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立：废名散文一意孤行
2005-02-04
人们向来说废名的文章和佛家贴得很近，为何他的文章呈现这样一种风貌?“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周作人）是什么原因致使他那样捉笔著文？这是我长久思考的，也许通过他与佛的纠葛来探索他的创作的秘密，不失为一有效的方法，本文就想从此处下笔，然后再延宕开去，废名与佛的纠葛，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废名的老家黄梅是在禅宗史上大名鼎鼎的禅宗五祖弘忍的故里，那里有五祖寺，废名1939年曾写过一篇散文即“五祖寺”，后来他的传记体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也有一章“五祖寺”，五祖弘忍传法与惠能一直是禅宗上的著名的公案，惠能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在灶下舂米打柴的小和尚，当五祖要传衣钵时，让大家作一偈语，本来大师兄神秀已作好一偈准备继承五祖的衣钵“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神秀把人的身心比做菩提树和明镜台（菩提即觉悟和智慧的意思），把外部宏观世界的烦恼、干扰比做经常蒙落的“尘埃”。意思是说想成就佛道，获得彻底的觉悟，就必须经常地克服来自外界的诱惑干扰，行病况去恶，苦修渐进，即从传统的“戒、定、慧”入手，慢慢修持，逐渐成佛。后人将神秀的这种思想称为“渐悟”。但是弘忍大师看见神秀写的偈之后，并不十分满意。慧能也作了两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弘忍看完偈语，知道樵夫惠能已经领悟到了禅法的要旨，于是夜间弘忍于屋内亲授《金刚经》要旨，并告诫说：“自古传法，气若悬丝。若留此间，必有人害汝，汝即离去。”于是慧能连夜出逃。弘忍于第二天才告诉弟子，衣钵已去。慧能躲过大师兄神秀暗算后，出走到韶州曹溪，隐姓埋名达十五年之久，后来创立了主张“顿悟”的是南禅宗。
废名早年就生活在佛禅的氛围中，“五祖寺是我小时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五祖寺又更是那么的有名，天气晴朗站在城上可以望得见那个庙那个山了”后来他在北大与同乡熊十力先生时常争论佛法（熊十力先生在北大讲授《佛家名相通释》课程）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曾写到这样的逸事，就象《世说新语》上的六朝人物“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己，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鄙人少信，颇疑是一种自己催眠，而废名则不以为然。其中学同窗有为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为幸矣人物”。
废名一向被看作“苦雨斋四弟子”之一（周作人四弟子者，人们常说是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和江绍原），从知堂先生在抗战时期写的废名的形象里，我们可以看到，废名在老师周作人眼里，是一种率真的，不记外部利钝，尊重自己内心的人物，这里面透出的信息我们可以读出而不能忽视的是废名对禅宗的修行，禅宗的不立文字对他散文的潜在的影响。废名的散文理念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隔”，散文讲求“隔”，隔与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一对相反的审美概念。隔，隔膜，所谓隔，是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其情、景、辞，或是艺术构思，境界物化等，有关节不妥贴，不圆润，给读者造成隔膜。所谓不隔、与隔相反，诗歌创作完美浑成，诗意浓郁，形象鲜明生动，含意深厚耐人寻味，隔与不隔，既可以对一诗人而论，又可就具体的诗作或手法而言。《人间词话》举例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点。”(陶、陶渊明，谢、谢灵运，东坡、苏轼，延年、颜延之，山谷、黄庭坚)。又举宋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词，认为上半阙写得好，“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下半阙“谢家池塘、江淹浦畔”，堆垛典故，而且与原典的意蕴差别很大，造不成意境，表达不出感情，徒增读者障碍，故“则隔矣”。
废名说“近人有以‘隔’与‘不隔’定诗之佳与不佳，此言论大约很有道理，若在散文恐不如此，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学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义，人又乌从而有心去学乎？”废名的散文是排斥抒情的，行文是跳荡的，人们说他的散文“涩”，我想这是从“隔”这个层面来定义的，不流畅，故意制造阅读的障碍，或者是阅读者跟不上作者思维，，这接近禅的思维，禅的思维是一种随机的思维，它不执著与某个事物，这对惯常的人来说是“隔”的，在废名的散文理念里和“隔”相近的是他推崇六朝散文家诗人庾信，他说六朝散文是乱写，这乱写不是一个贬义，是没有机心，随意挥洒，废名在《三竿两竿》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废名说“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我尝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爱好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在不断的生长着，诗有晚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在我们现代的新散文里，还有“六朝文”。”废名所说的新散文里的六朝文是指他的老师周作人，周作人对抗桐城八股，表面是提倡的晚明小品，其实周作人内在取法的是六朝，六朝文是拒绝载道的，走向形式美，周氏兄弟对六朝文的欣赏是来源于章太炎先生，陈平原说“章氏论文，讲求思想独立，析理绵密，故重学识而不问骈散。鲁迅独尊嵇康，周作人偏好颜之推，均背离传统文人对于六朝的想像，与太炎师的选择不无关系。周氏兄弟不治经学、子学，对太炎先生之欣赏议礼之文与追求玄妙哲理，不太能够领略。鲁迅赞美的是嵇康之“思想新颖”，周作人则欣赏颜之推的“性情温厚”，只是在重学识而不问骈散这一点上，兄弟俩没有分歧：辨名实，汰华词，义蕴闳深，笔力遒劲，深得乃师文章精髓。1944 年所撰《我的杂学》中，周作人曾表示“骈文也颇爱好”，但不敢贪多，“《六朝文》及黎氏笺注常在座右而已”。可接下来的这段话，似乎颠覆了以上自白：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此语真实，唯诸书中我所喜者为《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此他虽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郑林，如《文心雕龙》与《水经注》，终苦其太专门，不宜于闲看也。 ”
废名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深得周作人的嫡传，他取法的是庾信一路，“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他的《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小园赋》等，均为传诵名作，而《哀江南赋》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赋作。废名在《三竿两竿》中说出自己师承“庾信文章，我是常常翻开着的，今年夏天捧了〈小园赋〉读，读到“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怎么忽然有点眼花，注意起这几个数目字来。心想，一个是二寸，一个是两竿，两不等于二，二不等于两吗？于是我自己好笑，我想我写文章决不会写这么容易的好句子，总是在意义上那么的颠斤簸两。因此我对于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很有感情了。我又记起一件事，苦茶庵长老曾为闲步兄写砚，写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人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那天我在苦茶庵，当下听着长老法言道，“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真的，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
好一个乱写，这乱是人所始料不及，是新，是奇，是不合乎章法的创造，在《中国文章》里，废名又一次表达对庾信的敬意“读庚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都令我喜悦。‘月逐坟圆’这一句，我直觉的感得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中国诗人善写景物，关于‘坟”没有什么好的诗句，求之六朝岂易得，去矣千秋不足论也。”(《中国文章》废名对“坟”的文字的敏感也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他喜欢李商隐的两句诗“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是一种朦胧，也是对梦这种心理真实的依傍，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在别人看来虚妄的坚持，他有一篇散文《陶渊明爱树》，一反陶靖节人淡如菊的模样，变得象老农在树阴下乘凉一样可爱和质朴，“《山海经》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个故事很是幽默。夸父杖化为邓林，故事又很美。陶诗又何其庄严幽美耶，抑何质朴可爱。陶渊明之为儒家，于此诗可以见之。其爱好庄周，于此诗亦可以见之。‘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是作此诗者画龙点晴。语云，前人栽树，后人乘荫，便是陶诗的意义，是陶渊明仍为孔丘之徒也。最令我感动的，陶公仍是诗人。他乃自己喜欢树荫，故不觉而为此诗也。‘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他总还是孤独的诗人。”这是废名读书读出的妙处，树是人的影子，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儒家的陶渊明，其实我们也看出了废名并没有忘世的一面，这样的文字是“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这生香真色既是指的文，更是指的人，废名的平时的做派都有一股六朝气，看乃师周作人如何漫画的废名即可明了“余识废名在民十以前，于今将二十年，其间可记事颇多，但细思之又空空洞洞一片，无从下笔处。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所写文章甚妙，只是不易读耳。……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著述，这以后似乎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怀废名》)局外人看来废名是十足的疯子，但废名是一种体认，做人与作文的体认，他的文字是向来被人认为的晦涩，其实羞涩就是他追求的“隔”和了“乱”，是对人们向来形成的阅读习惯的挑战和背离，是走向自己的内心，废名的散文是不易速读的，要品味咀嚼，才能知道他的隽永，
废名的老师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废名的作品“和竟陵派相似”，这也是通向废名文字深处的一个路径，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他的为人和废名暗合之处不少,，《明史•文苑传》记载:钟惺“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谭元春也说钟惺“情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钟惺性格孤僻内向、深沉冷静这和废名相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钟惺“好学问,通禅理,讲经世出世之法。”钟惺二十即开始诵佛经,并为佛事奔走疏募。四十九岁著《楞严如说》十卷,“以文士之笔代僧家语”。废名对佛学深有研究与熊十力相互辩难，著有《阿赖耶识论》，废名提倡散文的“隔”，也看看成是禅宗的“截断话头”废名在《中国文章》中还说:“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儿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的确，废名的文章的调遣文字有佛经的影子，而他的心态更是有一种佛的寂寞。孙郁在《往者难追》中说“读废名的文字，好似见一躲进深山的智者在自言自语，毫无市井里的温意。他的行吟清冷之中赂带肃杀，常见机智出奇之思，读了不禁暗自长叹。他喜欢独居于外，隐于山林之中。一九二七年之冬，先生居于西山一个破落户之家，曾草有短文数篇。他在山上整整呆了五年，除与“苦雨斋”主人有所交往外，大多闭门独思。作者写乡间花草、墓地、人影、菱荡枣树之类，笔触凄寂，行文舒缓，玄学气与诗画气杂然相汇，其韵味不仅周作人所没有，后来的乡土诗人，亦少有与其媲美者。废名著述，专于宁静，在无声无息里探赜玄理，佛门的香火气，飘然而至。“五四”之后，文人多喜新学，关注时局，或以学术建设为己任，或以社会改良自塑人生。而废名却躲到世外苦思冥想，且写出《桥》、《莫须有先生传》，不可不谓特异的人物。孙郁说的是废名的小说，其实废名的小说向来被人们看成是散文化的文字，他小说很多的有自己的影子。
废名有一篇著名的散文《树与柴火 》，篇幅不长，叙录如下：
我家有两个小孩子，他们都喜欢“拣柴”。每当大风天，他们两个，一
个姊姊，一个弟弟，真是像火一般的喜悦，要母亲拿篮子给他们到外面树林
里去拾枯枝。一会儿都是满篮的柴回来了，这时乃是成绩报告的喜悦，指着
自己的篮子问母亲道：“母亲，我拣的多不多？”
如果问我：“小孩子顶喜欢做什么事情？”据我观察之所得，我便答道：
“小孩子顶喜欢拣柴。”我这样说时，我是十分的满足，因为我真道出我家
小孩子的欢喜，没有附会和曲解的地方。天下的答案谁能像我的正确呢！
我做小孩子时也喜欢拣柴。我记得我那时喜欢看女子们在树林里扫落叶
拿回去做柴烧。我觉得春天没有冬日的树林那么的繁华，我仿佛一枚一枚的
叶子都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了。冬日的落叶，乃是生之跳舞。在春天里，我固
然喜欢看树叶子，但在冬天里我才真是树叶子的情人似的。我又喜欢看乡下
人在日落之时挑了一担“松毛”回家。松毛者，松叶之落地而枯黄者也，弄
柴人早出晚归，大力者举一担松毛而肩之，庞大如两只巨兽，旁观者我之喜
悦，真应该说此时落日不是落日而是朝阳了。为什么这样喜悦？现在我有时
在路上遇见挑松毛的人，很觉得奇异，这有什么可喜悦的？人生之不相了解
一至如此。
然而我看见我的女孩子喜欢跟着乡下的女伴一路去采松毛，我便总怀着
一个招待客人的心情，伺候她出门，望着她归家了。
现在我想，人类有记忆，记忆之美，应莫如柴火。春华秋实都到那里去
了？所以我们看着火，应该是看春花，看夏叶，昨夜星辰，今朝露水，都是
火之平生了。终于又是虚空，因为火烧了则无有也。庄周则说：“火传也，
不知其尽也。
废名这篇文章和他的很多散文一样，是浸漫着佛学的精神。关于虚空的文字使人想起了色空的轮回，而看春花，看夏叶，昨夜星辰，今朝露水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是多么的相似乃尔！,废名散文很少纯粹记叙性的作品,大多属说理议论的随笔体式。这些文章,，虽是谈诗论文，虽是写古人，虽是序跋书札，大都文字跳菪幽峭独僻。
废名为人有奇气，他是否是鲁迅所说的“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敢于单身鏖战的勇士”，他曾赠周作人一联“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这触动了周氏心底的波澜，认为“废名的赞美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当废名获悉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汉奸之后，仍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送之，废名还为周作人开脱，真有点爱屋及乌，把老师的一切看的如此完美，不免糊涂。1946年，废名从故乡返回北平的途中，还专程式前往南京老家虎桥监狱探望。建国后，原先与周氏过从甚密的人忙于脱自己犹恐不及，而废名却仍然与他保持往来。在周作人一家难以维持生计时，他还往周家送米送煤。这是佛的慈悲还是狂狷？
废名的散文，是根置与佛学的，他文字的简净，可以看出佛经的痕迹，他从庄子、庾信、李商隐处得来许多，这一方面是思索行文的方式，再就是语言的营造。
废名散文很少写当时，即使写，也是很淡，他用自己的心来统治一切，废名的散文的思维而后语言不是线性的，他缠绕，把现实和心灵和历史与感悟都煮到一起，以大脑为鼎镬，以血肉为薪碳，冶炼出独异的生香真色，废名的文字是一意孤行的文字，这文字少，这样的人也少
试论废名散文的文体
■ 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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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论坛》 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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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废名的散文创作可以分为1920、1930和1940年三个时期。不同时期散文文体的变化典型地反映出他人生观、心境以及处理与现实关系的艺术方式的变化。其散文文体的突出特点是涩味，这来自于其构思和基本的表达方式，又与他受禅道的影响关系密切，并直接、鲜明地体现在语言上。废名散文的总体风格大致可以简洁朴讷、委婉曲折来概括。他小品文的文体脱胎于周作人的文章，又有自己的创造，在现代散文史上是可备一格的。
关键词：废名散文； 文体； 涩味
废名作品文体奇特，与主流文学不同调，与大众欣赏口味不相合，这些阻碍了人们对他的阅读和评价。近年来，继小说之后，他的诗歌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散文仍未得到全面的研究和应有的评价。其散文被忽视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至少还有以下两点：其一，长时期没有完整地结集出版，未能示人以整体的面貌；其二，受周作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的影响，那些散文化的小说遮掩了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的光彩。周氏在他编选的集子里，选入了长篇小说《桥》中的六则：《洲》《万寿宫》《芭茅》《“送路灯”》《碑》《茶铺》，编者解释说：“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①他的选法多少有些不得已，因为所选的时间范围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而废名散文的成就则主要在30年代。这一举措影响可谓深远，如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的《废名散文选集》从《桥》《桃园》《枣》等小说或小说集中选了八篇，《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一》（1927—1937）收入《桃园》中的一篇，相当多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佳作则落在编选者的视野之外。直到东方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止庵编《废名文集》，我们才差不多得见废名散文的全豹。②
一
对于废名散文的独立意义，乃师周作人曾作过积极的评价。他在《怀废名》一文中总结：“废名的文艺的活动大抵可以分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乙是《语丝》时代，以《桥》为代表。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以上都是小说。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戊是《明珠》时代，所作都是短文。……里边颇有些好文章，好意思。”③这里首次把废名《人间世》和《世界日报·明珠》上的散文都划为一个时期，彰显了其散文的独立意义。周作人是把废名的小说和散文放在一起考察的，而且说话的时间是在1943年，还不可能顾及废名在1940年代的散文，所以还不是整体的。
总的来说，废名的散文创作可以分为1920、1930和1940年三个时期。他解放后的散文只有零星的几篇，没有成气候。文如其人这句话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作家，但对废名来说是非常贴切的。不同时期散文文体的变化典型地反映出他人生观、心境以及处理与现实关系的艺术方式的变化。
《废名文集》所收的第一篇是作于1923年9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这是谈周作人翻译作品的读后感。同类性质的文字还有《〈呐喊〉》《从牙齿念到胡须》，谈的是对鲁迅其人其文的观感。《说梦》是数则文艺随感，作者谈自己的创作，也谈别人的创作，谈对别人作品的鉴赏，也谈别人对自己作品的鉴赏。其中显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废名30年代谈文说艺的小品文可以看作此文话题的继续和扩大。本期写的最多的是杂感，从中可以看到从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国民党“清党”一系列时代的大事件在作者心里引起的一些波澜。有好几篇是站在周作人等人的一边，和陈西滢理论的。和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等人的文章相比，缺乏一种泼辣和厚重，只是些较平常、较浮泛的意见。有时用语婉曲，有时不乏激烈。显然在20年代，废名用力最勤的还是小说创作，写散文只是一时的兴会，也未形成自己的风格。
《语丝》停刊后，在周作人的大力支持下，1930年5月，废名与冯至等人创办文学周刊《骆驼草》。这个周刊以发表小品文为主，延续了《语丝》小品文的路子，只是减少了对世道人心的关怀。经常的作者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梁遇春等人。因为编辑《骆驼草》，废名写作散文的量便多了起来，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体特色。《骆驼草》上发表了他的散文十六篇，带有从前一个时期到后一个时期过渡的特点。少数几篇为杂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闲话》④讽刺鲁迅转向革命文学，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立场变得明确，更多地站在周作人的一边。大多数属于家常体的小品文。他的文章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在态度、语气和用词上与周作人接近。只是不少篇目有充篇幅之嫌，尚未做到意思与文章俱佳。到了1934年在《人间世》上发表的《读〈论语〉》《知堂先生》《关于派别》等较长的小品文，他的散文文体走向成熟。其文体脱胎于周作人的文章，是周氏抄书体散文⑤的一种变体，然而生长在自己的个性里，又有自己的文学资源来滋养，故也摇曳着自己的风姿。周作人的抄书体文章多抄录古今中外书籍，尽量回避直接的议论和抒情，十分讲究含蓄和暗示。抄书的成分在废名文章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他表达自己的体悟和意见更为直接，文情更为显露。
也许《人间世》上的文章还较多地带有周作人影响的痕迹，废名散文成就更多地表现在《世界日报·明珠》上的读书小品。据周作人介绍，1936年冬天，他们深感到开展新的启蒙运动，想办一个小刊物，恰巧《世界日报》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下来，由林庚具体编辑，他和俞平伯、废名等帮助撰稿。不久报社方面觉得不大经济，于1937年元旦又断行改组，致使《明珠》只办了三个月，共出了九十二号。⑥在这三个整月的《明珠》上，周作人发表散文十六篇，俞平伯十八篇，沈启无三篇，废名的文章最多，有二十一篇。时值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借助晚明小品，反对“载道”，倡导言志派文学，所以这一派的小品文在《明珠》上得到一次集聚。
废名在《明珠》上的文章共二十一篇，可以称之为读书笔记体，文情俱胜，代表着其散文的最高成就。文中多谈孔子、陶渊明、李商隐、金圣叹、庾信等。这些文章因为副刊体例所限，短小精粹，写法上除个别篇目外，都是从小处着眼，而开掘得深；追求单纯质朴，又不乏起伏变化。这些文章与周作人的读书笔记体小品一脉相承，也是学周而得周之一体。废名的在境界和趣味上不及周作人的广博，然而体悟则更为专深。他发表了一些精彩的意见，发人所未发，如在《三竿两竿》起首所写：“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为最不可及。”《中国文章》中说：“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⑦这些地方曾得到周作人的表扬。周作人在《明珠》上发表的文章也是同一体式，从文章和见解两方面来看，废名之作整体上超越了老师。周氏的文章在很短的篇幅里抄书过多，文思略显枯窘，令人耳目一新的话也不多。
本文共分4页:[1] [2] [3] [4] 抗战爆发，废名南行后，他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大的变化，其文体也转向质朴明朗。在1946年11月发表的《五祖寺》（作于1939年）一文的附记中，废名介绍1939年秋季他在黄梅县小学教国语，那时交通阻隔，没有教科书，同时社会上还是《古文观止》有势力。于是他想写些文章给孩子们看，总题目叫做《父亲做小孩的时候》。结果却因为只做了一学期的小学国文教师，上课又太忙，只写了一篇《五祖寺》。他表示还想把这个题目的文章继续做下去，其“理想的是要小孩子喜欢读，容易读，内容则一定不差，有当作家训的意思”。40年代后期的《树与柴火》《教训》《打锣的故事》《放猖》等文显然是沿着这个思路做的，从中可闻一个教育者的仁者之声。只是仍不能适合儿童们的口味和理解，情趣不足。而《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三篇》《小时读书》则直接谈自己对教育的观点。《罗袜生尘》《随笔》从命意到文体完全可以视为《世界日报·明珠》上读书笔记体的延续的。而《谈用典故》《再谈典故》《我怎样读〈论语〉》《读朱注》是沿着他在《人间世》上文章的路子走来，但写作态度转趋明朗，对引文往往加以言简意赅的解释。这两类文章的文体在这两个时期里变化不大，表明是废名文章成熟的文体形式。另外，他在《世间解》杂志上还发表了四篇哲学小品。在上述文章中，作者自视甚高，是怀着觉世抱负的。这一点是其文体嬗变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还可以从其文中找见文体变化的许多消息。《散文》是一篇奇特的文章，文本的主体记述他族间的一个婶母，是把收在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里《浣衣母》《河上柳》中真实的素材还原为散文。标题叫《散文》，说明题旨不在于记人，也不在于标明所属的文类，而是要强调一种写作态度，一种面对现实的哲学。此文劈头便说：“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在《谈用典故》中，他赞美曾鄙夷过的宋儒文章不用典故而文字却能很达意。在《我怎样读〈论语〉》中，他又赞美孔子“说话只是同我们走路一样自然要走路”。这种风格不仅见于其散文，他作于该期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简直可以看作自传体的系列散文。文体上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用小品文的笔法来写小说，整个小说像是由一篇篇小品文连缀起来的，重议论，轻虚构、想象，态度平实，循循善诱，有一种诚实、通达的空气。小说中也有这样作者夫子自道式的议论：“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最要紧的是写得自然，不在乎结构，此莫须有先生之所以喜欢散文。”⑧
二
废名的文章是有名的晦涩难懂。周作人曾在《〈枣〉和〈桥〉的序》中，从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角度予以肯定：“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惟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佛教而为现代文明，故其变化较丰富，然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其过在轻纤’，盖亦同样地不能免焉。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我们再看诗坛上那种‘豆腐干’式的诗体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势所趋了。诗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的这个趋势我以为是很对的，同是新文学而公安之后继以竟陵，犹言志派，新文学之后总有载道派的反动，此正是运命的必然，无所逃于天壤之间。”⑨他还称徐志摩、冰心的散文流丽清脆，“仿佛鸭儿梨的样子”，俞平伯、废名的文字“涩如青果”。⑩相比较而言，废名文章的涩味要来得更重。
“涩”是从阅读效果上来说的，换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过的概念来说即为“隔”。对此，废名有言：“近人有以‘隔’与‘不隔’定诗之佳与不佳，此言论诗大约很有道理，若在散文恐不如此，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他又解说道：“我说诗人都是表现自己的，诗的表现是不隔……若散文则不然，具散文的心情的人，不是从表现自己得快乐，他像一个教育家，循循善诱人，他说这句话并非他自己的意思非这句话不可，虽然这句话也就是他的意思。又如我前面所说的，具散文的心情的人，自己知道许多话说不出，也非不说出不可，其心情每见之于行事，行事与语言文字之表现不同，行事必及于人也。”(11)这话如果用来作为散文的通则来理解，并不适合，但视之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周作人一派的散文文体建设的追求，则显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对象的理解。
废名文章的涩味首先来自于其构思和基本的表达方式。先从《关于派别》一文来看。此文谈论的对象是周作人，可大部分篇幅并没有直接写他，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大谈陶渊明诗和《论语》，又让人感到这些地方又是谈周氏的。如谈陶诗引用陈师道“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的话，指出陶诗之长在于“心境之佳”，这其实要说明的就是两者一样都不是兴酣笔落的辞章派。这样的文章往往需要反复读好几遍，才能寻绎出其表意的脉络。这也就是作者所言散文的“隔”吧？文章对周作人为人与为文的评骘有过人之处，非他不能道，然而又不是直陈式的。林语堂在文末所加的跋中也称：“此文自有一番境界，恐非常人所易明白”。(12)这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写法其实也是来自于周作人的。周作人曾在《〈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戏言：“我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13)废名在《关于派别》中肯定这篇文章：“大意是说他的那些不切题的话就不当论文而当论人罢，这里除一个诚实的空气之外，有许多和悦，而被论者（其实并没有被论）的性格又仿佛与我们很是亲近”。
在表意的时候，废名注重暗示和含蓄，而不是把话说得一览无余。如《读〈论语〉》，文章包括三则读《论语》的札记，第一则有云：“愚前见吾乡熊十力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对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很发感慨，说他小时不懂，现在懂得，这个感慨我觉得很有意义。后来我同熊先生见面时也谈到这一点，我戏言，孔夫子这句话是向他儿子讲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位贤明的父亲。”作者后来在1946年发表的文章《响应“打开一条生路”》中再次称赞孔子的这句话。语出《论语·阳货》，是孔子对其子孔鲤说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假如不研习《周南》《召南》，那就如同正对着墙壁站着一样（不能前进一步）。为什么这样说？废名又为什么夸孔子是“一位贤明的父亲”呢？康有为注曰：“为，犹学也。《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男女之事最多。盖人道相处，道至切近莫如男女也。修身齐家，起化夫妇，终化天下。”(14)这样的地方在废名文章中比比皆是，有的地方甚至难以推测。他很少为读者的理解做些铺垫。
废名散文的涩味又与他受禅道的影响关系密切，这是他与周作人迥然不同的方面。周作人曾清楚地叙述过废名知识结构形成的路径：“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述著，这以后似乎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15)朱光潜在谈废名的诗的时候也说：“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16)废名与禅宗有着特殊的机缘。他的故乡黄梅是禅宗圣地，有著名的四祖寺、五祖寺。五祖、六祖均为黄梅人，六祖又在那里受法于五祖。《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样写五祖寺：“那是宗教，是艺术，是历史，影响于此乡的莫须有先生甚巨” 。(17)这其实是废名先生夫子自道。他研习佛经，参禅打坐，渐渐转入了玄学的一路。禅宗和道家都是静默的哲学，强调静观、体悟，不落言诠。
禅道的影响大致可从心境、思路和语言等方面来说。如果说在《骆驼草》《人间世》上的文章还有文学论争的色彩，那么到了《明珠》上的读书笔记式小品，则心境湛然，不为境移，不为物扰，多世外味，隐现着六朝文章中那种常见的隐逸情怀，在30年代现实斗争频仍的时期显得十分另类。禅宗更大的影响还是表现在其思维和表达方式上。废名谈到过自己的艺术特色：“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18)绝句的特点就是简洁和跳跃。我想说，绝句对废名的影响只是造成他文体简洁和跳跃的原因一部分，有些地方则要从禅宗那里寻找了。当然，这不同的影响往往又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禅宗强调打破语言常规，直指本心，追求顿悟。废名文章的思路跳跃，上下文之间缺乏紧密的衔接，从而对读者的阅读造成阻碍。意念跳宕带来的艺术效果是留白，给予读者以想象的空间。他的小说代表作如《桥》，用意象显现意念的跳宕，有时由于跳宕太大，有的地方往往不知作何解。相比而言，其散文的思路要连贯多了，但跳跃依然是其突出的特色。他文章的各部分之间，或一部分各个层次之间，常常减去过渡性的文字，上下文之间没有密实的衔接，但有着似断实连的表意脉络。这样突出了意义的本身，也不免生出几分简洁生辣。《三竿两竿》是要由庾信赋中的用词说明六朝文的“生香真色人难学也”，文章没有分段，前面一半的篇幅谈他对六朝文的追慕，谈六朝文的命脉，后一半则谈庾信。前一半的结尾处谈的是现代的梁遇春，紧接着的后一半开头即说：“庾信文章，我是常常翻开看的”，显得有些突兀。再看他文章中的叙述，《五祖寺》起首云：“现在我住的地方离五祖寺不过五里路，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已经约了两位朋友到五祖寺游玩过了。大人们做事真容易，高兴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说这话是同情于一个小孩子，便是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第二句是从小孩子的角度来说的，与第一句相比，无论从意义上还是从时间上都跳宕很大，而又没有用通常的引导语建立前后句子的联系。
废名的语言也带有禅的色彩。禅宗语言用机锋，求奇警，言在此而意在彼。废名的文章几乎找不见那种超常的、怪异的、灵光一闪式的机锋语，连禅家的话头也少有，但有不少属于禅家一路的“准常语”。张中行指出：“常语和机锋之间，有不直说而可解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准常语’，也属于平实一路。”(19)像上文所引说“具散文的心情的人”的话：“他说这句话并非他自己的意思非这句话不可，虽然这句话也就是他的意思”，包含着对语言本身的怀疑，溢露出禅家的理趣。《树与柴火》：“如果问我：‘小孩子顶喜欢做什么事情？’据我观察之所得，我便答道：‘小孩子顶喜欢拣柴。’”用类似机锋的话，突出一种童心童趣。在《五祖寺》中，大人们带他到五祖寺进香，而把他寄放在山脚下茶铺里，文章写道：“到现在那件过门不入的事情，似乎还是没有话可说，即是说没有质问大人们为什么不带我上山去的意思，过门不入也是一个圆满，其圆满真仿佛是一个人间的圆满，就在这里为止也一点没有缺欠。”“现在我总觉得到五祖寺进香是一个奇迹，仿佛昼与夜似的完全，一天门以上乃是我的夜之神秘了。”介于常语和机锋之间，渗透着一种幽玄的禅意。看到这样的句子，读者很难一眼滑过，而是要逗留琢磨一番，结果也许仍在似懂非懂之间。他在《〈泪与笑〉序中这样写梁遇春：“秋心这位朋友，正好比一个春光，绿暗红嫣，什么都在那里拼命，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燕语呢喃，翩翩风度，而却又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我就不免于想到辛稼轩的一句词，‘倩谁唤流莺声住’，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禅家的机锋往往答非所问，只是用熟语或成句作表示所悟之境的隐语。这里的语言表达方式是禅家的，他对梁氏的文章既有欣赏，又有批评，用成句则避免了简单的褒贬，意在不言中，故而含蓄多致，令人回味。
废名散文的总体风格大致可以简洁朴讷、委婉曲折来概括，这种风格特征直接、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语言上。他是现代在语言追求上最苦心孤诣的作家，对语言的要求甚高，曾批评梁遇春太过文思泉涌，“太不在字句上用工夫”。(20)这种对语言的用心与六朝文人的雕琢有相通之处。
虽然注重语言，但他和周作人一样都不是讲究辞藻的辞章派，而是有一种朴素的作风。他同样喜欢陶渊明和庾信，但接近的是前者文章的平淡，意诚而词达，而不是后者的绮丽。废名在《〈泪与笑〉序》中有言：“我说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秋心年龄尚青，所以容易有喜巧之处，幼稚亦自所不免”。他对梁遇春和在《知堂先生》《关于派别》中对周作人的抑扬褒贬，清楚无误地表示出其在文体和语言上努力的方向。他走的是周作人一派本色的路子。他在《谈用典故》一文中明确地说：“我大约同陶渊明杜甫是属于白描一派。”他追慕六朝文章，由庾信文章的用词，不由得感叹：“真的，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21)在他的文章中闻见不到“生香真色”，但有着普洱茶一样的温润纯厚。
废名语言的简洁朴讷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文言色彩。进入30年代以后，废名的文章的文言成分开始多了起来。这一时期，他的文学资源西方转向传统，特别是六朝和六朝以前的文章。同时，周作人对他的影响也需要充分地估计。这时候，周氏的文章中抄古书的成分多了起来，文风古朴。下面看废名文章中的几个例句。《陈亢》：“陈亢这个人很老实。伯鱼亦殊可爱，不愧为孔子之子，孔子亦不愧为其父。”《〈古槐梦遇〉小引》：“且夫逃墨不必归于杨，逃杨亦未必就归于儒，吾辈似乎未曾立志去求归宿，然而正惟吾辈则有归宿亦未可知也。”《蝇》：“看起来文学里没有可回避的字句，只看你会写不会写，看你的人品是高还是下。若敢于将女子与苍蝇同日而语之，天下物事盖无有不可以入诗矣。”作者多用文言虚词，特别是“亦”、“之” “也”、“矣”之类的语气词和助词，有时也穿插一些文言实词。加上一些文言的成分，那感觉就像经过自然发酵够年头的普洱生茶，退减了新茶的粗青气，陈香悠长，却又新鲜自然。二是自然平淡，不用繁复的句式，没有夸张的表达。30年代言志派的小品文有一个传统的敌人，这就是古文。在废名和周作人、沈启无的笔下，经常直接或间接地抨击古文。废名就多次在文章中反对古文式的做题目，而是强调一种自然的风度。他的文章也迥异于骈体文，——他在《悼秋心》中把徐志摩和梁遇春的文章称为“白话文学的骈体文”，骈体文不免辞藻华丽，句式繁复，表达夸张，这也不合于他的个性和趣味。他不喜欢强烈的表示：“鄙人今日于懒惰之中把拙作拿来检查一下，欣欣然色喜，显然的‘！’这个东西一天一天的减少了。”(22)不喜欢用感叹号，不喜欢强烈的表示，这是他与周作人、沈启无一致的倾向。
废名喜欢曲折委婉的表达。试看一段话：“有一个好意思，愿公之于天下同好。古人盖不可及矣。来者我实在没有那个意思，因为我同他无情。这个意思我也就很喜欢，觉得真正是有得之言。然而劈口说我有一个好意思，尚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几句。那个意思其实只是一句话：我们总要做文章做得好。列位听了恐怕不免失望，这么一句普通的话。然而在我实是半生辛苦才能写这一句有意思的话。”(23)一小段话里包含了两重转折，中间又加入了与主句关系不大的插入语。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诗经·豳风》中的句子，“诵起来好像是公安派，清新自然，其实是竟陵派的句法。（公安竟陵云者，中国的文体确是有容易与别扭之分，故戏言之。即《论语》亦属于竟陵一派。）”(24)曲折委婉还与其文章中的引文有关，引文多，作者又很少解释，使得行文不能像一条清顺的小溪一样直流而下，到这里不免要曲折潆洄一番。
三
废名散文的风格和成就是需要放在周作人一派散文的体系中来看的。阿英曾说：“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一流派的小品文，周作人而外，首先应该被忆起的，那是俞平伯”。(25)俞氏文章与周作人文章在思想和创作观念上颇为一致，然而在质地上属于抒情散文，不同于周作人、废名（1930年代）和沈启无的小品文（familiar essay）。正如李健吾在比较废名与周作人、俞平伯的关系时所言：“纯就文学的制作来看，友谊不能决定它的类属。”(26)止庵在《〈废名文集〉序》中指出：“讲到现代散文，绍兴周氏兄弟是为两大宗师，别人都可归在他们的谱系里，而知堂一派中废名最不容忽视。”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他们的散文与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散文显示了1930年代言志派文学的创作实绩，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1930年代的前半期，是中国小品文发展过程中关键的民族化时期。一大批小品文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梁遇春、丰子恺等，都有意识地进行了民族化的尝试。从这时开始，传统散文的质素开始更多地融入现代散文，受英、法随笔影响的现代小品文更多地吸收了晚明小品和六朝文章等传统文学的有益成分，带来了小品文的繁荣。就废名而言，他从传统的六朝文、晚唐诗、禅道儒那里汲取文学资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废名的文章都不会受到像朱自清、冰心等的散文那样广泛的认可；他的散文世界也不及周作人那样广博，在境界和趣味上要逊色；然而，他创造的小品文的体式在现代散文史上是可备一格的，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①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②《废名文集》出版后，姜德明又补辑了《〈冬眠曲及其他〉序》、《小孩子对于抽象的观念》和《致朱英诞书简》（12封），姜德明：《废名佚文小辑》，《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另外，百花版的《废名散文选集》收有《〈废名小说选〉序》和几篇作者生前未刊文稿，而《废名文集》收的是作者1949年前的作品。
③周作人：《怀废名》，《药堂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④1930年5月26日《骆驼草》第3期。废名在《闲话》这同一名目下发表了四篇文章。
⑤参阅拙作《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01—148页。
⑥周作人：《怀废名》。
⑦周作人：《怀废名》。
⑧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198页。
⑨周作人：《〈枣〉和〈桥〉的序》，《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8页。
⑩周作人：《志摩纪念》，《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5页。
(11)废名：《关于派别》，《废名文集》，150、154页。
(12)废名：《关于派别》，《废名文集》，160页。
(13)周作人：《〈长之文学论文集〉跋》，《苦茶随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0页。
(14)康有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北）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87年再版，451页。
(15)周作人：《怀废名》。
(16)朱光潜：《编辑后记（二）》，《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547页。
(17)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传》，315页。
(18)废名：《〈废名小说选〉序》，百花出版社1990年，143页。
(19)张中行：《禅外说禅》，中华书局2006年，190页。
(20)废名：《悼秋心（梁遇春君）》，《废名文集》，114页。
(21)废名：《三竿两竿》，《废名文集》，175页。
(22)废名：《随笔》，《废名文集》，95页。
(23)废名：《随笔》，《废名文集》，103页。
(24)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196页。
(25)阿英：《俞平伯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出版社1990年，37页。
(26)李健吾：《〈画梦录〉》，《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84页。
废名与六朝文学
2006-07-04 22: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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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上，对六朝文学情有独钟的作家与学者们大有人在，远如章太炎、刘师培与吴虞，次如黄侃、汪辟疆、鲁迅与周作人，以至后来的朱自清、朱光潜、李长之、王瑶等人，皆对六朝文学表现出了深厚的兴趣与探究的努力；但真正将之纳入自己的文化视野以构成有效的创作资源，并于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奉之为圭臬的，似乎只有废名一人。
废名对六朝文学的偏嗜，有其家世背景的因素。如所周知，六朝时期是中国漫长封建史上唯一的一个儒教衰落、佛道思想大行的时期。因其时天下骚动，士人颠连困厄，儒家严肃板正的名物训诂之学，已无法适应乱世的生活，玄言清谈便继之而起，成为一时的潮流：“约言析理，发明奇趣，此释氏智慧之所以能弘也。祖尚浮虚，佯狂遁世，此僧徒出家之所以日众也”。 唐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一诗中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而废名的家乡湖北黄梅，向来是佛道圣地。那里有著名的四祖寺、五祖寺，所以民间修道礼佛的风气甚为浓厚。1936年，废名还写过一篇《五祖寺》的文章，追忆幼年时期外祖母与母亲携自己到寺里进香的情景，虽然因其时年幼而被大人们留在外面，但“过门不入也是一个圆满，其圆满仿佛是一个人间的圆满”，并以为“到五祖寺进香是一个奇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记忆。”一个人从小浸淫于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在人生观念与审美取向上自不免要受到一些影响。这表现在，废名本人一直笃好佛学，具有深厚的佛学理论功底，经常与好友也是一代佛学大师的熊十力在一起辩佛论道，曾著有《阿赖耶识论》一书，自以为高过熊的名噪一时的《新唯识论》。生活中的废名还喜欢静坐沉思，并会像老僧一般打坐入定。二十年代后期，他又在北京西山度过了数年的隐居生活，自言“遗世而独立，微笑以拈花”的境界， 乃素所追求。由此可见，这种文化背景的相似，使得六朝文学于废名很自然地具有了某种亲和感。
然而，废名对六朝文学的最终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师承渊源使然。在现代文坛上，废名是周作人的忠实弟子。他终身服膺周作人为精神导师，推崇其“渐进自然”的人生态度，即使在周氏因附逆入狱的四十年代及建国后人人自危的“文革”时期依然如此，可谓至死未泯。而周作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深受提倡“五朝学”的章太炎的影响，对于六朝文学也一向是称赏有加，声称：“汉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于哪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 1936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六朝散文课，曾为之作课程纲要说明，其宗旨是：“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并加了一段案语：“成忍斋示子弟帖云，近世论古文者以为坏于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人文有为唐人之所必不能为，而唐人文则为六朝才人之所不肯为矣。” 虽称“不必”较短长，但“不必”实乃“不屑”；因为“不能为”与“不肯为”的不同判词，已体现了其人明显的褒贬之意。在此方面，废名可谓是亦步亦趋地遵从乃师。他曾在《三竿两竿》一文里说过：“中国文章，以六朝文章最不可及。我尝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爱好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在其他场合，他还说：“中国圣人有孔子，中国文章有六朝以前”； “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地生长着，诗有晚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在我们现代的新散文里，还有‘六朝文’。” 像这些话语，都得到了周作人的高度赞赏，以为“虽说的太简单，但意义极正确，是经过好多经验思索而得的，里面有其颠扑不破的地方”，并自言“未能如废名之悟道”。
废名对六朝文学的偏嗜，集中表现为他对陶渊明、谢灵运、谢脁、庾信等六朝时人作品的由衷赞赏，并屡致“虽不能至，心向往焉”的叹惋。他十分倾慕陶渊明，以为其诗歌兼具庄严幽美与质朴可爱的特色，“一部陶诗是不隔，他好像做日记一样，耳目之所见闻，心意之所感触，一一以诗记之”，其诗“与《论语》是一样的分量”，其人“诚唯物的哲人也”。在谈及诗文创作时，他往往举陶渊明为例，称“陶诗不但前无古人，亦且后无来者”， 并认为自己“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很象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 1949年后，废名以向青年人弘扬鲁迅为己任，曾经写有《跟青年谈鲁迅》的小册子，其中论及鲁迅的语言特点时，认为“同古代陶渊明有相似的情况”，即都以白描见长 ，因而俱能超脱于各自的时代风气之外而令人耳目一新。在重视陶渊明文学成就的同时，废名也看重其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恬然自适的精神品格。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他借莫须有先生大发议论，认为陶渊明是在魏晋风流之下的真正的儒家，“因为他在伦常当中过日子，别人都是做官罢了，做官反而与社会没有关系。……陶渊明总是喜欢同乡下人喝酒，‘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他是知道农人的辛苦，而且彼此忠实于生活了。”
其实，不独在理论上这样提倡，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废名也自觉地去践行。除却追求陶渊明恬淡自然的语言特色外，他还在作品里精心塑造了一个个桃花源般的世界。诗歌《掐花》里，“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跑到桃花源岸攀手掐一瓣花儿”。另一首诗《镜》里，“我骑着将军战马误入桃花源”。小说《菱荡》里的陶家村，俨然是一个远离尘嚣的桃源世界：“坝上的树叫菱荡圩的天比地更来得小，除了陶家村以及陶家村对面的一个小庙，走路是在树林里走了一圈。有时听得斧头斫树响，一直听到不再响了还是一无所见。”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腊树窠民众对于日本老谈故事，如谈‘长毛’而已，这里真是桃花源，不知今是何世，而空间的距离此乡与县城只不过相隔三十五里”。《竹林的故事》中的竹林,《桥》中的史家庄等，都可以看作是桃花源的现实再现。在废名那里，桃花源不仅是理想世界，同时也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而并非像前人所哀叹的那样“桃源望断无寻处”。这种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乡村世界，成了他美好人生理想的最后寄居所。所以，他对其中古老宗法制度所保留下来的淳厚风俗表现出了毫无保留的歆羡向往之意。那里的人物，都充满了美好素朴的人性。他们恬澹静穆，人与人之间绝少纷争，平和相与；人与自然之间则谐和惬意，浑然一体。《菱荡》里的陶家村人淳厚蔼然、勤勉素朴，《桥》里的史家庄人仁爱和睦、抱朴守真，《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美丽娴雅，《桃园》里的王老大忠厚善良。所有这些，都与废名本人对于世界及对于人的独特认识有着深厚的渊源。当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在看到了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后，废名便领会道，“人生是黑暗的，而人心是善的。换一句话说，狱是黑暗的，心是光明的。” 1931年，废名写有《梦之使者》一诗：“我在女人的梦里写一个善字，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厌世诗人我画一副好看的山水，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自然法则与人伦观念合而为一，不着丝毫的人工痕迹，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废名自觉的美学追求，也是其人生态度的一种体现。
如果说，陶渊明主要是以其素朴真淳的田园诗风与恬淡静穆的人生态度，使废名时存“与我心有戚戚焉”般的感慨；那么，庾信对废名所产生的更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其自然流丽的写作风格方面。废名十分喜好庾信的文章，多次在文章中论及，并向师友弟子们广为推荐。据友人卞之琳回忆：“废名喜欢魏晋风度，……大约见我入‘道’无缘吧，就送过我一本《庾子山集》” 。废名以为，庾信为文既善于用典，又任性挥洒，从而不为典故所束缚。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莫须有先生就说：“我生平很喜欢庾信”。虽然莫须有先生自陈之所以这样说，有向素不喜好新文学的余校长“投机取巧”的意味：“这一来表示他不是新文学家，因为他喜欢用典故的六朝文章”，但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废名的夫子自道。因为莫须有先生接着还将庾信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称：“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不过莎士比亚是以故事人物来表现自己，中国诗人则是以词藻典故来表现自己，一个表现于生活，一个表现于意境。表现生活也好，表现意境也好，都可以说是用典故，因为生活不是现实生活，意境不是当前意境，都是诗人的想象。”这些都与废名本人平素对莎士比亚与庾信推崇备至的文学趣味相符。废名对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所提出的“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趣”式的写作方式颇富好感。庾信的文章在他看来，恰好最投合他这一方面的脾胃，即看似“乱写”而生香真色自呈，所用典故都恰到好处，令后人难以追摩。在谈到庾信《象戏赋》中的两句话“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时，废名还说：“我最佩服这种文章，因为我自己的文章恰短于此，故我佩服他”。他称赞亡友梁遇春为“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 认为其散文写得不仅洒脱自如，而且葆有那份出自性灵的天真，是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所谓“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的”。 在《中国文章》里，他指出：“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都令我喜悦。‘月逐坟圆’这一句，我直觉的感得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样写。杜甫咏明妃诗对得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是从庾信学来的，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了。”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对庾信《谢明皇帝丝布等启》篇末“物受其生，于天不谢”一句大加赞叹，以为是“中国文章里绝无而仅有的句子”，“完全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写法”，“如此应酬文章写得如此美丽，如此见性情。”因为激赏庾信，故将其与莎士比亚并称，而言下对杜甫便颇含不敬之意。写于四十年代末的《再谈用典故》一文甚至以为：“无论怎么说杜甫的典故是来得非常之慢的，较之庾信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六十年代以后的废名再次谈到杜甫与庾信时，又说：“庾信的思故国，集中于《哀江南》一赋。但杜甫的积极奋斗的精神却是庾信所完全没有的”。 但那是当时现实主义至上的时代风气使然，未可视为其由衷之言。这里面都可以见出废名独特的审美趣味，亦可以见出其独特的个人性情。
除却陶渊明、庾信而外，废名对于谢灵运也颇富好感，谢氏《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其多篇诗文里被反复征引。像谢灵运一样，废名热爱自然山水，并在作品里不吝赞辞。“既然废名小说人物的美好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山水的钟灵毓秀，那么自然风景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的位置就可想而知了”。 《菱荡》里的陶家村，茂林修竹，绿水环绕。《竹林的故事》里，青翠的竹林、碧绿的菜畦与潺缓的流水交相掩映。《初恋》里的后园有一棵扶疏的桑树，紫红的桑葚像“天上星那样丛密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人物活动的背景，也隐含着废名写作命意的旨趣：由山水的清丽可爱，映衬出人物的清纯可亲。废名喜好自然山水，尤为喜好树。所以，他许多作品的题目，即以树为名，如《竹林的故事》、《河上柳》、《桃园》以及《桥》里的《棕榈》、《桃林》等。他在《散文》里说：“我看着树常常觉得很奇怪，仿佛世间的事一点也不假，它本来是一个插枝，栽下去了便长大了，夏天里有许多人在它下面乘荫，莫非梦也夫？”《浣衣母》中李妈的门口“有水有树，夏天自然是最适宜的地方了”。《河上柳》的陈老爹“老是蹲在柳树脚下，朝对面的青山望，仿佛船家探望天气一般”。《鹧鸪》里，一开始的场景便是“四五株杨柳包围两间茅舍的船埠立在眼前了。”在《莫须有先生传》里，他借莫须有先生之口，赞美孤路旁边的五棵大树：“这五棵树都多么大呵，所以我远而望之以为是狼哩。唉，鹞鹰飞在天上，它的翅膀遮荫了我的心，我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树，干多么高，叶多么绿，多么密，我只愿山上我的家同这路上的大树一样”。另外，他还专门写过两篇《树与柴火》及《陶渊明爱树》的短文。在《树与柴火》里，他说：“我觉得春天没有冬日的树林那么的繁华，我仿佛一枚一枚的叶子都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了。冬日的落叶，乃是生之跳舞。”在《陶渊明爱树》里，他以为陶渊明“大约是对于树荫凉儿很有好感，自己又孤独惯了，一旦走到大树荫下，遇凉风暂至，不觉景与罔两俱无，惟有树影在地”。这里又何尝没有以己度人、同病相怜的意味。废名写作时，胸中有树；读者阅读他的作品时，也自然树在胸中。周作人评价他的《竹林的故事》说：“我不知怎的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荫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荫下的时候” 。卞之琳也说：“他的小说里总常见树荫，常写在树荫下歇脚” 。在废名的作品里，树与水构成了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也是人物精神品格的一种表征。他们像树一样的坚韧、执着，长年固守着一方土地；也像水一样的清纯、明净，永远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对于六朝文学的心仪，也造就了废名独特的语言风格。其特色是简洁明快而平中见奇，灵动跳跃又充满韵味，虽不事华饰却自然典雅。例如《桥》里的小林说“我常常喜欢想象雨，想象雨中女人美——雨是一件袈裟”，《碑》中“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阵云，遮得放马场一步一步的小”，《桃园》里“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菱荡》里“野花做了她们的蒲团，原来青青的草她们踏成了路”，像这样的句子，空灵奇僻，又秀逸典雅，几近神来之笔。以前有人认为这是废名接受了欧美意象派文学的影响所致；其实，与其说它是西方现代意象诗派在中国的附生物，不如说它依然是对中国古典诗文传统的遥远回应。这种以简洁素净之语言，抒写古雅幽僻之情趣，以达成平淡朴讷之风致，固然是废名之长；但若运用过火则亦有所失，例如废名有时就将六朝诗文直接嵌进现代语言里，形成了一种古今杂陈的特殊语言格式，像“莫须有先生欲辩已忘言，愁眉莫展殊是好容颜”，“刽子手可以一刀要人命，而生命之河大江流日夜”，“可爱的女郎呵，上帝的音乐呵，园柳变鸣禽呵”（《莫须有先生传》），“洗衣在她们是一种游戏，好像久在樊笼，突然飞进树林的雀子”（《浣衣母》），“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桥》）等等。这些句法虽新奇脱俗、不落窠臼，但用到极处，却佶屈晦涩，不免有生造硬做之嫌，且与作品的整体意境显得扞格不入。
六朝文学在铸造了废名独特的写作品格的同时，也给其本人的人生态度濡染上了浓重的六朝色彩。正如其自称为“厌世诗人”一样：因为“厌世”，所以不免虚无而恬淡寂寞；又因为是“诗人”，故而又自然以纯任天真。无论是莫须有先生感慨“我是这样的可怜，在梦里头见我的现实，我的现实则是一个梦”，还是《桥》里的细竹沉吟“人生如梦倒是一句实在话”，都可以看作是废名本人人生观的某种表白。朱光潜说：“废名先生富敏感的苦思，有禅家道人的风味”， 是既论其人也论其文。废名认为人生虚无荒诞：“世界的意义根本上等于地狱，大家都是来受罪的”；然而，人并不因此即陷于悲观，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把枷锁去掉，人唯有自己可以解放，人类的圣哲正是自己解放者，自己解放然后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正是从束缚来的，所以地狱又正是天国”。 他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特定的气质，即不问外界环境的横逆穷通，皆无可无不可地随顺自然、自得其乐。在那个自足封闭而又抒情诗化的古老世界里，他们尽着一己的本分，也随顺着自然的天性。以故，周作人曾指出，废名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确，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浓郁的诗意，那是一种我们从六朝人的诗作中经常可以品匝出的自然清丽，而非唐诗的雄浑精严与宋诗的萧散疏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废名认为“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 ，但他在作品中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多次写到了死。在废名的笔下，死并不具惨烈或悲壮的意味，而往往是那么地不经意：就好像一件美好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蚀、消失，一个可爱的生命也是渐进地走向了毁灭。《浣衣母》里酒鬼李爷在“家运刚转到蹇滞的时候，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酗酒的哥儿在李妈的诅咒下“终于死了”, 驼背姑娘也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死了”。接踵而至的死亡，似出突然，却又是那么的自然。《竹林的故事》中“绿团团的坡上，从此也不见老程的踪迹了”，死亦显得平平淡淡、无声无息。由于作者这种近乎不动声色的冷静处理笔法，悲剧性的东西被冲淡了。死亡成了一个安闲的人生解脱方式。它不再是一杯难以吞咽的烈酒，更像是一盏清茗。废名曾写过《死之beauty》的一篇长文，赞美古埃及艳后Cleopatra，“她的死相就是一个睡貌。”《桥》里的小林喜欢看坟台，并以为“‘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这实际上都来源于废名个人的经验与感受，如他在《打锣的故事》一文里所说，“我是喜欢看陈死人的坟的，春草年年绿，仿佛是清新庾开府的诗了。”又说：“憧憬于一个‘死’的寂寞，也就是生之美丽了。”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了陶渊明式的那种旷达自然的人生态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指出，废名早期的作品“以冲淡为衣”，到了后期，由于“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而不免“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 这自是确评。但无可否认，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所独具的艺术特色，开启了一种新的创作传统。那就是，现代抒情诗化小说在其沾溉之下，蔚然自成一派：“从思想方面说，老庄哲学，六朝文士的狂放习气，陶渊明、王维的隐士作风，直至现代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软弱性等等，形成了作品的浓厚的民族情调。从艺术形式方面说，它们吸收了中国古典散文、诗词、小说的营养，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 现代作家沈从文、何其芳、师陀、孙犁与当代作家汪曾祺、贾平凹等人，都曾言及从废名这里受惠良多。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种“废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在对待传统方面，我们如何不仅于理论上而且于实践中真正避免那种自“五四”以来简单化的一味拒斥的态度。中国的古典传统毕竟是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根系。它不应当只是书斋里的学者们进行考校比量式的研究时的琐碎材料，而是依然充满活力并可以随时借取的有效资源，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生命的有机体。就像一件长久沉埋于地下的金缕玉衣，只要拂去历史的风尘，便依然熠熠生辉。现代人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其抉幽发隐的猎奇心理，而应灌注新鲜的血液于其中，努力使之实现创造性的现代生成与转换。可以说，废名对于六朝文学的吸收借鉴，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明的个案。（原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2期）
『散文天下』你一定要读废名
作者：吴昕孺 提交日期：2007-5-17 16:20:00
１，为什么叫废名
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０日，一个叫冯文炳的年轻人在日记中写道： “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这段话看似平常，却包含着一个很大很深的心灵世界。冯文炳为什么突然要变成“废名”呢？看他话的意思，并不是随意地取个笔名，而是用废名彻底取代了冯文炳。果然，废名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文炳”则如阳光照射下的影子，葡伏于地，悄悄跟在作家废名的身前身后，不为人所注意。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２５岁、正是个人日渐成熟的时候，如此郑重其事地改名，那必定不是将名字仅仅当作一个符号来用，而是在这个名字中寄寓着自己的人生感受与内心追求。
从废名这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若干端倪，从１９２２到１９２６年四年间，尤其最近那一年，他“蜕了不少壳”。那这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像蛇一样蜕变了呢？没有什么大事，但在他身边积累的许多小事，不断冲击着废名极度敏感的内心。一是乡愁，包括创作，很多时候都是乡愁的结晶；二是他最敬佩的两位老师失和，他必须进行选择；三是母亲皈依佛门，使本来好佛的他更加虚幻。
废名１５岁离开老家黄梅，到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接触到新文学，被新诗迷住。毕业后，他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大胆写信给当时的文坛大佬周作人，附上自己的作品。１９２２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班，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正式走上文学道路。
在武昌时，离家近，乡思不觉，只好比是溜出童年的地盘，到隔壁少年的房间里好奇地窥视；一到北京，乡愁就仿佛菱荡里的深水，唧唧地响个不停，像是一个一个声音填的。他知道这回自己真是一个旅客了，“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么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颇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枣》）
是呵，青年总是痴的时光，狂的时光，如火如荼又如水如雾的时光呢。对废名尤其如此，他在北方的干地与长夜，想家乡明媚的风景和美好的女子，他连续写出《柚子》《半年》《阿妹》这样的篇什，在这些文章中频频露面的母亲、姨妈等，都是废名儿时生活中最重要的女性。
柚子是他曾经朦胧暗恋、并一直关注着的表妹。《半年》回忆养病期间与新婚妻子芹之间的互相逗乐。阿妹是他最小的妹妹莲，生下来就要被送出去，是他以答应“洗尿片”为代价让妹妹留在了家里，一个聪慧懂事的小女孩七岁那年死于肺痨。虽然有贤惠的妻子陪伴，但柚子境遇的不堪和阿妹的死所引发的悲伤，成了废名童年的底色。“我无意间提起柚子，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接着两人没有言语，好像一对寒蝉。柚子啊！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柚子》）“阿妹的眼泪是再多没有的，哭起来了不容易叫她不哭，自己也知道不哭的好，然而还是一滴一滴往下掉。”“阿妹见了我，不知怎的又是哭！瓜子模样的眼睛，皲裂的两颊红得像点了胭脂一般，至今犹映在我脑里。”（《阿妹》）
废名自己也是多病之身。六岁时，几乎一病不起；读了五年中学，三年半是病，最后的夏秋两季，完全住在家。废名虽然直到１９３０年前后才真正开始钻研佛学，但湖北黄梅本是佛教禅宗的重镇，他对佛禅一派耳濡目染，渐会于心。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徒五百人，定居三十年，垦荒耕种，劳动吃饭，是禅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五祖弘忍是土生土长的黄梅人，幼年发机，直抵性空之道，乃大法器。五祖寺是废名儿时的神往之地，却终未能去成，他有次大病初愈后，家人把他带到了山脚下，他们上山为他进香祈愿，让他一个人孤伶伶在山脚茶铺等着。他大了以后，三次游寺，１９４６年他在县中学教书，校址一度就在五祖寺山脚，他每每沉醉于“四围山色中，一围残照里”的美景中。
废名对佛学止于听闻和研究，他不是佛教徒，也不会成为佛教徒。这一方面因为黄梅禅宗属于革命派，豁达开放，勤勉务实，废名亦受此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废名性格上是较激烈的人，“我同平伯大约都是痴人，——我又自己知道，是一个亡命的汉子”（《〈古槐梦遇〉小引》）知交俞平伯讲他“性子太急，往往按捺不住……急欲达意，便免不了显出热的样子来”。有一回，废名在家里和他哥哥吵架，他哥哥生气地说：“我看你文章非常温和，而性情这么急躁！”这种性格不会让废名走到泯心息虑的佛门里去，然而，他无法阻止母亲的皈依。
废名对母亲的忆念很深刻，他儿时的生活总是母亲在照顾着。他对父亲的印象较为淡漠，当然这种印象是一个懵懂少年的印象，他在写《毛儿的爸爸》时就隐含着对别人家爸爸的向往。其实，在当地劝学所担任视学的父亲是他们家道中心的关键人物，但他公务太忙，无暇顾家。而母亲这个家里的大媳妇，不知什么缘故，不能让公公（废名的祖父）满意，她身体不好，家务繁重，生了五个孩子早夭两个，备受家族和长辈冷落。笃信佛教的她毅然决定在家修行，取法号还春师太。
散的散了，死的死了，空的空了，正如《红楼梦》里所言，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废名的大地还不是白茫茫，他有妻儿，有文学。为了彻底与过去告别，他想改名，而后索性“废名”，认真地玩味起人生的种种虚幻来。
至于他在两位老师之间的选择，留待稍后分解。
２，狂放与隐逸
废名的狂是出了名的。有很多关于废名狂的故事，耳熟能详。比如，他和熊十力是老乡、好朋友，但一个以佛自居，与己不合者即是谤佛；一个恃才傲物，自号“十力熊菩萨”，在学术问题上便经常龃龉争吵。一天，废名在熊家与熊十力穿着单衣单裤，讨论东晋高僧僧肇的学说，免不了一番争吵。两个人越争声音越大，突然没有声音了，旁人一看，原来两人扭打在一块，脖子都被对方的手卡住，发不出声来。一会儿，废名气哄哄地出门回家了。换了一般人，还不恩断义绝，日后待我挑你学术的脚筋、泼你人格的污水。好在废名没有生活在当代，他们不怕丢面子，敢于拿出抱腰摔腿的三脚猫功夫，却学不会那些落井下石的阴损暗招。第二天，废名又乐呵呵地来熊家喝茶聊天。最好朋友兼最佳对手是人生轩轾的最高境界，是惺惺相惜的不朽佳话。
１９４３年，废名父亲去世，请熊十力撰写碑铭，熊十力赞曰：“无奇可称而实下之至奇也。”寻常人家，无奇可称；而忽忽冒出废名这样的顶尖人才，不亦至奇乎！可即便如此，废名对熊十力的很多观点还是不卖账，熊十力送他一本刚出的新书《新唯识论》，废名看了大不以为然。他花三年功夫写成《阿赖耶识论》，匡谬熊十力，捅破进化论。阿赖耶识，又称藏识，是印度佛教唯识宗的基本教义，所谓唯识就是世界和自我仅为心的综合。藏识内在于世界所有的现象中，它与种子相似，而由藏识派生出来的现实现象就好比果实。因此，藏识包含了一切将要形成的事物。熊十力认为，万法唯识是对的，但现象和事件不由藏识派生，而是本体的自然呈现，本体与现象不二。废名反感这种形而上的玄学立场，那时他正住在老家，他认真观察农夫播种以及种子生成植物、结果的全过程，他打了一个很妙的比喻：“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如流水之波，而阿赖耶识如水流。”没有水流，何来流水之波呢？
废名对自己这部书非常有信心，他在前言开篇就说：“世间无人比我担负了更艰难的工作，世间艰难的工作亦无人比我做的更善巧。”１９４７年，废名对僧人一盲说：“我的话如果错了，可以让你们割掉舌头。”两年后，马克思主义占据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废名把《阿赖耶识论》兴冲冲地拿给刚从国外回来的卞之琳看，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他的很多名学生，如汤一介、乐黛云等都曾回忆废名在讲台上的卓言异行。比如，他给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劈头便说：“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首先他肯定了《狂人日记》，然后自信他是《狂人日记》的超级读者，他有非凡的再创造力。“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应’和‘共鸣’。４９年后，这样的课当然难于存在，听废名先生课的人越来越少，他曾讲得十分精彩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终于因为只有三个学生选修而被迫停开了”。（乐黛云《我在北大中文系——１９４８》）
废名的狂决不是轻狂，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表现为一种坚定的学术操守和人格风范，表现为敢于对不符合自己内心原则的事说“不”。即便与他情同父子的周作人，任伪北大校长期间，曾写信请他回北大任教，他没有答应，宁愿在黄梅教初中生。当初，在刚硬的鲁迅和温婉的周作人之间，他毅然选择了温婉的周作人；现在，在儒师周作人和汉奸周作人之间，他断然拒绝了汉奸周作人。这才是特立独行的废名。
废名在北大任教期间还拒绝过另一位汉奸胡兰成。胡兰成的才气也是很有名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废名，提到佛经的美在中国诗词中都有。废名回了一信，说“佛理宁是与西洋的科学还相近”。胡兰成见废名当自己幼稚，只好息了结交之念。能与熊十力掰腕子的废名怎么会瞧得起胡兰成的小聪明？我读过胡兰成的《禅是一枝花》，粗浅如同儿戏，要是给废名瞅到，不痛骂他一顿才怪。
狂放必为世所不容，狂放必寂寞孤独，“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是社会生活的铁律。狂放者如果没有隐逸之心，就会在社会政治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废名便有一颗隐逸之心。
在身体安顿上，他隐于偏僻之地，从１９２７年冬天开始，他卜居京郊西山的正黄旗村，写出了代表作《莫须有先生传》；抗战期间，他因母圆寂返乡，索性携家人住到城外，奔波流徙近十年。
在职业生涯上，他安于教席讲坛，在北大上课，很少去参加那些轰轰烈烈的文学活动。他最大的文学活动是在恩师周作人指挥下，与冯至一起创办《骆驼草》杂志，但仅办了半年即因冯至出国而停刊。住在黄梅乡下时，他同样拿起教鞭，认真敬业地教授着中小学生。教师是废名一生的职业。
在文学创作中，他更是没有附和能带来大红大紫的杂文、幽默小品和鸳鸯蝴蝶派，而是独辟蹊径，披开政治的风云和运动的帘幕，拐入一条曲径，悠悠踱进另一片幽胜，那里有明媚的山光水色，有纯真的孩童稚女，有浓郁的佛理禅昧。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废名如春水秋月的才情，深会自然的真趣，用隐逸的身影铺展开一片诗画般的化境。
但废名的隐不全然是出世的，他总有入世的思想。废名是一个有着积极人生态度的人。他把北京西山的居所命名为“常出屋斋”，一点也不自闭；住在黄梅乡下，时有日军进村骚扰，废名多次挺身而出，力救百姓，受乡邻称颂不已。在黄梅初级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他三度为毕业生的同学录作序，言辞恳赤，垂诲殷殷，可见其深切婆心，如“天下事的价值都不在事的本身，在乎做这事的一点心，便是敬其事之心”。即便在北京那样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废名也是热心的，周作人、俞平白、梁遇春、程鹤西、朱英诞、林庚等无论名家，抑或新手的著作里，都留下过他的序跋。就像废名狂放在隐逸里，其隐逸在狂放里一样，他的热烈常躲在冷傲的后面，其冷傲往往只是热烈的一道屏风。
３，打通文体界限
废名在北大读的是英文系，这使他深入领会了外国文学的精华，如莎士比亚、哈代以及俄国小说，后在周作人推荐下，读了《唐吉诃德》。相比而言，废名的整体文风受哈代影响最深，辞语简约，描述细腻。他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了文法。
中国古典文学仍然给予废名最丰富的营养，他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庾信、李商隐和杜甫，如果只列前三名，杜甫就会落选，可废名不管这么多。他写了一篇《杜甫与陶渊明》，放肆夸赞杜甫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那里有他的反思，但我觉得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因为他批判陶渊明身上的“隐逸”气，而这正是他本人所具有的。他这种自我否定并不能全部归于觉悟，而只能说是一种妥协。陶渊明的隐逸同样是和人民在一起，他的作品同样反映了当时的草根生活，只是他无缘经历安史之乱而已。这一点废名心里清楚得很，但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是１９５６年，杜甫必须是“人民”的诗人。
陶、庾、李、杜是四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大诗人，要把这四人的特质精华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并独出机抒，非大才莫能办也。废名做到了这一点，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为无数人津津乐道的“废名风”。
废名风的最大特征就是打通文体界限。现在大家公认废名成绩最突出的是散文，其实废名自己专门写的散文大多是些读书和序跋文字，而其他被评论家们拨入散文一类的，他全是当作小说写的。如果按废名的意思编他的散文集，那必是薄薄的一册。废名的创作是横冲直撞，毫不讲交通规则的。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我们来欣赏废名小说的绝句美：
“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洲》）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同上）
“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芭茅》）
“他走在和尚前，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阵云，遮得放马场一步一步的小，渐渐整个的摆在后面。”（《碑》）
“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菱荡》）……
相反，废名写诗主张散文化。这样一来，他的作品是小说，还是散文，还是诗歌，真的让人搞不清了。因此，很多人觉得废名的东西“涩”，涩一方面是陌生，没见过这样写的；另一方面是难懂，小说写得像绝句，跳跃性该有多大呵，读者得跟着节奏跳，一些地方没跳得过去，就不懂了。
这样把文学体裁不当回事，弄得模糊混乱，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是拓展了文体空间，不让它们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然后是让各种文体取长补短，比如用绝句的办法写小说，小说便会清丽、简约，留给读者更多的阅读空白，小说的意义便不会拘于一格，而是在读者的视野里五彩缤纷。诗歌的适当散文化，可以减少用典，稀释诗歌浓度，变化诗歌的固有节奏，从而突出诗眼，取得更好的震撼效果。如《鸡鸣》：
“人类的灾难／止不住鸡鸣／村子里非常之静／大家惟恐大祸来临／不久是逃亡／不久是死亡／鸡鸣狗吠是理想的世界了”
这或许是口语诗的发端了。把诗句分开，每一个都是散文化的句子，但凝聚成整体，尤其是最后一句画龙点睛，诗歌的艺术冲击力顿时成倍增强。
诗歌散文化不是让它散，而是使它更好地凝聚。“散”不是敷衍，不是敷衍成篇，而是像暴雨之前的滚雷，做好铺垫和渲染，真正出精神、出力量的地方，还得诗来说话。废名在《谈新诗》中强调诗歌内容的充实，他的诗作中有些句子分外夺目，比如“灵魂是那家人家的灯么”“思想是一个美人”“灯光里我看见宇宙的衣裳”，但这些句子并非劈空而撰，而是前前后后有了足够的烘托，早已呼之欲出了。
有人认为废名的诗歌近于禅诗，这种说法很牵强。废名有隐士风，好佛禅，因此评论家想当然他的诗歌沾了禅的光。其实，废名诗歌创作时从未考虑过禅诗一格，在他精彩的谈论新诗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到佛禅。诗歌中有些隽永的禅意，没读过禅书的人也能做到，因为禅意本就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东西。而中国历史上的禅诗，则有着强烈的义理风味和玄学气息，如寒山的诗：“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穷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在废名的诗集中，极少找到此类诗作。
４，跟青年谈鲁迅
据青年书生眉睫考订，废名是在１９２１年读了周作人的《小河》后，有了跟周作人写信的冲动。同年１１月，他们取得联系。１９２２年废名考进北大预科，他写的小说引起陈衡哲、胡适、周作人的关注，周作人戏言，如果废名出小说集，答应为他作序。这句话更像一句预言，后来废名出的著作几乎都有周作人的序言。
废名当时最喜欢胡适、周作人、鲁迅的作品，特别是周氏兄弟。他１９２３年９月首次拜会周作人。直到１９２５年才第一次见到鲁迅，这一年他们相见两次，废名说，第一次非常愉快，后悔自己来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好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但废名对鲁迅一直是很尊敬的。他曾是鲁迅主持的《语丝》杂志的重要作者。１９２４年，周氏兄弟失和，对废名有极大的心灵冲击，虽然表面上一时还看不出来。这年４月９日，废名为《呐喊》写了一个短评，发表于４月１３日的《晨报副镌》。废名说，《呐喊》里最合自己脾胃的是《孔乙己》。这篇文章被台静农收入《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对废名的这篇文章也比较认可，他在１９２６年８月８日给韦素园的信中，专门提到要送两本书给废名。
１９２７年，废名在致陈伯通的信中谈到对鲁迅杂文的感受：“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表现他自己，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在同一封信中，他着重赞赏周作人“人格的健全”，并提出“两个凡是”：“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虽然１９２９年５月，鲁迅从上海来北京探望母亲，废名专程去寓所拜访鲁迅，但他在周氏兄弟之间的选择已露端倪。这次见面也成为他们最后的相见。
废名对鲁迅态度的改变，在他看来，是由于鲁迅自身的改变造成的。他敬佩“呐喊”和“彷徨”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是一个孤独者，其思想的深刻和清醒足以代表辛亥革命那个时代。但他不认同后来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他认为这种战斗反而是鲁迅不甘寂寞的体现，“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他开始不孤独了，不是如临大敌，就是前呼后拥。他不明白鲁迅这样一位愤世嫉俗者为什么会成为“多数党”，成为大伙儿竞相恭维求宠的对象。１９３０年初，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废名觉得鲁迅占山为王了，终于忍无可忍，以丁武的笔名在《骆驼草》发文，指出鲁迅、郁达夫组织所谓左联，是“文士立功”，有政治野心，属“丧心病狂”之举。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废名在《人间世》发表文章《知堂先生》，倾心于周作人“令人可亲”的“中庸之妙”。鲁迅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批驳废名的文学观，并将他的笔名顺带着讥刺了一番：
“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废名与鲁迅都是才高八斗之士，也都是热肠沸涌之人。然而，废名因佛禅文化的浸润，创作对于他来说，是怡养性灵的修行，好比他热衷的趺座；鲁迅则受留学日本那段经历的影响，文字是他扔向敌阵的投枪匕首，一如他习惯性的横眉冷眼。他们自然走不到一起。以废名的才情，却研禅论佛，不做时代和社会的弄潮儿，鲁迅唯有痛之惜之；而以鲁迅的大气，不将自己彻底的孤独化成传世之作，却东批西揭，聚众吆喝，废名亦唯有痛之惜之！
事实证明，在社会的政治化面前，这两者都走不多远，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文人而不是政客。鲁迅的孤独是中国文人最大的孤独，以致于在他之后，聪明的文人再没人愿意钻进那种孤独里去。１９３６年鲁迅去世成全了他的旷世孤独，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活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仍然当他的旗手，抑或仍是一名斗士？供奉如神，还是迫害致死？任何假设都是无效的，中国新文化里一颗绝无仅有的孤独种子，因为死亡而得以保存和不朽。这是新文化的幸运呢，还是它的悲哀啊？
碰巧，废名活到了六七十年代。１９４９年之后，鲁迅在遗像上依然面不改色地统领着中国文坛，政治需要和文化误读使得死亡的幽灵更加活跃——他已经被活人操纵。通过修身养性和时代熏染，早已由狂士变成儒师的废名出版了一本书《跟青年谈鲁迅》。这是废名著作中最少被人提及，但应当是最引起关注的一本，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洗澡”之后的“新生”，最后全国所有文人齐聚“鲁迅”旗下，个性统统被无情地稀释与取消。废名说：｀
“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不是鲁迅先生生前给我的。是鲁迅先生死后，是中国已经解放了，有一天我感到受了鲁迅先生很大的教育。”
这一句平淡之语饱含着沉痛与悲凉。废名生前为鲁迅写过评、得到过赠书、登门拜访过、论战过等等，偏偏得到鲁迅先生的教育是在他死后！曾经狂放的废名，修身养性的废名，不管以前是如何样的废名，都得变成认识到“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是不分离的”废名；而即便是这样的废名，也没能逃过１９６７年的浩劫。
废名的侄儿冯健男先生在谈到废名与鲁迅的关系时，不太认同把废名看成诗化小说的开创者，而认为开创者、拓荒者只能是鲁迅，“小说的诗意、多种多样的写法以至于乡土气息，也是鲁迅开创的。鲁迅的创作启迪和滋养了我国现代一批又一批作家，其中包括了冯文炳——废名”（《冯文炳选集》编后记）这或许是健男先生站在冯门角度上的低调自谦，但这种把鲁迅推到“文学集大成者”的做法是对鲁迅最大的误读，是对中国文学最大的毒害。我想，九泉之下的废名先生，是不会首肯的。
５，如梦的真实和梦的真实
废名有一句名言：“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这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废名是个唯美主义者，虽然出入禅佛，但美才是他至高无上的宗教。他希望人生如梦一般的美，但那一种真实始终只在他的梦中。
“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
我在男子的梦里
写一个美字
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
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梦》）
１９２２年，废名怀着新奇和自信来到北京。他很幸运地成为名师周作人的门下弟子。周作人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在他穷困的时候让他住进自己家里。１９２５年，废名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这套丛书的体例上没有序言，可周作人破例为废名作了序。鲁迅和周作人主持《语丝》期间，废名在《语丝》发表了长篇诗化小说《桥》，一跃而为语丝派重要作家；在鲁迅、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他像风雨中的海燕，显出矫健风姿。这段日子，废名享受到了他文学生涯难得的一段“梦的真实”。
但好景不长，周氏兄弟决裂，废名开始偏向周作人，渐成周作人的私淑弟子。１９２６年６月，废名在日记中写道：“我近来本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得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上踏。又莫名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住在八道湾的“人格健全”的典范周作人会在抗战期间附逆日本人，沦为汉奸。虽然拒绝了伪北大校长周作人回校教书的邀请，他心海的波澜却无法平息。一方面，他相信恩师，感谢恩师；另一方面，他深为恩师的堕落感到羞愧。他只有无言，在僻远的乡间独自咀嚼着寂寞和清苦。１９４６年，废名经南京到北平，借叶公超的关系，探望了狱中的周作人，给四面楚歌的周作人以无限安慰。但对这次会见，废名依然保持着沉默。他默默地坚守着这份师生之谊。
全国解放，废名和周作人都留在了大陆。新的时代让废名有新的踊跃、新的向往，他用一颗孩童般的心来拥抱这个新社会、新时代，他渴望能从此陶然于新时代“梦的真实”里。他甚至向卞之琳炫示，他的《阿赖耶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但“如梦的真实”继续向他展示残酷的一面。１９５２年，废名在北大因受排挤被下放到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他在学生面前慨叹：“如今我已不能指导你们了，对于国家，我觉得很悲观，讲理也讲不清，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来访者说：“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这里并不需要我，半年多没有给我分配工作。你们把我扔了，下面还不把我扔了，像破抹布一样。”一扔十五年，废名在吉林大学讲杜甫，讲诗经，讲美学，同时还要讲鲁迅。此时，任何讲述都已不能遵循自己的内心了，比如３０年代他在黄梅乡下小学给学生们讲的：“鲁迅其实是孤独的，可惜在于爱惜名誉，也便要人恭维了，本来也很可同情的……他写《秋夜》时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写散文是很随便的……”而现在必须这样讲：“我过去以为我懂得中国文学，其实很不懂得，不懂得屈原，不懂得鲁迅，怎么配说懂得中国文学呢？要懂得屈原，懂得鲁迅，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不是分离的。”
不久，废名出版了《跟青年谈鲁迅》一书。周作人读后，给废名写了一封信。废名读着信，只说了一句“周先生觉得我写得不对”，旋即黯然神伤，好几天不言不语。
接下来十余年，对周作人和废名来说，都是一场恶梦。尤其是文革发生后，废名被封为“反动学术权威”。革命小将为了买纸笔写大字报，常向他要钱；住房也被人强行占用数间。１９６５年，检查出胃癌。第二年５月，癌细胞已扩散。１９６７年８月底，废名的儿子冯思纯接到“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遂乘飞机由北京赶回家。“到家后，见父亲躺在床上，面黄肌瘦，腹部已化脓、溃烂”。一周后，废名离开人世，死前喃喃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到它的结果，我是很不甘心的。”而在此前四个月，周作人已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都说人生如梦，可废名感受不到“如梦的真实”，他便只有在“梦的真实”里偷生。他自己经受着人生一个长长的恶梦，却用一支生花之笔，留下了一个个梦的“美”和“真实”。没有什么是不真实的，包括美与丑，包括梦与人生。
６，你一定要读废名
在新文化运动的浩浩星空中，废名是一个独特的星座。他在现代喧嚣的云层中，散发着寂寞的光芒。这种光芒不像火焰，恣意地燃烧，焰苗凭风不断腾空而上，烘烤得周遭万物都像要跟着燃烧起来；相反，这种光芒是内敛的，它把万物的光华慢慢聚拢来，聚成梦幻般的姿势，再一点点注进它们空旷的内心。
所以，江湖俗客不要读废名，心里被琐事塞满的人不要读废名，喜欢高头讲章和高声大叫的人不要读废名，附庸风雅的人不要读废名，读文章一定要读懂的人不要读废名，为了写论文当教授的人不要读废名。如果你不是上述几种人，那么，你一定要读废名。
废名的诗歌极具前卫意识和探索精神，与散文、小说的旖旎清丽相比，他的诗歌简截如快刀削面，跳跃似珠玉落盘。迷离惝恍之中，忽有顿悟；山重水复之间，蓦见花明。他的诗句，空空落落，好像一支无序的队伍，但若有会心，则定然能看到它坚定的走向，直入意象和现实的百万军中，取得上将首级。比如《街头》：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乃有记不起的汽车的号码Ｘ，／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
比如《飞尘》：
“想说着空山灵雨，／也不是想着虚空足音，／又是一翻意中糟粕，／依然是宇宙的尘土，——／檐外一声麻雀的叫唤，／是的，诗稿请纸灰飞扬了。／虚空是一点爱惜的深心。／宇宙是一棵不损坏的飞尘。”
废名之所以成为废名的所在，在于那些诗化的小说和散文，周作人评价“像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去抚摸，然后汪汪流出”，拿废名自己的话说，是“从美人身上一点点东西写到身外之物很远很远的山水上面去了”，甚至还可以反过来说，是从身外之物很远很远的山水上面写到美人身上来了。废名借莫须有先生的嘴叹道：“人世色声香味每每就是一个灵魂，表现到好看处就不可思议。”有人认为虽设想奇丽，却落入魔障。此言差矣，这是为人世色声香味的正名，是一曲造化钟神秀的美的颂歌。美是无处不在的，无论堕落的地方，还是上升的地方，它都在不遗余力地引导着人类的心灵。无视美的存在的人，谁又能救得了他呢？
我以为，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废名的巅峰之作无疑是《莫须有先生传》。
这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在莫须有先生身上，融汇了查拉斯图拉和堂吉诃德的双重品质，又合成孔乙己和狂人的各自特性，可见废名说他比鲁迅更深刻地了解《狂人日记》，是有底气的。莫须有先生如痴，如呆，时迂，时智，似滑，似贤，或迷，或醒，往往在不经意间，对人生发问，直指命运的荒谬和诡谲，却始终相信着世界的美好。
“至于打起仗来，生生死死两面都是一样呵，一枪子射过来，大概没有什么的罢，一个野兽的嗥叫罢了。”（《莫须有先生下乡》）
“观世音的手上托了一只净水瓶，净水瓶内插了一枝杨柳枝，要洒就很有姿势的向人间一洒，比咱们万牲园狮子口里水喷得好看多了。”（《莫须有先生今天写日记》）
“乡间青年《鲁迅文选》《冰心文选》人手一册，都不知是那里翻印的，也不知从那里传来的空气，只知它同自来水笔一样普遍，小学生也胸前佩带一支。总之新文学在乡间有势力了。夫新文学亦徒为有势力的文学而已耳，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他相信真善美三个字都是神。世界原不是虚空的。懂得神是因为你不贪，一切是道理了。我们凡夫尚且有一个身子，道理岂可以没有身子吗？这个身子便是神”。（《民国庚辰元旦》）
《莫须有先生传》既严谨、稳实，又幽默、生动，暗喻与明喻交相辉映，日常和永恒并辔而行，它描绘和记录了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废名的整体创作水准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老舍，是与张爱玲、林语堂同一级别的大家。
所以，你一定要读废名！
今人评价昔人之学，常有所谓“新旧”的褒贬。如说顾颉刚的工作仍局 限于“旧史学”的范围，言外有不能占时代高度之意。这说法不能算错，但 恐怕也只是囿于“进化”的观念而言。然而文学也好学术也好，毕竟不似时 装，越新越好，也不似文物，越旧越好。这样，是说“新旧”未必是合适的 标准。新的未必就了不起，旧的未必就无价值。譬如讲治学，有些旧的意见 就还很让人三思。顾颉刚曾引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篇》中一节议论：
??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涂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 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
顾颉刚自述：“读了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汗流浃背， 从此想好好地读书。”再有，学问之事本为无止境，我们后来人却常感到大 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难受。但顾先生却认为：“天下事只有做不做，没有 小不小，只要你肯做，便无论什么小问题都会有极丰富的材料，一粒芥菜子 的内涵可以同须弥山一样。”①他说了也做了，于是便有了所谓推陈出新的研 究范例。
对于古今学者来说，常常有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学问为了什么？有人 以为可作名利的敲门砖，有人则以为该经世致用。“致用”的想法不能算错， 但是它同“认为求知是一个很高的价值”的精神又有些矛盾，换句话说，其 危险就是我们在十几年前曾很熟悉的泛滥为实用主义的、为政治服务的“帮 史学”、“激进史学”。顾颉刚说得不错：“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
①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① 《〈盂姜女故事研究集〉序》。
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 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 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 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②
当初，推翻古史受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启发，顾颉刚因而倾心于 康氏。但是他后来发现康有为乃是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作目的，是为运用 政策而非研究学问，所以最终在学问上不免遁于怪妄了。因为有两种学术态 度，因而有两种意义不同的“疑古”。
不必讳言，当顾颉刚也放弃了原先的态度时，也就会相信秦始皇焚书坑 儒竟是如何的有道理。①
假期中，我趁空翻阅了几本《古史辨》以及评述顾颉刚先生的学术的书， 颇有些难以整理的印象。说小些，不过是增长了理解的兴趣；说大些，也就 成为观察现代学术史的一个角度，可以有所思。其实，还觉得更应予以珍视 的，是当年那场讨论的健康的学术气氛，顾先生那种不囿于家派严于律己虚 怀若谷的品格。钱穆曾在《师友杂忆》中写道：“??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 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乃颉刚 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 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至于与他争论的几位，顾先生则表示：“非常地感谢刘楚贤（掞藜）、
胡堇人、柳翼谋（诒徵）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逼得我愈进愈深， 不停歇于浮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 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使我常感到自己的 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智识。”②
顾先生编书每有长序，似对读者意欲倾诉无余，大概他常常生活在面向
过去更面向未来的思考中，不知满足。这些，以及他的“未成”感，都已算 不上“新”，却驻有长久的生命。
② 《古史辨》第 1 册。
① 见《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978 年版重版前言。
② 《古史辨》第 1 册自序。
尚在旅途——朱自清的“平常心”
去年，一九八八年，对朱自清先生来说是个“整日子”——诞辰九十周 年、逝世四十周年。等到换了新年历，想到此间新闻纸上的社闻动态常与日 历翻动有关（比如总要应应这个“节”那个“日”的“景”），不免觉得朱 先生的“日子”似乎失落了。世人大抵很忙的样子，像朱氏当年一篇散文的 题目——“匆匆”。而朱先生在京郊的公墓里，已静静躺过了四十年。
无端记起。说是无端而又记起，怕又有些缘由。因为闲着，偶然想读些 前贤的传记，读了几种，便有念也寻一本朱自清的传记来看，却没有寻到， 虽然曾认定该是有一本的。四十年了，朱先生背景已远，好像仍是一如在时 的温厚谦恭，所谓“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生岂识我生忙”，在他恐怕不会计 身后之毁誉短长的。所幸，尚有前年版的一本《完美的人格》，收辑了友人 若干纪念文字，读来总可慰情聊胜于无。
隔代之下，记着一个不必非记住的人物，似乎有隐约的情缘。想想，这 之于自己，可能与幼时文化的启蒙有关。少年读书，聆读过的文章不能胜数 了，烟云过眼，若是印象终究没有磨掉，即论也如云影浮沤，也该格外有不 觉的影响关系以至于无形的陶冶。朱自清的散文或许就是属于这“入化”的 一类。当初读过他的《背影》、《荷塘月色》、《绿》等篇什，许多年后仍 有勾起晓梦的滋味。“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 这便合成了别一种滋味，就是所谓惆怅。而‘儿时的梦’和现在差了一世界， 那酝酿着的惆怅的味儿，更其肥腴得可以??”①朱自清曾这样地说俞平伯的 散文，同样，朱先生的文字引起我的绵久忆念，也好像在追寻着童蒙开启的 时分，即令时间在掩埋，还是宝贵着那一份文字所溢动的启示与响应。
《背影》之闻名，其实在平常。也不必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就
是平常，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自然抹去了“为 文造情”多有的刻意造做之痕。按说，这样的取材细微、速写简易，最难见 妙奥，但作者无意雕琢经营自己的感受，就让它吐露又何妨？有几分悲凉寥 落，有几分温暖惆怅，像是有什么，又像是没有什么——“父亲蹒跚远去了”， 在父与子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一切很简单又很复杂地凝聚着“天涯沦落 共此间”的感情，原是人人皆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朦胧的启示也许正在 这里——自然和灵魂在其中启示了自身。启示什么并不需指点，它的召唤力 正在于永远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
在五十年代，关于《背影》曾发生过是否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应否
再把它选入教材的讨论。恐怕后来连这样的讨论也不需要了。然而即令在“无 情”的时代气氛里，仍有不少人悄悄留连于这种寓温润于朴素的文字，好像 在沙漠中邂逅绿泽、水泉。许多人，包括隔代陌生的人，或许也在性情上响 应过朱自清，无缘耳提面命，多在亲切的影响。他为人为文的“平常”沟通 着人世间疏离的感情。
非常之文，非常之事，世上有，但多不在强求，强求易燥，燥则易折。
《论语》上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 多守持平常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在孔夫子看，狂狷是要互补着才好。朱自 清算不上强者，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理想的不能圆满，注定了低调的人生，
① 《〈忆〉跋》。
只能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这倒也落得难在身后有一本不平淡的传记，或者 说正像他的文章、生业都缺少非常的主题材料。然而平常之于他，未始不难。 所以好多年，他常在寂寞困愁里，一首《盛年自怀》写着：“前尘项背遥难 忘，当世权衡苦太苛，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磋磨。”
“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磋磨” 中做着，努力着，这是朱自清选择和实践的一路。同好的还有叶圣陶、夏丐 尊、丰子恺、刘半农、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宗白华、沈从文诸位，大 致相知相沫，服务于教育、文学、出版，可以说，偏于文化学术园地的耕耘。 朱自清更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坛上鞠躬尽瘁而殁。在当时，恐怕很难评价这 种节制淡泊的入世态度。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 此。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 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 态度投入这时代。如此，朱自清大约寄怀于顾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当 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即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躬行着“博学 干文”和“行已有耻”，一面不苟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 当然算不上时代的先锋，却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更像任着一 种“牛轭精神”，苦乐皆在其间。这种精神落实到文化学术上，其益处大概 仍在“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治学上取一种不武断 的态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释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 语道断的风气不相同的。
从一种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去判断，朱自清所选择的路并非一条大道，甚至在多为慷慨激昂之气所弥漫的年代，连他本人也要惋叹走着一 条“死路”，在当时和嗣后，人多以为无望。但他又不肯自弃，因为他实在 是以教育和学术的传播为自己的生命了。其实，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或 者他因为承认了一己的有限，便在这有限里来燃尽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状态来看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论一时的兴
衰，大概可以承认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很有限的。多少年，读书人常在考虑进 退的问题，“独善”和“兼济”的问题——“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 乐耶？”选择的矛盾联系着身心的忧乐穷达。这似乎难以正确或错误、积极 或消极的尺子来作简单衡量。长话短说，一个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业的斗 士可能要显得缺乏意志与热情。然而情愿放弃担当主要角色的机会，情愿承 受寂寞而耽于一种心灵的跋涉，比如自处于学术之角，亦未必不充实，不能 有卓然的奉献。尽管这体现为一种退避、妥协，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且常与 人生的问疑为伴——何来何往、生兮死兮，颇以诱惑纠缠为苦。
朱自清很早就自我问疑着，他的长诗《毁灭》记录了在尘世烦扰和诱惑 下的内心独白：
像有些什么/又像没有——凭这样不可捉摸的神气/真够教我向往了。但一切都太渺 茫、太难把握，召唤和追迫都不如自己的选择——纤弱的琴弦奏不出伟大的声音，还不如 拨烟尘而见自己的国土！??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我要一步步踏 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且必将磨灭的，/虽然这迟迟 的行步/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欣悦——/那些远远远远的/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比之于追求，这是回归；比之于迸发，这是收敛；比之于伟大，这是平 实。撇开了人生歧问难剪难理的羁绊。虽然这种选择不免自馁柔弱了些，毕 竟从虚妄中蝉蜕出来。当许多嚣动的声音终于被历史岁月所磨洗，风流总被 雨打风吹去时，这个声音却依然在委曲低徊。这便是朱先生关于选择的平常 观、中和观、“刹那”观——“我深感时日匆匆底可惜，自觉从前的错误与 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不会做正经的工 夫。”“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 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 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沉寂。”我们体会这种观念，既非积极 高蹈又非消极颓废，既非株守旧道又非趁逐波流，进与退、执与不执、有为 与无为，原不是非此即彼所能简单判断的。
一则寓言说，有两个人，沿道路一起旅行。其中一人相信这条路通向天 国，另一个则相信前方什么也不是。他们两个以前都从没有走过这条路，因 此谁也无法说出在每一个拐弯处会看见些什么。在旅途中，他们有过舒适愉 快的时刻，也遇到过艰难和危险。在任何时候，其中的一个都视此行为通往 天国的朝圣旅程，然而另外一个则怀疑着，把旅行视为一次无法逃避的毫无 目标的漫步。
朱自清大约更像这则寓言所说的无目标旅人，不能说全无目标，只是不
大泥于人生之旅的确定终极性，他致意于每一瞬间的“行”，权衡于尚在旅 途的状态。虽然大凡路人都想清楚地把握住未来与目标、意义，但又实在难 以径情直遂把它们确定住。在旅途中，“两种人”也许要争论，然而争论的 结果却要由未来十字路口上所作的回顾来保证。
历史之回顾有已然，亦仍有未然。
在当时，朱自清于夹缝中所作的选择，作为一种思想史现象，多少给人 一些启悟。宽而言之，他的“脚印”已证注了若干实在的意义。譬如至少有 三方面的努力值得并不过分的估计：
其一，他的散文写作不仅因清醇而经久，且以其有影响的文体形式参与
了当代人审美感知和表达方式的重构。具有新文化意义的语言文体多少与变 化着的思维方式有潜在的联系。这种“桃李不言”之功，创造精神的财富， 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够分享它。
其二，在整理传统文化遗产方面，朱氏兀兀经年，即使在烽火纵横、关
河行脚的艰难里，仍然把生命工夫投入到这种文化传承的磨道里去。搜讨、 考辨、阐释、述要。读他的《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十四家诗钞》 等，仿佛凭了他的肩头去照远灼微。他不具备大学问家的气概，却给后来者 以把臂入林的方便。
其三，便是教书这件事了，也是育人。总有不少的心血付之，虽然论来 不过“教鞭画笔为糊口，能值几钱世上名”！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 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 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作为坚韧的启蒙者，鲁 迅是奋斗而铭诸此的，作为平凡的教师，朱自清也可说这样去磋磨了。
一九二八年，朱自清曾为“哪里走”的问题苦恼。过了二十年，他因病 辞世，遽然解脱。其间经过八年抗战及战后的民主运动，现实使他的思想渐 趋进步。但变化之来去，依然不脱一种人格的定力，即一贯的不守成见、一
贯的平实正直。如他自己所述，一面是“讷讷向人锋敛芒”，一面是“小无 町畦大知方”。智圆德方始终是他为人的本色，进退的持律。五十年生涯， 斜阳远巷，夜语昏灯。毕竟所多者寂寞颠扑。他的有限人生轨迹，从一个角 度大致反映了某种知识分子的状态。
可能，这中间有个“平常”和“伟大”的关系问题值得想想。但我无力 在此探讨，也不想说“英雄是否死了”。只是想，“平常”是不易的。
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
那还是庚午秋，一九九○年十月，忽闻俞平伯先生以九十高龄遽归道山 了。想到俞先生大概是来也从容去也从容，落花澹定，似具一种特别的风致， 还记得他咏春的旧词：“??春来依旧矣，春去如何似，花鸟总芳菲，空枝 闻鸟啼”，寸心真堪细味。
盍兴乎来！得读俞先生大本小本新本旧本的遗著，又一番春草绿庭阶的 时候了。翻览旧章，已兼旬日，可片片断断，终不得纲领，不由颓然一叹； 以俞氏之数度劫波，沧桑略饱，如其自述“苍狗白衣云影迁，悲欢离合幻杰 缘”，又加晚景有十年安定，亦未断文墨因缘，何以不曾作过自传、回忆录 或者哪怕一点儿“忆往”呢？这很“可惜”。在时人看，也未免“不入时”。 莫非情形真的是秋月当窗情味已归寂寥？也许“不言”正包含着许多东西， 难言或惘于“往事知多少”；或许“不入时”也正是老人的个性？
由个性而想到俞先生的“超脱”和“日暮心”等等，世情冷暖中其人心 境当与“故作洒脱”无关，也不是“向前看”那般事，实际上倒不如说禁忌 犹在更合适。譬如一九五四年那场大批判，以俞平伯为靶子，使其“名播” 四海，三十余年不移，是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做了新的结论予以解脱，俞先生 虽是好做梦的人，然而这场噩梦何其长也。翳影不去，不够超脱的人难免熬 它不住，超脱如俞氏者，大概也只能“而已而已”了。让人可以理解的是： 时间流逝，以及一种传统的文化性格对历史的“抗拒”，往往在于将荣辱得 失都看淡漠了。诚然，“无言”也是一种言语，下面这段话似乎可以发往日 “未发之覆”。据俞老外孙韦柰记：
一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在家中与世长辞，在病榻上苦熬了半年 的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丧事遵嘱从简，像生前一样，他穿着半新不旧的中式棉袄、夹裤 和一双布底鞋，在火化场依次排队，等候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步。
他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然而在他八十五岁那年，只用十四个字概括 为“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华年受阻，应始于一九五四年那场对他来说是 极不公正的批判，那年他只有五十四岁。（《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光明日报》一九九 二年四月四日）
俞老晚年心态流露，在“倦说”二字，然而“方知”一句，落一“阻”字， 似包孕甚多。“华年”当为韶华之年，“四纪”已近于“知天命”了，大坎 坷在此际，也就是所谓“人过中年”。不过俞平伯的超脱又非仅在坎?之后， 读他早年的散文，便可知他于人生即离之间特有的感悟，是因源远所以流长 的。他有散文一题曰《中年》，便说：
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可是 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 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
?? 再以山作比。上去时兴致蓬勃，惟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健。事实上呢，好一座大
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顶，四顾空阔，面前蜿 蜒着一条下山的路，若论初心，那时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但是，不。我们起先认为过
健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绌，兴致呢，于山尖一望之余随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得一个 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可是，对于归人，你得知道， 却别有一般滋味的。（《杂拌儿之二》）
俞氏多感岁时却少激昂意态，退而于古槐居里自吟自嗟，也是一种性格 使然。从客观上说，是就某种得失是非让一地步而天地稍宽；就主观而言， 也不妨获得一种达观或静观的状态，聊以解忧。我们从这一思路去想，或者 可以替俞平伯晚年的“讳言”（关于以往）以及“有弗为”作一解。不过， 解谜总不免有“强作”的一面，何况世情心史往往最难透辟分明。即以一九 五四年“批俞”大冲击以后，红学史云遮雾苫有增无已而言，俞氏身处其中， 除了只能躬自厚责之外，又何以清理“剪不断，理还乱，是红学”呢？“倦 说”同“困知”相联系，也很自然的。一九七五年俞平伯曾念着“不胜回车 腹痛之悲，悬剑空垅之恨”，回忆畴昔与陈寅恪共读韦庄《秦妇吟》（没世 重出）的情景，并草《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其中论及“韦庄晚 年深讳此诗之原由”，自称“呓词”，其实有“慎言”深意。文章先引陈寅 恪对此一问题的看法：“??端已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 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 而竟垂戒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倘在斯欤？倘在斯欤？”俞平伯认为陈氏的 结论“固视旧说为有进”，进而又点出：“然终不过可能或有之事耳。于篇 末再作疑词，亦其慎也。昔刘孝标之重答秣陵曰：‘音徽未沫，其人已亡； 青简尚新，宿草将列。’窃有同慨焉。”由此不免想到现代红学史上所曾面 临的类似情况，想到探求历史真实的困难以及前贤对这种真实的尊重，后人 又是否与俞先生“有同慨焉”？这是读先生未沫之言可以兴会的一点启示。
话说回来，几十年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在寂寞和沉默中做着“想回家” 的归客，俞平伯的由隐而显，本是不情愿地由现代历史戏剧来作了安排。晚 生者也能多识其名，盖源于一九五四年那场运动及其余波后浪——恐怕没有 多少人了解那个作为“五四”新诗人、曾以现代散文小品名家兼擅治古代诗 词曲的俞平伯——这场运动使“俞平伯”三个字成了“整个学术文化领域里 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名词。如果说后来还有另外一点格外的印象，需补 说是来自十年前读杨绛的《干校六记》。杨文记实，然而所记当年“下干校” 的细事，委婉有风人之旨，就中，又尤以记年逾七旬的俞平老和俞师母“还 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一节，最令人唏歔。
一九五四年陡然掀起的“评红批俞”运动，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既 出之偶然又可归诸必然。翻检旧案，这场运动可以称得上中国现代学术思潮 史上的重点章节，即在现代文化的意识形态支配背景、思想模式、治学方法 以及思潮风气等方面，都要求一个整体性的深刻变动，或者说，要求在“不 破不立”之中确定一种由思想斗争来统帅的新的学术范式。结合对俞平伯的 批判和对《红楼梦》的讨论，以唯物史观为圭臬的社会历史批评，现实主义 和典型化的文艺理论以及进行思想斗争的方法日益成为主导，大抵都是新范 式的展开。这一变动，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和“五四”以后一批学人用新方 法整理国故（包括胡适以考证为宗的新红学）有点相似，但性质、势头、影 响都严重、深远得多。如果说这是一篇“大文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 梦》研究”恰好拿来做了“破题”。
读“故纸”一束以及近几十年的红学小史，不知为什么会有“相逢一笑” 之感。这倒不是自觉“旁观者清”或“看人挑担不觉沉”，相反，却免不了 有“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情况。是真糊涂。因为原则上虽 然明白“真理越辩越明”，但在具体进入问题时，接触与《红楼梦》有关的 作者、作者与文本关系、版本、结构断续、内容意义阐释以及叙述方式、风 格等等上面发生的争论，往往聚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兼而怀疑，由于史 料的阙隐不彰和优秀作品所具有的开放性、阐释的更多可能性，清楚是否可 能？或者说，（倘若）“水至清则无鱼”，便好么？大概也因此，“红学” 不妨成了与对象若即若离的另外一种“游戏”。参与“游戏”，也意味着寻 求某种当下性的文化旨趣。不过，这还是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学术困难，“实 事求是”的困难：太执著不行，学术本身却要求执著，太有定见不行，学术 又需要定见以至于排他性的定见来支撑。我想，学术的进境，又只可能在于 相对地克服这种困难的努力中。
话扯远了，还是说一九五四年的俞平伯。据统计，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到 翌年五月，国内主要报刊发表批俞文章和座谈纪要约一百三十余篇，不包括 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和俞平伯的检讨。后来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也很不一致， 或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或有所折衷，这也不必多说了。只是我们忍不住 好奇，要将有关文字拿来对读，多少觉得有些事情太离“求是”的谱。譬如， 俞平伯并非纯粹的红学考证家，他曾在早期出版的《红楼梦辨》中说过文学 考证可以同小说批评相结合的意思：“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 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作深一层的领略。”又说： “我们可以一方作《红楼梦》的分析工夫，但一方仍可以综合地去赏鉴、陶 醉；不能说因为有了考证，便妨害人们的鉴赏。”他还一再申言：小说只是 小说；希望能“不把浑圆的体看作平薄的片”。但是后来的批判则断言，俞 平伯“只不过是以考证的方法代替了文学批评的原则而已”。这么一来，“帽 子”和“脑袋”之间似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帽子”从此滥制矣。
又譬如，俞平伯在一九五二年重版《红楼梦辨》（更名《红楼梦研究》）
时，已删掉了“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的《红楼梦年 表》，也删去了“《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这句话。实际上他早在一九二 五年就修正和批评了“自传说”，并强调：“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 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 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 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转引自刘梦溪《红学》）但是一九五四年的批判 却仍然要栽给俞平伯一罪：“和胡适一样，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 后面烧火升温，请君入炉的话当然也还多，这样的例子更还不少。俞平伯当 然讷讷不能辩。
说到学术史传统，自有卓然的典范或溃毁的教训，有这样的思想或那样 的方法，有学风上的朴实或者空疏，流派也不尽二三数。但是若究其要旨， 深的不能说，浅的，在学和术的入门处尽量实事求是，应该算一条，起码的 一条。章太炎讲治学心得，所谓“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 感、汰华辞”大抵也以此为宗基。可这也迫于时势牵拘未尝就容易做到的。 俞平伯的思想高度和学术路子，或不免有其局限，而求真（真率、坦诚）、 求是（平情平心而论）又不失其可以一近謦欬的风度，也就是说，无论在整 个做学问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失误，都抱着平实地了解和研究的态度，用他自
己的话说，“自以为是很平心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确没有多么了 不起处，但他的“平心”自省可堪体味，尽管当年他所处的时势情境不肯容 纳这两个字。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白居易《放言》）等着俞平 伯的，不止一个“七年”。
盖闻逆旅炊粱。衰荣如此。墓门宿草，恩怨何曾。是以白饭黄齑，苜蓿之盘飧还是； 乌纱红袖，傀儡之装扮已非。
盖闻游子忘归，觉九天之尚隘；劳人反本，知寸心之已宽。是以单枕闲凭，有如此 夜；千秋长想，不似当年。（《燕郊集·演连珠》）
俞平伯作过一些“连珠体”的文字，颇可讽诵，也是借以述发对世态人 情的体会，如谓“上书慨慷，非无阿世之嫌，说难卑微，弥感忧时之重”； “思无不周，虽远必察，情有独钟，虽近犹迷”；“寒雁城乌，画屏自暖， 单衾小簟，一舸分寒”；或者“悲愉啼笑，物性率真，容貌威仪，人文起伪” 等等。颇可见理趣、性情。这亦如他的散文小品《杂拌儿》、《燕知草》、
《燕郊集》等），虽然评家觉其有板滞、繁缛、朦胧或者枯涩的毛病，但有 个性和特有的风致，仍是为人为文于世于己若即若离的一格，骨相不失冲淡 自然。即如下面的文字，也还可感：
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 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 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 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 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 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
（《清河坊》）
孔子有言：“盍各言尔志。”这趣味的依恋，载道怕载不起，总还不妨 “言志”，这性情在俞平伯的天地里沉浮，局限自是不待言。好处大概是不 拘泥，或者说有所执有所不执，不端着架子，礼法，世故种种也不大在乎了。 落到文字，虽然表面上俞平伯的涩味不如朱自清的清秀，不得“入口即化”， 也不如周作人的简淡蕴藉，但在内里的气质，恐怕又最洒脱和雅致。进而言， 也是“以自然为怀”，如其所谓“一切文化都是顺自然之理以反自然”，人 就生活在这种矛盾里，意识到这种矛盾的不可强作解结，也便能倘徉于“渐 近自然”的一层。我想，他的“趣味为主”，便这么着来了。也是不愿胶柱 鼓瑟的意思。读书、作文、赋诗、说词、度曲，连带着为人处事，因研究《红 楼梦》而挨批，总之在“趣味”一点，都可以互为印证。
时代也曾不容许趣味的存在，俞先生亦长久沉默。现在重晤先生的文字， 知味仍复不浅。知堂曾说，“平伯所写的文章”，“是那样的旧而又这样的 新”。感觉这还是很相宜的话，宜于三复斯言。俞平伯的文化经历也表示， 他既是个新人物又是个旧人物，这使他承受幸与不幸的命运，走完旅途。谁 又能简单地洞察历史？
泥龙竹马眼前情——丰子恺与《缘缘堂随笔集》
“樗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笺装宋版书。”有这样的雅藏，兼得雅室明窗， 小语春风，恐怕已是今人难得躬逢的一种雅遇。不过，虽为粗人，也不妨碌 碌之中偷半日闲，偕一二好友，逛逛琉璃厂。在沧痕遗渖间仿佛有凌烟经眼， 也略微知会古人所津津乐道于“柔篇写意”的那种滋味。固然是“门外”徘 徊，一时也小有悠然。
转思藏书读书之乐，李清照《金石录·后跋》有“甘心老是乡矣”的话， 其体会亦非个中痴人所不能道：“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 于是几案罗列，枕藉会意，心谋目往神授，其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念此又 想，像她夫妇当年那样“枕藉会意”的快活，也不一定非有高古的楮墨不可 罢。读书，倘能潜心会意，也无异于世间得一性情相通的知己，虽无雅室明 窗，笺装宋版，也乐得随心置取，宜冬宜夏了。那书也有幸做一回小梅花树
——“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杨万里） 自己的书架，真是寒伧，一如敝斋之陋。好在还有两三本惬心的书，虽不算珍本，承它们不弃，可作浮生伴侣。久了，便有些感情。其中有丰子恺 所作《缘缘堂随笔集》一本。几年前拾读，便喜其负暄之谈，经常得见，渐 成故人。自认此书的装帧、版式也好，纸质墨色、天头地脚皆称勾当，于枕 畔消磨、案头清供都无不可。这随笔集，在文学史书上固然没什么位置，就 由我在阅藏中赠他个位置又如何！别人的看法，也许又不一样。但正如袁中 郎的意见：若惬意，正不必俟他人。
以“缘缘堂”室名为题，集合了丰氏大半生百来篇随笔。体无一律，所
写起于青年时的感怀，终于暮年忆旧，寥寥也跨过近半个世纪。那样的文字 好像没什么“中心”、“纲目”，说是一苇航船且行且泊，卧看云起，月下 小窗，也差不多。倒是随笔的意思。此类文字一般也被归入散文了，只是比 我们惯见的散文还“散”一些：自然、社会、家庭、个人，或旅行或平居、 或写生或谈天，不必“应景”、“应制”，也不如惯见的散文用力。用力有 用力的好处，但有时也会病在用力上头。不用力就随便、不拘束，等于任你 漫读。随便，虽然难免不大合规矩，总显得近人情一些吧。恰如青菜豆腐家 常饼之于正式的酒肉宴席，兴之所至而无厌腻。当然，要是觉得读了心里有 一个“好”，大约也是说不出好在哪里的好处。我想，《缘缘堂随笔集》的 这一特点在这一则里已有足够的表现（也并非篇篇如此）：
打开十年前堆塞着的一箱旧物来，一一检视，每一件东西都告诉我一段旧事。我仿 佛看了一幕自己为主角的影戏。
结果从这里面取出一把油画用的调色板刀??但我取出这调色板刀，并非想描油 画。是利用它来切芋艿，削萝卜吃。
这原是十余年前我在东京的旧货摊上买来的。它也许曾经跟随名贵的画家，指挥高 价的油画颜料，制作出帝展一等奖的作品来博得沸腾的荣誉。现在叫它切芋艿，削萝卜， 真是委屈了它。但芋艿、萝卜中所含的人生的滋味，也许比油画中更为丰富，让它尝尝吧。
据说好文章是可以浓圈密点的，其实有“说不出来的好”，本该是“妙处难 与君说”的另一境，尽管要使评点家沮丧。
再延伸了想，文章是做出来的，然而又有无“不做文章”的文章呢？或
者，声音是听到的，又有无“听不到”的“想象”的声音呢？读了《山中避 雨》，觉得正可转回来想想“无文章”的文章及其他。譬如作者写他游山遇 雨，雨不止，山既游不成，文章恐怕也该“枯”到这儿了，况且茶也越冲越 淡。作者却写道：
??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除雨声外，这是我们当时所闻的唯一声音??可惜他 拉了一会就罢，使我们所闻的只是嘈杂而冗长的雨声。为了安慰两个女孩子，我就去向茶 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他很客气地把胡琴递给我。
我借了胡琴回来，两个女孩很欢喜。“你会拉的？你会拉的？”我就拉给她们看?? 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 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 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 十分温暖??
似乎不见经营，一经营倒掩其本色。意思也淡，浓了，弦外余音文外余味反 不易得。这情形姑且算到丰子恺随笔的第二特点。
或许还有第三个特点?? 若说这种随便，也算一种风格吗？随，当然不是夫子所谓“行成于思毁
于随”的“随”，或多在一种“不执”的态度，流露于文字间，既不能拉扯
上文论家确定的文体风格，只有归于“无风格”了。不过，这种“无风格” 亦未始不成一种特别的风格——读多了正儿巴经的文章，会觉得“随”有随 的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同是感受，“意外”有“意内”不具的滋味。 风格其实含有“外形”与“内赋”两个因素。或可分为两组，一组“质 料因”、“形式因”，一组“动力因”、“目的因”。人们一般容易注意前 者，或者也重视写作中的目的设计，实际上作者的性情及其自然的表达（我 以为这是个主要的动力因）却往往被挤得无足轻重，又不觉地给“矫情”开 了路，恐怕“打起黄莺儿”不够“郁郁乎文哉”呢！细想，不独丰氏随笔肯 于适性自在，古来如恒河沙数的诗歌、散文，总归是见性情的生命更清新久
远些，工拙倒还在其次。
即便不讲究，凭一份性情，就让创作“不期然而然”也未尝不好。固然， 这样的随笔难免不实用或者琐屑，比如丰子恺也喜欢作漫画，开头喜欢把信 口低吟的古诗词句译作小画，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人相忆 在江楼》等，寥寥数笔，绝说不上多么好，却不乏情趣，朱自清看到也说： “好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那味儿也许并不足道。但一来作者的 性情使然，只得不管别人的好恶高低。二来，江河不舍涓滴。如果说，一个 人对世间卑微的生灵事物是热爱、亲近，能够设身处地孜孜不倦地去体验、 理解的，他也才有可能进入更伟大、更有价值的境界。换句话说，因事小而 不为，便能事大么？在这一方面，“于世何补”不是个好问题。丰子恺也只 能说：其然，岂其然哉！又比如“鹤立鸡群”，鹤当然不如鸡有用处，但倘 有“煮鹤焚琴”的人定要派它实用，而想杀它来吃，它就嘎然长鸣，冲霄飞 去，不知所至了！
“随笔”中有一篇题为《野外理发处》。看去不过是写人生中一个无聊 的瞬间，搁到别人未必有此闲心，怕是终归落到无聊索然。即如野渡系舟， 取蓬窗眺望，眼前总像镶在框里的一幅画。凑巧“画”中得一副剃头挑子，
此种世相小景正在有味无味之间。“我”一面姑且就此来斟酌方寸作一幅画， 一面不妨随想玩味：“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 但若从绘画的角度看呢？“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 从了”，甚至这“画”中又“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 了一件东西”。这看法可能让人别扭，说是不合情理又未尝不在情理——据 说人的豁达无过于发现自己的可笑。想到“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 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心里会“格登”一下，尽管知道做“剃 头傀儡”还不算可笑，兴许由此又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也未可知。
写“平淡”本身并不比干别的低一格，从平淡里写出意思来，倒是需要 悟性。或者说需要感应能力。现代人的这种能力，难道不应该更丰富、更细 微才好？
读了《作父亲》、《吃瓜子》、《车厢社会》等篇，觉得原也不必想到 “化腐朽为神奇”上去，有时，生活本身很有的可感受，何须一定非这么“化” 那么“化”不灵。
“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 音。”①“缘缘堂”缘于其性情，仿佛上述的情形。
上世纪末，丰子恺生于杭嘉湖平原上的小镇石门湾。少年时负笈杭州， 曾师从李叔同、夏丐尊，逐渐走上艺术一途。他后来以漫画闻名，一些表现 人情世态的小幅，笔墨间的清新，大都透出为人的清和。他一生中除了短期 游学日本和抗战中举家西迁，多数日子度过于故乡、杭州、上海几处的山水 风物之间，或教书或作画或写作、译书，似与时代风云有所隔。有人评他是 后继陶渊明，若说近自然真率的人生态度相似，却不一样隐逸。这种较平静 的文人生活，容或有研究者去这样那样地评价，不过总该充分估计到环境、 际遇、性格、艺术事业对丰子恺人生定位的综合影响，给予他精神上的调适， 又反过来在他的笔下得到体现，就像山色与湖光的相为映照。
再广而论之，调适着一定理想的现实主义，总是比较合于自然的选择。
即使箪食瓢饮在陋巷，也还有精神上的补偿。“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 丰子恺爱引用这两句咏儿童的诗，用到艺术上，便是说对着物象能够撇开其 意义而看见其本身的意思。用到生活上——做能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不勉强不虚伪，还不妨享受人生，静观和体悟已知和未知的一切。“能缘所 缘本一体，收入鸿蒙入双眦”（马一浮题诗），这大约能使“缘缘堂”聊以 自慰、自娱。此堂此人此心，有草木相伴，飞鸟暂止，语燕频来，或可“草 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武侯的这两句话，见出他文韬武略之外的另一面。淡泊、宁静有“逃避” 的意思，同时也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砥砺考验，向来为仁人胸襟所向往。虽然 丰子恺的“静处”与儒家的“内圣”不是一回事，但也未至消极的逃避，所 谓“闲居的岁月往往正是作品多产的时期”，闲笔漫画，静观人生，也有他 自己的且及于广大的爱憎与悲欢。过了几十年或许更久，人们还能咀嚼这悲 欢：“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 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
① 《丰子恺画集·代自序》。
①也像是在限制中寻求个人的自由，礼崩乐坏，虽不能扶危济颠，持守着“真 善美”的价值祈向，或可不落于乡愿、市尘。然而此生当下，超然是否也是 一种参与？“入而不入，不离而离”，也许这徊徨的意态，得失难计，只在 唤取了解人生意义的真诚。正如“无常”的旅途，觅一瓜豆可依的栖园，总 觉得亲切。尽管在时光圆滑的“渐渐”中，舞台上如花的少女，将来会是火 炉旁的老婆子，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到头来飞入寻常百姓家，只要不失通 过探索自我去探索人生的真诚，又何妨“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 竹”（姜白石）??
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主题，毕竟，“随笔”和它们的作者难以独自担 承。正如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者常常谈到，入世与出世、忧患与风流的矛盾困 扰了许多代人。所以“二重人格”不过是不断被经验到的事实。“我自己明 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 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 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作 父亲》写到该不该对天真的孩子说“合理”的谎话，很像这情形的微妙写照。 承认这一矛盾，并把它艺术地揭示出来，不是逃避到自奴于人或自欺欺人的 安全感中去，却吐露了直率和自我调适的可能性，即在现实的向度之上加诸 理想的向度，加诸情感的与智力的潜能的表现。人生是不圆满的，但人格是 可以趋向完整的，通过了解自身，通过创造活动肯定自我的个体性，实现与 自然的统一。在我想，心理的、文化的调适，既非压抑或分解自我的人格， 也非简单地调合心胜中的矛盾，而是趋向完整人格的自发活动。“自发活动 的字面意义即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动。所谓‘活动’，这里不是指‘做某件事’， 而是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它体现在人的情感、理智、感觉经验方面以及意志 方面。”①丰子恺的笔下，无论是泛着依恋童心的色彩，还是对自然、艺术的 心驰神往，大抵在肯定着人生活动的自发品质。
“渐行渐远，萋萋刈尽还生。”终究，百来篇随笔的生命不过在于它寻觅非强迫的响应。虽然世上的文章以煞有介事为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总之，看起来，没有多少特色似的。到十年浩劫，对特色更施以严格的规定，焚琴煮鹤，“没有特色”的特色也彻底归于零。许多人搁了笔，被迫干些糟蹋自己的勾当。包括和了血泪来写检讨、交代。不用细表，丰子恺的 遭遇与别的受迫害者没有两样。所幸因染病受伤（说幸也不怪），可学习“新 丰折臂翁”，免去做“长工”的苦，回到“日月楼”里度其日月长。七十年 代初，那是什么时节，难得他竟能不为势数所迫，暗自续写随笔，就是《缘 缘堂随笔集》中后一部分“朝华夕拾”式的篇什。几乎除净烟火气、止水微 纹的漫忆，读来或可相忘于江湖了。
或许并不容易解释，那种琐屑的回忆、那种历历如在眼前的人伦物事有 什么意义。诸如在劳动、喝酒、骂人中陶然自乐的癞六伯，有着与闰土一般 经历的王囡囡之类，他们恐怕已经在世上痕迹全无，却因在记忆的描写里， 永是生动地展开。意义，就在于那是生活自发活动的本身。在过去与现在之 间包含着“时间”的主题。时间不仅是已经逝去的日子，还意味着难以言尽
① 《给我的孩子们》。
① 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
的心理内容以及在失去与获得之间挣扎的人的性情，也许还有渴望着濡沫的 悲欢。当我们自信弗往不至地认识和把握生活时，回头想想，生活是怎么一 回事？
有一篇故事写个豆腐店司务，“每天穿着褴褛的衣服，坐在店门口包豆 腐干”的，人称阿三。阿三偶然被人劝购一张彩票，未料竟中了彩。一时便 闹得很热闹。阿三阔了，到了年初一，穿一身花缎皮袍在街上东来西去，大 吃大喝，滥赌滥用。穷汉向他讨钱，一摸总是两三块银洋。有人奉承，赏赐 更丰??老人倒看得清楚，说：“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天他 还是要穿的。”
“果然到了正月底边，歪鲈婆阿三又穿着原来的旧衣裳，坐在店门口包 豆腐干了。只是一个崭新的皮帽子还戴在头上。把作司务钟老七衔着一支旱 烟筒，对阿三笑着说：‘五百只大洋！正好开爿小店，讨个老婆，成家立业。 现在哪里去了？这真叫没淘剩！’阿三管自包豆腐干，如同不听见一样。我 现在想想，这个人真明达！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来路不明，去路不白。 他深深地懂得这个至理。??他可给千古的人们作借鉴。”①
这种故事讲起来真是平常，又怪有滋味。“煞有介事”的招数倒兴许作 不来。
“文革”后有“写‘文革’的文学”，这儿却是“文革”中写“非‘文革’文学”。别人搁了笔，丰子恺却忘形于被迫的桎梏，使心地暂时脱离了 当下尘世。是逃避么？逃避也是对抗，用他的性情，他的理想的调适来实现 并不悲壮的对抗。当然还有“随笔”。
到了还是说：人生真乃意味深长！
① 《歪鲈婆阿三》。
十步之内 掞其芬芳——梁实秋与他的小品
一九八七年秋季，梁实秋先生在台北病逝。在这之前，从海峡那边偶尔 传过来老人怀乡的文字，“疲马恋旧秣，覊禽思故栖”，闻之愀然。“月是 故乡明”，还有故土故人、北方的栗子、白菜??犹绕心头。他说过：“自 从离开北平，想念豆汁儿不得自已。”惟老乡能体会他梦里那碗豆汁儿的滋 味。然而此情可待已成追忆，今读逝者遗文，莫不泫然。梁先生逝后，其女 自北京千里奔丧，中道受阻，犹为天下不合情理之事添了一条不幸的注脚。 若干年间，梁实秋居海隅而身遭谤议，其人其文难以平心论之。其生也 晚的一辈人，大约只能从鲁迅文集中知其“漫画”像，也不过一鳞半爪而已， 未知古来几多人和事，多有苍黄反复，遽难定论。昔《吕氏春秋·察传》云：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然则 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做到这一层实在并不 容易，十数年前尤甚，在一味偏“左”的眼光下，既不能缘情慎察以为所闻， 梁实秋之被摒斥，并不奇怪。梁氏八十余年生业，撮其要者，不过读书、教 书、译书、著文几样可述，立于朝或鸣于市是谈不到的。粉笔生涯之余，耽 于书卷，隐于文艺，历三十年不舍之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已令人馨香祷 祝了；尚有不少小品文字，其言侃侃，虽以为斯文如敝帚，多有可会心者， 可摩挲者。我于闲暇间曾搜集之，朝夕启扉，齿颊留香，亦有一时难以况说 之体味。细想，也不过如促膝抵掌，闲话家常，虽星斗之光未必掩天，怕是自己的偏爱罢。
梁氏的散文小品结集后多以“雅舍”名之，雅舍虽为作者抗战时客居重 庆北碚的两间简陋瓦屋，但在它主人心里恐怕有着永怀的亲切——“纵然不 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客里似家家似寄”， 雅舍之间正不妨以亦家亦寄的人生咏叹寓之。小品文字也可与万籁清音、一 己性情相徘徊，于月下寒窗清晖满地或兴阑人散细雨濛濛之际，一吐对这个 世界的观感。
“雅舍”小品给人涉猎广泛、信手拾掇的印象，却还算不上吟风弄雅， 仅看其题目，诸如《洗澡》、《孩子》、《敬老》、《吃相》、《广告》、《麻将》、《下棋》、《理发》之类，便可见近俗近俚。归拢了看，无非把
种种人们熟悉的际遇和自迷的状态给略略“曝光”，也像是一面面镜子，虽 没有特别庄重的事情让人尴尬，品品人情的微妙、世态的纷纭或者有意无意 的小把戏，也是特别的一格，见出“有个性就可爱”。历来小品文章或主风 流飘逸，或呈膏腴精巧，或只是平实散淡罢了。“雅舍”属于后者，且有以 幽默来助谈兴的意思。这种风格好像很平淡，是在从容迂缓里包藏了犀利的。 响远不在音高，酒好不必醉人，原是一个道理。
像“谦让”这样一个小题目，我不知道作论文如何能做得，却私许“雅 舍”的举重若轻。它先从“指事”切入，那情形在交际场中几乎是必演的保 留节目：“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像‘常 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 沸。辈份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的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占 首座或次座资格的，无不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 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叙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来，你是稀客！’
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然是为让座，但当时的声浪和唾沫 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靦着一张笑脸，偶然插一两句嘴，作鹭鸶笑。 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 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象，而往 往是显着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样子。”
举一反三，这种无意识虚伪，国人可说乐此不疲见怪不怪。然而这里边 的微妙，我们大多又不遑深究的。梁先生却还要说“怪之不怪”有它“类情” 的一面：“考让座之风所以如此地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 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 本来无关宏旨??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公共汽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 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世的一条 道理，那便是：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 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 己有利，于人无损。”
倒也不用痛心疾首，就这么一副心肠，可怕的是还要作上国君子的模样。 谁能说小品不算一把庖丁解牛式的刀子呢？刀不刀原不一定要杀伐见血不 可。
然而“雅舍”的文字还不免会被当作“小摆设”的。
即或在“五四”以后，小品文在中土也未至消歇，虽然在有的时候，小 品的存在竟成了问题。尤其是不够战斗不够载道的小品文字最受抨击。然而 小品的惊悚萎顿既无益于“平天下”、“铲恶秽”，倒是可以使种种“新八 股”驰骋于文化沙漠之上，使文化更其粗鄙，生活更其缺少温润，以至于旷 日持久，心灵随着语言一道板结，小品的品格之失其本色，已无待于外力的 翦伐了。
“雅舍”的本色大抵在于“小”，也在于可“品”，也是承认在体性、
格局上有限制，正不出前人委婉的批评：“虽小却好，虽好却小。”但小有 小的价值，且不妨小中见大，不是说“萧萧数叶”可以“满堂风雨”么？倘 小嗓儿硬派作大花脸，也很难让人消受。以往文坛有“假大空”之弊，可见 偏执于“大”，结果并不美妙。其实，“雅舍”诸篇虽然不够大模大样，不 尽合于某种“主义”，却并不乏对社会现象、心态的贴切观察与批判。所谓 “指事类情，见仁见智”，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不似某些大路杂 感文字的意有余味不足，扬道理而屈性情，如同一撮盐冲一锅汤，一盘难啃 的鸡肋。多识于草木虫鱼、笔札翰墨、衣食住行，惟其寻常，也惟其可品味， 虽然味性温淡，却宜于心会神契。这里边有寄托有旨趣，不过扫却了痕迹， 如杯茶盏酒灯花静落。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最令人低徊。
毕竟，小品不是廊庙里的供器。 我读“雅舍”，愿意了解一些我不知道或知之却不曾体会到深一层的人
情世态，在这一点兴味上它真能使读它的人不腻。看起来小品忌直露，同时 又忌隔膜。虽然挑不起高头讲章的分量来，入木三分却一点儿不省气力。常 常我们所说的“透辟”，在“雅舍”就是搔到生活的痒处，发人一噱，也见 出事象的性格来。
如写“下棋”——“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痒得出奇，思一吐 为快，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不作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说得中肯，其 中一个人要厌恨你，暗暗的骂一声‘多嘴驴’，另一个人也不感激你，心想：
‘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如果说得不中肯，两个人要一齐嗤之以鼻：‘无 见识奴！’如果根本不说，憋在心里难受，受病。”——确实，人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呢？
如谈“写字”——“写字的人有瘾，瘾大了就非要替人写字不可，看着 人家的白扇面，就觉得上面缺点什么，至少该有‘精气神’三个字。相传有 人爱写字，尤其爱写扇子，后来腿坏，以至无扇可写，人问其故，原来大家 见了他就跑，他追赶不上了。如果字真写到好处，当然不需健腿，但写字的 人究竟是健腿者居多。”——我倒是觉得，情形也不尽然，现在你如果在公 共场合为“俗墨”所苦，可能知道爱写字的人怕是比“健腿”还多了一种本 事。
诸如此类的小品文字，不便一一。我自然并不觉得好在吐唾珠玑，其实 不过是减少废话，言之有物而不见执缚。这也许会使人想到现今散文废墨之 多，絮叨不休。正是“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雅舍”中有 一则《沉默》，写到一位沉默的朋友无言造访，二人默对，不交一语，茶尽 三碗，烟罄半听??主人从这位有六朝遗风的朋友联想到沉默也是一种境界——“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可能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无言独化， 一种超脱。“一般的仁子君子，没有不愤世忧时的，其中大部分悯默无言， 但间或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这样的人可使当世的人为之感喟， 为之击节，他不能全名养寿，他只能在将来历史上享受他应得的清誉罢。?? 在如今这个时代，沉默是最后一项自由。”此所谓“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 言”，雅舍主人也许还未想到——当这最后一项自由也会被剥夺时，便只有 死能保持这自由了。他曾隔海相忆的老舍，莫不正是如此令人欷歔的命运！ 写文章也是说话。但一种心的语言乃是近于沉默的，所谓“大音希声”， 文学语言的根性乃是在那深湛的灵府，所以说得很少也许倒会显出很多，在 时间和空间中，也许“诗”正出自一种神秘。正如雅舍主人经岁月之旅消磨 而且沉积，仍望缥缈乡关，情怀寂寞。苏东坡诗云：“非人磨墨墨磨人”， “雅舍”的乡愁也已在“不言愁”里了，他可以就谈谈“吃”，让旧时风物 水流云在，谈谈“东安市场”、“北平年景”、“水木清华”?? 作者 偶然提到五十多年前一次在清华听梁启超演讲，说他“风神潇散，声如洪钟”， “讲起《桃花扇》，诵到‘高皇帝，在九天，也不管他孝子贤孙，变成了飘 篷断梗’，竟涔涔泪下，听者愀然危坐，那景况感人极了。”然后，又添一 闲笔：“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 时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 擦干净??”当年盎然生气，至今俱成广陵散，读“雅舍”谈往的笔墨，不胜遥想。
以往的“文学史”，常常像一本本算不清的账。然而到现在，总该渐渐 淡化那种褊狭的斗争清算意识了。一个开明的社会，总该宽容思想与艺术表 达的自由。小品的生命尤在于自由。
文人的不自由以及写作的矫情，固然常由于异己力量的勒控驾驭，也在 于他有意无意地要把平常的自我换成一个反常的戏剧化的自我。于是一篇文 字也会有什么背景、来头，有粉饰，有阿谀，有“瞒和骗”，他的心灵已经 早已不自由了。“雅舍”不过以平常心写了些平常事，不强说硬说，以为世 事都在这里洞明了。这倒成了它可贵之处。
读书、体察、阅历，用具体的人生作成平凡的文字，原也不太计较功利。 你可以消闲解颐，也不妨有关于文化的琢磨，至于海内外仁人那一份文化的 乡愁更可能令人动容忧叹。梁实秋始终是个普通的人，同时又是两脚踏中西 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的一个学者。惟其愿做平心而论而不喜笼统偏执的判 断，他会喜欢和怀念许多旧的事物，因为那是有内容的能唤起人回忆的东西， 正如北平市上的爆肚儿，腊八的那一锅粥，平生快意，总归难以忘怀。同时 他又说：“人生之应该日新又日新的地方亦复不少。”“雅舍”中于是亦复 不少对迷恋骸骨或唯新是鹜的批评。
“雅舍”给人一种观世的眼光，然而在我看，具体的褒贬并不重要，如 许文字小品也不是人们一服即见效的良药。它的风神乃是在借某种语言的表 达，执守着个体精神的自由，或者说体现着良知的精神家园。“贤者识其大， 不贤者识其小。”确实，这是我们在沉溺于群体意识时所该注意到的。对个 人主义的长久批判是否一并引出了扼杀个性创造力、想象力的魔鬼？梁实秋 说得不错：“我们对于一件事或一个问题，要想理解它或批评它，便应该自 己好好想一下，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想过之后，如果认为应该跟着别人 走，便堂堂的去一同走。这不是被人牵着鼻子，当然更不是被人抽着鞭子。” 一种作为前提的个体自由的价值，当然不能同存在的社会性、选择的功 利性混在一起来谈。如果混为一谈，就会抹煞选择的权利，还不仅是选择这 还是选择那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河无水小河干”，恰恰是一种颠 倒。长久的颠倒，使人习惯于消除个性的安全感，习惯于戴上面具，说话用
舞台腔，生活在一场可悲可笑的戏剧里。
回到被称为“千古事”的文章，梁实秋曾在札记中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 的话说：“任何人都可以用戏剧的腔调念出一段剧词，或是踩上高跷来发表 自己的思想；但是用简单而适当的语文来说话写作便比较困难了。”“雅舍” 小品的风格大概也正在这番话的意思里，它不是“踩高跷”的。
据说，剑拔弩张读小说，茶余饭后话散文。有这样的认识，论到小品怕
是要更闲一些。“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话也不算错。然 而“闲”里的意味，或可抒写性灵而不悖于风雅，进而“意在破人执缚”， 不也是无“益”之益吗？
“我是梦中传彩笔”——废名略识
本世纪一百年，已届最后一个十年光景了。这时候，岁月荏苒之感格外 容易拂来。做事、睡倒之余，读几本旧书，更不觉会想到这上面去。有诗漫 道：吟到天荒心事涌，长天一月坠林梢。譬如“五四”那时的作家，算上稍 晚一点的，仍健在者恐怕已晨星寥寥；翻看给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文 学作记载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将作者数数，大约也只有冰心、 冯至等尚在了，最近才辞世的是曾写出“世态一角”的凌叔华女士，还有“红 学耆宿”俞平伯先生。我读这本新文学的旧集子，不知怎地就想到了“逝者 如斯”。
这本集子，收入冯文炳的几篇小说。冯文炳又叫废名，两个名字都听说 过，但其人其文却不知其详。这难怪，因为一来种种文学史不大提他，大概 觉得提不起劲来；二来，其生涯和创作均未于时代生活留下较深的触痕。悄 悄来，无声去，废名死于一九六七年，不知是否善终。一辈子常在做着教师 的事。他的作品不多，写作，从四十年代后就不勤了，稀少以至于无，除了 一两种讲义。在还有一些名气的现代作家中，废名的信息实在不多。文学史 之忽视他，也在常情之内。总觉得有个朦胧、模糊的影子似的。
我想多查一些关于废名的资料，所获无几，幸亏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 五年印了一部《冯文炳选集》，把“影子”显出来不少——一个在树荫下打 坐、幻想的废名，文有奇气而生活平淡朴讷的废名。履历也确实平淡，照例 应该说：湖北黄梅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二二年入北大预科，后入本科英 文系学习，一九二九年毕业，留校任教，抗战时回乡教书，之后重任教于北 大，一九五二年转吉林大学。倒不是有意省略，让人扫兴，废名的经历就这 么个寻常样子。那么他的作品呢？也少令人激动，兼难读。有特色的集子， 我以为是《竹林的故事》、《桃园》、《桥》，均出版于一九三二年之前。 还有若干出入文史的小文章，味道特别，与他的小说一样，旨趣微妙而恍惚， 似乎是李商隐以后，现代能找到的第一个朦胧派罢。
废名的文字像他的人，多空灵气，倒不一定是“做”出来的。究竟如何？
想了解，待有所了解之后，又觉真是不易了然。然而废名曾引日本作家佐藤 春夫的话说：“一个人所说的话，在别人听了，决不能和说话的人的心思一 样。但是，人们呵，你们却不可因此便生气呵。”得承认这话透着几分哲理： 世上事究竟有不少难以完全了解，了解亦不免“错位”。而废名自己的话—
—“最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最不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竟带着 禅机了。据说，废名曾一度有厌世倾向，心好佛老，比较了解他的是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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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识废名在民十以前，于今将二十年，其间可记事颇多，但细思之又空空洞洞一片， 无从下笔处。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所写文章甚 妙，只是不易读耳。??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 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只可惜不曾更 多所著述，这以后似乎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 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 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
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 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 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已??照我个人意见说来，废名谈 中国文章与思想确有其好处，若舍而谈道，殊为可惜。废名曾撰联语见赠云“微言欣其知 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今日找出来抄录于此，废名所赞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
①
道我的意思之一人。
性情内向，甚至落落寡合，狷而不至于狂，这是废名之为废名（他会忽
然一个人住到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去），生前身后寂寞，却也有他的超旷。他 的天地不大，但艺术感觉不错，也就不专是小，如汪曾祺指出，“写小说同 唐人写绝句一样”（废名自语），“说穿了，就是重感觉，重意境”，也就 成为另一个路子。虽然缺少“入世”的意态，但说他不倚门户比较淡泊，也 还可以的。因此废名虽一度为“语丝”中人，却与社团纷立冲突甚多的文坛 瓜葛最少，也是不入时尚的地方。比较相知的当然是苦茶庵，废名的几本集 子的序都由周作人来作，可见。
鲁迅先生有三言两语说到废名作品，恰到分寸，一是“冲淡中有哀怨”， 一是不大“闪露”，“于是从直率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 怜之态了”。②“直率”似乎是我们多年来更为习惯的一种阅读情境，从这一 面去看，废名的短处明摆着；若从另一面看呢？“低徊”、“顾影”也便意 味创作个性上的一种“废名风”，又何妨树荫下闲坐时看其一枝一叶??
在废名那儿，生活枝叶的形影有恍惚迷离之致，猛一看就不大实在。譬
如说，情节淡，主题也淡，没有一般作小说多见的交代详细，起承转合那一 类，叙述起来，感觉到同别人不一样。一是“简”，一是“跳跃”，留空白 而利用空白，便造成文章的奇气，一是似乎自言自语，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之 间有一种自相缠绕然而又“梦非梦花非花”的关系，这同他语言“泉在涧石” 的特色又是接近的。
流水潺潺，摇网从水里探起，一滴滴的水点打在水上，浸在水当中的枝条也冲击着 查查作响。三姑娘渐渐把爸爸站在那里都忘掉了；头毛低到眼边，才把脑壳一扬，不觉也 就瞥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顿时兴奋起来，然而立刻不见了，偏头已给树叶遮住了，
——使得眼光回复到爸爸的身上，是突然一声“啊呀！”这回是一尾大鱼！而妈妈也沿坝
①
走来，说盐钵里的盐怕还够不了一飧饭。
秋深的黄昏。阿毛病了也坐在门槛上玩，望着爸爸取水。桃园里面有一口井。桃树，
长大了的不算又栽了小桃，阿毛真是爱极了，爱得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姑娘，清早起来辫子 也没有梳！桃树仿佛也知道了，阿毛姑娘今天一天不想端碗扒饭吃哩！??古旧的城墙同 瓦一般黑，墙砖上青苔阴阴的绿——这个也逗引阿毛。阿毛似乎看见自己的眼睛是亮晶晶 的！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岂不连苔也看不见？她的桃园倘若是种桔子才好， 苔还不如桔子的叶子是真绿！她曾经在一个人家的院子旁边走过，一棵大桔露到院子外—
—桔树的浓荫俨然就遮映了阿毛了！但小姑娘的眼睛里立刻又是一园的桃叶。
① 《怀废名》。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① 《竹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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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毛如果道得出她的意思，这时她要说不称意罢。
平常的乡间人事在废名笔下，自有生趣和难言的哀怨，即或是表达“哀
怨”的题旨，也未必应该仅局限在一般的表意上。废名的“低徊”大概较早 见出王夫之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的意思。我想，他的“简”， 他的“跳动”，令人感觉陌生的情调，气氛，并非出于修饰的需要，乃是在 用语言来编织现实时，试图越过形似而呈示耐得寻味的心理空间。或者是梦， 梦是“另一个世界”，梦是美丽的画。
菱叶差池了水面，约半荡，余则是白水。太阳当顶时，林茂无鸟声，过路人不见水 的过去。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一眼要上下闪，天与水。停了脚，水里唧 唧响，——水仿佛是这一个一个的声音填的！偏头，或者看见一人钓鱼，钓鱼的只看他的 一根线。一声不响的你又走出来了。好比是进城去，到了街上你还是菱荡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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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总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深的，碧蓝的，绿的，又是那么圆。
也许废名的笔墨多不合于狭义的小说，却近于广义的美文。《桥》的非连续性的“自语”性几乎走到文体里边缘的地方，神光离合，扑朔不定，非 梦似梦。有人说，小说就是写故事，至少废名不完全是。
中国文人有不少是喜欢写梦的，如庄周、陶渊明、李商隐、汤显祖、曹雪芹，而且都写得不坏，尽管近世往往厚“实”薄“虚”。这多半也有些缘 由。
有人讲废名小说好在其“乡土文学”的一格，或“田园风味”如何，总像浮在表面的认识。进一层不如说，在废名那儿，梦的世界有意低徊：“我 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①废名还说：“中国人生在 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 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 李 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 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原故在文章里乃失却 一份美丽了，??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 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都令我喜悦。‘月 逐坟圆’这一句，我直觉地感得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求之六朝岂易 得，去矣千秋不足论也。”②话说到这样，我们看他的文字中有六朝、晚唐、 南宋的影子是很自然的。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朦胧”倒不都是故作晦涩、 曲笔，有时却需要一些自由而达于深远的性情与寄托：“庾信的文章，我是 常常翻开看的，今年夏天捧了《小园赋》读，读到‘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 竿之竹’，怎么忽然有点眼花，注意起这几个数目字来，心想，一个是二寸， 一个是两竿，两不等于二，二不等于两吗？于是我自己好笑，我想我写文章 决不会写这么容易的好句子，总是在意义上那么的颠斤簸两。因此我对于一
① 《桃园》。
② 《菱荡》。
① 《桥》。
② 《中国文章》。
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很有感情了。我又记起一件事，苦茶庵长老曾为闲 步兄写砚，写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 面似’。那天我也在茶庵，当下听着长老法言道，‘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 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真的，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谓生香真色人难 学也。”①语言或者美文后面，也许隐含着与道统、文统相异其趣的自由意志 罢，也就可见“五四”那时也正是一个难得的时代。
所谓“自由意志”，在废名，也不过闲坐树荫下，但他写过《陶渊明爱 树》，很向往“坐止高荫下”的陶令公的：“《山海经》云，夸父不量力， 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 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个故事很是幽默。夸父杖化为邓林，故事 又很美。陶诗又何其庄严幽美耶，抑何质朴可爱。陶渊明之为儒家，于此诗 可以见之。其爱好庄周，于此诗亦可以见之。‘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是作此诗者画龙点睛。语云，前人栽树，后人乘荫，便是陶诗的意义，是陶 渊明仍为孔丘之徒也。最令我感动的，陶公仍是诗人。他乃自己喜欢树荫， 故不觉而为此诗也。‘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他总还是孤独的诗人。”这也都见出性情真切而又感觉微妙的地方，这里面 包含着欲求解脱而又难解脱的怅然困惑，又未必只能以“平淡”、“隐遁” 概而言之的。
读废名的一些小说，虽然还不到“视觉的盛宴”，对语言的感觉总比较地突出，包括因陌生感而产生的累，因模糊不定而产生的隔膜。废名有“过” 和“僻”的地方，当然就作了追求的代价。也因注重疏脱的想象而突出了语 言在文学表达中的地位。这同雕字琢句不一回事，同浪漫式的抒情也不一回 事，他大抵只是在幻想，画他的幻想，也玩味，包括某些无法说清的东西、 意义，于是便有空白，有不连续的跳动，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恍惚了。同时又 带着一种氛围、空气??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感到、嗅出。我觉得这是就文 学语言本身来做努力的，同只借语言来抒情、表意有所区别。他似乎不仅仅 把语言当成工具，语言也是我们存在的本体，文化的生成，不论是什么样的 语言。而想象活动以至于非常规的表达把生活的神秘显现出一些来，让人感 到那是一个完全的东西。如汪曾祺说到，隐喻、象征，避开正面描写，为了 引起诗意的，美的联想。“弄明白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有意思的不是明 白，是想。弄明白，是心理学家的事；想，是作家的事。”①
怎么想？名堂很多，废名便向往凡人的感觉美：“说着瑶池归梦，便真个碧桃闲静矣。说着嫦娥夜夜，便真个月夜的天，月夜的海，所谓‘沧海月 明珠有泪’，也无非是一番描写罢了。最难是此夜月明人尽望，他却从沧海 取一蚌蛤。”②这也需要取一番自由的心态，创造并非亦步亦趋的。“庸熟之 极不能不趋于变”，语言时尚的背后是文化的格局。这大概也是废名沉浮的 意义。
废名的影响有人不重视，有人重视。好像沈从文、何其芳、汪曾祺都受 过影响，或者还可以顺便扯到林斤澜、何立伟等等，这倒真有“欲书花叶寄 朝云”的意味，使人想到废名的那枝“彩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