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说到的几个名家,都是我们的前辈的前辈。也就是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上大学和参加工作时,他们已是所谓泰斗级的人物了。辈分之间的落差,使我们即使有幸在一些场合见过他们,不论实际距离的远近,也只能称之为“远看”。即便是这样,他们瞬间的举止风范,依然是生动而又难忘的,至今忆及,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
陈翰笙
入学后不久,好像是初冬的一个雪天,系里通知我们去北京邮电学院听一个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讲座。主持者,主讲人,讲座的主题和内容,今天已没什么印象了,而下面这一幕,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晰:讲座结束时,主持人请在台下听讲的陈翰笙上去给听众讲几句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陈翰笙的名字,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好像还兼着和讲座主题相关的某个学会理事长或顾问一类的职务。陈翰笙应声从听众席站起来,手执一根拐杖,穿过座位之间的过道,径直走向主席台的正面而不是侧面(台阶)。我们正纳闷间,只见他一条腿已迈向半人来高的主席台。顿时全场哗然,有人疾步过去搀扶他。主持者禁不住拿起话筒向大家介绍:“陈翰老今年82岁了!”陈翰笙背对着大家,一边继续完成他的动作,一边把手一挥,朗声答应:“我二十八!”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格言,陈翰笙是当得起的。大概正是凭着这点精神,他的人生纵跨三个世纪(1897-2004),活到了107岁。陈翰笙成名很早,1924年即为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又投身社会活动。但他一生不为名利所累,晚年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仍义务给一些年轻人做英语“家教”。他当年的学生资华筠回忆说:陈翰笙授课的教材都是自编的,写在废稿纸上。每次课前,他让学生用自己掌握的词汇尽量翻译出来,然后读给他听,再一句句通过口授修改。每改一句,他都讲清修改的理由,学生且听且记,最后把全文读给他听。下次上课,首先背诵上一课的作业,没有错误再上新课。这样的事情,恐怕连退休中学老师都不屑于或懒得为之,作为“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见陈翰笙生平稿)的陈翰笙,却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做着。
体现在陈翰笙身上的这些反差,不论是年龄上的还是身份上的,最终都化为一种精神,一种人格,一种魅力,刻印在他的名下。
叶圣陶
我毕业后没能离开学校,被分配到校长办公室打杂。不久,学校开大会纪念吴玉章校长105年诞辰,我奉派在后台休息室门口的签到处当差。当天来了不少人物,除了与学校对口的官员,还有一些和吴玉章相识而年迈的名人,例如张友渔、成仿吾、钱俊瑞等,叶圣陶也在当中。印象中来宾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对这种场合显然都习以为常了,他们一概熟练地履行完签到程序,然后进休息室和熟人握手寒暄,喝茶聊天,以致后来翻看签到册,不少人的名字得花点时间辨认。惟有叶圣陶例外。他竟然像一个小学生上大字课那样,用毛笔楷书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叶圣陶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所有来宾中,职位好像仅次于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俗语说:“小处可以见大。”从叶圣陶如此规矩的签名,便不难想像他的做人。
后来,被陆续披露的叶圣陶日记也印证了这种想像。1982年初夏,叶圣陶去烟台参加全国科学童话学术讨论会,他以88岁的高龄,尽力履行一个参会者的义务,并于会议之外,额外参加了几次相关活动,在旅馆接待了不少来访的学者、记者、教师和官员。6月2日是他烟台之行的最后一天。会议已经结束,参会人员去蓬莱游览一天。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
今日共游蓬莱,天晴而风不小,余初不欲去,大家说机会难得,遂决去。一位同志以帽假余。所有衣服悉穿上。大汽车二乘,以七点半开,九点半至蓬莱。海面保留一城门洞,云是戚继光御倭寇时所筑。余不能上坡登蓬莱阁,则与至善小沫凭雉堞眺望。海天无际,岸边渔舟方集,运鱼上岸,鱼白如银。
既而余返车中休坐,至善小沫乃上坡游蓬莱阁。忽一张姓司机来车中,言专署命渠开小汽车来接余。余原云共乘大汽车则去,否则不去,今小汽车空车开来,真叫人没办法。既而又有蓬莱县委书记王君来找,邀往县委招待所休息。余言余与全体同人偕来,一切须共同行动。王君固请,乃与至善小沫随往。小坐后即午餐,备菜极丰,且有山东黄酒。王君,司机,余祖孙三人,共五人而已,频频劝酒,计饮三瓶。最后吃馄饨,制作颇精。王君劝余午休后返烟台,余言返烟台再休息,乃辞别。王君之招饮,殆是专署所通知,在余又为一突然袭击……
余今日初有所悟,知改革任何习尚,实非容易,小汽车、县委招待所、晚食特丰,究竟如何对付方合理,余未之思,实质大值思考也。
享受这样的关照,对于叶圣陶这样的人物而言,于情于理,都不算过分,也谈不上什么“特殊化”,但从日记中不难感到,叶圣陶对此十分不安和无奈,视为“突然袭击”,并且把它上升到改革社会习尚的“大值思考”的高度。所谓大家风范,其实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生活的细节末梢上。遗憾的是,律己之严如叶圣陶者,今天似乎很难得一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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