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八记——程少堂自传》之一 

   (说明：本传记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的第一部分)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一所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农村中学——湖北省新洲县（现武汉市新洲区）宝龙“五七”中学（现新洲区汪集二中）度过的。说普通，是因为她的确只是鄂东南丘陵地带人民公社办的一所农村中学。但是这所学校又很不普通。一看“五七”中学这个名字，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学校是按毛泽东的所谓“五七指示” 的精神取的名字，完全是文革时期左倾思潮的产物。的确如此，宝龙“五七”中学是当时学工、学农、学军的典型，是文革期间湖北省的大名鼎鼎的“名校”，在全国教育界都有点名气。按说，在这样的学校，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很幸运的是，在这所中学，我遇到了一批极有才华的语文老师，其中，孙东临先生和谢汉斌先生，是公认的两位名师。两位先生一位充满激情，一位富有谐趣，对我后来的“语文人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一）孙东临先生

孙东临先生在我们学校占有好几个第一。

孙东临先生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学历为大学本科的老师。他196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当时叫东北人大）中文系。而我们学校其他老师，要么是专科生，要么是中专生，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师是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什么是“本科生”，什么是“专科生”，还不大明白。只是从学校老师日常带尊敬的议论中感觉到他这个本科生的意义。

孙东临先生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北方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本地人，讲的都是本地的方言土话。老师虽然是从四面八方而来，但最远的也只有一位外语老师是从武汉来的，从来还没有过外省来的老师，所以老师同学的口音都差不多，谁也没觉得谁土气。不过，我们虽不会讲普通话，但是心里头觉得普通话好听，讲普通话的人更有文化，甚至更有风度更有气质更漂亮。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一方面应该是普通话本身的确是好听，另一方面是平时我们只能听广播、电影中的人物讲普通话，身边几乎没有讲普通话的人。忽然来了一位讲普通话的孙东临先生。孙东临先生是山东烟台人，具有标准的山东人身材，高大魁梧；脸上架着一幅高度近视眼镜；脑门呈很明显的坡度，像毛主席，且他的头发也是毛主席那种往后梳的“倒背头”；豪放气质中有很浓重的书卷气；讲课时激情充沛，一口标准且底气很足的普通话极富磁性。所以特别吸引我们的眼球，被同学们认为是“最有料的老师”。就是他没有上过课的班级，同学们对他也很是好奇，经常远远地看着他，像看明星。

与上一点有关的是，孙东临先生是我们学校老师中，夏天唯一穿短裤上课的老师。当时学校有规定，老师上课一律不得穿短裤，只能穿长裤。但是孙东临先生是北方人，每到夏天，比较怕热，学校特许他穿西装短裤上课。所以我们觉得孙老师特“牛”。

孙东临先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请其他老师“指正”自己的文章的老师。有一次，我看见孙东临先生把自己的一篇重要文章（应该也是批判稿之类）给谢汉斌老师看，请他提出意见。当时我想，孙老师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写的文章还请谢老师看啊？谢老师还稿子的时候我也碰到了，谢老师对孙东临先生说：“老孙，我蹋（堂按：方言，意为“划掉” ）了不少。”孙东临先生高兴地说：“蹋去好！蹋去好！” 稿子上用红色毛笔划掉的的确不少。当然，后来我也看到过孙东临先生帮谢老师“蹋”稿子。

孙东临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和其他老师吵架我却听不懂他们吵架的语言的老师。按说，吵架是最好懂的，其他老师发生争执，偶尔被我们撞见，谁对谁错我们搞不清，但是双方争论的语言我们能听得明白。比如每一次老师们打篮球，孙东临先生是绝对主力，每次上场他都用一根布质的橡皮筋系住近视眼镜的两个支架，然后把橡皮筋戴到脑后，这样打球时眼镜不会掉下来。即使如此，每次孙东临先生上场，同学们还是担心，激烈的比赛中篮球会不会把他的眼镜打碎？但是孙东临先生球艺高超，总是让我们白操心。不过，万一总是有的。一次比赛正激烈进行，孙东临先生已经转身回防，接球的老师从后侧面把球飞向孙先生的头，可是他本人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从后边飞来的球，结果眼镜被打碎了。孙先生很是恼火，拿着没有玻璃的眼镜框，不断责备那位失手的老师，那位老师很不好意思地满口赔不是。好在孙东临先生的眼睛没有受伤，同时他另有一副眼镜备用。这次不算吵架的吵架，我们都听得懂。可是有一天，我去给老师交作业，经过学校总务处，听见孙东临先生在总务处和总务处主任议论着什么，声音不很大。但是当总务主任说了一句“我不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吵”之后，孙东临先生似乎觉得受了莫大侮辱，大声和总务主任争论起来：“我们是知识分子，你是无产阶级啊！你是无产阶级啊！”当时我就一点也不懂孙东临先生这句“我们是知识分子，你是无产阶级啊！”也不懂他为何这样生气。当然，现在是懂了。

孙东临先生是第一个和我通信多年的老师。我和孙东临先生通信，最初的原因应该追溯到那次“抄袭事件”。

上文已经说过，在初中阶段，我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不仅语文好，数学也好。但是到初三年级，有一次举行数学测验，不知何原因，我只得了76分。76分在那次考试中并不算低分，但是我以往每次数学考试成绩总是数一数二，76分比起我应该的得分距离较大，所以数学老师魏老师见我面就责备说：“不行啊少堂!”魏老师这句“不行啊少堂!”成了我数学成绩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对数学就逐渐失去信心。

高中阶段，正是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回潮”的时候，所以我们高中比初中学的东西更少，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更是完全停顿。当时农业学大寨，搞人造梯田，我们的数学就学“小平板测量”；物理学的是“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水泵)，还有就是电路安装（所以后来我装修房子，老是经验丰富地教装修工人如何安装电路）；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学完，接着就学习“农药配制”；生物课就是学习“浸种催芽” 。语文课呢，基本上没有正式教材，有也是薄薄的一本，而且经常扔在一边，最常用的语文教材是用“两报一刊”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语文老师经常带着一张报纸上教室），以及上边根据政治形势临时编写下发的学习材料。这种情况下，我就经常不上学。不上学干吗？学习“搞文学创作”。

15岁的农村孩子自己学习写散文写小说，在当时我们学校，是空前的，唯一的。因此按说，30多年前，我也是校园“少年写手”了。

别看我当时年纪小，我写的散文和小说的篇幅都很长，一篇上万字的情况是很经常的。最长的一篇是小说《三百斤糯米》，主题和当时“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主旋律”一致，写的是一位农村干部搞特权，贪污三百斤糯米的故事。我们小时候，糯米是很珍贵的东西。写完后我寄给《湖北日报》（当时投寄稿件是不要钱的，只把稿件信封右上角剪去，写上“稿件”和“邮资总付”字样即可），大约一个多月后，《湖北日报》文艺部编辑退了稿，退稿信上说我以三百斤糯米写小说是“小题大做”，不过给我寄了几本稿纸。当时我还几次给《长江文艺》投稿。一天，我又写好一篇小说，投寄给《长江文艺》，第二天觉得没事，就上了学。

到学校后，同学都怪怪地看我，我敏感到气氛不对，觉得有大事发生。可不，班长告诉我，孙老师昨天上课时在班上点着我的名字严厉批评了我，孙老师说我把抄袭的文章往报社寄，还说他读的书用车拉，连我是抄哪里他都知道，要我来学校后到他办公室去交待问题。

一听班长的转达，我既紧张又兴奋。我知道，又有稿件退回了，孙东临先生肯定是看了我的退稿。但是我绝对没有抄袭，所以我不怕。

我以前是很怕孙老师的，此前从没有和他单独接触过。但是，当我往孙东临先生办公室走去时，很镇定，因为没有做亏心事么。

当时办公条件很差，老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只能在宿舍办公。我敲了孙东临先生的宿舍门进去。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孙东临先生厚厚的近视镜后面两只大眼盯着我，第一句话就很吓人。

知道。我说。

答完后我吓了一跳，我都敢这样回答孙东临先生啊？

孙东临先生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是《长江文艺》的，然后他从信封中抽出我的散文《灯的光辉》。这是我给《长江文艺》的投的一篇散文，是用象征手法写的，把灯象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扑向灯火自取灭亡的飞蛾，象征帝修反。有近万字吧。

那你说清楚是抄哪里的。孙东临先生把《灯的光辉》拍在办公桌上，声音很响。

我没有抄。我低着头说。

没抄？要老实！抄袭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孙东临先生提高了嗓门。

我就是没有抄！我看了孙东临先生一眼，一点也不怕他了。

没有抄？你会用这种象征手法写文章？孙东临先生盯着我逼问。

我们村夏天田里地里害虫多，都是把电线牵到田里地里，在铁丝网中间安上日光灯，灭蛾子。我说。

孙东临先生翻了翻《灯的光辉》，又放在手里掂了掂，整整一本信笺，仍然显示出不相信的神情。

没抄？你小小年纪能写这么长的文章？我读的书得用车拉，你抄的哪里我都知道！孙东临先生生气地说。

你说我是抄的，那你把我抄的文章拿出来对质。我一咬牙说出了早准备的话。

我这话一说，孙东临先生看了我一眼，声音不再加大，但是还是要我交待抄袭。

因为我真的没有抄，所以要我交待抄袭问题，我不仅没有压力，反而有些得意。

我真是很得意，得意的很。

然后是不短的沉默。

我绝对没有抄袭，但是写作之前，我在《解放日报》上看过一篇写灯的文章，受到启发。想起我们村夏天用日光灯引蛾子灭虫子的事，我觉得我也能写一篇《灯》，但是我的写法和报纸上那篇不一样。我解释道。

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同学都订一份报纸。我喜欢上海的报纸，于是就订了一份《解放日报》，同时把《解放日报》副刊上的文艺作品都收集起来。

那篇文章呢？孙东临先生问。

我从口袋拿出那份《解放日报》。

孙东临先生接过报纸，仔细看起来。看完后他半天没有说话。

你先回班上去，我再研究研究。孙东临先生说。

我回到班上，同学们都观察我的表情。表面上我还是一副挨老师批的样子，但是心里却为自己写的文章被老师认为是抄袭的感到无比自豪。

要知道到那时我还不到15岁。

后来，孙东临先生再也没有提抄袭的事。只是偶在学校碰到我，顺便问一句：

程少堂，最近写小说了没有啊？

没呢孙老师。我不好意思地回答道，然后从他身边一下窜过去。

有一次一班同学到农村实践浸种催芽，结果不小心睡过了头，温度高了，把芽子都烧死了。孙东临先生就对我说：

程少堂，这事可以写小说啊！

不过最有故事性的还不是这个。

有一段时间学校流传一个故事，说的是有几个同学研究如何把猪变胖。他们先是剪掉猪的耳朵，后是剪掉猪的尾巴。不久，《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个美国胖子变胖的故事，原来他是因为手术时割掉了扁桃体受刺激变胖的。这些同学受到启发，动手去割猪的扁桃体，结果把一栏猪割死了大半。老师们当笑话讲时我也在场。孙东临先生见我，说：

程少堂，你不是喜欢写小说吗？这个故事你写不写，你不写我写了啊！

……

我后来能在写作上有些信心，跟孙东临先生批评我“抄袭”，使我发现了自我有关。

1976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做了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连续3年参加高考。中学时代同年级的其他同学，成绩稍好点的，都考中专走了——农村的孩子那时能跳出农门就万幸——只有我一个坚持要考本科。这样固执，可能跟孙东临先生是本科因而在学校备受尊重有关。备考的3年期间，我经常到孙东临先生哪儿去请教，他不仅指导我复习，还给我提供复习资料。

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数学太差，总分上不去。

你语文还考及格了，学校应届生今年高考没有一个语文及格的。孙东临先生鼓励我说。

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又名落孙山。

孙东临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指导我。我准备第3次高考。有一次我回母校请他指导，孙老师把学校数学模拟试题给了我一份。

你数学差，拉分，回去得好好搞一下数学。他说。

我把孙东临先生给我的数学模拟题拿回去仔细看了，上边只有一道证明勾股定义的题目我会。

后来我又反复钻研三角函数，以前觉得公式太多记不住，后来掌握到其中的诀窍，只记一个公式其他可以推导出来，把这一部分攻克。

1979年参加第3次高考，数学试题上正好有证明勾股定义这道题，8分。我欣喜若狂。加上三角函数试题也能做，所以那年的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终于考上大学。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孙东临先生也考回母校吉林大学，在著名学者诗人、《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张松如（公木）先生门下攻读先秦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我和他一直保持通讯联系。

孙东临先生现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是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的先秦文学教授，笔名石观海，大约来源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句。

（二）谢汉斌先生

北京有一家著名的大型教育门户网站，曾经讨论过我的课例《把玩诗歌——〈你是我的同类〉欣赏》，讨论到后期，我出面答谢网友，发过这样一个帖子：

“我的课堂教学和讲座比较幽默，与我的经历有关，最重要经历之一，是我在中学时代碰到过一个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他后来做了武汉市新洲区教育局教研室语文教研员，他就是谢汉斌先生。中小学时代，许多老师的教学情形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谢汉斌老师的语文课我是永远也不会忘的——他教我们语文的时候是在文革后期，但他的课笑声满堂，我们当时是盼着谢老师来上语文课啊！我之所以喜欢语文，喜欢讲语文公开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多年前谢汉斌老师的课使我觉得语文课能够魅力无穷。为了把我自己的语文课讲得像谢老师那样有魅力，我拼命买书，拼命读书，并且力求让自己的语文教学具有魅力和美感。”

这个谢汉斌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谢汉斌先生体型高挑清瘦，用时髦的话说是骨感；虽常年伏案，但腰不弯，背不驼；衣着很风度，很飘逸；琴棋书画，都很有一手。谢汉斌先生也抽烟，但是从不直接叼烟，而是咬着一种褐色塑料烟嘴，其气质风流倜傥，其表情似笑非笑，其个性潇洒不羁；有才子气，颇具魏晋风度，属老派文人的派头。

谢汉斌先生的潇洒不羁，从他写字也可看出。中小学老师写字，一般都是讲究规矩方正，四平八稳。但是谢汉斌先生无论是上课板书，还是平时写文章，他的字都一律向右倾斜20——30度，虽然倾斜得很整齐，但是其他老师是不敢的。

谢汉斌先生的学历不高，是50年代后期湖北省重点中学新洲仓埠高中毕业的。文革前的仓埠高中的名气之大，有一个口号最能说明问题——仓埠高中的高考口号是如雷贯耳的一句话：“向清华北大进军，剃华师武大的光头！”这个学校文革前高考，学生是不把华中师大和武汉大学放在眼里的，高考都冲着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使劲儿。谢汉斌先生在学校读书期间就是有名的才子，高中时代恰逢反右，据说险些被打成右派，结果误了上大学。腿似有小疾。谢汉斌先生虽是高中毕业，但是才华横溢，有个性而不凌厉，在老师和同学中人气颇旺。

谢汉斌先生虽然腿有小疾，但却是篮球裁判专业户，学校老师每次打篮球，基本上都是由他执掌裁判。他平时风流倜傥，很讲究派头；运动场上亦举止有节，风度翩翩，跑起来也比别人好看；吹出的裁判口哨响亮，干脆，长短适宜，很有文化。

谢汉斌先生的语文课，同学们是又怕又爱。

爱，是因为谢汉斌先生上课幽默，堂堂课笑声不断，所以上他的课既轻松又享受。还有一个原因是，谢汉斌先生上课不大留作业，上完课就走人，不拖泥带水。

怕，是喜欢谢汉斌先生喜欢用幽默口吻嘲笑同学。他发现你错了，他也不说错在哪里，就给你讲笑话，让你在被嘲讽中自己领悟。不过他嘲笑时绝不凶神恶煞，而且微笑。更准确说，谢汉斌先生的嘲笑不是冷嘲而是热讽，让你被嘲笑后不仅不觉得受伤，反而有被他看重的窃喜。说一个例子。我们中学是完全中学。初二时，我做团支部宣传委员，有一次根据学校要求办批判专栏，一个毛笔字写得很好的同学协助抄稿。所有文章用毛笔在纸上抄写好后，已经贴上墙，负责抄写的同学在“‘读书做官论’对吗？”这标题前，加了一个“评”字，变成“评‘读书做官论’对吗？”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在意了也未必看得出问题。谢汉斌先生带队检查时看着哧哧直笑。但是他又不说话。事后，我去给老师交作业本，谢汉兵先生看着我笑，我觉得大事不妙。

听说你办的批判专栏有个标题是“评‘读书做官论’对吗？”谢汉斌先生似笑非笑地问。

是。我答，开始紧张。

其实就是你去检查的，还“听说”干吗？我心里想。

哈！哈！真是“评……对吗”啊？哈！哈！谢汉斌先生开始大笑。

我心里一紧，忽然明白错在哪里。本来是被谢汉斌先生讽刺了一回，但就是生出温馨之意。

记得1980年代，曾经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在新年前夕为一个以他本人为主题的漫画展览主持了开幕式。这篇报道说：

在西德，报刊登载的针对政治家的漫画，往往题材辛辣，情节丰富，对话中的主人公并不公平。但是，在西德并没有人对这种漫画抱怨。所有职业政治家都对上漫画习以为常，人们认为，不上漫画的政治家往往是平庸之辈。

后来从报纸上还见到美国政治家也是这种态度的报道。

遥想当年，我们被谢汉斌先生讽刺后，心态和德国政治家类似：被嘲笑后不生恨心反生暖意。

谢汉斌先生的教学，用美学术语说，是进入游戏状态；用哲学术语说，是进入自由王国。我找出一个他当年的讲课实录，是讲很不好讲很枯燥的形式逻辑的，你看看他是怎样讲的。

三则笑话一堂课

逻辑知识“论点”、“论据”和“论证”的教学，如果围着概念圈子转，或仅仅满足于书面的概念答案，会因单调枯燥而收效甚微。反之，结合选用思想性，科学性以及趣味性较强的典型事例进行教学，却能完成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任务，一举而三役并济。三则笑话一道题的语文课，虽然未必“正规”，却是一次有效的尝试。

第一则：巴尔特利日舌结

十八世纪初，伦敦有位叫巴尔特利日的占星家，诡称其《占星计算法》可以“预言”一切人死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斯威夫特决定揭穿巴尔特利日的骗术，“预言”巴尔特利日将于1708年3月29日半夜11时得寒热病而死。到时，又写了关于巴尔特利日死亡的报告，还发表了一则殡葬消息，伦敦一片哗然。这，使安然无恙的巴尔特利日大为恼火。他奔走四方，广为辟谣。不料斯威夫特当众宣告说：“我是按照巴尔特利日的《占星计算法》计算出他的死亡日期的。”巴尔特利日顿时膛目结舌。

第二则：巴尔扎克脸红

有一天，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拜访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她出示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本问道：“亲爱的巴尔扎克先生，我想请求您仔细看看这本作文本，并且告诉我，这孩子的作文水平如何？今后的前途怎样？”巴尔扎克看完作文本之后回答说：“恕我直言奉告：这孩子今后出息不大，因为从字迹来看，他特别迟钝！”老太太惊奇地应声反问道：“您怎么连自己的笔迹也认不出来了？！”巴尔扎克没想到这位老太太竟是他孩提时代的老师，一时羞愧难当。

第三则：糊涂县官口呆

从前，有一老农遇荒年去县衙报灾，请求减免捐税。县官问道：“今年麦子收了几成？”老农回答：“收了三成。”再问：“棉花收了几成？”又答“二成。”县官第三次发问：“稻子呢？”老农叹息道：“也只二成。”不料县官听罢勃然大怒道：“胆大刁民！如此七成年景，然何也来报灾？岂有此理！”老农略加思索便回禀道：“大人息怒。今年年景实在不好，小人活了一百四十岁，从没见过如此大灾！”县官惊讶地训斥道：“胆大刁民，我看你不过六七十岁的光景，怎说活了一百四十岁？”老农回答说：“大人明察秋毫！小人委实只有七十岁，可我的大儿子有四十岁，小儿子也三十岁了。加起来不是正好一百四十岁吗？”话音刚落，众衙役哄堂大笑，县官目瞪口呆。

这几则笑话，赢得了满堂笑声。“三笑”之后，一道选择、填充题把学生引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凝神思考：

在三则笑话中，虽然斯威夫特、老太太和老农分别驳倒了巴尔特利日的（论点、论据、论证）、巴尔扎克的（论点、论据、论证）、糊涂县官的（论点、论据、论证）：但他们运用的手法却都是      。

由于“典型”理在其中，趣在其中，所以学生悟在其中，得在其中，老师则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了。

——引自王赛群主编：《语文教学艺术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5页。

谢汉斌先生讲课幽默生动，但骨子里仍属老派文人，故而喜欢“清议”，所以偶尔会因为“清议”吃点亏。例如，大约是1973年或1974年，学校成立最高管理机构革委会，县文教局任命学历初中、水平很低但漂亮的音乐女教师为学校革委会主管教学的副主任，老师们背后均议论纷纷，觉得很不妥当，但公开场合都不说话。只有谢汉斌先生在会上说，他个人对这个任命“组织上服从，思想上反对”。

谢汉斌先生大约的确为这句著名的话付出了某种代价。好像是要他在教师大会上作检讨。可惜我们学生没有机会在场，但是可以设想，他的检讨必定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