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最近纷纷报道，根据国家教育部和人事部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评级定岗办法，目前教育部所属各高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教授评级定岗工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首次进行教授评级。政策规定，高校教师的岗位将分为13个等级，不同级别的教师享受不同待遇。
作为大学内部的人事制度改革，大学教师将会重新接受量化考核，以此决定他们工作的收入和学术位置。这项和大学教师利益休戚相关的政策，一时之间成为热门话题，民间的声音有赞有弹。
事实上，中国的教授评级并不是第一次。在民国期间有过一次，在解放初期也有过一次。或许了解一下这几次“评级”的思路，会让我们对这个政策了解得更清楚。
“晋升晚了，就会觉得没有面子”
赵泓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文化传播系主任，他目前的职称是副教授。不过，以后他在填写一些工作表格时，将会写上更准确的职称：“二级副教授”。这个职称已直接和他的薪水发生联系。
3月初，赵泓从报纸上读到教育部属院校将推行高校教师等级的消息，他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教师分级已成定局，毫无讨论余地。赵泓所在的华南理工大学，早已经在2007年底开始实施教师分级制：2007年12月5日，学校召开工作布置会，到今年1月17日，就开始公示拟聘用人员名单，过完春节回到学校，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级别了。
据教育部和人事部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评级定岗办法的规定，高校教师的岗位分为13个等级，不同级别的教师享受不同待遇。教授岗位分1-7级。其中正教授岗位包括1-4级，副教授岗位包括5-7级；中级岗位分三个等级，即8-10级；初级岗位分为三个等级，即11至13级。
华南理工大学是部属院校中先行改革的大学之一，当时，学校召开了工作布置会，赵泓从学校网站上获取了表格，每一档都会对应着一些条件，赵泓申请的是一级副教授。“公布了什么级别什么条件之后，每个人就自己申报，自己挑，但一般人都会把自己报高一点，万一我能够达到一级，我为什么要报二级呢？”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每一个档都会有相应的数量，最后，赵泓被评定为“二级副教授”，也就是大学教员中的第六级。
赵泓是2005年从一家出版社调入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当时他的职称是副编审（相当于副教授）。在赵泓眼里，教师分级制度有其合理性，因为学校的副教授和副教授之间、教授和教授之间水平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不过，评级制度也让赵泓感觉到压力，“评级会有很多的量化指标，不仅要发表论文，还要有科研项目，教师们压力都很大，如果你晋升晚了，就会觉得没有面子。”
赵泓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文化传播系主任，他目前的职称是副教授。不过，以后他在填写一些工作表格时，将会写上更准确的职称：“二级副教授”。这个职称已直接和他的薪水发生联系。
3月初，赵泓从报纸上读到教育部属院校将推行高校教师等级的消息，他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教师分级已成定局，毫无讨论余地。赵泓所在的华南理工大学，早已经在2007年底开始实施教师分级制：2007年12月5日，学校召开工作布置会，到今年1月17日，就开始公示拟聘用人员名单，过完春节回到学校，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级别了。
据教育部和人事部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评级定岗办法的规定，高校教师的岗位分为13个等级，不同级别的教师享受不同待遇。教授岗位分1-7级。其中正教授岗位包括1-4级，副教授岗位包括5-7级；中级岗位分三个等级，即8-10级；初级岗位分为三个等级，即11至13级。
华南理工大学是部属院校中先行改革的大学之一，当时，学校召开了工作布置会，赵泓从学校网站上获取了表格，每一档都会对应着一些条件，赵泓申请的是一级副教授。“公布了什么级别什么条件之后，每个人就自己申报，自己挑，但一般人都会把自己报高一点，万一我能够达到一级，我为什么要报二级呢？”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每一个档都会有相应的数量，最后，赵泓被评定为“二级副教授”，也就是大学教员中的第六级。
赵泓是2005年从一家出版社调入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当时他的职称是副编审（相当于副教授）。在赵泓眼里，教师分级制度有其合理性，因为学校的副教授和副教授之间、教授和教授之间水平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不过，评级制度也让赵泓感觉到压力，“评级会有很多的量化指标，不仅要发表论文，还要有科研项目，教师们压力都很大，如果你晋升晚了，就会觉得没有面子。”
教授分级早就有人提出，也早就有人反对
其实，教师分级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在高教界，早就有人倡导教师分级制。杨春茂就是最先的倡导者之一。杨春茂现在的职务是中国教师奖励基金会秘书长。早在1999年，他就在《光明日报》撰文，呼吁“教授分级势在必行”。
“我在教育部主管过行政，很多教授向我反映要求实行分级，主要的理由是教授之间存在的差距，有些甚至水平相差很大，一些教授名不副实。”杨春茂后来调到了教育部人事司，在人事司，他开始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有没有一种机制，既使一些知名教授不至被淹没在庞大的教授群体中无法‘脱颖而出’，又能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不对所有的教授提出过高要求？”他认为，“这个机制还是有的，那就是教授分级”，杨春茂开始在公开场合阐释为什么要进行教师分级，并在报纸上发表相关文章推动这一想法的实施。在1999年5月19日的《光明日报》上，他发表了《教授分级势在必行》的文章：
“这里所说的教授分级，是教授水平上的分级而非现在的工资分级。教授分级其实不是什么新事物，新提法。早在1932年，北京大学就把教授分为教授、名誉教授、研究教授、专任教授等不同的级别（或层次）。名誉教授主要是对那些资深教授的礼遇；研究教授和专任教授主要是为了减少一些高水平教授的授课时数，让他们潜心研究快出成果，这类教授工资高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当时在北大的周作人、徐志摩等名流就是研究教授。还有从聘任角度分级的做法，如有的教授是‘校聘’，有的教授是‘部聘’等等。例如通晓古今活文字、死文字达十余种的史学泰斗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就是教育部的‘部聘教授’。‘文革’前，中国的教授分为若干级别，虽然当时主要体现在工资上，但实际上也是水平的分级，一级教授几乎个个都是国际知名的学术大师。在工资待遇方面最高级别教授工资比最低级别教授工资多一倍。上述的种种分级，应当说都是既符合高校和教授实际，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同志1979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学校里面，应该有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当时虽然是针对中断多年的教师职务评聘工作而言的，但其中特别提到了教授级别问题。由此可见教授分级的重要性。”
他以历史为例，证明教授分级制的必要性。其中，杨春茂还特别提到：“教授分级对年轻教授有重要的激励作用……教授是教师职务的最高级别，很多人在三四十岁就已评上教授职务，如何进一步调动年轻教授的积极性，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不过，在杨春茂积极推动的过程中，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张晓唯，却是对教授分级制坚定的反对者，在一场研讨会上，他对教授分级进行了激烈的驳斥，并成为教育界一时的热点。
那是2006年11月14日，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教授组织了一场名为“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研讨会”，张晓唯是受邀专家之一，当很多人依照主题谈论教育公平的问题时，张晓唯却把问题引到另外一个方面，反对教授分级。
张晓唯认为，任何地方都存在必要的分级管理问题，但必须有一个限度，分级过繁、级别过大，只会引发结构性自耗；骤然推行叠床架屋层层分级的“竞争机制”，再伴之以量化为主的“过度管理”，中国高校难免陷入责任心和整体效益双双缺位的误区之中。
张晓唯回忆这个会议的情形：“我当时就谈了一个教师当中的一个管理不公平的现象，提出反对教授分级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支持我，开完会后，都围上来跟我谈论这个问题，有的是北京某些大学刚刚从国外回来的教授，他们发现这些问题，也有的是在大学里面工作了好多年的，包括一些老教授，他们也是有所感触，他们认为我说得对，很支持我。”
张晓唯认为，形式上高校内部教师津贴由高到低按照资历（含学历）、职称（含博导）、科研成果、研究项目（与项目级别和经费数额挂钩）、获奖情况等进行综合排比，但实际操作情形要复杂得多。其中的关键是评价指标的制定和解释权的归属及行使。通常情况下，一般教师几乎没有机会参与上述“游戏规则”的制订，其制订方大体由学校行政主管部门和院级行政领导（含党委）组成。这样，从一开始，教师就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此外，除了上述“硬指标”外，人际关系、人情运作、与权力贴近程度、是否需保护照顾对象等“软因素”同样起着微妙而韧性的作用，所谓分值的取得过程也充满了微妙神秘的“领导意志”贯穿其间。
同时，张晓唯也认为如果教师整日为了工作量疲于奔命、施用心计，难以潜心学术。出于这些考虑，他反对教师分级。“实际上很多人在报刊上见到的发言稿，和我原来在会上的发言是有距离的，我后来是脱稿讲的，当时讲了很多具体问题，比这个发表出去的文章要尖锐得多。”张晓唯说，那个发言除了在场的人比较关注之外，一些新闻单位包括中央的一些新闻媒体也都很重视。开完会，他就去深圳出差了，等他回来之后，北京的《科学时报》就联系他要把会议的论文发表出来。“我在会议上讲的真正内容，实际上并没有记录，最后发表出来的只是一部分记者的笔记，但就是发表出去的那一部分，也有全国各地很多网站都转载了。”
“评级折腾多了，大家都有了免疫力”
对于现在实施的教师分级制，张晓唯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种评级跟我们那时候说的那种校内津贴的评级还不是很一样，那时候校内的津贴跟一定的实物分配有关。但现在的教授评级是国家来定的，而且这个评级一下子拉得太大，有13级。非常可怕的是，现在的评级把教师们都纳入到一个金字塔当中去了。这样分级的话，教授四级，副教授三级，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时候能够熬到二级或者三级教授。”
从2007年开始，分级政策已经在一些上海高校实施了，张晓唯很注意留意大学里教员的反应。他发现，“在解放以后的几次教授评级中，这一次是范围比较大的。但这一次大家反应比较平淡，争议不是很大。因为为了评级的事，都在学校里折腾了好几次了，现在大家心里都有很大的承受能力，都有免疫力了，大多数人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我了解到年轻的可能会在乎一点，年老的都觉得没所谓了。”
学者张鸣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也于2007年开始已经推行教授分级制度，“具体有多少级，当时我不清楚，后来见报道，才知道从讲师到教授，一共13级，定级的时候，多少有点神秘。上面通知文件不下发，老师们自己到办公室来看，看完决定自己申报哪一级别，然后交由什么机构审批我就不太清楚了。当时我问通知我的人，教授一共有几级？最低的是哪级教授？回答说一共四级，最低的是四级教授。我说那好，我也不去看什么文件了，就报四级。”
张鸣认为，现在我们的大学里的这座金字塔，几乎完全是从现行行政体系中复制下来的，至少基本原则、精神是一模一样，同样是塔级细分，而且晋升并不是按服务年限自然调高，你得“表现”，按上头规定的标准“表现”。张鸣在得知了教授分级后，马上在报纸专栏上发表了看法，他是学院中出来反对的为数不多的教师之一。
解放初，很多人一下子评上了教授
张鸣在文章中提到，解放初，也曾实行过教授分级制度。“1952年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原本大学积蓄了不少怨气，结果上级给教师定级了，教授分一、二、三级，马上，平时心高气傲的教授们自己打起来了，凭什么他一级我二级？凭什么我一级，连某某也是一级？战斗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之后的运动中，更乐于自相残杀，让运动的温度升得更高，被激起残杀的人和旁观者，讥为狗咬狗。”
解放后的这次分级制，因为“文革”的到来而停止了。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陈其津是在1952年进入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就读的，在那一年里，他的父亲陈序经被评为一级教授。陈序经毕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尤其重视文化研究，提倡在中国创立“文化学”，曾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还曾担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多职。当时在广州被评为一级教授的，还有陈寅恪和姜立夫等几位先生。
陈其津还记得，当时的中大人都知道，一级教授都是住在东北、东南区红砖绿瓦的小洋楼，被评定为一级教授的陈寅恪就获得了很多的优待，“他喜欢听新闻，父亲还专门找人给他买了进口收音机，给陈寅恪先生的牛奶供应，陶铸也都过问过，并给他配了助手。”
本科毕业工作6年后，陈其津于1962年重返母校任教，直至1996年退休，他的家庭几乎亲历了教授制度的沿革，并受到直接影响。“文革”期间，陈序经的工资大大地往下降，那时候的要求是和工农打成一片，工资水平也向工农看齐。1962年，陈序经被迫害至死。
到了1986年，国家颁布了《高校教师职务条例》和《中小学教师职务条例》，开始评职称，陈其津就是在当时被评定为副教授的。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一直致力于知识分子研究，在他印象中，教授分级制到“文革”以后就废止了，“文革”以后恢复了高考，出现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风潮。“我记得80年代初，很多后来很有名的人那时只是助教，甚至连助教都不是。到了1985年，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评职称，那时有资历的人一下子就评上了教授。”
民国期间，教授的日子很滋润
智效民发现，解放前的教授制度也大体上发生过三次变革。“1912年民国元年，《大学令》颁布，规定大学可以自己延聘教授和助教授，遇到必要的时候可以延聘讲师，当时一开始并没有副教授这个说法。到了1929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种，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1948年的《大学法》，也继续四级的定级方法。”
浙江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刘明先生在《论民国时期的研究审查与激励》中提到，民国时期，在大学及研究院的正式教研职级之外，还有更高级别的职级，诸如教育部认定的“部聘教授”、中基会认定的“研究教授”、以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聘任委员、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选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则是最高的学术荣誉。
据了解，1917年5月《教育部颁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中规定，教学人员分为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助教、讲师五个档次（外国教员薪俸另行规定），前四个级别薪俸分为六个档次（讲师则按授课时数付酬）。当年9月，将教员名称改设为正教授、助教授、讲师三级；1927年始，又改划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而同一级别教员薪俸分档的做法则一起延续下来，成为界定学者水准的一个尺度。
而到1930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年会成立了职员加薪晋级标准委员会，规定薪俸标准为：一、事务员及助理员，自60元至180元，分26级，每级5元；二、专任编辑员及技师，自120元至300元，分20级，每级10元；三、专任研究员，自200元至500元，分30级，每级10元。这份资料显示了当时的薪俸差距仍是很大的。
一方面是教授薪资高，另一方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构想过在大学推行终身教职。1923年筹办杭州大学时，在蔡元培主持、蒋梦麟执笔的《杭州大学章程》中，对教研人员的任期规定是：正教授任期无限；教授初任三年，续任无限期；辅教授初任一年，续任三年，再续无限期……可以看出，这一规定中，终身教职的起点是定在辅教授一级，在其即任职四年后，可获得终身教职。
民间学者傅国涌也注意到，民国时期教授之间的等级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划分出来的，而是依照你的社会声望学术声望。陈其津在退休后曾经访问过多位老先生，向他们询问在建国初的这一次教授定级依照的是什么标准，他发现，“很多人都说不上来，但是，评为一级教授的，都是国内的名教授，在学界威望很高。”
傅国涌认为，民国时期虽然进行了分级，但是有很多可通融的余地，主要根据学术标准，根据共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根据行政力量的严格量化。“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很多教授在现在的学术圈里可能算不上学问做得好，也肯定评不到一级教授去。比如陈寅恪先生，经常听他课的只有两三个学生，甚至一个学生听他的课，多年出一本著作。按这种评‘工作量’法，陈寅恪也要考勤不及格了。”
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中，李书华在“七年北大”一文也谈及民国时期北大教授的待遇时回忆：
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讲师（注：非级别也，乃兼职教师之称谓，鲁迅时为教育部职员，兼职于北大亦只为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我初到北大时，即领教授最高薪。彼时一年可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费用，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可见，那时的教授待遇是很不错的。
那时，教授都用自己的教材
陈其津的研究方向是立体广播技术研究，为了写作父亲的传记，他开始了陈序经先生思想的研究工作。据陈其津说，他现在对自己的专业几乎没有热情了。其实，依照陈其津在世界权威期刊《IEEE》发表三篇论文的科研成绩，他完全可以顺利地升为博士生导师，不过，他并没有走上这一条道路，他不愿意为了评点职称，将更多的时间耗在这上面。在研究父亲的教育思想时，他开始认识到一个学院的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干什么，是为了评职称，还是做一些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学问？陈其津选择了后者。
陈其津介绍他的父亲陈序经时说，陈序经始终是以一个服务者的角色出现的，他对待教授学者是很尊重的。“他就说过，我这个校长是为教授服务的。用当今流行语言，即他很能团结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其实，这也是教授治校之道。”陈其津说，父亲从不以领导自居，摆一副领导官架子和打官腔。他平易近人，尊重学者，经常关心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各方面问题，也经常到一些教师家中教授家中探望，他们也常去我家和他交谈。
“关于教授治校，陈序经还说到，校长应由教授中选举产生，要兼任不要专任，期满了可以回去做自己的学问。所以他说他自己的衔头是教授兼校长。”陈其津认为，这也是民主办校的思想，只有民主办校，才能杜绝在大学中的学术和物质方面的腐败现象，才能提高学术水平，更好地为学术服务。
在陈其津的印象当中，民国时期的教员并没有太重的科研任务。他在《论陈序经的教育思想》一文中就提到，陈序经最大限度地给教授自由，他不去听教授的课，也不去检查教学，教授们讲什么内容，怎样讲法，他也不去干预。也就是说，教授们在教学上，在学术研究上有自主权，这样，教授们往往讲的是自己的研究心得成果，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统编教材，照本宣科。谢泳在《唉，从前的教授们》也提道：“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智效民认为，在一个压力过大、教师疲于奔命的环境下，是很难出成果的，即使会有很多量化的指标来敦促教员们求进步，但是效果应该不会太明显。“我看不到民国知识分子有什么压力，他们甚至是很闲适的，大学里面的讲课就是研究型的，没有统一的教材，没有任何东西，他对什么感兴趣就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只要你能自圆其说，你有学位，你就可以来，你就可以讲，完全是一种兴趣所致，他不是别人逼迫他要这样干。现在这个考核制度是在别人的逼迫下，他必须完成任务，‘我要干’和‘要我干’是不一样的。精神生活和体育劳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搬运工，你必须在指定的范围内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你是一个教授，不应该有任务的。”
据了解，民国时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时，曾经想用教育部统编教材进入西南联大，当时西南联大师生就起来反对，不同意用部编教材，教育部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最后用的是自己编的教材。这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西南联大是非常独立的。
不必害怕遇上南郭先生
对于自由、不受束缚地做学问，智效民还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提出《教授需要宁静》，他引用了潘光旦的论述称，“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官场的通则却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把这八个字用于学界，则是拿代课的时数、论文的篇数、得奖的次数等一系列数字来考核教师。大学教师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考核所困扰，自然不会有精神上的宁静。如今教师队伍里剽窃造假的丑闻不少，除了当事人本身的原因外，从客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脱离实际的考核教师的制度设计有关。”
要专心做学问，必然会涉及行政和教学的关系，张晓唯在大学里有二十多年的经历，他认为教授分级的讨论，必然会牵扯到一个教师权利的问题———而这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大学本身应该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地方，应该是一个把学问看得很重的地方，但是现在大学好像被当作公司化———大学的老师都是雇员，都是给公司干活的，老师们讲多少课，写多少文章，拿了什么项目，拿了什么奖，都要变成分数，把这些分累积起来变成收入。这样大学老师的心态，实际上都在随着这个商品化的管理而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变化。”
青年教师赵泓面临的就是繁重的科研任务，教授分级的制度使得他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在科研上。赵泓也发现，这几年文科的地位相对下降了，“因为理科比较强调应用性。现在，即使是文科，也越来越强调它的应用性；特别是传统文科，它的地位下降了。因为现在比较强调社会效益，管理学、传播学、广告学等学科的应用性就比较强，它们就变得强势一些。”
“教师分级”的实施，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杨东平并不愿意谈论它，“我没有兴趣去谈论它，作为一个政策，它依然是在一个旧的大学制度中实施，到底是促进学术还是阻碍学术，我想我还是悲观的。”
陈其津说：“在大学校园里，就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大学里有四种教授，一是真才实学的，二是领导需要的，三是钱交够了的，四是行政、教学两手肩挑的。”傅国涌分析两者的教授分级的差异时认为，在制度方面，我们实际上存在倒悬，“我注意西南联大时期，教授可以指挥行政体系，可以指挥后勤。”王瑶是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他要论文答辩，闻一多就写了一个个纸条，说几月几日我的研究生要答辩，希望安排一下行政科去干什么事，后勤去干什么事，要准备点心什么东西，请什么人，这都是教授可以安排的。傅国涌说，当时就是教授高于行政体系，教授说的话就是学校的安排，也就是说大学以“学”，就是大学本位，教授本位，学生本位，学术本位。“那时后勤的人，第二线的人是为学术服务的，比如说什么处长什么科长，不像现在处长科长权力大得不得了。”
张晓唯认为，教师如果有主人意识，有权利意识，就好得多了，虽然现在各大学都有教授会，但那些教授会都流于形式。现在好像从领导到一般教师，甚至一般公众对于中国大学里面的民主诉求越来越少，好多教师的权利意识正在散失。
对于目前正在推行的教师分级制，杨东平更为看重教育体制是否变化，智效民也指出，“过去的那个制度之所以很宽松，因为他们是对教授是认同的。现在为什么管得这样紧呢？人家认为你拿了这么多钱，就得干相应多的活，如果你干不了就别拿。我记得北大改革的时候，我就曾经讲过这番话，政府给你钱后总怕你名不副实，里面有些南郭先生怎么办？其实即使是南郭先生又怎么样？你就让他呆着吧，那怕什么。”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钟刚 实习生 陈乃琳 郑如煜 浦蓁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