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美中对抗中的四种主义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期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在这段期间，除非发生巨大的突然事变，中国会是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头号敌人。（这当然不是指全体美国人，而是指美国主流势力。） ( http://www.tecn.cn )

中国就其国力来说，远不足以担当这个角色。就中国领导层的心态来说，极不愿意担当这个角色。中国变成美国首要敌人，皆因苏联瓦解以后，美国主要的真实威胁顿时出现「空位」所致。

成为美国「首要敌人」的三大要件

要当美国的敌人不难，要当美国的首要敌人却不易，得具备一系列的「资格」或「条件」，它们约略地可分析成三大类：

第一类，政治制度如何？–你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在专制中，是「威权的」（authoritarianism，如皮诺契特统治下的智利）还是「极权的」（totalitarianism ）？在极权制中，是右派的（如纳粹德国）还是左派的（如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这三组变体而言，后者比前者更易于被美国界定为仇敌，因为权力集中的程度更高、更少受到制约。

第二类，种族和文化如何？–你是白色人种还是非白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非基督教文化（印度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在其它条件等同的情况下，美国对前者更感亲近，对后者更易产生疑虑和敌视。

种族和文化这两者，种族更根本，文化附着其上。一九九三年美国政治学家杭廷顿发表「文明冲突」一说，影响甚巨，是因为他突出了种族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愈趋深刻和占主导的作用，只不过为了避免戴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他用的是「文明」而非「种族」的标签。 ( http://www.tecn.cn )

第三类，国力如何？–实力愈强，愈容易自行其事，不听美国的指挥，与之发生摩擦。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当然会计算它的领土、人口及自然资源这类静态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种动态因素。增长愈快的国家，愈易于摇撼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六十年代，美国的头号「日本通」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在哈佛大学讲授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他首先展示一张常规世界地图，小小的日本在上面显得毫不起眼，还比不上缅甸和泰国这类四等国家。然后，他再展示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绘制的世界地图，日本顿时显得巨大，比中国还大上几倍！最后他展示一张基于主要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绘制的地图，就显示出，再过十几年，日本比苏联还要大，直逼美国！这种国力动态比较法刺激了美国人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重视和研究日本。 ( http://www.tecn.cn )

十五年内拖垮中国

若在以上三方面具备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但是，只有同时具备三类负项素质，才有资格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比如，身在美国后院的古巴，虽然是左派极权制，又不是白色人种，但它的国力规模太小，就不足以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又如日本，虽然在种族和文化上根本异于美国，国力规模又强大，但它现在的政体是多党制民选的，所以就不易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首要敌人。尽管美日之间经常爆发贸易战，尽管在一九九○年代初一部分美国权势团体建议把日本列为潜在的首要敌人。 ( http://www.tecn.cn )

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是「三合一」：它既是左派的极权制，也是黄色种族和儒教文化的大本营，又是规模巨大和经济力量速增的潜在强国，故不幸地被美国选为首要敌人。 ( http://www.tecn.cn )

说「不幸」，是因为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一旦美国认定某国为其首要敌人，它就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动员强大的资源去对付这敌人。为了搞垮首要敌人，美国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不惜与它的次要敌人联手。比如，为了击溃纳粹德国，美国与史达林的苏联结盟。击溃德国后，立刻又把苏联确定为首要敌人。为了对付苏联，不惜与红色中国联手。 ( http://www.tecn.cn )

现在，美国正运用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战胜苏联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来对付中国。仅举一例：美国击败德国打的是热战，人员伤亡代价沉重。它击败苏联打的是国力消耗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军备竞赛中，美国战略的机智和苏联决策层的僵化短视，导致苏联不得不把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于战备，结果无力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部门投入足够的资源。到了一九七○年代末，苏联已被拖得百孔千疮。 ( http://www.tecn.cn )

在未来的十多年，一方面，美国会继续在中国周边造就日益增大的战略压力，迫使中国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另一方面，美国会收紧对华的高科技转移（「考克斯报告」是最明确的信号），缩减中国汲取国际科技资源的机会。这两手的综合效应就好象是耍弄一只口袋，扩大它的破洞，扎紧它的袋口，它不早早枯竭才怪哩！资源远比中国丰富的苏联在五十年里，就是这样被活活拖垮的，中国大概只需十五年就会被拖垮。这不是耸人听闻：不要忘记，考克斯先生在多年前就献身于搞垮苏联帝国的冷战斗争，与共产党国家打交道身手不凡。 ( http://www.tecn.cn )

美国主流已经把中国视为继纳粹德国和苏联之后的第三个「邪恶帝国」。他们把中美之间的对抗界定为「民主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正义讨伐；民主主义包括对政治、民族、宗教、社会的生活方式作自由选择的权利，共产主义则是对这些自由的压制和剥夺。 ( http://www.tecn.cn )

两大阵营间酝酿重大变化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并不是什么新招数。在几十年的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方阵营都是这么描绘它们与苏联阵营的斗争的。现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是两点： ( http://www.tecn.cn )

第一，虽然当年美国和西方坚决反共，但共产主义（包括它的价值理念、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那个时代仍不失为世界上一种颇具竞争力的「主义」。它不但对很多第三世界的人民有吸引力（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经济发展、社会平等的诉求），它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青年激进派、左派团体也有吸引力。换言之，那个年代，美国和西方与共产主义对抗时，并不拥有道义上的压倒优势。而一九八 0 年代以降一系列事态变化，已经使共产主义在全球丧失了号召力。今天，在抗衡美国和西方主流的斗争中，共产党手中没有意识形态大旗可举。而美国和西方那边，「民主参政」、「自由选择」、「民族自决」一系列原则，喊得理直气壮。你可以斥责它们言行不一，但无法否定这些原则本身的正当性和对各地人民的吸引力。 ( http://www.tecn.cn )

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当年共产主义那边，是一个大阵营，军事实力坚强，西方阵营无决胜把握，故不敢轻易动武。而在今天的美中对抗中，双方实力相差太大。美国若动武，相对成本大为降低。 ( http://www.tecn.cn )

简言之，在今天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王道」和「霸道」皆占上风。在二十世纪大半时间里，美国都在反共，但形势对她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处于如此明显的优势中，人的手是会发的。一九九九年尾，一位在美国政学界从事美中关系研究数十年的专家告诉笔者：在美国主流势力里有一派主张，与其让目前中国的局势拖延下去，还不如支持台湾就独立与否举行全民投票表决。若中国动武，美国就携同盟邦武力介入。中国还有其它的民族问题和内部麻烦，中共同时应付不了这么多爆炸性的难题，会加速垮台。这样就可以把最后一个「共产帝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 ( http://www.tecn.cn )

讨论了中美对抗中的两个主义–民主主义对共产主义后，读者会问：这是否说明只要现在中国变易共产主义名号，就会走出被美国当作首要敌人围堵的险境？换言之，美国所打击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 ( http://www.tecn.cn )

在这个要害问题上，信息是矛盾的。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导弹危机后在坎培拉的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上，沙特（Ｒobert Sutter，时任美国国会关于美中关系的资深顾问）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极易把中美拖进直接武装对抗。笔者问他：「假若现在中国政府不是共产主义的，但同样的对内不民主，对外是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台湾不惜用武力阻止其独立，美国的反应又将如何？」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美国决不会像现在这样敌视中国，不会阻止她统一台湾。 ( http://www.tecn.cn )

一九九九年十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极右派的烟草工业代言人赫姆斯（Jesse Helms ）声明：他虽然在国会竭力推动多项反对中国的法案和政策，但他只是反对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却充满情谊。他的密友宗教领袖葛理汉（Billy Graham）的太太就是在中国出生的，云云。 ( http://www.tecn.cn )

但是，回顾二十世纪美中关系史，可以看出，即便是像蒋介石这样既反共、又长期结交美国的盟友，一旦在重大问题上不驯服，美国也要惩治他，甚至企图暗杀他（一九五零年代初）。美国对右派盟友们这么做不止一次，如对南韩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廷琰等等。 ( http://www.tecn.cn )

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霸权主义的地位，是其基本的战略目标。任何别国对她的霸权地位挑战，她都会报复。但是，报复的强度和方式却大不一样。这就回到前文论及的那三类条件。除非某个国家政权（state ）「三合一」，美国才会视其为首要敌人，必彻底搞垮她才会安心。否则，报复是有限的，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除去某一特定领导人，不会摧毁该国家政权。 ( http://www.tecn.cn )

于二十世纪后半段多次海外用兵的负面正面教训，美国现在已经琢磨出一条维持霸主地位的更加精巧的途径；花尽可能多的钱（高科技战争），死伤最少的美国兵，以减少国内选民的反战压力。同时，凸显美国对他国并无领土野心，制裁或干涉全为伸张民主自由的道义，以减少国际上的反美声浪。 ( http://www.tecn.cn )

民族主义应以民族国家为效忠对象

面对美国发展出的新型世界战略，中国政府唯一可借助的，是民族主义（「主权不可侵犯」、「捍卫祖国神圣领土」、「民族统一大业」等等）。但是，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却遭到共产主义的频繁冲击，它太经常地和强制地用是否忠于共产党来划分敌我界线，而民族主义最核心的是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效忠的对象。因为这一错位，中国政府不经意地为美国强硬派做统战工作–美国和国际上有很多团体、个人，容忍乃至赞同美国以民主主义的名义对中国围堵打击，并非因为他们特别憎恶中国，而是因为看不惯共产党。如果中国政府淡化施政中的共产党特色，使自己无异于一个普通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大国，那么，竭力推动打压中国的美国强硬派，就会丧失国内和国际上的一大群盟友。 ( http://www.tecn.cn )

淡化共产主义特色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无数的中国人（包括很多海外华人）都愿意为保卫中国而战，只有极少数的中国人才会为共产党而战。若中国政府转向以民族国家作为忠诚划界的标准，它立刻就会减少很多同种同族的敌人（从而节省了用来对付他们的庞大资源），而激增许多的拥护者。 ( http://www.tecn.cn )

一九四一年六月，当苏联在德国大军的猛攻下垂死挣扎之际，斯大林立即把「为苏维埃而战」改成「为俄罗斯母亲而战」。此举有效缓解了在苏共政权下万千受害人民的离心倾向，国民一致，拯救了祖邦。八十年代中邓小平提出，只要台湾坐下来谈统一，北京愿意改国号国旗。可惜这一置国家于政党之上的英明动议，后来无下文。 ( http://www.tecn.cn )

新世纪前期，国际争斗主要是在中美之间进行。基于二十世纪与德国和苏联热战、冷战双胜的经验，美国决不会容忍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崛起为世界强国，一定会用种种手段予以遏制，而中国易被抓到的辫子和被击中的穴位也实在太多（台湾、民族关系、人权问题等等）。 ( http://www.tecn.cn )

在中美对抗中，美国的民主主义旗帜是其巨大资产，极有利于掩饰她的霸权主义战略目标，争取国内国际多种力量（包括许多华人和中国人）的容忍和支持。中国愈是显示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上已不是）特征，便愈有利于美国以王道佐霸道，当然也就愈有损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战略目标。 ( http://www.tecn.cn )

站在中国的立场权衡，以共产主义对抗民主主义，无胜算的可能；以民族主义抗衡霸权主义，短期内可以减少损失，中期内可以打个平手，长期内可以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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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落后就要挨打”的似是而非 

在过去的好几代人时间里，准确地说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中，我们中国人不断地检讨中华民族衰弱的原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结论的一般含义是符合近代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是「现实主义论」。但是在大众宣传媒体上，以上的结论多被解释成中国近代以降的落后，是我们的船不如人家的快，我们的炮不如人家的利，云云。这就把一个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走样成一个混账认识。刚过去的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当时郑和的船比洋人他们的好多了，郑和的炮也比他们的好多了，堪称天下第一。可是明朝皇帝一道虽然昏愦、但谁都不能据理抗争的禁海命令，就把中国原有的海上实力天下第一，很快弄成天下大国中的倒数第一或第二。 ( http://www.tecn.cn )

与此相关的大众媒体宣传，还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被人欺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不发达。这可以说是糊涂认识。根据权威的麦迪森世界经济史等复杂的专业方法推算，在公元第一年，也就是两千零六年以前，按照2003年的世界货币的购买力来计算，那时候中国汉朝的人均国民收入是430美元左右，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到公元1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在420美元左右。到公元17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600美元，仍然领先美国百分之十四。而到了改革开放前夕的1970年代后期，我们的人均收入是将近300美元，成为世界上最贫困国家里面的一员。 ( http://www.tecn.cn )

由此可以想像，中国在历史上多么辉煌，多么豪迈！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那样的底气，有那样的实力！所以要找中华民族过去160年衰落的原因，清醒的、不误导民众的基本结论应该是「制度落后就要挨打」！因为制度落后才会导致技术和经济的落后，由此我们才能坚定两条政策层面的根本支点。第一点是永远坚持中国在制度上符合世界主流的不断改良——使我们的制度越改越良，有「良治」的一整套体系，从最上层到最下层的体制，大如宪法和政体，中如商业管理，小如师生关系等等，都达到「良性治理」的循环。 ( http://www.tecn.cn )

第二点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必须永远是开放大门的，只要大门不闭，世界上经过别的民族实践检验的优良体制和方法，就会刺激中国国内的有志之士呼喊改革、尝试改革，中国就会有前进的智力动源。由「制度落后就要挨打」引出的政策认识最重要的就在这两点，其他的都是派生的。抓住这两个方面，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这个国家和民族才不会衰败，才不会被人欺负。没有这两点，你有再好的技术，都可以在一代之间被毁掉，你有最勤劳的人民，几年之内都会使他们成为懒惰的民族。中国国内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领域，从政者和从业者都要记住，如果你这个地方、领域对外是封闭的，那一定会落后下去；如果你这个地方、领域里的制度是落后的，那你所有的先进条件都会步步丧失，而所有的不利条件都会逐渐集中到你那里，最后便会死路一条。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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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华人学者竞聘北大教职将是一个划时代进步

Wednesday, October 17th, 2007

2007-09-21

华人学者竞聘北大教职将是一个划时代进步

2003-07-10

如果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聘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6月5日，本版发表了有关对北京大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持反对意见的文章；这期我们组织了六位学者专家全盘支持北大方案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 http://www.tecn.cn )

六位学者专家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读书、取得博士学位、执教甚至担任重要的管理职务，他们熟悉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运作体制，了解内地大学的情形。他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提出了看法。 ( http://www.tecn.cn )

孔宪铎

1968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代理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讲座教授，现为香港科大荣休教授，研究方向：植物学，遗传学，中药现代化。孔著《我的科大十年》详述他们一群海外华人学者如何将世界主流的研究型大学体制引入香港科大的经历，对北京大学这次教改方案的制定者产生了一定影响。孔宪铎信奉的办学名言：”Thebestwaytolearnistolearnfromthebest”（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向最好的学习），”Recruitthebestandkeepthemhappy”（礼聘学术高手，使其安居乐业）和”新聘的教授一定要比现有的教授更好”，在华人教授圈内广为流传。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

197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Agassiz讲座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座教授，美国全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研究方向：中国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汉藏语言学。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

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兼任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全球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与现代化，大学制度。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北大在教师聘用和晋升中引入竞争机制。有人批评它是”丛林规则”；学术研究和教育具有特殊性，竞争会破坏人文精神。您怎么看？ ( http://www.tecn.cn )

孔宪铎：任何改革只要是往好的方向走，假使他是一个强者，就会欢迎比赛；假使他是一个弱者，觉得自己会败下来，就会反对比赛。一个橘子若没有压力，永远不会变成橘子水。人的最大的潜力是在最大的压力之下产生出来的。当然压力有很多的形式，要讲究比赛的规则公正合理。 ( http://www.tecn.cn )

任何行业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学要有名，要在这一行里做到最好，就要找最好的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很多，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公开竞争。 ( http://www.tecn.cn )

所谓北大的人文精神，就是说在从前，北大曾经有全国最好的人才在那里，建立起来这个精神。

假使现在没有一个淘汰机制，张王李赵都来的话，没有选择，人就不是最杰出的，那么北大的人文精神也就没有了。只有”酱缸精神”才害怕外面来了人与他竞争，会坏了他的得过且过；真正的人文精神，外边来了人竞争，只会进一步高扬。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我并不觉得竞争规则会破坏人文精神，而且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大学都用这个方法。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求进步，精益求精，这就要求对于教师怎么样晋升、怎么样聘用、怎么样评审他们的成果，都要有一个正常的淘汰程序。对于人文方面，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方法，我觉得北大方案的原则没有问题，当然细则可以讨论。 ( http://www.tecn.cn )

比如，对于人文学科，我不赞成量化，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可以量化，每年写几篇文章在什么杂志发表，但是人文方面不一定，人文学者可能要三年写一本书，我们要容许这种情形存在。但是”优游自在”地做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你积累的学问总要有所”表现”吧，你总要写文章写书吧。一个人的创造力，在年轻时候是很强的，”压力”只会增加学者的成就，不会损坏人文精神。 ( http://www.tecn.cn )

北大绝对不只是现在北大人的北大，她至少是一个中国人的北大。我生在台湾，连我都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从”台湾大学”毕业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台大”最好的校长就是傅斯年，他也是”史语所”的所长，他就是北大的，他的精神就是北大的精神。北大精神是什么？是兼容并蓄，是精益求精，是做到最好。 ( http://www.tecn.cn )

我觉得，如果这次北大改革能让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争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北大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龙头，能够做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了不起！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有人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在”领导”，不仅要改革教师人事制度，更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您怎么看？ ( http://www.tecn.cn )

孔宪铎：在上个世纪，一个大学要有名，主要靠校长。北大有蔡元培，清华有梅贻琦，南开有张伯苓。为什么要靠校长呢？靠校长的名誉、声望、资历去影响、招聘、留住好的教授。蔡元培在北大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请来了胡适之、傅斯年这样第一流的人才，而这些名教授来了以后，又像滚雪团一样，带来了更多的人才。所以，北大有名，从名义上看，最是靠校长。但一个好校长的结果还是要找来很多好的教授。一个学校有了好的教授才有好的学生，有好的学生，有好的教授，再加上有好的校长，就是一流的学校。 ( http://www.tecn.cn )

现在世界的主流，任何一所好的大学之所以出名，主要不靠校长，而是靠她的名教授、名研究员。无论加州大学也好，哈佛也好，他们第一个要讲的话，是我这个学校里有多少个教授拿了诺贝尔奖，或其他著名的奖项，或者呢，我这个学校里有多少个科学院院士，占全国的百分之几。这表示为学校争得荣誉的是教授。从趋势看，以校长出名、以校长为号召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在那个以校长为主的时代，号召力最后的结果还是要请来好的老师。现在的时代，好大学完全是因为有好的老师。 ( http://www.tecn.cn )

改革的时候，一个大学从不正规化走向正规化，好像开一部车从崎岖之路走向平坦大道，这要靠校长来引导。引上大路以后的发展，要靠教师们。改革要靠领导来推动，因为改革是把坏的东西去掉，把好的东西引来。改革是一个新的事物嘛，在这个环节上，”领导”的作用非常重要。 ( http://www.tecn.cn )

现在，我正在鼓吹并且试图推动，中国的大学校长不要公派，可以组织一个遴选委员会，有全校代表性的，然后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开招聘。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要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有机会来竞争北大的教职，就需要北大教职有空缺。如果没有淘汰机制，怎么会有空缺呢？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一方面可以有一个强制的办法，比如说由讲师晋升不成副教授的，就淘汰。另一方面，该退休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就退休，空出来的岗位统统对外开放。这样，经过一个五年或者十年的过渡期，空缺整个都出来了。 ( http://www.tecn.cn )

我是觉得，似乎不应该硬性规定副教授这一层有四分之一的人应该离职，讲师这一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离职；似乎应该保留若干的弹性。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北大改革方案希望把自己的永久聘书（Tenure）定在正教授这一级。如果一个讲师经过两次（共六年）晋升不成副教授，一个副教授经过三次（共九年，人文社会学科有四次共十二年）晋升不成正教授，得不到永久聘书，但都不离职，哪里能来空缺？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这个可以讨论。像哈佛大学就一定要正教授才有永久聘书，副教授没有。北大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大部分的美国的大学，是副教授就有永久聘书，他有了永久聘书以后，即使晋升不成教授，也可以留在副教授职位上，作长期的学术研究规划。 ( http://www.tecn.cn )

但是，如果副教授甚至正教授得了永久聘书以后，就不怎么做研究了，一辈子就那样。怎么办呢？这个恐怕要用一点”资本主义”的办法了，就是各个人的薪水不同，同样是教授，你干不好你的薪水就停在那里，你的同事的薪水可以比你高一倍。 ( http://www.tecn.cn )

当然，这些讲师、副教授离职以后，是不是要离开北大，这个也可以讨论。我想北大还有很多相关的、非正规的课，例如成人教育、教外国人学中文等等，他们可以换一个工作单位。学校可以设计一些出路，减轻这些老师在职业上的忧虑。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有人提出，像中国的文史哲等专业，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本土特色，无法”与国际接轨”；如果聘请海外教授来作评审，会很荒唐。这个似乎涉及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规则和标准进入国际学术舞台的大问题。 ( http://www.tecn.cn )

孔宪铎：你要进入国际学术舞台，第一个你要知道国际学术舞台的标准是什么，”门”在哪里。假使你达不到国际的学术标准，你就上不了舞台。国际学术界的标准，不是你定的，是国际上定的。当然中国的学者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可以对国际的标准做出自己的贡献。但首先你得能够走向国际的学术舞台，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 ( http://www.tecn.cn )

请国际上的名教授对本校的教师聘用、晋升作评审，不一定要全部专业都这么做，但要有海外的华人或者纯粹的洋人学者参与。因为我们要找国际性、公平性。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大学搞近亲繁殖，找身边的人评审，已经出了很多问题；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国际同行来参与。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文史哲的研究有一定的区域性，这方面教师的聘请或晋升，可以考虑有不同的评审条件。但是，聘请海外或校外的学者来作外部的匿名评审，完全应该坚持。 ( http://www.tecn.cn )

说到历史，譬如说思想史，余英时先生是权威，他是华人，难道北大的晋升材料不能送给他评审吗？再譬如说研究陶渊明的诗，受到民族语言很强的限制，但是不要忘记，在外国的汉学家中间，也有很好的专门研究诗的专家，他对诗学的一般性的认识可以有很高的水平。 ( http://www.tecn.cn )

说到我的专业，研究中国方言，我们跟国外的交流真是太多了！资料是中国的资料，是中国的方言，但是研究的方法、标准，以及研究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水准，都可以交流。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很奇怪，做汉学的人不多，但有两三个人，做的研究很前沿，很精，面也广。这种人很难得，我们请他来作评审，他做研究的方法，他的眼光，绝对可以让我们大受裨益。 ( http://www.tecn.cn )

我们香港科大请人来作评审的时候，通常会问一个问题：这个人要晋升为教授了，在你看来，如果他在你的大学里，他可不可以晋升？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请国际上的学者来评审，他们都是我们仔细找来的，都是哈佛、斯坦福或其他大学的名教授。我们问这个人在他的大学里能不能晋升，他一回答，就有了一个标志性的基准。当然我们也可以问，这个人在”一流大学”可不可以晋升？这也是一种基准。 ( http://www.tecn.cn )

就北大的教师晋升而言，我觉得应该问，这个人在最好的大学可不可以晋升？要找汉学家或海外教授来作评审，当然很好；如果没有，委员会应该整个地想一想，校外有哪些专家可以胜任？我们请人写评审的时候，评审人要附他的履历书，上面有他发表的研究成果。你一看就知道他够不够资格来作评审。 ( http://www.tecn.cn )

海外华人圈这么大，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的，欧美的，大有够资格来给内地大学的教师晋升作评审的学者。现在中国内地已经有一大批出去留学、学有成就的人了。别的不说，我知道的，仅北大毕业出国留学、拿到学位、现在在外国教书的人，就有好多，这些人难道不够资格来评审北大现在的教师的晋升吗？所以说，境外学者来作评审，绝对可行。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我想接着两位先生的话稍作补充。

中国的高教和科研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牵涉到中国教育的整体素质。在国际上，我们去作学术报告–咱们撇开语言因素不谈–它牵涉两个东西。第一，我们自己做研究的水平如何？而这个研究的水平，其衡量的标准，应该得到国际学术界大部分人的认同。譬如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不管是古代史、现代史或当代史，不管是经济史、宗教史或政治思想史，在广义的历史学上，国际学术界跟我们是有共同的对话基础的。不要以为中国的历史只有中国人或者只有华人在研究。 ( http://www.tecn.cn )

在当今世界，全世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洋人学者不知道有多少！其中大师级的人物也是群星灿烂！

我们不能说在这些领域，中国学者跟西方学者不具有可比性。

第二，外国学者做研究做得很深入很专门，就是因为自近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里，学术的规范、研究的训练等等，一直是在西方最重要的大学里面”生长”出来的！他们的这个学术传统没有中断过，积累起来的研究方法的素质非常坚实！他们的语言也许比不上国内学者的地道，有些资料或许掌握得还不够多，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却久经磨练。成名学者的功力，真令人佩服。 ( http://www.tecn.cn )

所以，如果有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只能由中国人来做研究，在国际舞台上跟外国学术界（遑论海外华人）不具有可比性，这只可能是两种情况：第一，他实在对国际学术界太少了解了；第二，他可能了解一些但不愿意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他就没有优势了。 ( http://www.tecn.cn )

我们就讲二十世纪中国研究国学的几个大师，包括陈寅恪和胡适，也包括现在在香港的饶宗颐教授，他们的学术成就一样是在海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得到承认的。他们研究的中国”古董”那么偏，连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看不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国际同行中找到有鉴别力的知音。 ( http://www.tecn.cn )

我以上讲的只限于文史哲即人文学科。若论到社会科学，像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等，国际上能够对中国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作出评审的学者，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不是找不着外部评审人，而是你敢不敢找外部评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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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21世纪最最重要的竞争

Wednesday, October 17th, 2007

2007-09-19

丁学良：21世纪最最重要的竞争之一：中国和印度

《21世纪》:做为一位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学者,您对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力是如何感受和看待的?

丁学良:谈到中印竞争力问题,让我们先从小处着眼。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印度大学生的素质普遍比中国大学生的高。我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的大学里做研究和教学，我和同事们都发现，来自印度的学生一定是班上表现最好的学生。第一，他们对学习持续的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第二，他们表现出色，不仅考试考得好，而且非常积极地发起和参与讨论。他们非常会提基于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问题。第三，印度裔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华裔学生。 ( http://www.tecn.cn )

观察一个学生的天分和潜能，重要的是看他（或她）怎么提问题：从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他具备不具备抓住整个讨论中间最关键的环节的智慧穿刺力。印度裔学生在这方面的普遍表现，远超过我遇到的华裔学生。 ( http://www.tecn.cn )

在学生身上看到的是这些，在其它领域，如商界、产业界、文化界、学术界看到的也是如此。单从我个人的视野望出去，在国际社会，印度裔的成功人士，远远比华裔人士更多，也更为抢眼。从这些方面来比，印度比中国更有优势。 ( http://www.tecn.cn )

未来10年到15年期间，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们都会进入国家最重要的领域和部门。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印度在软件方面–这包括行政、法律、语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我们好得多。这些因素将对亚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将对这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未来相对地位，产生非常重要的长远影响。这两国间的竞争，是21世纪最最关键的竞争之一。 ( http://www.tecn.cn )《21世纪》:这种差异似乎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那么造成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丁学良: 就教育而言，重要的是教育目的有根本的不同。从中国历史上看，两千年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观念，所以多半以灌输的方式来进行。而印度的教育则更多地侧重于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而且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续多样化的。这是造成两个民族学生质素重大差异长程的原因。 ( http://www.tecn.cn )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印度的教育部门较少受到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是相对独立自主和多元的，没有强制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我们知道，只有”自由竞争性”的方式，才会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 http://www.tecn.cn )

第三点是他们的英语背景。印度好一点的学校都是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这并不排斥他们的母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根本地位）。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普通话；如果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信息库，那么以英语来储存信息的这个”库”无疑是最大及最多源的，因此印度学生所接触的信息就比中国的学生更广泛更多样也更高素质。多种语言能力让他们能有更高更宽的起跑线。普遍的英语能力也是印度人在其他领域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语言上的优势让他们更为熟悉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结构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创业以及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最重要的要素。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比华人更容易与西方社会融洽。 ( http://www.tecn.cn )

对中国的教育来说，也有通过改革赶上世界潮流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让教育机构、教育方式、教育体制多源和多元化。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出国回国，他们所接触的更为国际化、更为多元的教育方式和教室文化 （classroom culture），能够让中国在十至十五年内就有非常大的积极变化，关键在于要开辟让他们做实事的制度环境。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在近两三年里，主要在英文研究界，有一派学者提出非常重要的新说法，论证印度在发展本国经济实力的政策和措施方面，从中长期的战略眼光看，总体的表现会赶上并且超过中国。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简要说来，这派观点认为，在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吸引外来投资（FDI）方面，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努力。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FDI，都愿意去做、并且经常是主动地去做很多在其他国家很难实行的事情。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实际政策，对于本国的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 （entrepreneurship）–在组织、制度和经营方式等等方面的创新–所给予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却长期地和明显地次于中国给予FDI施展身手的环境。因此，过去25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增长的动源，包括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和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绝大部分并非由中国自己的企业创新出来的，而是来自外商企业，主要是外来的和尚在念这本经。 ( http://www.tecn.cn )

那么，这里面的含意是什么呢？这个含意就是，中国目前经济和产业创新的机制大部分不属于我们中国本身。

与此相反的是，印度在过去这些年的改革期间，在吸引FDI方面虽然比不上中国，但是印度培养和促进本国的民营企业家创新–在政策鼓励、财政扶持和体制发展等等方面，远远胜过中国。因此，过去这些年来，印度涌现出来的优秀的企业，大部分不是来自外资公司，而是源自印度本土，是他们自己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创新活动在造就印度经济的动力之源。 ( http://www.tecn.cn )

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国际战略还是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讲，这些大环境一旦发生了不可预知的急剧变化，比如说金融资本的流动、市场的大幅度涨落、国与国之间的大冲突乃至战争，那么印度立足于本土的企业家创新机制，将会给他们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安全和他们企业的跨国扩展以更坚实更牢靠的支持。 ( http://www.tecn.cn )

而对于中国来说，极为欠缺的，就是在法律、金融等方面，给予中国的本土企业家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这样一种稳定的良好体制，不然只会诱使人们更多地以哄吓诈骗的方式经营企业。 ( http://www.tecn.cn )

研究中印比较的那派学者也指出，就在中国的内部，也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偏差带来的不同结果–浙江和江苏正好可以做为一个对比。江苏以前的基础比较好，引进的外资也很多；但在25年的改革以后，因为浙江对民营企业有更为良好的环境，两个省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前景就有差异了。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这种”印度中长期发展将超过中国”的说法，是否也与两个国家深层次的体制变革进程有关？

丁学良：其实我想接着讨论的第三点，就是关于印度所具备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institutional evolving perspectives）。从甘地开始，印度经济上实行的是与前苏联不一样的社会主义，更偏向于像欧洲的那种议会社会主义。他们的政府过去对经济的干预不小，但没有象有些国家一样，曾经一度干脆消灭了市场，政府管事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十几年来，印度已经越来越远离”大政府”的管理模式。所以，虽然印度的民主制度让他们的政府更迭频繁，但是政府的短命并没有影响到国民经济车轮的相对自主的运行。象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内阁的频繁变化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小，因为有定期的选举制度，有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 ( http://www.tecn.cn )

过去25年里，中国的改革在几个深层次方面进展不算大，比如说在改革行政制度和法律体系上，相对来说成果有限。这些领域里的改革才是改革大业的最艰难的环节，攻坚战的决心最难下，下了决心后也不易落实。 ( http://www.tecn.cn )

我们比较地看一下印度，它的行政制度的发展程度（包括政府与选民之间互动关系的制度化，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公务员体系的专业化，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法律制度的成龙配套和法律过程的相对独立，等等，都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的。 ( http://www.tecn.cn )

当然印度在这方面不是没有毛病，但是在上述方面比我们中国起步得早，关系理得顺，以后的路子要平坦得多。相比起我们中国，他们改革的难度显然要小的多，遇到的问题也少得多。 ( http://www.tecn.cn )

我们今天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对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基本障碍的是哪些环节呢？其一是行政体制和法律系统的取向和素质。其二是政策措施和法律环境对本国民营企业家的创新鼓励和扶持极为欠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金融机构对本土的创新在资金方面支持不足。其次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素质和能力都不够；中国的大学，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专科学院，在训练同全球化总趋势相接轨和配合的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方面，与印度的大学相比，都差着一大截。 ( http://www.tecn.cn )

在这几个方面我们中国人要攻坚的话，战略战术方面所需要的胆识和持续创新的能耐，比过去25年来我们在硬件方面的改革所付出的，要高得多、难得多。而在这些方面，印度总体上都比我们中国的水平要明显得好。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中国走的道路更象是以前亚洲四小龙的产业模式，虽然现在是以低成本吸引外资涌入，但是当制造业转移实现的时候，中国也将必须逐步走出低水平竞争的态势，在已经打好的”硬件基础”上发展良好的”软件”。从历史来看，日本是如此，曾经用”胶鞋换芯片”的中国台湾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说，中国与印度走的是两种模式，各自的方向不同？日本的大前研一曾经说过，目前的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第一个实现网络状结构的社会，各个地区之间既充分竞争，又互相依存。他认为这样的经济社会才是最有效率的。您怎么看？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从目前两个国家的发展来看，中国可以说是”硬件”领先，而印度是”软件”领先。长期来说，”软件”大国的发展后劲会更足，因为”硬件”是来自于”软件”的。这里的”软件”既包括技术，也包括广义的制度，包括文化。 ( http://www.tecn.cn )

中国走亚洲四小龙走过的道路，必须注意的是，象高科技创新方面的东西，别的国家是不会主动给你的，必须自已去”盗火”，更重要的是”盗”来”火种”后要开辟让它在本土蔓延的制度环境，不然火种很快就灭了。而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话题，就是中国目前各方面创新的环境不宽广。我们必须明白，广义上的”软件”创新才是其他领域里技术创新的源泉。把大量的留学生派到先进国家以后，再让这批学到先进观念的人回到国内讲新话、教新书、做新事、创新业，那才是一本万利的政策。韩国和台湾、香港都是这样做的，才有了自己的新产业新强点。所以中国内地也得这样做，让这批人回到国内去生根发芽。否则你永远都只能留在产业价值链的末端，捡别人丢下的东西吃。 ( http://www.tecn.cn )

从历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的角度看，我认为大前研一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尚未达到真正”网络化”的经济结构，那种结构的体制特征是：小而有效的行政部门，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多元化的教育架构，创造力旺盛的公民社会。那还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长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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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一个”国际非盲流”文集的自序

Wednesday, October 17th, 2007

2007-09-19

丁学良：一个”国际非盲流”文集的自序

–《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序

【释题】

这些年来，每当我在中国境内境外遇到男女同胞微笑地询问我”你定居在哪儿?”的时候，我都傻笑着答不上来。几次”练”下来，终于找到一个颇为合适的应答，就是”我是一个国际非盲流”。 ( http://www.tecn.cn )

“国际非盲流”实乃”国际明流”的避嫌变通说法，因为后者容易被误听为”国际名流”。而我尚不具备几位中国演艺界出国人士(多半为女士)们的长城砖面皮功，在西方当了几回一流影片的配角演员或四流影片的主角演员，便坚持不懈地在中国人圈子里自誉为”国际名流”。为避免误解，我只好用拗口的”国际非盲流”替代更为朗朗上口?quot;国际明流”。 ( http://www.tecn.cn )

我和国内”盲流”人口的差别之处不难罗列。他(她)们是在中国境内流来流去，我则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流来流去。他(她)们的流动多半是盲目的，因为不知道哪儿有工打。我在国际间的流动则是明确的，流动前早已从公开出版物上得悉哪个国家的哪间大学或研究所招聘什么职位，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如何，待遇的菲或厚。要成功地流过去，你得提供自己完备的学术资历和学术成就的证明，经过国际性的公开竞争，中标受聘。否则，你想流也流不动。 ( http://www.tecn.cn )

我和国内”盲流”的共同点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走出了出生于斯成长于斯的小村庄，见识了外面的大世界。这个薄薄的小集子里的二十几篇随笔和短评，就是我作为一个国际非盲流在地球上时不同地方，对与中国有关联的问题的杂感、杂想和杂论(但愿不被归类于杂音)。 ( http://www.tecn.cn )

这些文字不是理论性的，虽然其中也有微量的理论的盐分。它们也不是成体系的，虽然从头到尾一派关切的主线仍隐约可辨(参见本集附录之一《中国心，全球观》)。它们不是为专业研究人员而写的–我的这类专业文章和书籍曾经写过不少，并且还在写，用英语和汉语慢慢地写。但这本小集子里的文章却是有意识地为普通的中国公民而写的–只要他(她)们具备大学专科或专科以上的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水平，便可大致读懂。 ( http://www.tecn.cn )

【洋罪】

对于我以及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能用母语中文写作乃是一种罕有的奢侈(这当然意味看是一种高级享受)。自从1984年8月29日我半明白半糊涂地赴美国求学以来，15年里，能够用中文写文章的时间大概不合多于三十分之一。1也就是说，一个月里，难得有一天是在用汉语舞文弄墨。 ( http://www.tecn.cn )

大部分时间在干什么呢？大约三十分之二十九的时间里，是在受洋罪，名副其实的洋罪–用英文著述和阅读专业文献。有些读者大概也知道，西方学术界有一句俗谚：Publish or Perish,可以译作”不出版就完蛋”。对于西方学术界混饭吃的衮衮诸公，你手里的饭碗?quot;豆腐渣工程”还是”固若金汤”，主要取决于你发表的论文专著知多寡优劣。而你用中文发表的东西，不论在汉语读者群里获得过怎样热烈的赞美或猛烈的攻击，基本上不算”学术成果”。所以尽管我有事骂骂咧咧，斥之为”英语霸权主义”，2还是得规规矩矩、埋头苦恼地用英文思考和撰文。你若不想承受英文写作的蹂躏，那就得主动或被动地下岗，在国外下海赚辛苦钱，或卷起铺盖回国来潇洒地混饭吃。 ( http://www.tecn.cn )

【留洋】

方才提及，15年前我离国赴美留学是处于”半明白半糊涂”的境界，这绝非虚妄之辞。想当年，本人自上海某某大学某某系毕业后，历尽周折，全仰赖一位出身于满清贵族的儒雅恩师之助，才分配来伟大首都做小小的脑力劳动者，在某某学院某某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那个年头，该学院声誉正隆，连开小车的司机、管收发邮件的青工、打字机房的文员、往返机场接送外宾的秘书，都大半出身不凡。像我这样一个三代讨饭的赤贫农民的后代，能够在这样的研究部门工作，且颇受所里的器重，已经心存感激，真诚地觉着活得充实和富有意义，3故并没有把心思朝”放洋”上作过多的痴想。 ( http://www.tecn.cn )

然而人生中偶尔也有歪打正着儿的契机。1984年初春，我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全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详见本集附录二）。为着把论文译成英文向国外推介，我结识了外交系统的一位年轻的老资格翻译工作者。他十几岁时便被政府送到伦敦学习语言，英语好到连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都惊叹不已。某日共进午餐，此兄在神速地结果了我虔诚地奉献上的三份略有臭味的红烧腔骨（每份价值二角五分人民币）之后，摸摸腮帮擦擦手，若无其事地问我?quot;为什么不设法到美国去读书？”我说到国外留学于我是近乎天方夜谭的事，自己英语不行，且又无特殊背景，很难获取出国名额的。他说可以自己主动去申请，他过去几年里，已经鼓动过好几个人这么干，多数都成功了，其中有黄某某、纪某某等等（多半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 ( http://www.tecn.cn )

就这样，他一手帮助我准备了（包括翻译）英文的申请资料，逐一发出（共发出6份）。往往返返几个回合，均遭美国大学的婉言拒绝，原因或是申请期限已过，或是缺乏英文能力的证据。可是这么一尝试，争取出国留学的念头，却明确地植入心中。 1984年夏初，经我的那位恩师的大力举荐，和本人所在的学院数位领导的批准，我被遴选为美国匹兹堡大学Presidential Fellowship（”大学校长奖学金”，该校最高级别的国际奖学金）的第一候选人。在中国官方为该校校长波士瓦（Wesley Posvar）博士访华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校长先生略略问了我几句话，我都半懂非懂。（他肯定对我的回答更加不懂），4就明确地对我说：”下学年开学时在匹兹堡见你！” ( http://www.tecn.cn )

所以，我真是有福，既没有考”托福”，也没有考GRE，就去了美国留学。波士瓦校长是知道我的英语不灵光，但多半是被我的学术简历打动了心：能在中国这么大的青年人口群中获得学术论文一等奖，总不至于在英语上愚不可教！ ( http://www.tecn.cn )

简言之，我留学西洋之”半明白”是指我在出国目标上的明白–去攻读我心仪的”比较现代化”专业。这方面的兴趣从1982年底毕业后不久就开始了，那时候的我已经对哲学空谈失去了兴致，转和阅读社会经济发展的中英文书刊?quot;半糊涂”是指在出国途径上的糊涂–不知道该怎么联络申请。这和90年代的众多中国欲留学青年很不同，他（她）们是出国途径明白–明自到可以胜任专业的留学咨询公司的高级业务骨干，但出国目标糊涂–只要能出国，管它干什么都行。这个时代真开化了！ ( http://www.tecn.cn )

在匹兹堡大学的近一年时间里，听到中国留学生传说波士瓦校长的一些有越经历。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国空军援华抗日”飞虎队”的飞行员。在福建上空与日本空军激战时，座机被击中，他负伤跳伞，被当地的抗日游击队营救。隐匿养伤期间，福建的老百姓常以海参作食物为他滋补。伤愈后，被中国抗日力量的地下交通网辗转护送到缅甸的美军部队。据说战争结束后的很多年里，每逢重要的宴会场合，他都要在餐桌上置一盘海参，以忘不忘当年受伤获救的幸遇。 ( http://www.tecn.cn )

（据本食客观察，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不吃海参，因为那玩艺儿看起来很像大毛毛虫，挺恶心的。）

波士瓦先生战后读了哈佛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的博士学位，在匹兹堡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坐了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成为当代美国主要的大学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5他早就有心要使他管理的大学成为美中两国教育交流的滩头阵地。在1980年以前，中国内地的青年很难去成美国，匹兹堡大学就接纳了大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青年。等到中国内地对世界打开大门，匹兹堡大学就成了两岸三地数百名中国青年学子聚集的重镇。我去的那年，正值匹兹堡市被评通?quot;全美国最适宜居家的十个城市”之首。犯罪率低，交通便利，”教育和休闲设施齐备，人均收入中等偏上，自然环境优美，物价低廉（巨大的西瓜两美元一个，鸡肉每磅36美分，鸡内脏没人吃，白送你）。以我的”大学校长奖学金”的收入水平，一下子就进入了”小康”阶层。 ( http://www.tecn.cn )

【跳槽】

可我这个人天性不喜欢在一个地方久呆。进了匹兹堡大学不久，接到美国东部几所名牌大学的邀请去作学术报告。一圈转下来，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联合提供的奖学金，同时对我表现出强烈接纳兴趣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6顺便说一句，麻省理工学院这所以理工著称于世的大学，其经济系、哲学和语言科学系以及政治学系和工商管理学院，都是第一流或接近第一流的，与我们国内的那种挂着”大学”的牌子、实为单一专科或单一学系的”理工大学”天差地别。 ( http://www.tecn.cn )

我获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多仰赖国际知名政治学家、《中国季刊》的创始人之一、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全力举荐。普林斯顿大学提供我全额奖学金，则得益于对中国-日本-俄国作比较研究的专家、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的饶济几（Gilbert Rozman）之热情介绍。7这二位在此要受我一揖之谢！ ( http://www.tecn.cn )

经过几番与国内有关单位的痛苦协商，我选择了哈佛大学。从1985年8月迁入哈佛北园研究生宿舍Richards Hall，到1993年2月离开哈佛，我在坎布里奇8这个伟大的小城里，作了七个半年头的临时居民。其中六年半的时间是作学生，一年是工作兼将我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专著出版。 ( http://www.tecn.cn )

每当我回答国内熟人生人的问题–”你在哈佛读博士花了几年时间？”提问的人听了我报的数字后瞪大了眼睛，我总要解释一番：不到七年拿到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已经不错了，因为那儿的学位要求非常繁复（参见《谈何容易》一文）。1990年所作的一项统计显示，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系科的学生平均花费8.2年完成博士学位，这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本国学生，没有语言障碍。在人类学系和历史学系，十年以上尚未毕业的老牌研究生并不罕见。9社会学系最长的一位美国学生至少花了14年，以至于有的同学背后称他为”我们系里的历史遗产”。 ( http://www.tecn.cn )

哈佛大学研究生的”窖藏年份”虽不短，比较起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又显得”青嫩”了。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基本上没有年限规约，你只要完成了博士必修课程的学分，通过资格大考，进入作论文的阶段（即成为”博士候选人”），就可以离开学校所在地，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边工作（或边游荡）边写论文。若论文完成后水平合格，你只要补足所有这些年里的学籍注册费（约数百美元一年），就可以毕业了。我认识的一位哈佛大学副教授的夫人，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博士，高校后的十几年里，忙于照料她那可爱的宝贝女儿和参与环保公益活动，论文老是完不了稿。但她每年都把本年度的注册费存入银行，单立一个账号，以期有一日完成了论文，将这笔不少的钱交上去，将一顶博士方帽拿回家。不久前我从她的近邻兼密友的电子邮件中得知，她的论文”继续在?quot;。看来她要当跨世纪的博士生了！ ( http://www.tecn.cn )

【云游】

我在国外选择的研究领域属于”比较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因此很看重在现实世界里同中寻异、异中索同。到博士学位前后，我利用了多种机会，游学列国–北美、西欧、前苏联和中东欧、环太平洋国家及地区、靠近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迄今算来，尚缺乏对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和南亚次大陆的感性体验。准备待到电脑”千年虫”对航空安全的威胁消失后，再一一这些地方。 ( http://www.tecn.cn )

我周游列国，实践的是”行万里路，读两本书，思一件事”的知行哲学。古人有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那个时代，有心人发愤尚能做到，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就难以身体力行了。古时候读书人云游四海多半骑着头小毛驴，一天的行程不过数十华里，万里路行下来，好歹也得十年时光。古时的书籍字大而册薄，一天读它三四卷不成问题（根据我少时在家乡读明清时代木刻石印绣像小说的经验测算得出）。万里路行下来，读万卷书的计划指标也就差不多达到了。而在当今时代，空中航行万里，连两头往返机场的时间算上，也不过两天辰光。能读毕两本书，已属不易矣。 ( http://www.tecn.cn )

“思一件事”，就是反思”在这方面中国如何”？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学所行、所食所饮，都会本能地或自觉地拿它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作比较，发一番有言无言的感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或”为什么外国在这种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无言的感慨，多半已和着红酒绿茶渗入肝肠。有言的感慨，小部分地收在这本小书里。 ( http://www.tecn.cn )

本集文章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谈论经济生活的社会和法律方面，第二部分是介绍”比较现代化”的基础知识和哈佛的读书体验文章，第三部分主要是评判一些文化现象和教育问题，最后是附录，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以使贯串于本文集诸篇的那一脉关切的主线显现可辨。近年来我在国内很多大中城市与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座谈会上，以及与新闻界朋友们的交谈中，时常面对相同的一些询问。但愿本集收录的几篇文字，亦有助于回答他（她）们的问题。 ( http://www.tecn.cn )

这个集子里的绝大多数文章写于20世纪的最后几年，也有少数几篇写于较早的年间。这次搜集成册的时候，我作了少量的文字的修正，主要是把报刊式的缩略语改成正规的完整说法。我没有作观点实质、立场迥异、幅度巨大的修改，是因为我历来不赞成不实践”文章随时整容主义”–不时地把自己过去的精神产品重新粉刷后推销给世人，说：”你看我多少年以前就这么英明睿智、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了！”云云。这么做看起来挺庄严，实际上挺无聊。这次在加进一些新的资料和观感的时候，我多半以脚注和附注的方式，以让读者明自各部分文字的大致年龄。 ( http://www.tecn.cn )

为着使国内读者对本文集谈论的域外人、事、情、景有点直观印象，我也找了一些照片附上。可惜许多很好的照片已经不在手过了，它们已经散落在天涯四方。还有一些很好的照片从来没有到过我的手里，拍摄者常常说话不算数，只给我寄回难看的，而截留下好看的。 ( http://www.tecn.cn )

【鸣谢】

本集子里的随笔和短论得以发表并集腋成裘出版，要感谢多位先生和女士的鼓励、支持和协助。这些人有的我有缘结交成友，有的尚无缘熟识。这些人生活和工作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诸多地区，经历各异，地位悬殊，但都关心着中华文化的弘扬和中国人的命运。篇幅所限，我这里只能列出其中的一小部分： ( http://www.tecn.cn )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孔宪铎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教授，北京”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研究员赵曙青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学报前主编王华良编审，《明报》集团主席、马来西亚联邦拿督张晓卿先生，《明报》月刊前副总编辑马励女士《国际政治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邵滨鸿副教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总编辑林载爵教授，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制片人兼总导演时间先生，成都《改革时报》前主编刘恒寿先生，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窦维平先生和科技部部长钟扬先生，《北京青年报》编辑张向红女士，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文艺部总干事陆佳女士，香港《文汇报》前资深记者孙文彬博士，以及至关重要的人物–本书责任编辑王静女士。 ( http://www.tecn.cn )

1999年6月

草于中国最炎热的大城市（真希望不是北京！）

1．这不是精确的统计数据，而是大而化之的”匡算”，有如我国报刊上常有的”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或”我国的国有资产流失平均每天一个亿”之类。 ( http://www.tecn.cn )

2．我一直以为这个词是属于我的”智慧产权”旗下的作品，直到1999年11月初在香港听了一场教育社会学方面的报告，才获悉早在若干年之前，已经有西方（而且是英语国家）的语言社会学家运用这个词进行社会批判了！西方一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精神有时真令人挺感动的，可惜这样的人多半进不了政府作大官，否则这个世界上得不公正就会少得多！ ( http://www.tecn.cn )

3．这不是戏言。直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把那两年视作我生活中最富有意义的时段。我真愿意舍弃我今天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的一切，以换回那两年里的那种感觉。人不能纯粹生活在感觉之中，但没有感觉，生活又是什么呢？ ( http://www.tecn.cn )

4．因为英语的听和说不行，我在由北京赴纽约的国际航线上，差点”中途变卦”了–在旧金山市机场换机时，我所不太明白，险些错上了一架不知飞往何方的班机。 ( http://www.tecn.cn )

5．匹兹堡大学拥有全美国大学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那幢号称”大教堂”的主建筑有四十多层。匹兹堡大学的哲学系在美国属第一流，它的医学院是美国最早进行心脏移植的医疗中心之一，它的拉丁美洲研究也是极强的。 ( http://www.tecn.cn )

6．因为要跳槽，我心里充满了对波士瓦校长的歉意，于是给他写了一封请求理解的信。递上去后，做好了承受各种责备的心理准备。谁知道两天以后，校长的私人助理就告诉我，校长先生同意我转学，没有丝毫的责备。”连哈佛大学都录取了你，证明他当初颁授’校长奖学金’时没有选错人?quot;他的助理这么说。 ( http://www.tecn.cn )

这件事可以说是使我对美国社会里的价值观念标准有了第一次的亲身体验：跳槽与否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是”跳高槽”还是”跳低槽”。你能跳到高槽上去，不但没有伤他的面子，反而为他增了面子。 ( http://www.tecn.cn )

7．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多半都有一个中文名字，有的名字起得十分典雅，如正文刚才提到的两位，以及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谢和耐（Jacques Gernet）、傅高义（Ezra Vogel）、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年轻一辈的洋学者中，中文名字含义深远看不多见，但有一位的名字却起得相当得体：齐慕实（Timothy Cheek，任教于科罗拉多学院的历史系）。遗憾的是，很多中文翻译工作者都对此无知，碰上洋人名字就照音调直译。这真是不尊重洋学者对中华文化（至少是汉字）的尊重，而且也常常造成混淆。但我这样提醒未必有丝毫用处，当今世界乃”时间就是金钱”的大竞技场，很多地方出书时连标点符号都来不及仔细校对，何来闲暇核查洋人的汉号？ ( http://www.tecn.cn )

8．”坎布里奇”的英文名字 Cambridge就是”剑桥”，因为哈佛大学的创始者们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为着纪念母校，他们就把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命名为”剑桥”。国际上常把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问的学术论战称为”老新剑桥之争”。为着区别两个剑桥，只好把新大陆上?quot;剑桥镇”译作”坎布里奇”。美洲新大陆上很多地名都是从欧洲旧大陆带过去的，比如”纽约”（New York）的意思实为”新约克”（York”约克”是英国地名）。在美国中部的地图上，我还见到过Canton（广州的老英文名），不知是否与咱们的广州市有历史渊源？ ( http://www.tecn.cn )

9．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要熬很多年头情由可原。按照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要求，做博士论文的资料必须来自学生亲自搜集的第一手信息，不能抄用别人的。人类学系的研究生要去美国之外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呆上几年，与当地社会的人民同吃同住同活动。为了这种”田野工作”（field work即”实地研?quot;），学生得首先过语言关：你的外语口语不地道，就做不成这种研究。两到三年的语言训练，三到四年的实地研究，再加上至少两年的专业必修课和两到三年的论文实际写作时间，可不就是十多年了吗？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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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能不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Wednesday, October 17th, 2007

2007-09-18

中国能不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龙希成访丁学良

人类有史以来，虽然也有文明灿烂的争辉，但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较量。自20世纪末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国家间的竞争已主要表现为对人才资源的竞争，大学争创一流的竞争，核心则是大学制度的竞争。 ( http://www.tecn.cn )

自我国提出”科教兴国”以来，各地大学合并的浪潮风起云涌，政府也加大对大学，特别是对少数几所重点大学财政支持的力度。 ( http://www.tecn.cn )

怎样认识现代大学的功能和我国大学制度的现状？是什么人、什么标准在主导今天中国大学的走向？我们有哪些制度是亟待建立的？如果不建立的话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 http://www.tecn.cn )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专程采访了丁学良。

丁学良，曾就读于两所中国大学、两所美国大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三次作”何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报告。 ( http://www.tecn.cn )

钱不是根本问题

《21世纪》：丁先生，有人说”一流大学”这个话题已经成为您的”专利”，因为您去年在北京等地所作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演讲，国内转载的报刊媒体不下400家。现在各地都在搞大学合并，政府对少数重点的大学的财政拨款大幅增加，人们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的希望殷殷。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切？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我的看法是，给定中国政府、社会今天资源的不平衡状况，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尽可能使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少数几所顶尖的大学，缩短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 ( http://www.tecn.cn )

客观地讲，现在是”赶”的问题，要跟人家平起平坐还早着呢。教育上”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办大学同办企业有类似之处，但办大学比办企业更难，牵涉的问题更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尚难与世界500强竞争，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在更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大学跟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并驾齐驱？这不现实！ ( http://www.tecn.cn )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讨论：在目前条件下，怎么样能够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更有效的利用，以便使得中国最主要的大学，在和世界一流大学缩短距离的进程中速度更快一点？ ( http://www.tecn.cn )

我要特别强调，现在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或是在媒体上，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好，主要原因是钱不够。因此，要想把中国的大学办好，就要有钱。 ( http://www.tecn.cn )

这个说法同以前办国有企业的说法如出一辙。以前国有企业办得不好，列出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资金，所以你银行要给我贷款，你政府要给我优惠等等。这个思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但是，20多年改革开放过去了，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机会经常在国际上做比较研究的人，就怀疑这个说法是不是中肯？有没有潜在的误导的成分？ ( http://www.tecn.cn )

整体来说，中国政府对教育资金的拨款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几年来政府也还是对少数几所顶尖的大学给予了特别的财政支持。 ( http://www.tecn.cn )

此外，在少数几所大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学院、系或者专业，已经非常会在中国的社会里找资源，而不只是向政府要钱了，比如工商界的捐款、海内外民间人士的赞助等等形式。对于这些大学、学院、系或者专业，他们办得不好，根本原因就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缺合理的制度。 ( http://www.tecn.cn )

当然，随着资源的大量增加，这些大学也不是一点成绩都没做出来，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但是，相对于他们所获得的这么巨大的资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远远不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假冒伪劣在内的广义的学术腐败，包括对资源的利用不当或浪费。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下一轮中国高教改革出现大量新的问题。这就像国企改革，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制度环境的话，你即使给了很多的资源，也不能把企业办好；同理，也不能把大学有效地改进。甚至钱给得越多，浪费越大。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近代史上中国高教界出人才最集中的两个时期。自中国引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100多年以来，一个是”五四”前后，出了很多人才，可以说是群星灿烂，而这些人才都不是一个派别的，而是方方面面的。第二个出人才最集中的时期恰恰是中国最穷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西南联合大学时期，那时候是抗战。最早拿着中国国籍获诺贝尔奖的两个人，李政道、杨振宁就是那儿出来的。其实那是整整一代人才，尤其是做自然科学的研究，优秀者很多。 ( http://www.tecn.cn )

而这两个时期，中国高教界整体的资源状况，我不认为比现在更好。为什么在资源相对不充裕的情况下，出了那么多人才？如果今天那几所受到优待的大学，总是从纯粹经济资源的角度看问题，说大学办不好，根本原因是钱不够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 ( http://www.tecn.cn )

什么是一流大学的体制

大学的自主性

《21世纪》：您说内地大学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请问一流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制度？

丁学良：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制度（institution），有几个核心的部分。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或是公私共建的大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之前，中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这就像没有银行法就不可能有现代银行制度，没有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制度一样，如果没有”大学法”或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 ( http://www.tecn.cn )

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大法律环境后，创办大学的第一步，得有这所大学自己的”宪章”。这宪章就是这所大学的基本法，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小改动都要通过严谨的程序。 ( http://www.tecn.cn )

宪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参照了本国相关的法律架构，也参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学的宪章，同时也应该参考本大学目标所瞄准的国际上那几所最好的大学的宪章。 ( http://www.tecn.cn )

比如，在英国习惯法条件下，公立大学创办有两个基本文件。一个叫The University Ordinance，可译作”大学条例”，它是经由立法机构审定通过的该大学的”宪章”，规定本大学的目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的各项权利，管理机构的设置，最高行政职位的构成等等。 ( http://www.tecn.cn )

第二个文件叫StatutesofTheUniversity，可译作”大学章程”，它是在第一个文件下的具体化细则，规定在各级机构内各个委员会的设置、权利与功能、学位的设置等等。 ( http://www.tecn.cn )

第二步，从组织架构看，大学必须要有校董会。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要有校董会，其成员有的来自政府或立法机构，但更多的来自社会贤达，还有一部分是本大学的最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他们是本社会具有很高威望的公众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专业成就的人。 ( http://www.tecn.cn )

校董会并不参与大学的实际运作细节，但每年都要开多次正式的会议，对大学的方向和重要举措进行监督、指导和规划。校董会不是政府某一部门的附属，而是由具备社会公信力和学术界高等职位的人士组成的该大学的监领机构，具有法律保障的独立自主权限。 ( http://www.tecn.cn )

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由法定的宪章保障。

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 ( http://www.tecn.cn )

2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 ( http://www.tecn.cn )

教员聘用的程序与规则

丁学良：在校董会下面，大学设置自己的行政架构。

要保证大学运作的相对独立性和严格的学术标准，最重要的是，在聘请教员和对教员的学术成就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评鉴的时候，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中国内地要想办出几所在国际上受尊重的、在科研和教学上有可持续发展后劲的大学，最重要的是看这几所大学，有没有一套相对透明的、公正合理的、严格的聘请教员、对教员学术水平进行评鉴的规则？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公正合理”各人有各人的价值标准，不好谈；”透明”、”严格”，从普通教师的录用到大学教职的评定，内地似乎不缺乏这些标准。问题是如何理解标准的”素质”？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大学的运作，要相对独立于政府机构，也要相对独立于工商财界，即便大学的资源主要来自政府或财界。因此在大学宪章中，必须有严格的条款，规定大学运作的规则与程序，必须强调学术标准主导而不是其他标准主导。 ( http://www.tecn.cn )

你说内地的大学现在就有严格的招聘和评鉴教员的标准，我看不到这样的普遍实例。

举例来说，像香港科大若要聘一个全职的教员—不管等级如何，从最起步的助理教授开始，都一样。第一，为了保证招聘过程的公正、透明和富有竞争性，招聘的广告须由”招聘委员会”开会讨论，逐字逐条定出对应聘教员的学术要求，是资浅还是资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等等。因为这牵涉到你把门朝谁开？开多大？而且要讲清楚本校对应聘教员的期待是什么。 ( http://www.tecn.cn )

第二，该招聘广告须用英文、中文同时刊登，要列出刊登广告的报刊必须有地方性的和全球性的。我很想知道，内地有哪一所大学招聘教员的过程是坚持这么做的？ ( http://www.tecn.cn )

这么做的重要性在于，尽少地使招聘新教员的过程受到既得利益的干扰，尽可能地把招纳人才的大门开得既透明又广阔。像香港科大招聘教员，中文的广告须在香港最重要的两家报刊登出，而且规定至少要登几次。这些技术上的规定十分重要。我不认为内地的任何大学，招聘任何地位的教员的时候，坚持这么做。 ( http://www.tecn.cn )

中文以外，更重要的是英文，因为香港科大的工作语言是英文。所以一份招聘广告至少要登在本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在北美或欧洲的两到三家对学术界影响大的报刊上，而且还要登在互联网上。 ( http://www.tecn.cn )

这几年来中国内地有几所大学花了很多的钱，宣传得那么热闹，要招聘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招聘这些教员的？不知道他们的广告登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招聘的标准是啥？根据什么标准取舍？ ( http://www.tecn.cn )

我们这些人难道不是内地大学招聘的对象吗？

我们这些人难道没有资格进入竞争吗？如果连我们这些国内出去的专业学者都不在招聘对象之内的话，那你招聘谁呢？国内几所大学已经聘请到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了几位在学术水准和资历上欺骗公众的人，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招聘的过程不透明、不公正，程序不合理。 ( http://www.tecn.cn )

如果招聘过程是透明、公正、合理的话，就可以把欺骗的情况大大限制。

比如我到一所大学讲学，听说有海外归来者把自己的学位说成Post Master。国外的确有Post Doctor（博士后），但绝对没有Post Master这一说。所以如果招聘程序是公开的话，很容易查出这样的伪证，查出来他就要负法律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家，有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有很多人在国外留学，其中有不少人在外国混日子，混真假不明的文凭。如果没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作保证，那你怎么去舍假取真呢？ ( http://www.tecn.cn )

现在内地很多大学的教员在抱怨，说自己没有到国外拿过学位，而那些不管在国外什么地方喝了点洋墨水的人，似乎一回国就天然地比土博士们高级。我非常同情这种批评和抱怨。怎么样才能减少这种情况呢？这就要把招聘的程序和标准制定和实施得透明、公正和合理。”黑箱作业”一定会导致假冒伪劣盛行。 ( http://www.tecn.cn )

现在中国少数几所大学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钱，请问用这些钱聘请的教员中间，有多少人经过公开、公正的竞争遴选？如果大学聘用教员的程序和标准不合理的话，一切问题都会产生，因为一所目标一流的大学，可以在其他方面二流三流，但它的教员队伍必须是一流的，它对整个大学的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教员评鉴与外部评审制度

丁学良：招聘教员是第一步。招来之后，香港科大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对教员学术成就的评鉴。定期指每三年对较资浅的教员评鉴，看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教学质量怎么样等等；不定期包括有人申请晋升或终身教职时对他的评鉴。如果大学不对教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评鉴的话，就会养了懒人、混混儿。 ( http://www.tecn.cn )

在内地的大学里，包括那些资源很丰富的院系里，教员做了多少有水平的研究？外界同行不甚明了。这就是说，虽然没有钱很难办成一所好大学；但有了钱，没有一个好制度，照样办不成好大学。这跟办国企一样，因为体制不好，很多有钱的国企后来都破产了，烂掉了。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但我相信内地的大学一定也有学术资格的评鉴程序，问题在于评鉴的标准和程序究竟是怎么制定和操作的。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香港科大评鉴教员的学术资格也不是本校说了就算数。国际上著名的院校，像哈佛大学都有标准的做法，就是看重外部评审。香港科大把外部评审的分量放在不少于50％，有时大大超过50％。 ( http://www.tecn.cn )

等到教员在本大学里工作了几年以后，要从合同制转成”终身教职”。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最重要的一关。通过这一关以后，除非你在法律上犯了严重过失，或者经常不履行你的教学职责，否则拿你没办法。过这一关非常不容易，要看你过去那些年里的研究成果和教学表现，在国际上、全国和本校里，相对而言做的成就大小。 ( http://www.tecn.cn )

程序上最重要的是让你选择几篇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论文（或专著），包括还没有发表的，代表你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 ( http://www.tecn.cn )

这些论文送给外部评审人去评审。外部评审人不是找一两位，香港科大一般都是找7人，甚至9人，都是国际上的资深学者，但不告诉你他们是谁，匿名”审”你。 ( http://www.tecn.cn )

香港科大选择外部评审人时有”六不准”：外部评审人不可以是你原来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们；不可以是与你共同发表过论文、论著的人；不可以是与你共同主持一个研究项目的人；不可以是你过去单位的同事；不可以是你现在单位的同事；当然不可以是你的亲属。 ( http://www.tecn.cn )

有了这”六不准”，当然不能100％地保证不出问题，但它会大大降低我们所谓的”猫腻”成分。我很想知道，内地有哪一所大学、哪一个院系在采纳这样的程序？ ( http://www.tecn.cn )

当然这个程序的成本很高，也不是说这个程序以后不需要改进了。程序永远需要改进，没有任何制度是没有毛病的。但在我看来，这个程序本身比现在内地任何大学所适用的程序，都要更透明、公正、合理、严格得多。 ( http://www.tecn.cn )

如果中国内地有三五所大学试一试这个办法，我相信，凭着他们现有的经济资源，他们赶上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就会快得多、稳得多，我们中国的大学的未来就会更加有希望！这是我在作有关”如何创办一流大学”报告中多次强调的，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期待的。 ( http://www.tecn.cn )

学术腐败的根源

《21世纪》：为什么内地有些大学有那么好的资源却改进缓慢呢？

丁学良：现在掌握着内地大学资源的人，有两类值得注意。一类是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大学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当官、逐利的”名利场”，他们当然不会考虑提升学术标准。这类人占的比例越大，改革就越难。第二类人是有希望的，他们相对地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在国外进修过、甚至拿过学位。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在国外研究型大学里做过较长期的教学研究工作，他们在国外当学生的经验，对大学的管理和运作还相距甚远，对像聘请教员这样的核心环节不甚了了。 ( http://www.tecn.cn )

除此以外，就是既得利益太强。因为只要公开、公正、合理竞争的制度运作起来，就大大限制了某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 http://www.tecn.cn )

学者并非圣人，他们在分析国企毛病的时候，可能会很透彻。可一旦他们自己成为某个大学或院系的头头，往往就会把分析国企毛病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尖锐和透彻，打80％的折扣。这就是利益牵制头脑。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也许这项制度太缺乏灵活性了吧？我们知道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国外游学20多年，只求学问，不取文凭；钱锺书甚至连硕士学位也没有。 ( http://www.tecn.cn )

另据张五常介绍，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A.Director（系M.Friedman的妻兄）学历不过本科，著述不过10多页纸。按照您主张的那套招聘和评鉴教员的制度，这些人恐怕到好大学当教员的希望为零。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首先我要强调，任何一项制度的制定，目的不是考虑个案，而是考虑通例。尤其是在规模比较大的社会，通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远远大于个案。在任何社会，如果没有管通例的制度存在的话，会出现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 http://www.tecn.cn )

举例来说，”文革”前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有过严厉的批评。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看，他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比如用僵化的考试办法”一考”定学生终身，分数压死人，学生没有时间读课外读物，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当时中国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文革”中废除一切考试，包括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代之以所谓的工农兵推荐的办法。 ( http://www.tecn.cn )

如果中国从来没有实践过这种办法的话，纯从纸面文字上看，我想200年后的人们一定会觉得，”文革”时的推荐办法肯定为那些天才青年学子们开辟了自由广阔的天地。 ( http://www.tecn.cn )

但是，实际的经验却是，那时中国所有的大学入学都在开后门、拉关系、贿赂、搞特权。结果大学非但没有为那些少数的天才敞开大门，甚至连高中的教育水平都保持不了。 ( http://www.tecn.cn )

这说明，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没有对90％以上的人适用的普适性的制度管理的话，其后果也一定保护不了少数的天才。一个出不了数量众多的人才的环境，必然不利于少数天才的出人头地。 ( http://www.tecn.cn )

第二点，我们要针对当今中国的具体现实说话。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 ( http://www.tecn.cn )

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 ( http://www.tecn.cn )

基于这样的现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亟需一部比较公正的、透明的、合理的而且是对于90％以上的人普适的大学制度。当前首先应该解决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以提升整个大学教育的素质。 ( http://www.tecn.cn )

现代大学是三大源泉

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新人才的源泉

《21世纪》：请问，现代大学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

丁学良：大学作为一项制度，同广义的现代工业文明有着血缘上的联系。

它把工业化之前的众多仅具初级状态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找到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好方式，这样才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这是巨大的进步。大学起到一个”触媒体”的作用；其他要素都差不多了，但如果没有经过大学的”发酵”作用，其他的连锁反应就不可能发生。所以，没有西方现代的大学，现代的工业文明是不可能的。 ( http://www.tecn.cn )

在现代工业文明里，大学是三个东西的源泉：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新型专业人才的源泉。现在的社会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学在这三个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 ( http://www.tecn.cn )

工业化起步之初，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法，大部分来自生产者、实践者的工作过程，是基于直接经验的。待到工业化达到中等程度之时，这些技术和方法的源泉，越来越出自大学的研究和实验室，先有观念的产生，然后系统化成知识，再应用于实践。进入20世纪后期，以前那些纯粹靠亲手”做”才能训练出的专业人才，越来越是大学系统培养的对象。大学办专业性的学院、专门的培训大纲和课程越来越多。 ( http://www.tecn.cn )

比如现在社会上”电子商务培训班”热闹非凡，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事情。新型的人才，倒不一定很年轻，他可能在别的领域做了10多年了；社会天天在变，自己天天要学。学会了新专业，就变成了新人才。 ( http://www.tecn.cn )

再比如，随着西方老年社会的到来，医学越来越变成社会医学，因为很多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牵涉到怎样对待老人，呵护心理上、感情上的人际关系，等等，成为一项社会医学综合工程。相应地，现在西方很多公共医学院的相关课程，正在兴起。 ( http://www.tecn.cn )

中国以后老年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将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像照顾老人这种事情以前是跟大学毫无关系的，父母老了，照顾他们当然是子女的事，跟社会何干？以后这些都变成由大学训练专业人员来解决的事情。 ( http://www.tecn.cn )

近年来有很多报道说，中国的大学里学生很多逃课、考试舞弊，这当然牵涉到学风问题。但在我看来，更深层的原因不能归于学生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要归于大学里的教研水平和课程的设置。因为大学的培训项目本身跟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脱节太远，学生不学并不觉得是能力上的损失，他只想得到文凭。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现在社会需要的那些知识的训练，反而改由社会上的”培训班”来承担，收费昂贵。

丁学良：这个功能恰恰应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来承担的，现在给颠倒了，这就导致收费的混乱，信誉的混乱，也导致中国文凭的不值钱、教育权威的丧失。这都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大学没有成为新观念、新知识和新专业人才的源泉这一基本原因。 ( http://www.tecn.cn )

国际上一流的大学是新观念的来源，这包括了新的道德观念在内。它们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和走向，教化社会。

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起到这样的功能，但一个国家要有少数几所大学起到这样的功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古国，一定要有少数几所大学起到这样的功能，否则很可悲。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大学，文化和观念创新的源泉就没有了。大学是孕育着文明的新因子的主要源泉啊！ ( http://www.tecn.cn )

大学的英文是University，它跟宇宙（Universe）是同一个字根。试想，如果宇宙中只有一种物质形态，不就完结了吗？群星灿烂、变幻无穷才能称之为宇宙。而大学就应该是观念的宇宙、知识的宇宙、人才的宇宙。 ( http://www.tecn.cn )

民办大学的前景

《21世纪》：现在国内民办大学的素质良莠不齐、声誉甚差。对此，你有什么评价？

丁学良：西方国家办大学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美国式的，一种是欧洲式的。在欧洲，最好的大学都是国立或公立大学，而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 ( http://www.tecn.cn )

中国要办好大学，应该多学美国办学的方式。私立大学要想办好的话，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制。这里牵涉到资源怎么来、怎么保障、怎么运作，而且全国要建立很严格的对大学资格的审查委员会。这类审查应该有政府的参与，但绝对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部门。它应该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着重专业资格和水平的审查机构。 ( http://www.tecn.cn )

美国审查高等院校资格的委员会，主要由教育界的资深人士、教授、管理人员组成，也有少数的政府代表和法律代表，但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为审查一个学校有没有资格办学，颁发的学位应不应该承认，是一个专业标准。 ( http://www.tecn.cn )

这些制度必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建立起来，中国的民办大学才能获得稳定健康的发展。

在中国的国情之下，我们要成立一个教育机构资格评鉴委员会，政府的代表可以多一些，但绝对不能办成政府的附属机构，否则会导致类似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中出现的那一系列问题。给定中国的国情，政府绝不能把大学完全包下来，而且政府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一定要发展出一个法治之下相对自主的、专业化的评鉴系统，没有这个，专业标准没有办法控制。 ( http://www.tecn.cn )

比如，政府的一个卫生厅长，怎么知道一个医学院办得怎么样？这必须由医学教育界的专业人士才能鉴定。

同样，教育局的一个局长怎么知道一个法学院办得怎么样？它办得怎么样要由法律教育界的专业人士来鉴定。

专业化是个科学标准，你不懂该专业，就不能去裁决。

留学人才当不了内地大学的教员？

《21世纪》：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制度也在慢慢演进。

丁学良：一个制度不成为传统就很难有效，因为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性，才会影响社会行为。而且我们讲的是一个活的传统，并非说几百年前定下的制度不能改变任何一部分，而是说这个传统好的部分应该随着时间的延续越来越稳定，不合理的部分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被淘汰掉，这才是一个好的传统或者好的制度。 ( http://www.tecn.cn )

的确，中国处于转型期，我们不能指望在一天、一月或一年，能够把大部分重大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但是，我要特别强调，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是全世界送出去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在这么多留学生中间，能够作出按照国际标准来说出色成就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还有一些。 ( http://www.tecn.cn )

假定中国三五所顶尖的大学真是要瞄准国际上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迈进的话，就应该把制度建设的环节开放，充分利用中国几十万的留学生人才，而且还包括从台湾、香港出去的留学生人才。 ( http://www.tecn.cn )

他们中间很多人愿意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这么庞大的人才资源是信息资源、经验资源，也是制度建设的资源。如果这个资源不用的话，能怪谁呢？严重的问题在于，内地大学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对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没有提供常规的渠道。这还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吗？ ( http://www.tecn.cn )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政府和社会不管给高校多少经济资源都办不好大学。

《21世纪》：樊纲前不久在本报提出，要善于学习西方的一些好的制度，这样可以降低我们制度创新的成本。中国虽然是转型期，但西方大学许多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中国送出去的留学生，遍布全球，从最好的大学到最差的大学都有。在全球最有声望的50所大学里，哪一个院系没有中国的留学生？那些毕业后在海外工作几年，有了一些经验的人，可以在制度建设方面，给内地的大学提出很多建议。 ( http://www.tecn.cn )

有人说请留学生的成本很高，但相对于浪费资源、相对于骗子们耍中国人、相对于国外那些”野鸡大学”把中国宝贵的教育资金”吸走”的情形，这个代价是很小的。 ( http://www.tecn.cn )

据网上披露，一个叫Barrington（巴灵顿）的大学，在美国并没有获得教育资格的认可。这个学校是”远距离授课”，学生不用去美国，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但他的学位不被美国高教机构认可。只要能拉来中国一个学生注册交学费（大约5000美元），主办者就给中间介绍人一笔回扣。 ( http://www.tecn.cn )

对于这类活动，如果没有及时的披露，中国的家长们辛辛苦苦省下的一点钱就给”吸走”了，而孩子们并没有受到教育。 ( http://www.tecn.cn )

这个”巴灵顿计划”甚至把内地一些大学的教员都给”网”进去了，以便让他们当介绍人，好从中得经济收益。相对于这样的代价来讲，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花的成本，真是一本万利。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我感到，中国办世界一流大学有个优势，就是人才资源丰富，学生素质比较高。

丁学良：中国学生的素质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学生人多，脑子也灵。而且在中国不用像外国办大学那样，用很多钱支付后勤、辅助的人工费。中国办一流大学不用跟西方大学一样花那么多的钱。 ( http://www.tecn.cn )

我以为，中国几所顶尖的大学，现在有了那么多的钱，应该集中办好两件事：一是想办法招聘到最好的教员，第二是在最重要的研究领域里，购置好的科研设备。第二件事纯粹是技术问题，容易办到。关键是第一件事：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招聘到并留住最好的教员？ ( http://www.tecn.cn )

现在内地三五所顶尖的大学，政府和社会给了那么多钱，如果还不赶快把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教员招聘和评鉴制度，学习过来、适当调节、坚持下去的话，给多少钱也没效果。 ( http://www.tecn.cn )

在今天的中国，少数省市已经开始试行公务员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国证监会的高级管理层也有从香港地区特别聘请回去的人，难道中国最好的三五所大学的教员不可以向国际上公开招聘吗？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不可以？你只要把标准定得比较合理的话，全世界的人才（至少华人）都在那里，然后根据你的资源去吸引尽可能出色的人。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这也包括大学的高级管理人员吗？

丁学良：当然！香港科技大学就是在美国招聘领导人员，从校长到学术、科研副校长，等等。现任校长朱经武教授就是从美国聘请来的全世界超导研究的领先人物。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现在内地呼吁留学生回国效力，但也只是在专业人才极缺的技术领域内；其实，最重要的是让留学生回到内地的大学去效力。大学素质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对！中国的留学人员要回国，应该首先回到大学里去。只有把大学办好，其他的研究所、科学院等等才能办好，因为人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企业界、社会各界的应用型人才也大部分靠大学来培养。 ( http://www.tecn.cn )

国内的大学教员必须面向国际招聘，只有在国际上招聘，才能把标准提高。这就像中国的产品一样，在邓小平改革之初，如果中国产品只是瞄准国内市场的话，中国的经济永远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因为产品的品质、花样和风格，只要能在国内卖掉就行了，那就永远不会朝着国际水平的目标改进。我们看到，今天中国人穿的服装和使用的器具如此多样化，这是经济面向国际开放的结果。 ( http://www.tecn.cn )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邓小平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思想，落实到大学发展上。内地大学现在实行的那一整套的招聘和评鉴教员的方式，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思想近20年后，仍然没有面向世界，也没有面向未来，当然也无法面向现代化。 ( http://www.tecn.cn )

国际一流大学的筹款制度

“学而优则仕”

丁学良：中国的儒教传统讲”学而优则仕”，我看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倒把这个传统”落实”得不错。像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Stiglitz，他当年为什么能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第一副行长？因为他是美国名牌大学研究做得出色的名教授；而不是因为他本来是”官”，跑到名牌大学当教授。 ( http://www.tecn.cn )

所以，在今天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学而优则仕”应该是重要的规章，要反对的是”官而优则学”。我不是说行政官员不能当兼职教授，而是说行政官员中间那种没有专业知识、不能常规地讲课的人不能当兼职教授。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国内大学愿意聘请官员当教授，可能跟中国大学的知识老化有关，在改革时期，政府官员处于改革前沿，掌握很多材料和信息，而大学希望得到这些信息，所以把他们聘为兼职教授，这种情况很多。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国外的大学也经常请工商界的高层管理人士或政府官员作报告，有时给报告人很高的酬劳。但作报告是一回事情，授兼职教授头衔是另外一码事。不能把两个范畴给混淆了。 ( http://www.tecn.cn )

举例来说，哈佛大学新当选的校长Lawrence Summers，原任美国财政部长，此前他还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2000年哈佛大学遴选新校长时，也有人提名克林顿（总统职务即将卸任）和副总统戈尔。但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 ( http://www.tecn.cn )

哈佛大学解释说，像克林顿、戈尔这样的人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个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两回事，领导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哈佛校方还解释，Summers被挑选为新校长的原因，主要不是他当过财政部长，而是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得第一流，是国际知名学者。你想想，领导一个大国的总统不能领导一个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就够了，你就知道世界一流大学意味着什么。 ( http://www.tecn.cn )

教授，包括兼职教授，是一种专业职称，并非一个官员去作一两次报告就能成为兼职教授。内地有些商人给大学捐了点钱，也弄个兼职教授。在国外，对于捐款的商人，大学对他也有感谢，但不会把教职送给他，因为这是两回事。 ( http://www.tecn.cn )

像医院一样，如果是一所好医院，即使有人出于慈善之心给医院捐了钱，医院能聘他当兼职医生吗？

“讲座教授”与基金制度

《21世纪》：内地一些大学授给一些人兼职教授，也是为了获取一些社会资源吧？

丁学良：为了获取资源，你可以用其他方式给他回报。像香港科大，你看到很多建筑物、演讲厅上都印有捐款人的大名，这是一种方式。在西方大学里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海外华人捐款喜欢捐建筑，因为建筑放在那个地方，看得见。犹太人捐款就较少愿意放在建筑上，而是设立一个讲座，冠以他的名字。 ( http://www.tecn.cn )

像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Daniel Bell，是”亨利.福特讲座教授”，是福特家族捐的大钱。这样，讲座聘请世界上著名的学者，就把捐款人的名声传播世界，而且代代相传。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内地也有相似的做法。

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先由君安证券出钱设立了”君安讲座”，后来改由慧聪公司出钱，又成了”慧聪讲座”。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这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比把捐款的人聘来当兼职教授好多了。但这只是一个”论坛”，而不是我所讲的”讲座教授”，这种体制中国内地大学似乎没有。它必须是有永久性的一笔大钱，成立基金，放在那里生息。这就要求有基金和信托人制度。现在香港也遇到这个问题，有些公司、富商向大学捐钱，大学今年明年就把这100万或200万用掉了，以后这”名”也就没有了。这就不能成为永久性的”讲座教授”制度。 ( http://www.tecn.cn )

在西方，捐款设”讲座教授”要谈条件。这个钱是永久性地给大学，大学不是一次性地用完，而是投入基金。像哈佛大学1986年左右，非哈佛校友来捐款设立一个”讲座教授”的话，至少要捐500万美元。投资基金回报的一部分用来支付讲座教授的工资，一部分返回基金再用作投资。这个讲座将几十年几百年地存在下去。这才是名牌大学的传统！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项稳定的制度，生生不息的有生命的制度。 ( http://www.tecn.cn )

捐款人在如何用钱方面可以提条件。比如，他可以提：这个讲座必须放在历史学科或是生物学科。但他不可以干涉大学聘任该”讲座教授”的过程，那是大学自己的事，必须按照该大学的学术标准去做。 ( http://www.tecn.cn )

获取捐款的规则

丁学良：法治国家有一整套的制度对付卖文凭之类的丑闻。举例来说，前不久，牛津大学一个比较穷的学院，牵涉到准备收钱以降低入学标准的丑闻。 ( http://www.tecn.cn )

有记者装作一位有钱的家长，说他准备给这个学院捐很大一笔钱，但他有两个青少年，学习成绩不一定能够达到该院的入学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院是否可以考虑灵活一点？ ( http://www.tecn.cn )

接电话的两个人是该院负责招生的资深人士。他们表示很有兴趣考虑这件事，但请他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就这样，学院的两个人上了圈套。 ( http://www.tecn.cn )

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呢！只是记者设下的圈套，看看这个学院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情。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捅出来后，该学院那两位负责人辞职。 ( http://www.tecn.cn )

从法律意义上讲，刚才那两个人还不到判刑的地步，因为他们还没做事呢；但从学术操守上讲，他们作为学院主持招生的高层人士，已经表明了有这样的意图：降低入学标准，以便获得家长捐款。这就不行，他们就得辞职。 ( http://www.tecn.cn )

可是，在中国内地，一些大学卖学位、卖文凭的丑闻，报刊披露那么多，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所有的大学都想从外面获得捐款，但获取款项的方式不能没有规章制度。

越是好的大学，在外面获取捐款、争取资源的程序越是要严格，否则就会败坏学校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声誉。 ( http://www.tecn.cn )

再举一例。我在哈佛大学念书时，学校一个研究中东问题的中心的主任被迫辞职。因为他获得中东一个产油国捐助的几百万美元。他并没有把这笔钱作私人用途，这笔钱还没拿过来呢。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很惊讶，因为美国社会有”种族歧视”现象，而这个主任又是少数族裔，所以很多人有疑虑。 ( http://www.tecn.cn )

哈佛大学校方解释道：哈佛大学建校近400年来，对于怎样争取、接受外面的捐款，有严格的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向哈佛大学（不管是系、中心或学院）表示捐款意图的时候，这些单位不能跟捐款一方马上进入交接过程，而必须首先报告校方。在校方认可后，才能跟对方谈判：捐钱作什么用途？有无附加条件？等等。 ( http://www.tecn.cn )

但前面讲的那个中心主任，在对方表明捐款意图的时候没有报告校方，而是在把这笔钱基本谈妥之后，才报告校方。这就违反了哈佛的规章。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这个规章很重要呢？校方解释说：中东地区产油国想向哈佛捐款几亿美元的人有的是，但哈佛非常谨慎。因为中东这个地方战火纷飞，冲突的各方生死仇敌，如果哈佛接受捐款而不考虑款项的来源背景或可能的后果的话，接受了甲方的捐款，乙方就会认为哈佛关于中东问题的研究成果，是被人家拿钱收买的。这就会破坏哈佛的声誉。其次，如果哈佛大学的教员、学生到中东地区开会或做研究的话，就有可能被敌对方当作人质，危及生命安全。仅这两点考虑，就足够解释对那位主任的处理了。 ( http://www.tecn.cn )

现在国内的一些大学，也是在外面筹款、拉钱，请问规章制度是怎么样的？

要强调，不仅在捐款来了以后，在使用上应该公正、透明，在捐款拿来之前，就应该有规章制度。因为这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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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

Wednesday, October 17th, 2007

2007-09-17

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

—-对李慎之老师的迟缓追忆

??? 李慎之老师去世（2003 年4月22日）几个小时以后，海外的学术界就得到了通知。这个噩耗，是他在美国研究所的学生王君用英文向我们发出的。

??? 李慎之老师刚一去世，曾经和他一起共事的晚辈学者们，纷纷撰文，表示悼念。但直到李老师去世后将近一个月，我的悼念文章还没有问世。如此迟缓的原因，是我联系不到中国国内的报刊发表。虽然我多年在海外工作，但特别看重纪念李慎之老师的文章，能够刊载于中国大陆的报刊。看重这一点，是因为我自认为理解李老师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梦想，一生深刻的遗憾。他所思所论的，只有放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下，其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完满的呈现。因此，让他一生为之痛苦奋斗的国人来读到追念他的文章，才是最恰当的。然而将近一个月，我追念的文章无法在中国国内找到发表场地。这就是本文标题–”迟缓”–的意思。

??? 我称李慎之为”老师”，有两重原因。在1980年代的北京学术部门，包括非常衙门化的社会科学院系统，人们也很少以职务来称呼他人。我观察到，如果某人是地位很高、学术教养很好的尊长者，他称呼比他年轻、地位低的人时，冠以”老”字，譬如”老张”、”老李”，那就是对那个年轻人学问极高的尊重了。反之，像我们这些刚从大学分配去的人，遇到比自己地位和学问高很多的尊长者，就会称他为”老师”，即便他和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一声”老师”，里面包含着敬重和亲切，包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就是: 我尊重你，不是因为你的学术地位、行政职务很高，而是你的学问和文化教养高。这是我称李慎之为老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和我的恩师苏绍智先生，既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是多年的同事。所以，我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师辈来称谓的，内心里就是这样看他。

??? 我第一次听见”李慎之”这个名字，应该是1983年的初夏。每个星期二的上午是我们例行的政治学习，也是同事之间交流形形色色的政治观感包括小道消息的时候。在政治学习结束、快要吃午饭的休息时间里，我们几个年轻人站在走廊里聊天，我就问比我先来所里工作的一位林同事：”李慎之是谁？”因为在好几次的政治学习和聊天中间，我都听到这个名字，而且都是在一些非常有趣或者重要的背景下听到。”你都不知道李慎之是谁？”那位林同事带着一种非常意味深长的微笑，看着我:”李慎之是当今中国头号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个说法一出来，令我大吃一惊。因为那时在报刊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结合着内部正蠢蠢欲动的批判人道主义、异化论的运动。当时在报刊上还没有点谁的名，但是在内部的讨论会和小道消息中，据说上面已经开始对鼓吹社会主义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领头人物进行批判。而当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周扬和王若水两位。周扬在中国文化艺术界，可以说是一个”异类”。他在文革前是中共主管文艺的最高官员之一，被称为文艺界的”沙皇”。文革中因为备受磨难，大彻大悟，从此认定了要对人的自由尊严进行肯定，大大推展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研究。王若水当时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是在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这两位也就是在我们内部政治学习或者小道消息中，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当时，还没有任何报刊和内部的文件，把李慎之也放到其中进行批判。所以，当那位林同事说他是当今中国头号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时候，我真是惊讶无比！显然，李的思想比周扬和王若水，对现实还要更具批判性。但他是谁呢？他其实当时就在与我们研究所同一层楼的社会科学院的美国研究所工作。

??? 虽然从对李慎之的那个评语中，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暗中的敬意，当时却没有机会立刻直接地接触到李老师。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与李老师有过间接的接触，是1983年的8月份。其时，《邓小平文选》刚刚出版发行，这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最主要的官方报刊都在组织理论工作者撰写学习《邓小平文选》重要观点和思想的文章。当时的《人民日报》负责人是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思想最为开放的一群，包括胡绩伟、秦川、王若水先生。在他们拟定的十几个专题中，其他的都已经找到合适的人或者小组撰写文章。而他们认为《邓小平文选》中最最重要的思想，是反对封建主义余毒、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那篇讲话。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政治背景下，”封建主义”、”封建余毒”具有特别的政治敏感性，指的就是专制、独裁、暴政。邓小平的那篇讲话，是他对文革为什么会产生以及怎样防止文革式的政治悲剧再发生，所得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结论–就是要从政治制度改革着手，彻底清除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影响。

??? 《人民日报》当时通过我们所的负责人苏绍智老师来组织写这篇文章。很多人都觉得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几位深为我敬重的师辈们，当时找到了我，让我写这篇文章。在8月的一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到了苏老师的家里，在北京永安里，那一带是《人民日报》干部宿舍区。在讨论这篇文章的要点时，在座有一位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何匡先生。在谈话过程中，他们打电话同李慎之老师商量。那是我第一次间接地与他有了接触。他们商量的要点，最后融进了我的文章, 题为 《切实改革,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该文发表在1983年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我还记得, 喜得稿费60块人民币, 差不多我一个月的工资. ) 随后，在10月份的《新华文摘》上，这篇文章被列为第一篇，放在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和领导人的文章之前。这是因为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以说是触及到了最敏感的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 非常有缘的是，将近二十年之后，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期间，李慎之老师成为我们科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聘请的学术顾问之一。通常，我们学院聘请的学术顾问，都是在海外、主要是西方的名牌大学里的名教授，地位崇高。他是顾问中唯一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 可见我们对他是如何的敬重。2001年，他来香港科大开完顾问会议后，应邀作报告。当时，院里问我，应该对李慎之做怎样的介绍。我说：”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他在当今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地位，就是：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是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传统的首要发言人。”而李慎之老师那一次在香港科大作的报告，又是关于反对专制主义。我记得来听报告的人非常之多，会议室里的椅子不够用，很多人是站着的，有些人是坐在地板上的。

??? 我1993年2月份离开美国到香港来，然后又到澳大利亚去。在这期间，我给李慎之老师寄过我在海外用中文发表的一些文论。每次回北京，只要有机会，也总想同他见面。可惜大部分时候都碰他不上，只能在电话中聊一聊。好在他在电话中，同与你面对面讲话一样的热情、亲切。第一次在北京跟他有过整整大半天的交谈的，是1998年6月下旬的一个周末。那次他约了几位青年朋友，其中有两位是我出国以前就认识的，但还有好几位是原先不知名的。大家都是因为李老师核心的吸引力聚在一起。他们告诉我，像这样的聚会差不多每个月有一两次，都是研讨中国历史或现实中最重要的一些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我当时就非常的羡慕。在几个小时的研讨以后，我们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小餐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喝低档啤酒，继续聊了一两个小时。最后我们几个晚辈弟子送他上车。当他个人的专车来接他的时候，他笑着对我们说，”这是我这个退休的高干才能享受到的。我现在唯一不拒绝的特权，就是公家给我配一个车子，配一个司机。这样，像我这样一个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人，才能在北京转来转去。”

??? 我欠了李慎之老师一篇大文章。2000年元旦，我在香港和台湾同时发表了一篇短评 《美中冲突中的四种主义》，讨论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发生根本冲突的原因。这篇文章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中之间的冲突，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双方的政治制度不同造成的；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双方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文化造成的。换句话说，假若1991年苏联垮台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发生变化，但同样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东方大国，美国会否不再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它的重大威胁？这篇文章因为在海外传播极广，李老师也看到了。我回北京的时候，在电话中同他交谈，他说这篇文章被一些中国国内的人视为鼓吹民族主义即nationalism，而且是无条件的。我简短地跟他解释，这是误读。因为我知道在海外发表的东西传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常常并非是完整原样的文本。李老师在婉转地表达了对我的批评的同时，也说到：”我理解你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要鼓吹用民族主义来对抗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李老师对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状况之下，民族主义只会帮助反对改革开放，反对自由民主的势力。我理解李老师沉重的考虑和告诫。但是在理论上，我不同意可以把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同民主自由价值观对立起来。我当时在电话中跟他说，我要写一篇很长的文章，把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理清，以便为争取中国国内的政治公正和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的公正，找到一个理论框架。我知道这样的一篇长文很难写，因为它并不是纯粹的概念讨论，而必须把中国现在国内政治的困境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处境，这两者之间非常令人困惑的关系讲清楚。我确实是很认真地在写这篇长文，已经写了一年多了。本来是将它作为一本书里的一章，以回答那些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对我先前那篇文章提过批评和质疑的读者和朋友们。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状态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样一个难题，作一个立足于”民主的国族主义”（Democratic nationalism）立场的正面回答。这篇写了一年半的长文，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几易其稿。这本大约是十万字的书，没有写完，李老师就已经离开了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我欠了他一篇大文章。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那篇文章写好，把那本书写完。

??? 李老师是他那一辈人中最杰出的几位之一，在许多方面他都超出了他那一代人很难超出的局限。为此，他也付出了他那一代很多人都曾经付出过的有形无形的代价。他已经反复阐明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很难推展。他所面临的另一些问题，不仅困惑了他那一代人，而且也困惑着后辈。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李慎之老师那一代人没有完全解答清楚的问题，实际上，在他们之前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都已经被反复地争论过、尝试过了。使得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头脑都苦苦思索，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心血，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鲜血，还有很多人为它们付出了生命的那些难题，在中国本土没有被理清，遑论得到解决! 这是那几代人的悲哀，是李老师本人的悲哀，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 很清楚地，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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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

Wednesday, October 17th, 2007

2007-09-17

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

高负债率是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经济观察报：有评论说，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不过是目前我国高校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我认同这种观点。不要以为中国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负债那么高，其实高幅度的负债率是中国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吉林大学在媒体上曝光了而已！ ( http://www.tecn.cn )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以前高校并没有高负债率问题，为什么到今天，高负债率一下子成了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丁学良：在90年代后期之前，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态度是一种哲学式的，更多体现在发社论、发文件上，没有把哲学式的重视变成经济学重视，没变成财政措施。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加上了财政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上开始对高校倾斜。问题在于，直到现在，高校基本上还是在沿袭老国企运作的模式。许多老国企最后都没有办法维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会用钱，不是他们贷不了款，而是贷了款之后，没有把这个贷款作为企业发展的新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浪费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校只不过是模仿中国老的国企，不断地从国有银行以低成本输血的方式做一些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 http://www.tecn.cn )

经济观察报：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盖高楼？

丁学良：对，盖高楼，把排场做得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有国立大学同国有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国企同国有银行关系的拷贝。 ( http://www.tecn.cn )

在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高校想发展，想扩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开始把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政府的财力很有限。那时就有人讲，既然国企能够不管运作得好还是差，不管是赚钱还是亏本，不管是办得有效益还是没效益，都能够从国有银行贷款，我们大学也是国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贷款？而且还说”不贷款白不贷”。曾几何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国有企业不贷也是白不贷。国有银行同国立大学之间同样是”父子关系”，如果说国有大学不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到国有银行贷款的话，那才是傻瓜。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快10年了。 ( http://www.tecn.cn )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就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可不可以这样说，看到这个机会以后，国立大学就开始取代国有企业的地位？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他们就是按照老国企的办法输血。另外从银行方面来说，反正支持高校是政府的一个重点政策、优惠政策，我干吗不去贷呢？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一些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大学毕业的校友可能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当官的多，贷款就更容易了，贷的钱就更多了，负债率就更高了。有的学校在这方面条件差一点，可能贷款就少一点，但是没有哪一个国立大学不去借这个机会贷款。 ( http://www.tecn.cn )

在国有银行对企业贷款越来越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为什么高校反而不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即使有的银行不愿意给负债累累的大学继续贷款，学校也可能把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请出来讲情。这些人可能和学校有很深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孩子在学校念书。国内不是经常有一些相关报道吗？很多政府官员到母校去，到子女读书的学校去，参加校庆活动的时候就带一张支票— 在国外这都应该是个人捐款，可是这些官员开的是什么支票？开的是公家支票，这跟银行的高额贷款都是有联系的。 ( http://www.tecn.cn )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当高校扩招逐步刹车以后，在国有商业银行越来越注重效益以后，高校债务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了。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不能说所有高校开始到银行贷款的时候用心就不好，这也不公道，我们要超出个人的品质或者个人的用心之外谈论这个问题。只要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马上就能够看到，这和老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有极类似的地方，这就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就是 “软约束”。 ( http://www.tecn.cn )

所谓”软约束”，就是指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温情脉脉的 “父子关系”，往往是以国有银行造成大量坏账为代价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反正我是国有企业，你作为”父亲”有责任维持我的长期生存，你不能让我死掉。国立大学贷款的时候，也想办点好事，可是如果马上还贷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办不成。再看看周边，很多国有企业，很多国营单位和其他的国立大学贷的款比我多，贷的时间比我长，他也没还清，我干嘛那么傻？经济机制对人的行为的诱导，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之前，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之后该还不还，或者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如果负责贷款的人受到了法律惩罚，后面的人不会没完没了地搞下去；国立大学找国有银行贷款之后，到时候该还不还，如果具体的经管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后面的人也不会做下去。就是因为这种约束是软的，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后面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大，造成高校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出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是很正常的。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不先请菩萨再修庙？

经济观察报：高等教育要发展，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为什么在有了那么多钱以后，高校的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甚至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体制，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

我们不能说中国大学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相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相对于学生的家长、社会对教育投入的资源相比，它的产出、它的效益是远不成正比的。高等教育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表面化的。 ( http://www.tecn.cn )

在国外，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当它有条件弄到一笔新财源的时候— 不管这笔财源是来自政府的贷款还是社会贤达人士的捐款，或是来自于提高学费— 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庙弄大，而是要请到好菩萨，能念经。你没有好菩萨，高等教育的经是念不出来的。不是先建大庙，而是先请大佛。 ( http://www.tecn.cn )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应该先请大师，还是先造大楼的问题？

丁学良：大师和大楼的话题被人们说滥了，我习惯说庙和菩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经常强调，争取到资源不应该先把庙建起来，而是先请到菩萨，再根据这个菩萨的需要给他盖庙，因为不同菩萨需要的庙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国内的许多高校有了钱，不是先请菩萨，而是先修大庙。这个庙究竟适不适合以后请来的菩萨，他不管。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办大学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硬件为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这里面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体制上的原因，也有非常深层次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 ( http://www.tecn.cn )

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源的运用方式。在中国许多国有部门，往往都有一些非常过时的财务制度。比如说一个校长拿了一千万，如果用来请大师，往往不能报销，但是盖楼账目一下子就办成了。 ( http://www.tecn.cn )

观念下面，是物质利益的考虑。你看看现在国立大学铺摊子，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融资举债办政绩工程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建起的这个楼，铺设的草地，盖出来的庙，别人都能看得见，对当官的有好处，对提高自己的政绩有好处。如果请进大师的话，那只能内行人才能感觉出来，你的学生才能感受出来。学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大学做得好不好，学生的反馈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可是现在学生在学校里是没有发言权的，学生的反馈基本上不管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才把学生的反映当成一会事。 ( http://www.tecn.cn )

经济观察报：有教育部官员说，高校职务犯罪一半出在基建。同样，政府方面的贪污受贿人员中，分管基建工作的领导、负责基建计划的官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个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多了。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这些明的、暗的原因纠缠在一起，使得贷款并没有用在高校发展上，没有用在最关键的那些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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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印尼危机十年再回首

Wednesday, October 17th, 2007

2007-09-17

丁学良：印尼危机十年再回首

领导者：今年是东亚金融危机十周年，从去年下半年起，人们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思这场危机。记得前几年您在《南方周末》接受学者崔卫平的采访时，曾说过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确切地说，谈论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前提，指的是最近的可观察到的比较研究的范围之内，哪个国家出现的情况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若要把时间往前推的话，那就多了，因为俄罗斯发生的情况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不对？所以说，是最近的，不是没有时间界限的。 ( http://www.tecn.cn )

在崔卫平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九七、九八年在中国周边国家发生的那场金融危机。由那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东亚在二战结束以后所经历的最大危机，在此之前虽然有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但是没有哪一场危机能像这场危机一样，几乎是无界地横扫了那么多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 http://www.tecn.cn )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我觉得对中国最有直接警示作用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印尼当时的状况，是由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又由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危机。印尼危机的教训，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说教训的时候，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欧洲人看印尼危机，他们吸取的可能是另外的教训。中国人一说教训，好像是负面的意思。但我这里所说的教训，是中性的，不一定是负面的，指的是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东西。虽然金融危机是一个很负面的事，但给我们的启发不一定是负面的。 ( http://www.tecn.cn )

领导者：具体来说，有哪些教训呢？

丁学良：有些教训十年以前就看得很清楚了，有些教训是到十年以后的今天才看得比较清楚。我总结了一下，大致可以归为八个方面的教训。 ( http://www.tecn.cn )

第一个教训，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的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好事，但并不能一美遮百丑。不但是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许多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有一种相当广泛的认识或观念，即只要一个国家长期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就认为一切都好了，这种认识或观念是被印尼危机所否决的。印尼在苏哈托政变成功之后，一直用强制的方法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而且也在二十多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全球许多国家都到印尼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印尼老百姓中的很多人从农业文明前期的渔村，一下子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前期。因此在这二十多年的统治时期，苏哈托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贡献太大了，全国都应该感谢他。但就是在这个高速发展、同时也是在以稳定为目标的二十多年里，政府没有清醒地看到印尼社会积累的那些问题–特权集团的勾结、严重的贫富不均和腐败、金融机构的溃烂，等等。结果在全球化大潮中，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印尼在二十多年里取得的成果在几个月内几乎丧失殆尽，紧接着就出现冲突、暴乱，差不多几天之间绝大部分外资都跑走了。 ( http://www.tecn.cn )

领导者：看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底下，也可能隐藏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越早被人看见，被人指出来，被人研究，越早提出对策就越好。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对，你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就觉得否定大好形势了，千万不能这么认为。谁这么认为，谁就是对他研究的这个国家不负责任。如果研究的是自己国家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 ( http://www.tecn.cn )

第二个教训，在印尼的九七、九八危机大爆发之前，在国际学术界，也包括在中国的学术界、传媒界，还包括决策中的一些人–你不是《领导者》杂志吗？处在领导的位置，不管是领导一个企业也好，领导一个社团也好，领导一个政府部门也好–相当长期的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腐败不是什么大的不得了的事，只要经济在增长，腐败没关系。在持这种观念的人中间，有一小部分的人甚至走得更远，认为腐败能帮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太清廉了反倒妨碍经济发展。印尼的危机对这种观念做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击。因为看得很清楚，其他东南亚国家虽然也有腐败，但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中间，印尼可能是腐败最严重的。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么严重的腐败现象，印尼本国有人指出来，国际上也有人指出来，但是直到九七、九八年之前，这种声音在发展经济学家中间，是少数派。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只看GDP啊，人均收入啊，这些东西。反倒是在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中间，才有比较多的学者，把腐败看成对一个国家的重大的威胁。九七、九八年经济危机之后，在国际上研究发展的学者中间，不管你是哪一个学科，特别明显的就是在经济学科中间，人们顿时增加了对腐败问题的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和对腐败的危害性的强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 http://www.tecn.cn )

第三个教训，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间，如果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银行金融系统的健康程度如何，是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最大的要素。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啊，运输业啊，农业啊，开采业啊，甚至外贸啊，做得很好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银行金融系统素质不好，不健康，管理不善，那么这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取得的成就，都可能因为银行金融系统出问题，翻大跟头，造成总体性的经济危机。而这一点，又是同刚才讲的腐败密切相关的。在现代经济体中，金融、银行等于是人体系统中的血液循环。如果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腐败的话，后果就会相当严重。你看印尼在爆发经济危机之前，当时的统治者苏哈托，他的家族人员的手可以说伸到了各个环节，尤其是对银行金融系统的渗透最深，他的一个宝贝儿子，叫邦邦嘛，就控制了银行系统，玩银行嘛，而不是搞制造业等其他东西，因为这更能窃取国家资产、公共资产。所以，当苏哈托家族垮台以后，人们用各种办法进行推算，认为他的家族攫取的非法的财富超过200亿美元。对于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相对还比较贫困的国家来讲，这200亿美元的比例是非常可怕的。在金融系统搞政商勾结，严重败坏了血液循环，在外来的冲击之下，才不是垮塌一点点，而是一垮接一垮，经济上的全盘崩溃，并且引起政治上的大危机和社会上的大动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尼的经济危机，从政策层面说，直接的、最沉重的、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作头等大事来处理的，就是要把银行系统搞得很健康。 ( http://www.tecn.cn )

领导者：银行系统的健康，并不能仅仅依靠银行系统本身啊！

丁学良：这就涉及到第四个教训，银行系统健康不健康，影响到全部经济。那影响银行系统健康不健康的，又是哪些东西呢？是那些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基础设施。我们讲的基础设施，通常说的是修公路，修桥梁，修水库，对不对？其实，影响一个国家金融系统健康不健康的，也是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主要是两点：一是信息透明不透明，一个银行有多少烂账，有多少非法的不合规矩的借贷，像关系借贷，有权力的人强行压下来的借贷，如果这些关键信息不透明的话，就等于有致命的癌细胞在那里；另外一点，就是法治，如果没有这一条，你这个国家的银行系统也不可能健康发展。这里的法，除了银行法、金融法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法，同银行运作的大环境、小环境相关的法，没有这个，你的银行系统是不健康的，在外来的冲击之下，很容易垮台的。 ( http://www.tecn.cn )

第五个教训，从印尼以及同印尼相似的泰国的经济危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他们的上市公司、会计制度太重要了，这看起来是很技术性的一个环节，但在现代经济运转中却是非常关键。这里的会计制度中，也包括了审计制度。因为在印尼和泰国，都有这种现象，有很多的上市公司的老板通过关系到银行去贷款，用银行贷来的款来支撑本公司股票的市价，不断地水涨船高，一直等到大满灌的时候，将他们手里的股票突然脱手，兑换成现款。也就是用股票市场来圈钱。在这个玩股票的过程中，只有会计制度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监控。如果上市公司比较普遍地做假账，本公司的老板拿真账，对外面的投资者是另一本账，再没有一个不受本公司控制的外部的审计制度的话，那么这样的股票市场肯定会导致经济上出大事，这在印尼和泰国是看得很清楚的。 ( http://www.tecn.cn )

第六个教训，和上面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老百姓的心态，在什么情况下最脆弱，容易出大事情。你要想到，在一个国家里面，经济上出问题，银行上出问题，最后能不能导致总体性的危机，包括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危机，一个基本的诱因就是人们的恐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的恐慌造成经济行为上的非理性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相对独立的新闻媒体。没有可靠的新闻媒体，老百姓、投资者靠什么作出判断呢？靠谣言，靠打听小道消息，靠一点点蛛丝马迹。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之下，哪个地方出现了一点小爆炸，人们就会出现集体的恐慌心理，就是大逃亡心理，包括银行挤兑啊，抛售股票啊，等等。一个国家媒体平时的运作，不能真实的报道，不但对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影响最大，而且对一个国家政治健康和社会健康影响也最大。没有健康的媒体，就不会有健康的经济体，也不会有健康的社会，也不会有健康的政治生活，这是非常严重的教训。 ( http://www.tecn.cn )

第七个教训，印尼九七、九八年的经济危机，给它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家庭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的钱财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造成社会的骚乱，其中华人又成了受害最重的群体。其实，在苏哈托政权倒台以前，印尼只要发生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华人基本上都是第一号的受害者、替罪羊。独裁者、腐败者要以华人作为目标，来转移普通老百姓对经济、对政治、对社会的不满。在苏哈托政权倒台，印尼一步一步的开始了民主化之后，华人的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包括最近一两年，允许华人用中文，允许商店悬挂中文的标记，华人可以过春节，华人可以拜自己的菩萨，有自己的信仰，对不对？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一个国家民族关系紧张，是很可怕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民主的架构。东南亚国家当中，除去新加坡外，华人地位最好的是哪个国家？是泰国，为什么？因为泰国政治上虽然不是民主化程度非常高，但是在东南亚国家中还是最好的。因此，在整个东南亚，华人在泰国的经济、生活、家庭等方面的保障都是最好的，这一点你不要小看。菲律宾历史上大规模地屠杀过华人，柬埔寨屠杀过华人，越南发生过排斥华人，对不对？马来西亚也发生过排华活动，都是发生在专制独裁的情况之下。 ( http://www.tecn.cn )

最后一个教训，印度尼西亚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间，并没有出现早先许多人所担心的那种全面性的大乱局。虽然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条件不是那么好，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几千个岛屿，语言、民族、文字各不相同，老百姓文盲、半文盲的程度很高，是很难管理的。还有，到去年年底为止，印度尼西亚全体人口中间，大概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处在每人每天不到两美元这个界限之上，说明这个国家还是比较贫困的。但即便如此，这个国家走向民主并没有出现许多人原先所担心的那种严重状况。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民主的过程并不是必然带来大混乱的，建设民主可以一步一步的来，一步到位不可取，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断然否定渐进性民主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只有稳定地、坚定不移地走向政治生活民主化，才能慢慢地消解大动乱的隐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 ( http://www.tecn.cn )

领导者：能不能请您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说一下呢？

丁学良：上面的每一条，都在站在中国的角度讲的，不是从美国的角度怎么看印尼，欧洲的角度怎么看印尼，对不对？有些人讲，国家不能民主，一民主就不得了啦，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小毛病是有的，哪个国家没有小毛病呢？但没有出现让人很恐怖的那种状况。 ( http://www.tecn.cn )

领导者：印度尼西亚是在经济危机发生后才开始民主化的，这样非常被动。

丁学良：确实，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这里指的是广义的领导者–如果比较明智的话，就应该在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一步步使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比较理想。但是，领导者们经常是，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就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没事了，都不管了，刚才说一俊遮百丑嘛！一直到不能再拖下去的时候，被迫民主化，然而这样代价是比较高的。明智的有目标的渐进的民主化，这是我鼓吹的。我一方面反对激进的民主化，更反对以任何理由不启动民主。只有一步步地走向民主，民族的复兴才有保障。 ( http://www.tecn.cn )

领导者：您认为现实会按照您预想的路径发展吗？

丁学良：实事求是地讲，我现在看不出来有这样好的势头。但我身为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这种可能性大一点。不然，我们活着干嘛呢？就是这个道理吧？我在国外做的研究–包括从做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围绕一个基本的主题，即中国社会的转型。你看我这么个人，在中国生，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国外受教育。和很多中国读书人一样，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是怀着一颗中国心，就是说你头等关注的事是中国的问题。我们的民族要复兴，必须要走这条道路，虽然速度可以有快有慢，但方向是不能动摇的。老百姓讲，赶路不怕慢，就怕站，就是这个道理。 ( http://www.tecn.cn )

领导者：民主化的压力从哪里来呢？大家都知道被动民主化不好，但就是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