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教育界正在积极进行新课程改革，好象新课程的版本也有两个了，教材编写得较以前有了进步，对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也大有好处。不过，在目前的这种教育模式下，深层的教育体制不触动，只做一些浅层的配套改革。恰如黄鼠狼吃鸡的本性未变，即使改革得黄鼠狼能给鸡拜年了，也不过徒增一些好听的名声而已，于鸡的被吃命运并无多大关系，我们的教育又能有什么大的改观呢？

不过，我还是愿意对中国教育的掌舵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他们的教育改革多属闹剧式的，但毕竟使中国的教育显得不是死水一潭，终究有那么几片昙花一现的涟漪，也可以给人以暂时的幻想，虽然是不切实际的，总比没有强。

三

当然，一说起教育，整个社会在形式上还是挺重视的。各级领导一讲话就强调要尊师重教，要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每年的9月10日都要过一个教师节，热热闹闹地庆祝一下。但是在实际上，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标志之一是基础教育经费不足。按教育部原副部长柳斌的说法，我国之所以能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通过以后到2000年就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了一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路子，但这个超常发展，是以加重农民和企业负担为代价取得的。而1999年以后中小学的人均教育经费呈下降趋势。虽然出台了转移支付的政策，但是转移支付的数额远小于以前教育集资和征收教育附加费，所以许多地区的农村教育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尽管历届政府都想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上届政府准备使我国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占到4%，但直到2002年仍然没有做到，只是恢复到了1991年3.19%的水平。（《报刊文摘》2003年9月1日）由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我国的基础教育经费每年缺口达几百亿元。

在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教育经费却少得可怜，我不禁想问一句，政府一向提倡的“科教兴国”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让人想不通的是，在教育投入上如此小气，而在公仆们的身上却十分大方。比如，目前全国的公务车一年各种耗费高达3000亿元，公款招待费每年2000亿，旅游考察费每年1000亿。（《报刊文摘》2005年9月30日）你说，时下的中国到底是穷还是富呢！标志之二，教师待遇低下。说到这点，我不由想起了某地一领导对此问题的反驳怪论——每月一千多元，又能按时发放，这么高的工资还低呀？看看下岗职工，那才叫可怜呢。从这个领导的怪论里边，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教育经费为什么投入不足，教师待遇为什么不高，根源全在这样的领导身上。我敢说，这种领导在中国并非个别而是一大批，他们从骨子里就不重视教育看不起教师，他们做什么事都有钱，惟独到了教育上就哭穷了。“文革”流毒且不说，在新时期的工资改革和《教师法》制定中，就对教师的待遇做了一个错误的定位。“教师工资不得低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公务员掌管着教师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不愿意看到教师的工资比他们的高，这是自然的事。但也充分说明了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只是一群庸劣之辈，平日只知睥睨天下惟我独尊，全不明白，教育乃百年大计，对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教育直接负责的教师理所当然应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对这些精英人物，国家有责任使他们在经济上保持一个优越的地位，而与教师相比，公务员算什么呢？他们从事的职业绝少创新性，大多唯唯诺诺迎来送往，“一生依样画葫芦”而已。日本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才使教育成为日本从废墟上强大起来的不竭动力，西方发达国家莫不如此。也许有些公仆又要说了，我们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怎么能和外国比呢。好，既然和外国不能比，那我们和“万恶的旧社会”比一下如何？据一些学者研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教师的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当时1银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30元人民币）之间。这些人在当时是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节选自陈明远编《逝去的大学》一书）看看现在教师的工资，比一些不景气企业里的工人稍微还高点，比外资企业里的工人那就差远了。为什么旧社会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却做不到了呢？我看，我们缺少的并不是钱，我们缺少的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由教育落后导致许多方面的落后，我们也就不要怨天尤人了。

不重视教育看不起教师也就算了，如果能让教育成为一块净土，让教师们在其中自由地教书育人，愉快地无私奉献，那倒也是教育的万幸。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见，在以前如果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现在则一定是死了，因为现在连教书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了。确实如此，在时下中国的教育界，一个自由安静的教学环境是很难存在的，特别是基础教育这块，用“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学校成了各种检查的集散地，不但省、地、县各级教育机构的检查络绎不绝，而且其他名目繁多的各类检查也是此起彼伏，诸如各级物价部门的乱收费检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实地考察，各级党政领导的莅临指导，消防部门的安全检查，卫生防疫部门的卫生检查，有时还有兄弟学校的交流学习等等。近年来各地又掀起了创建文明城市的热潮，学校也是检查的重点。“检查团一来，惊天动地”，全校师生总动员，只卫生就得忙个不亦乐乎，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至于“检查团一走，威信扫地”，那已是师生额手称庆的事了。

更为邪门的是，教育主管部门还要对学校的升学率下硬性指标，几乎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今年考的人数一定要多于去年，明年的升学率必须高于今年。这些公仆也不想想，种庄稼还得老天爷照顾，风调雨顺了才能丰收，若遇个旱涝灾害，歉收则是一定的事情。学生的素质一届和一届肯定不同，考题的难易程度一年和一年也有区别，招生的人数每年都差不多，升学率有高低起伏不也是正常的事吗？可教育官僚们拍脑袋决定了的事情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为了给公仆们的政绩锦上添花，学校只好以应试教育为中心，挤掉师生们一切“不必要”的休息时间（包括双休日），全用来苦教苦学。于是乎，中国的教育就只好在应试教育中垂死挣扎而无能为力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就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予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倘真能如此，中国教育才会得到真正的重视，中国教育才会有真正发达的一天。这样的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