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讲课好坏不被看重
　　
　　□王彬彬　　
　　
　　*当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标准时，大学还能叫“学校”吗？*　　
　　
　　大学里也是新闻不断的地方。这些日子闹腾的是男教授与女学生“肢体冲突案”。京城某大学的某著名男教授因学生大量逃课而恼怒而失态，以致去拉扯拂袖而去的某女生。据说该同学也不示弱，以脚报手，回踢了该教授。这真是斯文扫地。但我并不惊讶。毕竟，斯文扫地的事，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是司空见惯的。

　　事情闹大后，该大学的一名年轻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客里严厉批评了这位在逃课问题上与学生发生冲突的教授。他强调，在大学里，不应该以任何强制性的手段维持课堂“出席率”，并且宣称：“逃课是自由的象征”。我是基本认同这位副教授的意见的，但把逃课上升到“自由”的高度，却也不必。我更愿意说：强制是教师的耻辱。当然，这是就大学而言，中小学另当别论。

　　不应以任何强制性手段维持课堂“出席率”，是否意味着大学教师就不应该以任何手段维持课堂“出席率”呢？当然不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在意听课人数的教师也决不是好教师。那么，以什么手段吸引学生呢？答曰：尽量把课上好。怎样才能把课上好呢？答曰：精心地准备，细心地揣摩，不断总结课堂上的经验与教训，虚心向课上得好的老师学习，让自己的讲授真正具有吸引学生的魅力，让学生觉得少上你一节课就亏大了。——这才是大学教师用以维持课堂“出席率”的手段，也是惟一不丢人的手段。

　　我在大学讲台上站了多年。我敢说，只要课上得还过得去，学生人数就不会很少。固然有一类学生，再好的课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但这样的学生也并不多。大多数学生，只要老师的课还差强人意，他们就愿意来听。学生的要求并不高。京城那大学闹出“肢体冲突案”后，网上传出一张该大学学生占座的照片。一个很大的教室，上课前所有的座位已被学生各色各样的书本占据，连过道的水泥地上，也被书本占满。这是该校的学生在向世人说明：这里的学生并非逃课成瘾。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大学教师，能在课堂上“站住”，他在这学校也就“站住”了。课堂上能否“站住”，过去，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是至关重要的。刚走上讲台的年轻人，念念不忘的，是怎样让自己的课能被学生和同事认可。先师潘旭澜先生，闲谈中说到，上世纪50年代，他刚留校任教，其时发表了几篇论文，颇受学术界关注。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编辑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复旦，请他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个时候，京城大牌出版社派编辑不远千里登门约书稿，对于一个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是天大的荣耀。我想，我的这位老师，未必没有动心。但最终，他只请这位编辑在学校食堂吃了顿饭，写书一事，则婉谢了。我问为什么，他答道：“要写教案！”……但这种事，是老皇历了。如今没有这样傻的青年教师，更没有这样傻的中老年教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如今在大学里，教师能否把课上好，并不重要。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尺度；课堂上能否“站住”，与在学校里能否“站住”，没有什么关系。如今大学管理教师的方式看似多种多样，但都不过是在分蛋糕。各种各样的称号、岗位津贴的档次、教授的级别等等，都是花色不同的蛋糕。一个教师，能否在某块蛋糕上分得一份以及分得多大的一份，与他的课上得好坏没有丝毫关系。从来未闻某块蛋糕的分配，将课上得好坏作为一种硬性标准。即使是所谓“名师”称号的获得，也未必与课上得好坏有什么必然联系。

　　既然这样，谁还会费心费力不断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呢？而青年教师又怎么会努力让自己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讲课者呢？我的那位老师，还说过一句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绝伦”的话：“要用几十小时的时间准备一小时的课。”如今谁要这么做，谁恐怕就真要“站不住”了。用这么多时间备课，又哪有时间以“精品”的名义制造垃圾呢？当然，“工作量”仍然是评价教师的一种尺度。但在这种尺度评价下，上得再好的课与上得再糟的课、精心准备了的课与糊弄忽悠学生的课、连过道的地上都坐满了学生的课与学生都逃光了的课，是等值的。

　　当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标准时，大学还能叫“学校”吗？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