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逾越孩子的观察

2.         

那年，我念幼稚园大班，祖美念小学二年级，每天早上，父亲骑着他那辆绿色的脚踏车，载着我们上台北城南植物园的国语实小和实小幼稚园上课，然后他上《国语日报》上班。母亲也骑一部淑女车同行，母亲能穿着旗袍骑车。父亲在脚踏车后座安了一张小藤椅，我们姐儿俩，一个坐前座——斜坐在两轮间的横杠上，一个坐后座。从重庆南路三段的家到学校，一路上可看的东西可多了：那个成年穿着黑色唐衫，佝偻着九十度弯的背，每天早晨在门口刷牙的老太太；那个披着长发，穿着紧身衣，叫张仲文的漂亮女星的家；还有那个告诉我天堂是巧克力做的，她拉三轮车的哥哥得了天花的小女孩……

中午放学，我们一群报社员工子弟，到报社等父母下班回家。报社一入门有个人工荷花池，左右两旁是排字房及工厂，荷花池后面上了阶梯，就是父母亲的办公室。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荷花池边嬉闹、跑跳，突然，我脚下一滑，跌进池子里了!就在掉下去的刹那，我看见姐姐惊慌的眼神，小朋友慌乱地在岸边奔走呼叫。这时排字房里跑出来一个年轻人，一跃入池把我救起来，就在那一刻，我看见穿着长袍的父亲，手撩起下摆，神色紧张地从办公室跑下阶梯过来，后头跟着母亲、林叔叔、柯叔叔……

母亲的城南旧事在北京，我的城南旧事在台北植物园的荷花池畔。

自一九五七年起，林海音陆续在《自由中国》、《联合报》、《文学杂志》发表了回忆北京童年的小说，这一系列小说后来结集成《城南旧事》，一九六○年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比起同时代光启社出版的另两本畅销书：琦君的《烟愁》、张秀亚的《北窗下》，《城南旧事》的销路普通，只销了两版。一九六九年第三版起由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重排，继续印行。

《城南旧事》出版后一直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虽然有一些鉴赏者。由于台湾女作家的小说真正受到重视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而《城南旧事》出版在六十年代，当时短篇小说评论甚少，因此多年来，在台湾有关《城南旧事》完整的评论只有齐邦媛教授的一篇，这篇评论当初还是用英文写成，是她到国外讲学用的。

《城南旧事》写的是二十年代，北京南城，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乐的一家，故事循着英子七岁到十三岁间发展，英子以一双好奇的眼睛，观看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读者读了《城南旧事》，很自然地会把它视作一本自传体小说。林海音就是英子，英子就是林海音；林海音创造了英子，英子也成就了林海音。对于有人把《城南旧事》列为自传体小说，林海音没有意见，但她表示文中所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她和她的亲人不过是陪衬而已。她说：“读者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而神圣吗？”

《城南旧事》包括了五个短篇小说《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再加上前面的《冬阳·童年·骆驼队》。它们分开来是各自独立的故事，由于全书的故事在时间、空间、人物的造型、叙述的风格上全有连贯性，合起来可视为作者以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

把幼年的记忆以小说的体裁写出来，古今中外都有，如何能不超出孩子童稚的观察，不产生大人说孩子话或孩子说大人话的状况，写出一本动人的成人小说，并不容易。历史小说家高阳认为林海音以高超的技巧，剪裁往事；而非以成人的思想和情感，解释童年。林海音对于这一丝守得极严，也就是说，保持了完整的特殊观点，才呈现了纯粹的主观的客观，因此，传神之笔，美不胜收。

英子原是一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一个错综复杂悲惨的大世界。十三岁那年，英子的爸爸病故，她的童年随之结束，她的旁观者身份也至此结束。《城南旧事》的知音，齐邦媛教授认为，英子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仓卒，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童年欢乐短暂的可贵。童年是不易写的主题，因为儿童对人生的认识有限，童年回忆往往容易流于情感丰富但内容贫乏。但林海音由于选材和叙述有极高的契合，使她能够成功地写下她的童年且使之永恒。

马森教授以萧红的《呼兰河传》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做比较，他认为这两本书写得颇为成功，她们都对自己生长的地方和童年充满了真挚的怀念。两人都描写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命运，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缺陷，但并不直接抨击；两人都在宽厚的心情中怀着对生活的无奈感。但林海音的笔调开朗而委婉，接近散文；萧红的文笔较为强劲浓烈，接近戏剧。马森说：“她们两位都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失去的时代。……每一个时代迟早都是失去的时代，但有了敏感的作家，失去的时代的点点滴滴，就有幸可以保存下来。”

《城南旧事》里除了主角英子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宋妈。宋妈穿梭在《城南旧事》的五个故事里，她在书中比英子父母的比重还大。宋妈是林海音作品中表现女性意识最强烈的一个。描写宋妈的《驴打滚儿》被评论为全书最有力的一篇，也使这本书加添了多层的深度。全书在英子的欢乐和宋妈的悲苦之间，达到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