、罗尔斯、密尔、狄更斯、泰戈尔、雨果、孔汉思、休谟、康德、歌德、爱默生、洛克、托克维尔、惠特曼、普希金这样的光彩夺目、才华出众的思想家文学家涌现，使祖国思想文化的天空，装扮得象奇异瑰丽、气象万千。我们的教材，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的宗教，我们民众的精神文化修养，都将会有另一番面貌。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市镇，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将为之面目一新。

    时代在进步，挡都挡不住。朋友们，阔步向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