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初期的权力格局中，周恩来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同以江青为老板的文革小组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由于文革小组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意图，因而他能得到毛的支持而占上民；而周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充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采取的是“两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尽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规定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过出于对运动发号施令的需要，毛泽东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经常绕过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而直接向文革小组布置任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革小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与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由于这两者所担负的角色截然不同·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也大相径庭：因而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当其冲。虽然他善于隐忍周旋，尽可能地与中央文革求同存异。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但双方的关系还是日益紧张，成为文革女老板江青的眼中钉和发泄的对象。比如，从一开始，江就对周奉毛泽东之命过问清华大学运动时，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对前述周所开列的“保护名单”，江青也很不高兴，特别是对宋庆龄的保护，更是让她憋了一肚子火。据知情人回忆，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当江青看到摆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竟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伸手把书扔到地上，抬起双脚践踏，一边用劲踩，一边气冲冲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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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央文革多是奉旨行事，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因而在两军对阵中，江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掺洒而占上风，而周恩来这—方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比如，八月下旬，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党政摊关的问题，周与陶心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阗 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阅和中央文革核合。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要害部门的范国规定得极其详尽，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认定这是周恩来苗柜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于是她在上面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阅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又如，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斗问题，花了不少精力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作了阐述，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此 的论，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与会的多数人表示宝成，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然而，中央文革却从中作梗，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姚文元则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康、姚二人在会上一唱一和，挑刺刁难，是因为文革女老板江青早就非常不满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不断出面制止红卫兵乱揪乱斗的做法。她曾多次讥讽周是“灭火队长”。甚至当面责骂周：“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就这样·由于中央文革的反对，这份文件最后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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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这究竟是出于江青本人的智谋，这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不得而知。自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江青曾几次表示”欢迎”他参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的如意算盘，是要他放弃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把两者合二为—，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是经毛泽东授权的，不经毛的同意，他不会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眼前的乱局中唯一可以对时局产生影响的阵地。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长团结各种人的本事，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同时兼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拉到他这一边，并尽可能地与文革的另一个顾问康生保持好关系，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尊重文革顾问陈伯达的意见。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辈”，诸如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周也屈尊降贵，注意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江育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决不与她正面冲突。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见拉拢不成，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脚。十分恼火，于是迁怒于陶铸，不断地找他的碴。在后来陶铸被打倒以后，江青的一腔怨恨借机发泄出来，指剂劫的师P骂道：“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周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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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见拉拢这一手不起作用。便开始整周恩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让总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厉害’”。她一方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向毛泽东告状吹风，说周的坏话·另一方面私下挑唆学生造反派中的头面人物出来反周。九月下旬，江指定她的亲信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会卜，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劂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
泥”，搞“折衷主义”：还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江青在听取汇报后，立即表态同意酦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文革小组会议随即作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送毛泽东，并由王力、关锋起草一篇《红旗》杂志国庆社论，批判“折衷主义”。 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出现炮打周恩
来的大字报，散布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的流言的由来。毛泽东对江青不断反映周恩来在效治上的嗳昧态度自然感到不
快，对他所主持的工作也有意见。不过毛此刻更关注的还是整个运动的形势·对近来青岛、长沙、西安等地不断发生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情况甚感忧虑·毛十分清楚在工农群众干预学生运动的背后，是党内各级干部对他发动的文革运动存在抵触情绪，而根子则在于刘少奇的阴魂不散。因此必须在下一步运动中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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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开展对刘少奇“错误路线”批判的意图，随后由林彪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转述出来，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巨诃话时
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时主自宣传工作的陶俦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说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心有不甘的张春桥在林彪说话后的当晚，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上不通，建议再改回来。毛经过考虑后，表示不要再改回来了，以后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就这样，毛泽东一槌定音。随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传达阐述了毛的这一思想，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其中并专门写了一段针对周恩来的内容，说：“要不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肇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这是毛泽东面对党内抵制文革强大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战役。尽管毛事先对此已经有所估计，但党内抵触情绪竟然如此之大，还是出乎意料，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运动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继续搞下去的话，又困难重重，前途难以逆料，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但是，对毛来说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只好蜒而走险，硬着头皮搞下去。毛泽东的这种心境，在
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同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曾经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他语惊四座，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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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毛泽东改变了最初文革运动搞三个月收兵的设想，用大批判开路，继续放手大搞，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下面发动群众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营造声势，向党内反对势力施压；另一方面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试图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然而，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更准确地说，经过这次会议，毛已经对说服与他本人离心离德的党内高级干部失去了信心。会议一开始，林彪和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轮番上阵，大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张健伐，指名道姓地抨击到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L条田制群众、反N革命的路线”，昆杷国民党的‘却I政”那一套搬了出来；宣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尽管林彪和陈伯达两人在会上用话的调门很高，却无法打消与会者对文革运动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这些普遍受到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的方面人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检讨对这场运动“根
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在私下里却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摆自己或本地区、本部门各级干部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和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更有甚者，有人还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虽然会期后来一延再延，但仍然无法打通与会者的思想，相反倒更像一次“诉苦大会”。这样，毛泽东的设想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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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已经大大地得罪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这批人在党内人数众多，在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视，是日后刘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党内基础。毛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大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暗中盘算寻找一条彻底的解决之道，把这批盘踞党内要津的人统统踢出去。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是故作姿态，出面安抚这些被红卫兵冲得不亦乐乎的党内高级干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和谅解，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有抵触，也是难怪的，是可以理解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苦急呀。甚至还表示：万万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我就不好混了。不过另一方面，毛还是坚持认为：我看冲一下也有好处，你们回去后要振奋精神，好好工作。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同的意见。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其中部分矛头是针对他而来的，是对他所主持的八、九两月的工作提出的批评。更主要的是，周深知这样一来，不仅对刘少奇的批判将大大升级，而且运动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将有更多的人被牵连其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收场将更加遥遥无期。这是他内心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眼前的乱局已经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了，顾此失彼，实在难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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