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教师提高分析语文教材能力的基础

2006-07-09   作者（来源）： 现代教学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一中 丁荣金

　　教师要把握课堂教学，首先要把握好教材，也就是说，分析教材也是教师的一项教学基本功。这一基本功在语文学科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语文教材的文本多为文学作品，不同的教师对教材的解读也有所不同，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在个人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准确解读呢？下面的讨论应该能开阔我们的思路。

　　具备深厚文化底蕴的必要性

   　 作为一个语文教师，首先得有解读教材文本的能力。而对文章进行高屋建瓴式的鸟瞰，从较高的立足点上对教材进行较深层次的释读，是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作基础的。然后我们才能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恰当地引导学生对教材文本进行必要的、深入的解读与思考，从而生成对话，构建起学生的个性语言。如果教师本身只是个“书袋”，那就只能进行复述式阅读，不可能进行阐释式阅读。如果教师连“书袋”都不是，只怕还会造成对文本的误读。

    　而现在的课堂教学中，常可以见到教师们用花里胡哨的手腕来掩盖自己的底气不足，在批判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的口号下掩饰着自己的贫乏与无知。如王维的《使至塞上》这首诗的感情变化，一般教师就因为不知最后一句中“燕然”这一典故而望文生义地解释成“前线指挥官在燕然山”，根本没有把王维的思想感情点出来：“征蓬出汗塞，归雁入胡天”是个人被排斥出长安的悲凉，但看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壮阔的景象后，随着眼界的开阔豪情顿而升跃，个人的恩怨、仕途的坎坷已经升华为对效忠祖国，对立功边疆的向往——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当然，这“都护在燕然”，既可以理解为实写，也可以理解为虚写。但如果理解为实写，此诗的结尾就显得很平凡；而如果理解为虚写，即“勒石燕然”，就能使人热血沸腾，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写景名句就显得更有意义。范仲淹的词《渔家傲》中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也是表述立功边疆之意。如果教师自己肚里“没货”，就可能连作者文本原意也无法解读。

    　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作基础，分析教材的能力就不外乎三点：一是如何理解作者设定的语言环境中的文本的意义？这是作者文本层面的。二是如何在现有语境中对这些文本进行创造性的释读？这是编者文本层面的。三是学生在释读这些文本时应该有怎样的思维路线？这是师生文本层面的。即原文本说些什么，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学生这个年龄段对这些有多大的兴趣，教师怎么做才能让他们理解原文，并为我们的时代服务。比如，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作者原意是感叹自身的仕途坎坷，羡慕别人的飞黄腾达，而编者却似乎想告诉学生，在腐朽没落的事物旁边，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教师则还要考虑怎样才能让学生自觉理解这句诗的含义，领悟其语言技巧。一个教师如果能自主解决这几个问题，就有了一定的分析教材的能力。这三个问题解决得好了，课也就备得差不多了。

　　怎样才算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考量一位教师是否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一要看他对中西文化是否做到精专，二要看他对中西文化是否做到广博。

 　   譬如湖北的李陆老师用分析一个人的姓名的文化意义的方法来分析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命运，以此来解读《阿Q正传》，南宁的王刚老师以“出世与入世”这儒道两家的矛盾的文化心理分析来解读《桃花源记》，解释“隐士”现象，就是精专的表现，都是语文教师具有较高中国文化底蕴的解读结果。就从李陆老师的《阿Q正传》第二课时看，该课从祥林嫂的姓氏入手，围绕阿Q的姓名做文章，并引入了《红楼梦》《白鹿原》《曹刿论战》中的姓氏问题，揭示出一个没姓没名的中国人的必然命运。我们常说备课是挖掘教材，李老师这样的课可以说是挖掘出了黄金。如果不是李老师对中国的姓氏文化有相当的了解，他怎么能挖掘到这样的黄金？

　　再如浙江的干国祥老师从关注生命的角度来解读《斑羚飞渡》，深圳的程少堂老师以中国文化的“和谐”观念来解读《荷花淀》，探索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就是这广博的表现。干国祥老师在《斑羚飞渡》这课中，引导学生重新认识生命的轻与重、贵与贱，帮助学生确立起面对灾难时应该具有的坦然和崇高。他还引入了诸如克拉玛依大火、泰坦尼克沉船等经典例子，既没有轻率地抨击那些本能的求生者，又通过对比，在人格魅力上张扬了舍生取义的群体的道德价值和精神力量，而且用人性和道德的冲突，来揭示出精神力量对于人的境界的巨大支配作用，让学生感受到了我们视作民族精神的那些美德和大义的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这是语文教师在具有相当深度的哲学思考能力的情况下解读的结果，只有具备相当广博的中西文化底蕴的教师，才有可能上得出这样精妙的课。

　　夯实文化底蕴的途径

    　也许有人认为，语文教师都是熟读经典的博学“夫子”，不会有文化浅薄的问题。其实不然。有些语文教师的文言文底子是薄到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相关的参考资料，他根本无法解读一般的文言文，更不必说经典名著如《四书》《五经》之类。不少语文教师根本没读过“白话译文”中《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独立宣言》之类的人类文化经典。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有关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著作以及时下西方的文学理论（阅读理论），只怕没有几个语文教师深入钻研过。以至于他们在看干国祥老师、王刚老师、程少堂老师、李陆老师这样的教案实录时，都像在看天书一样，或者说像在看明星表演一样，自己是连上去“卡拉OK”一下都困难。 “水之积也不厚，其载大舟也无力”，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什么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的、浅尝辄止的，怎么可能去进行有深度、有厚度的课堂设计？自己都没有什么文化素养，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夯实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文化底蕴是新课程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语文教师要提高文化素养，应规划出相应的阅读计划，必须大量地、深入地阅读中西经典的文化名著。可现在的语文教师评职称需要的英语考试，继续教育的“新理念”灌输，“校本培训”的浮光掠影，对教师文化底蕴的夯实是比较忽视的。为什么就不能提供点时间和资料，让教师们切切实实坐下来，让教师们真正静下心来，读几本代表中西方文化经典的著作？

　　至于读书途径问题，我一直认为，读书犹如学书法，应该做到“宗一而蓄百”，即始于描红临摹，终于自成一体。这就是书法理论的“一本为宗，兼蓄百家”。读书也应如此。一个中国教师，首先就应该熟读《四书》《五经》和《庄子》，了解“经史子集”，在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之后，才可浏览东西方的各种名著，领略各种思潮流派，钻研各种哲学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守中国文化之宗，而兼收东西方各种文化之长；才能做到既不被某种思潮所迷惑，又能取天下百家之长，真正是专而又博。

    　然而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如果仅止于此，也只是个“书袋”。只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关注民生民权，才能保持那一腔的热情，才能激发出非常的智慧；才有那一份情怀，有一种抱负，有一种承担意识，才能乐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对现实站得高，看得远；对教材挖得深，吃得透。

   　 因此，提升语文教师的文化底蕴是关键。有了它，教师才能对教材文本进行较深入的解读，才能进行较有深度和厚度的教学设计，从而既能立足于课文，围绕课文思考问题，又能跳出课文，从更高的层次来审视问题；既能限定学生思维发散的方向，又不束缚学生思想的翅膀；既不造成学生的孤陋寡闻（思考面更广），又不让学生浅尝辄止（思考程度更深）；也才能真正与学生展开有意义的对话，从而构建学生的语文素养——个体言语。

摘自：现代教学 第2006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