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在铁屋中呼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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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3月27日 来源: 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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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本外国小说的英译本在美国市场上取得过成功:一本是帕慕克的《我的名字是红》,另外一本则是旅居法国的中国作家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
李大卫:1963年生于北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1987年参加美国国际交流总署“世界青年作家计划”,现客居纽约,以翻译为生,阅读,漫游,写作。
□李大卫
住在布鲁克林那些年,出门总会买一份当地的《纽约时报》,在地铁上消磨时间。记得有一篇文章,忧心忡忡地感慨美国人对外国文学的冷漠态度。文章里说若干年之内,只有两本外国小说的英译本在美国市场上取得过成功:一本是帕慕克的《我的名字是红》,另外一本则是旅居法国的中国作家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
帕慕克不用说了,我在电视上见过他的专访。当时他为土耳其国内的少数民族主持公道,为此惹上官非,引起国际关注。后来帕慕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中文版也在我们国内有了不错的销路。至于戴思杰,当时还是个陌生的名字,或许这跟他用法语写作有关。很快我了解到他的作品在各国好评如潮,而且获得过一些重要的奖；“巴尔扎克”一书还被拍成很受欢迎的电影。
年轻时我和诗歌界有过接触。当时不少诗人最爱谈论的,就是“国际影响”。为了一个诗歌节,或是其他什么出访活动的参加名额,圈子里能传出好些流言蜚语,甚至人身诋毁,其八卦程度,跟演艺人士能有一拼。假如所谓国际影响的标准就是放洋俩仨礼拜,那么中国的国际名人还不多可敌国?起马尔萨斯于地下,肯定能把老先生吓活过来。高行健得诺贝尔奖那会儿,文人们那份如丧考妣,呼天抢地,也就顺理成章。高的大作我看不进去,可至少不比大江健三郎的昏话更难读吧?瑞典人发奖金,又不在我们这儿征人头税,吞了摇头丸似的瞎激动什么呀?
本人年事日增,不玩那套雅人深致,床头只有几本奎奇顿的恐龙传奇,和唐娜·雷昂以威尼斯做背景的探案故事。我读小说一要作奸犯科,二要装神弄鬼,中国土产限于《西游记》、《陆小凤》、《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些。有人欣赏虚构人物在家长里短的酱缸里的曼妙泳姿,要不就是性———性也是人际关系———这些我在现实当中已经受够,不想跑到本来属于想象的领域,再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说这些题外话,是想表明本人将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不是文学从业人员发言。
我认为,一个作家是否成功,不论是在母语还是外语世界,首先要看他的作品在社会文化生活当中是否“可见”。比如,前文所说的“巴尔扎克”可以在各国大书店里见到,显然符合这个标准。而且该书得过的奖项货真价实,不是拿一些中学生评委的说法蒙事儿。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是否为其他同行效仿。在亚洲人里,我只知道村上春树做到了这一点。你可以像我一样不拿他当回事,但他百玩不厌的那种迷离情调,确实影响了西方不少年轻同行的写作,而且其中有些已经算是名家。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我们哪些同胞享有这样的美学影响。
戴思杰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前,侨居美国的哈金已经俨然名家。作为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在国内得到的褒贬已经不少。这些议论有案可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除了一点,那就是哈金至少不是国内一些人所说的那种“半吊子”作家。这种误会或许源自他们所读的中文译本。
有一个我认为十分严肃的问题很少被人提起,即那些使用外语的人,通常会有一种修辞上的“特化”倾向。为了更加“地道地”使用外语,他们可能伤害了语言更加重要的品质。当然,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它也仅仅对于高手有效。我请教过两个懂俄文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洛丽塔》(以我个人的趣味,其原文的美妙程度企近了人类语言能力的极限)的俄文译本极不理想；而且这个译本,还是出自纳博科夫本人之手。作为俄国文学的门外汉,对于这种说法只能姑妄听之。也有作家通过外语写作追求陌生化效果,比如贝克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请教专家。
流寓海外的中国作家当中,我更感兴趣的是裘小龙,这是一种更加真诚的兴趣。个中缘由倒不是他的书卖掉过多少本,得过多少奖,上过哪些排行榜。首先,作为英语诗歌研究的专业人员,他在出国前曾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译作,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至少1980年代那伙诗人当中,几乎人手一册。再一个原因就是,他写的是侦探小说。我一直相信,中国类型化小说,尤其是侦探和科幻小说发育的欠缺,表明我们的当代文化在智力上,仍处于令人沮丧的混沌状态。
上述名家之外,我还听说有个中国诗人出版过丹麦语小说。我佩服任何一个能够学会丹麦语的中国人,更不用说拿它写书。除了小说,有一本叫做《山色》的自传在美国很受欢迎。作者陈达(音译)用质朴的笔调讲述“文革”期间,他在湖北黄石农村的成长经历。
至于汉语作家,平时注意更少。我在科隆一家书店见过一本文摘类小说选,里面收录有徐星的小说译本。我不会德文,不清楚那是他的哪部作品。书上标明是小说,因而作者肯定是小说家徐星,而不是那位同名的古生物学家。此外纽约的庞—诺书店曾经把卫慧的《上海宝贝》推荐为当年的暑期读物。这些都是值得祝贺的成绩。也是在庞—诺书店,我见过一本中国小说的英文版。翻译后的书名是《红罂粟》,讲四川藏区一个土司的故事。这本书显然没能得到预期的成功。据说好莱坞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不知后来进展如何。当时的汉语媒体为这个译本的出版热烈欢呼,讲得挺神,但我不信。
有人形容鲁迅一个人在铁屋里呐喊。如今我们有一群作家作铁屋之吼。屋内振聋发聩,屋外却应者寥寥。有人把这归咎于汉学家的翻译水平。对此我所知不多。不过我在图书馆里翻阅过两本中国小说的英译,起码是文从字顺,比我们那些诘屈聱牙的什么纯文学强多了。也有人抱怨西方人总是用乐府采风式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学。可谁让那么多的记者忙于虚构,而把纪实写作的职责推卸给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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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地说,它马上就会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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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3月27日 来源: 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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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当代艺术、电影、音乐都已走向世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中国文学是最后一块尚未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周海伦(JoLusby):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但绝非曼联队球迷。在利兹大学和萨尔兹堡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和音乐学士学位后,曾在日本教了两年英文。1998年来到中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学院、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文,并开始自学中文。2005年,受聘于企鹅出版社。
□受访美国企鹅出版社中国总经理周海仑□采访本报记者张英发自浙江德清
从艺术市场来看,中国的美术和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很成功；中国电影早已走向世界,非常成功；中国的音乐也正在走向世界,音像商店里经常能看到来自中国的唱片；中国文学是最后一块还没有走向世界的艺术。这并不奇怪,从当代艺术的国际交流方式来看,书的交流常常排在最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看一张油画或者听音乐看电影,就算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仍然能了解到它的大致意思。而你把一本中文书递给一位不懂中文的人,他只能看封面,因为他是“文盲”。(即便翻译成了英文,)也必须找出英文读者信赖的人加以推荐。
但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利益关系,中国的文化人往往会推荐自己或者朋友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未必是西方出版社最希望得到的。所以最后企鹅出版社选择自己进入中国,找到像我这样懂中文的外国人,负责购买中文图书的版权。我最早看的中文小说是《红楼梦》,后来由古典文学一直看到苏童、莫言、余华、阿来等当代作家的小说。
现在西方的出版社都想进入中国,开始购买中文图书的海外版权。以前,西方人了解中国,一般会选择外国人写中国的书。这是一个规律———印度也是这样,起初英国人想看印度故事,他们愿意请一位住在印度的英国人来写。但过一段时间,读者就开始想看印度人自己写的书,以便更直接地了解印度。我想中国也会是这样。
总之,最初的接触总是需要一些双方都熟悉的中介。
比如,虹影的小说《K》,这个故事虽然写的是中国,但男主人公是英国人,而且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朱丽安,他是个年轻的诗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英国人都知道他来过中国,《K》描写的是朱丽安和中国情人的故事,所以英国读者天然地就会感兴趣。后来这本书还再版了。
美国企鹅出版社在《狼图腾》之前,出版过莫言的《红高粱》、钱锺书的《围城》和春树的《北京娃娃》,还有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西游记》。在选择中国文学作品时,我们往往选择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一个是比较流行的年轻人的小说。目前,《红高粱》已经出版十多年了,这些年里它一直再版,成为美国各个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
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中西方文化交流已经快30年了,现在西方人开始慢慢接受一些中国的文化产品。目前这个市场在西方还没有热起来,但它的潜力很大,我乐观地估计,它马上就会红火起来。我现在经常与中国当代作家交流,挑选适合西方人口味的文学作品。最近我们出版了张爱玲的两本小说,还将出版朱文的《我爱美元》和王刚的《英格力士》。
那些懂外语的中文作家,比如高行健、戴思杰、哈金、裘小龙,他们都是直接用英语、法语写作,西方读者没有阅读障碍,于是就会把这些作家的作品视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对那些不懂西方语言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目前只能靠翻译。
我们现在办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旨在提高翻译人员的水平。现在对我们来说,如何把好的中文图书翻译成优美的英文作品,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可以买到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版权,但没有像葛浩文这样优秀的翻译者。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办班的方式,为作家和翻译者提供交流场所,培养好的中英文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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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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