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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刘海峰:从科举到当今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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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从科举到当今高考

527日《世纪大讲堂-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文字稿 2006-5-29 17:41:00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1977年中国内地正式恢复了高考制度,迄今为止,已经有将近30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考制度的各种利弊得失都在逐渐地显露出来,所以现在甚至有人主张,要像一百年前废除科举制度那样来废除高考制度。那么现行的高考制度它面临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和科举制度进行比较,它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都有什么?如果把两者进行对照,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当中找到一些改革的良方?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先生,欢迎您。

 

    刘:谢谢。

 

    主持人:请坐。

 

    好,我们首先还是一起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刘海峰先生。

 

    VO1977年,18岁的刘海峰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从1984年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他从未间断自己在科举和高考方面的研究,他首创了科举学,强调理性评价科举,主张为科举制度平反,并且因此被新浪网评选入围了2005年度文化人物。在高考改革问题上,他主张务实渐进,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推进高考内容与形式的改革。现在刘海峰先生担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不断地以作大学问为期许,他非常欣赏竹的品格,认为竹是一种刚柔相济、外柔内刚的生物,既坚韧不拔,又淡泊谦冲。

 

 

    主持人:看过了这个短片,我们知道您从大学就开始学习历史,然后这期间又不断地去关注科举制度。但是我也曾经注意过,您说您走入历史这个行当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刘:因为我1976年高中毕业以后上山下乡,在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也是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来参加高考。我在福建省一个县里面下乡,当时可报的,可选择的学校很少,专业很少,我第一志愿就是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结果大概是因为分数考得比较高的缘故,录取到了我没有填志愿的厦门大学历史系。所以刚进去的时候,提不起兴趣来,就是没有专业思想。因此基本上都是应付那些课程了事,我学着用瞿秋白《我的自白》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历史的误会”,当时很想转专业,但是不让转。后来学到三四年级才培养出兴趣来,所以我说是从历史的误会变成历史的选择。

 

    主持人:不知道在整个历史这个领域当中,选择科举是不是算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刘:也不完全是选择。1984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有一个工作机会,因此我就选择到了厦门大学高教所。由于自己从历史出身,又在教育研究所任教,这样就自然选择教育史。科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心,自然而然会研究它。越研究下去呢,相对其他专题来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说你天天读书、教学、做作业,但是考试是一个转折,古代和今天都一样,这个转折就会造成很多考生的喜怒哀乐,古代一些文人参加科举,一般知识分子参加科举以后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研究起来就特别有意思。加上它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慢慢地就更集中于研究科举,当然其他教育史的问题,包括现代高等教育的问题,我也涉及。

 

    主持人:既然您刚才谈到也涉及到现在的这种高等教育一些制度方面的问题,包括像高考的问题等等,您自己又是1977年的考生。今天的高考,根据您的了解,和那时候相比有什么不同吗,30年过去了?

 

    刘:从本质上来讲,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是通过一种公平竞争的手段来选拔大学新生。但是具体到复习来讲,那有很大的不同。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当时基本上是靠老底子,或者临时准备,临阵磨枪。但是现在高考竞争过于激烈了,就从高中,高三的毕业生的竞争一直往下延伸,甚至延伸到进重点幼儿园,甚至延伸到胎教,所以这个竞争过于激烈以后,造成很严重的应试的弊端,那跟1977年、1978年的时候相比,这个方面还是相当不同。

 

    主持人:听得出刘海峰先生研究历史这么多年,特别关注科举制度,我想一定有很多研究方面的思考、心得,而自己又亲身经历过1977年的高考,同样现在还在关注着中国的高考制度,所以将两者进行对比,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一定有很多的新的思考的角度今天和我们来分享。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刘海峰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有请。

 

    刘:今天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到《世纪大讲堂》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谈谈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这个问题。科举是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古代的考试制度,但是在科举逝去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许多人仍然对科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甚至连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可能她都对科举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比如说古时候哪个本村或者临近的村庄,谁考上了进士,或者说考上了秀才,以及民间口耳相传的戏曲、故事、谣谚等等都涉及科举。因为科举是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可以说在当时社会是影响无所不在。科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教育、文学,包括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包括心理和民间习俗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高考呢是我们今天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到67月份的时候更是一个焦点问题,而且高考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在座每个人,包括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所以从古代的“高考”,古代的科举到今天的高考都是影响重大的考试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它有某些相通的地方。

 

今天具体地谈,我觉得科举是类同于高考,也就是说有几个方面能看出来,两者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呢,两者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它不是一种水平考试,因为考生总是超过要录取的人数,那么一旦是选拔性的竞争,用考试是相对最为公平的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是,它的本质都是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一种竞争方式,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就是不管你平时的表现怎么样,不管你平时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我只看你考场上发挥出来的水平,最后评定的成绩,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分数作为录取的依据,主要依据,甚至是唯一的依据,这一点两者是相同的。

 

    还有,科举和高考都是由国家,由政府来举办,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也有相当的权威性。另外,高考和科举有很多方法方面的相似之处。比如说我们现代高考所采用的,比如说报名、编号、闭卷、密封,比如考卷密封起来,监考、回避、入围,以及评分等方面,还有复查等办法,在科举时代都出现过,这些方法可以说是科举制对现代考试的影响,当然这些方法不仅仅是高考所延用,其他考试也都在采用这种这些方式、方法。另外,现代中国高考的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和科举有文化渊源关系,虽然高考制度的建立者,比如说1952年设定准备推行统一高考制度的人,他不一定是有意识地一定要借鉴科举来建立中国的统一高考制度,但是他毕竟是中国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底下生长起来的人,因此他的文化基因里面含有这个传统文化的因子,有考试文化的因子,这样他不管是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必定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科举对现代高考的建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关系。

 

 

第二PART

 

    刘:那么古代的科举和现代的高考有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说我举三个方面的例子。

 

一个是关于考试利弊、存废之争,就是要不要考试,考试有什么利、什么弊?现在高考出现了非常多的负面的因素,应试教育的弊端大家有目共睹,确实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都抨击高考制度,认为必须彻底改革高考制度,不然对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中包括中小学的教育造成相当大的负面的影响,因此有不少人提出说应该彻底改革,甚至说直接讲废止高考制度。这种情况实际上在科举时代也长期也出现过。科举是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建立的,那么废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90592日,整整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之久。在1300年之间,这中间也有起伏,概括起来,我认为至少有六次关于科举存废之争。

 

 

 

     短片

 

     字幕

 

     1.唐代宗宝应二年(763)  礼部侍郎杨绾提出改科举为察举孝廉,以避免应试弊端  争论结果:未废

 

     2.唐文宗至唐武宗时期(827846)   宰相李德裕 郑覃先后反对科举制度                 未废

 

     3.北宋中叶(1069年前后)   朝中众臣卷入科举改革存废之争,其中包括司马光欧阳修 王安石 苏轼等  未废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  蔡京当权,兴学校罢科举,众多官宦子弟因此进入仕途 停五科之后不得不恢复

 

     4.元惠宗元统三年(1335)  由于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蒙古族官员彻尔特穆尔提出废除科举 废止了两科

 

     5.明洪武六年(1373年)  朱元璋认为科举选拔人才没有行政能力,改科举为荐举,但弊端更甚 十年后重新恢复

 

     6.清乾隆三年(1738) 兵部侍郎舒赫德针对八股考试弊端提出废除科举    未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直隶总督袁世凯 两湖总督张之洞等上奏《请废科举折》 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刘:从这六次的高考存废之争来看,就是由于科举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地区利益集团的关系太为密切,所以要废,要具体实施时,这个争论都是牵动了高层领导,就是甚至到最后拍板都是最高领导,包括我们高考实际上也是这样。你看,1966年废高考是毛泽东决策的,到1977年恢复高考是邓小平主政以后做出的英明决断。所以对这种影响重大的考试制度,如果要废或者是恢复,都是一个非常重大而深远的举动,要牵涉到非常高层。这个利弊存废之争,对我们现在高考的改革,跟认识高考制度,我觉得有特别的借鉴意义。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在科举制度刚实行的头几百年里面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当时人们不大关注区域公平问题。在唐五代时期,几百年间,实际上到北宋中叶,考上的人,特别是在唐代,考上的绝大部分是中原人,因为当时南方还没有充分开发起来,文化教育也相对比较落后。到北宋中叶,由于经济重心已经移到南方,文化发达程度,南边比北边强得多,因为北方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以后,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整个教育程度不如南方,考上的人大部分是南方人。当时司马光就在宋英宗的时候,公元1066年首先发难,就认为完全看考试成绩有问题,考上的大部分是南方人,而北方人太少。他提出一个定额取仕的办法,就是说不管你哪一个州,哪一个地方的人,比如说你每十五个人给你录取一名,按考生比例来,而不是按成绩来。,司马光是山西人。而南方出生的,就是江西考上的进士后当了大官的欧阳修,他认为,既然是考试,就是应该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哪里来的,你既然是要考试嘛,当然看水平来录取,而不能说你那个地方水平差,只是你那边报考的人多就应该多录取,那么这是第一次这个关于区域公平和考试公平的争论。不过在北宋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结论,那么这种情况一直维持下来,到明代还是这样的,考上的时候,考上的人多数还是南方人。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会试的时候,当时主考官是一个南方人,叫刘三吾,还有其他的副考官,当时叫同考官这些人一起参加主考。但是当时是密封无名的,完全是一种不知道考生身份籍贯的这么评卷,评出来以后,录取的全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后来北方的考生闹事,就说这是考官偏袒南方的考生,因为你考官是南方人。后来朱元璋就觉得问题很严重,就是叫其他考官来重新评判试卷。评判以后说还是,还是这些,没作弊,他就是水平高。后来北方考生又闹事。最后朱元璋是杀了两位考官,也处死了这个状元,叫陈安阝,安全的安,加耳朵旁的,是福建人。接着重新再考,考后录取的那榜全是北方人,当时称为“南北榜事件”。

 

    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就是引起人们的反思,长期这样下去行不行?但是这个南北榜事件发生以后,实际上不了了之,第二年下一科以后又没有定出一个办法来。一直到明宣宗的时候,就是1427年的时候,就才真正形成一种叫南北卷制度。把考卷全部标明是南方的考卷还是北方考卷,名字和籍贯看不到,但至少区分一个南北。而且在南北之间还划出一个中卷,就是北方省份以外,南方省份,中间,比如长江流域,主要是四川,还包括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安徽的一部分,这个叫中卷。比例呢是南方的省份占55%,北方的占35%,中部、中卷占10%,合起来100%。这样的定额,分区定额录取,后来就基本上形成制度,虽然有一些反复,一直到清代。

 

可是这样施行以后还有问题,同样北方还有区别,同样南方还有区别。所以这中卷就分来分去,有的时候中卷还分说上中、下中,这样分来分去。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当时出现南卷里面有一两个省,你虽然分到南卷,但是一两个省连续几科没有考上的人,所以到那时候正式建立叫分省定额录取制度,就这个分区录取,越分越细,分到康熙五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12年,代之以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高考,分省定额录取是非常像的。我们现在高考的分省定额录取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说非要这样做不可,中国科举史上逐渐演变的历程说明:整个科举发展是越到后来越从考试公平向区域公平发展。

 

     第三,是关于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演变等等,在科举时代跟我们现在的高考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语文高考有很多问题,说现在的试题,叫来一些文学家,叫来一些大学中文系教授做了,结果临时去做都做不及格。那这个语文高考还了得,说明是考得非常偏狭,什么都是拼音啊,什么词句啊,那些什么语法的,非常琐碎的。所以有的人就提出说,应该是要只考一篇作文,看他的写作能力,看他的求异思维,看他的想象能力。但是这个有很大问题,它也是一个两难问题,在科举时代就出现了。就是说你考作文也好,这个主观试题它的评分误差非常大,不同的人同样一篇作文,见仁见智,可能这个人给他60分,那个人给他30分,甚至认为他偏离主题,只给他20分,这个在高考评卷实际中已经经常出现,在以前,后来定出了一些办法,稍微好一点。在科举时代也是这样,刚开始你用策论,就是你考开放性的试题,很容易,一个很容易猜题,后来呢就发展成一种八股文。八股文在明代正式出现以后,它实际上是一种古代的标准化的作文考试文体,这个文体有利于考官公平地、客观地评卷。它有一个比较刚性的指标,而且高水平的考官能够一眼就看出轻重高下,这个是很有利于控制主观题的评分误差的。但是因为八股文当时的命题范围都局限在四书五经,就当时的教材里面,尤其在四书里面,这个题目还是有限的,特别是四书,比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些内容。题目出了几百年以后,这些考生都摸得滚瓜烂熟了。那么你毕竟是一种选拔制度啊,就像我们现在高考,你语文如果就是那些教材,大家都考90分,谁上北大,谁上一般的学校,那么就只好加大难度才能够拉开区分度。因此,八股文的命题就从光明正大、纯正典雅慢慢地走向偏难、琐碎,包括怪题、偏题都出现了。就像现在的高考的语文试卷一样,有一些很偏的题都出现了。这个是竞争性考试,或者说选拔性考试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如果教材不变,你命题范围说不能超纲,不能超本,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命题趋难,考题逐渐走向偏、怪、碎这样的情况,古今我认为如出一辙。

 

 

 

第三PART

 

    当然高考也不完全等同于科举,我们讲高考有如科举,是类似,它还有很多根本的区别。首先,它选拔目的不同,科举时代,参加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官员,而高考是选拔大学新生。就是我们高考是纯教育考试,而科举主要还是一种文官考试,或者我们现在说的公务员考试,当然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考试性质。除此以外,两者的考试内容当然有根本的差异。还有一个是报考条件不同。我们现在高考年龄放开以后,应该说是开放性很强,以前是规定25岁,科举时代以前没有年龄规定,可以考到七八十岁,甚至于一百零二岁的人参加科举考试,比如说我们这里也有七十岁的人参加高考,国外有七八十岁的人去读大学,他不是一种功利的、现实的目的,科举时代也类似。但是毕竟报考条件不同,在科举时代还有规定,有一些限制,比如残疾人不能报考,还有犯人不能报考,还有娼妓的子女,就虽然她从良以后也不能报考,因为如果她的子女,这个儿子,一旦考上,他要光耀门楣,要把他的祖宗三代都给他公布出来,那如果他祖先是,当时认为是一种不好的职业的话,还有其他比如说看犯人的狱卒,这些呢都不能参加考试。当然还有其他高考题型啊,考试的模式,评分办法,阅卷手段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阅卷,这个时代的发展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讲还是有一些相似、相异的地方。因此我们讲,高考并不等同于科举,特别是考试目的、考试内容不同,所以不完全能够以废科举的事例来引申到现在来讲要废高考。有的人认为说清末废科举是教育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我们现在就应该废高考,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我觉得这个不能简单地比照。

 

     高考改革现在应该何去何从呢?应该怎么改,这个各种意见很多。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他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看,可能都有道理,可能每个人都是高考改革专家,但是他也可能看得并不一定很全面,现在对高考的改革的议论,总的来讲是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少,一般的议论多,深入的探讨少。你若深入分析下去,高考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的,很多的两难问题,因为高考是一个高利害、高风险的一个大规模的考试,其改革我觉得应该非常慎重,不然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分析过,高考改革中至少有四对,后来又发展成八对的矛盾。这个八对的矛盾,除了我刚才提到,实际上已提到一些,比如说统一考试与选拔德才兼备人才的矛盾。实际上高考,科举存废之争它就是这样的。之所以很多人讲废科举,就是说你只看考试成绩,不看平时表现,我们就讲看德,我们现在还有讲体,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在科举时代就有这个争论,现在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两难问题。你如果只看成绩有弊端,但是如果要综合考试,考察他的中学的表现,他的平时的成绩,一个可能造假,第二个就是会走关系,这个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其他,我刚才提到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一个典型的两难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刚才讲的保持难度,就是保持一定的区分度和减轻学生负担之间也是一对矛盾。你要减轻负担吗,但是你是选拔性考试,是一种竞争性的,大家都把自己的能量,自己的努力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极限,那么就加重负担了。就是八股文和现在,我刚才讲的语文高考例子都是,这个试题难度是层层加码。但是一方面你要减轻负担,现在中小学生确实太累了,这个也是个两难。

 

    其他还有一些两难,比如说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的矛盾。我再举高考语文的命题作为例子,语文的命题。现在,特别是作文,作文命题是比较开放的,现在都是材料作文,让你自己来起题目。但是,这个应该说这种命题方式很有利于考生发挥求异思维,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他对公平客观地选才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很容易猜题和套题,就是我平时背好了一二十篇的范文,那么你出的这个题,我很容易把它拐一个弯,自己提一个题目就把这些套上去。这个这几年的一些省的命题,出来以后评卷,说有些满分作文,实际上很多是套题出来的。所以你要考测能力,但是和公平客观会有,造成一定的矛盾。

 

还有一个,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我们希望高考能够多样化、多元化,但是过于多样,过于多元,会和考试的简便易行的原则造成一定的冲突。因为太多样就没有可比性,而且它具体操作起来非常烦琐,这个我不详细讲。

 

第三,是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的矛盾,我们高考的指导方针,前几年一再提,叫三个有助于,就是有助于高校选拔高质量的人才,有助于中学推行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弊端,还有一个,要有助于高校扩大自主权。扩大自主权这个问题,再扩大,那就各个高校,各个大学自己命题好了。但是这个会和公平选才造成矛盾。各个学校自己命题,自己考试,很容易造成人情关系的介入,因为中国向来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关系和面子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单独命题,很难保证能够教考分离,做到公平客观。这个我想很容易理解。

 

     第四,是考出特色与经济高效的矛盾。真正要考出特色,体现招生考试的多样化,就应该施行各校单考,但是这和高考的经济高效原则会造成一定的矛盾。因为你中学学的课程就是九科,那么你一两千所高校都自己来命题,实际上会造成很多的重复浪费,统一考试是有很多弊端,但是它也明显地具有公平、客观,具有可比性和经济高效率的优点,所以这个考出特色和经济高效之间也会有矛盾,这个也是两难。

 

我举的这四个两难问题,那要怎么解决这些矛盾呢?高考改革它的难度就难在这里,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很多问题之所以叫两难问题,就是说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或者说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只能相对合理地慢慢地调整。那其他的两难问题,实际上也是很难有一个完美的解决之道。

 

 

 

 

 

第四PART

 

那高考目前又是我们中国的一项基本的教育考试制度,要怎么来解决呢?我曾经提出一个方案,这个实际上有不少人也提出类似的,就是两次考试模式,类似于美国和日本的这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它都施行第一次共同试,就是等于统一高考,第二次考试,就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你要不要举行第二次,多数学校举行第二次, 面试,或者单独命题。这样,一方面有一个全国可比的公平客观的尺度,还有就是能够筛掉一批水平实在是达不到你要录取的高校的条件的考生,就是减少考生的压力。你如果自由报,完全是单独考的话,会有太多考生,比如北大你要招四千人,可能会有二十万的人要报北大,你怎么招架得了来这里面试,来这里参加单独考试?所以有第一次共同试,第二次再来。但是这个,这种模式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现在的统一高考,它至少有一个好处,我很偏远的地方,在新疆的某个地方,很远,坐火车要几天才到这里的,它也可以报北大,报清华,在云南的很偏远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也可能报这个,如果你是要到这里来考,你还不一定能考上,现在考生,有的考上了还不一定有这个路费来读呢,最穷、贫寒的家庭,你要叫他没把握地来考,来这里考,他是报几所学校,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就是要在经济和交通发展到更高程度的时候才可推行。当然,在一些发达的省市,尤其是一些直辖市是比较可能先行一步进行试点。

 

    我觉得由于高考影响重大,我们对它的改革应该非常慎重,就像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你不能随便翻来翻去,经常翻啊,你煎这个小鱼,翻来覆去,都煎碎掉了。所以治理一个大国呢,就是应该任何重大的决策出台都应该比较慎重。高考也是这样,如果改革不当,会影响一届、甚至几届人的利益或者部分人的前途命运。所以我们的改革,也应该像“烹小鲜”一样,比较慎重地,任何重大的改革推行都应该在小范围的实验的基础上,确实具有可行性了才来推行。总之,高考改革应该在全面研究和长远规划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这样才能使高考改革的震荡减到最小,使考生能够非常安心地来准备,对我们民族和国家选拔人才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谢谢。

 

 

 

     主持人:感谢刘先生今天是在演讲当中从回顾古代的科举制度一直到论述到今天的高考制度。在这里呢想和您讨论一下您刚才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包括像两次高考制度。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们不把分数当作一个唯一的标准之后,人情在中国可能是一个绕不过的坎儿,它存在在选拔人才的领域当中,它存在在任何的领域当中,其实像您刚才所谈到的,比如说第二次考试这些交通啊这些,可能后勤方面的问题也许可能还是通过一些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到的,但是只要增添到了其他的因素,怎么样去绕开这个人情的这个坎儿,怎么样保证这个过程是绝对公开、透明、公正的,没有出现腐败,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刘:确实高校招生考试是教育界最容易滋生腐败的一个环节,或者说至少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之一,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客观的方式来把关的话,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而且会影响,不单单影响社会公平,甚至影响社会的秩序、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高考改革一定要慎重。两次考试的设想,我觉得在一定范围做,如果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做,它现在高考录取率很高,比如说北京录取率也很高了,交通不成问题,就你刚才说的,是一个人情关系这种金钱或者权力介入,可能会滋生腐败的问题,可能是更尖锐,但是呢这个我想至少有第一次考试的把关,还好,如果没有第一次考试,直接用各校单考,那造成的弊端可能更严重。

 

     主持人:既然是多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我想在一朝一夕之内去改变它肯定是非常地不容易,所以把高考的分数当作一个硬性的标准,它可能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面临高考制度带给我们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呢名字叫做“可怜啊现在的孩子”,他说中国的小孩子呢从幼儿园的时候就被灌输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长大了要考大学,说这样才能够出人头地,所以上大学就成了成长过程当中的唯一目标,那一切都为了高考,学习当然就为了应对考试,所以呢孩子就变成了一架一架的考试机器。那有什么样的考试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人才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所以由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成为将来国家的栋梁,这个国家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它?

 

    刘: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风气,我们的这种文化中的一些消极的方面对我们现在的高校招生考试选拔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大,但是呢又很难杜绝。我可以说是大人就喜欢,就成年人喜欢、或者说习惯于去走后门,找关系,托人情,造成我们高考不得不用这种完全按分数、分分计较来录取人的办法,使我们中小学生就是在这种高考、考试的重压,在应试的重压下来学习,没有欢乐的童年和少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大人的错要小孩去受,是这样。

 

       主持人:的确是一道难解的题啊,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和我们网友做的交流。谢谢。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和刘先生,看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沟通一下。   

 

       提问1:刘教授,你好,我是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院05级的本科生。我问您两个问题。一是,您认为对高考移民有什么好的解决措施吗?

 

       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高考移民的问题。高考移民这几年日益凸现出来,就是媒体的报道很多,百姓的议论很大,如果无限制地接受这些移民,除了你当地的户籍管理部门可能得到一些利益,或者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上去一点,但是对当地的考生是有造成了一定的利益伤害。在古代就有这样的问题,我刚才讲了,叫冒籍,冒充籍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地的人自然会出来反抗、反对,你侵犯了我们本地的考生,本地的学生的利益。后来做出各种限制,比如说在清代,当时台湾回归,就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在福州那里,当然文化教育发达,在福建省其他州县也是文化比较发达,比台湾当然是发达得多,这种情况就好多人移民到那个台湾去,想从那边比较容易中秀才,中了秀才以后然后就有机会参加乡试来考个举人就过来,容易得多,所以很多人想移民过去。那到一定时候,那边人就造成反弹了,所以后来规定说,你的籍贯不仅要在这里,你的祖先的坟墓还要在这里,有些坟墓,就是,那有些坟墓,我做他的养子啊,他有些人没有孩子,做他的养子行不行,做诸多规定。后来甚至有规定说你要入籍20年,如果入籍20年。我们现在很多省市规定说要多少天,有的省规定三年,以前曾经到入籍20年的程度。但这个问题呢我讲是两难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只能相对解决   

 

        提问3:谢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 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是吧,那么它延续这么长时间,一定有它的这个合法性,包括刚才这个刘老师讲的这个从社会上来说,从这个文化上来说,那么我更想听一听这个高考制度存在的这个政治合法性是什么。谢谢。

 

       刘:北大的学生就是很会提问,高考存在的政治合法性,我觉得要用合法性,或者说合理性都可以了。它实际上有它存在的价值。那么首先它追求公平,第二个,我们讲到政治的问题了。实际上因为统一考试它有一大好处,既然是一种公平竞争,考上的人欢欣鼓舞,考不上的人,他一般来讲是怪自己,最多怪我出身不好,或者家境贫寒,我不怪政府,不怪社会,因为这是一种公平竞争,我差一分没上,就是最多运气也不好吧。但是如果你通过其他方式,人家看到金钱和权力能够起很大作用,这样子的人他可以上大学,我虽然天资比较聪颖,我很刻苦,可是我不能上大学,那么他的不满就不是怪自己、怪父母了,他怪的是社会,怪的是政府,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安。所以我们讲统一考试在古代和今天,都是具有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当然也包括政治的效用,就是我们讲合理、合法性都有。我这个问题只能简单地回答。

 

    主持人:好,谢谢,谢谢刘先生今天和我们做的沟通和交流,谢谢您。

 

    刘:好,谢谢,谢谢。

 

    主持人: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之前,我还想请您简单地对于电视机前,我想可能有很多将会参加高考,准备着参加高考,这些学生,这些家长,您会有什么话要说?

 

    刘: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关键的转折点往往只有几步,在社会上能够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高考是难能可贵的一个途径,所以如果你是面对即将高考,或者说你将来参加高考的考生,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公平的竞争的机会,祝你们成功。谢谢。

 

    主持人:谢谢。尽管高考制度我想它能做到的只是一个相对的公平,尽管它还非常地不完善,不完美,但是我想通过刚才刘先生给我们的这番演讲,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无论是在选拔人才这个领域,还是在其他的任何领域,要想建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制度,一个最优化的制度,并不像我们说起来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很多的民众,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学生,像刘老师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的官员,更积极地去参与,去思考,去讨论。虽然道路可能相当地曲折,但我们还是希望已经经历了走过了30年道路的高考制度能够渐渐地摸索到、寻找到一个既能够公平地来选拔人才,而且呢还能够培养真正意义人才的改革之路,再一次感谢刘先生今天光临《世纪大讲堂》,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刘:谢谢。

 

    主持人:谢谢您,谢谢。

 

 


最后更新[20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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