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这些话是否影响了我们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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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则《可爱的恩格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3292d0100aky2.html）后，就想到还当做这样一则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实在要算是对导师不恭的文字。这绝不是为了求得简单的“平衡”，而是因为恩格斯的“这一点”在我同样印象很深，如果不做出来，仿佛也会心有不安。我想，倘若恩格斯天堂有知，也一定会认可我这样做的。此外，尽管我又做了下面这样一则稿子，绝不会影响恩格斯在我内心的可爱和可敬，不会降低其在我内心的高大。这一点，必须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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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在谈到“直接民主”这个话题时对恩格斯是有意见的。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写下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该“把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直接和雅典民主焊接在一起，完全撇开了斯巴达；而且，还不惜（其实，就‘客观主义’的历史而论，是歪曲）把分明神权政治的希腊王政（译文作巴息琉斯，即希腊语的王）说成是‘军事民主’。”（《顾准文集》第25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顾准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为法国人设计的一套政治制度，分明以希波战后‘雅典同盟’为其原型。他早期著作中热诚的民主主义倾向，对于这位精研了希腊文献的哲学博士来说，启示无疑得自雅典民主。《共产党宣言》所树立的共产主义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雅典气味就更浓了。”（同上，第257～258页）在顾准看来，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继承他的遗志，利用他的笔记”（同上，第257页），但在这篇著作中不仅没能体现，还有所歪曲。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是恩格斯晚年的一篇重要著作，但顾准所指出的这些是否很重要，自己一时说不好。如果就对后世的负面影响，我总觉得下面所说的，很可能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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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2月18日，此时，马克思已经去世6年多了，而恩格斯自己也已接近古稀之年。他在致格·特利尔的信中，先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大门”，而“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如果把话只说到这里，至少在我还看不出来在当时这样说有多大的错。但紧接着说的，似乎就难以端到桌面上来了：“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下册第46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文再引此选集文字，只注卷序和页码）你看，二十世纪的有些国家，不论是在打天下还是在坐天下，是不是正是按照这种“学说”去做的？当然，我不能设想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都认真读过此信，但有些做法可以“无师自通”的。
恩格斯在这同一封信中还说：“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看起来是最温和的。”（第四卷下册第470页）这就是后来受到顾准所批判的那种为了实现一个“终极目标”可以不顾使用任何手段的斯大林那种法西斯的思维。真不知斯大林是否在精通了恩格斯这段话后才犯下那些罪孽。而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一再提倡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即是好猫”，与恩格斯所言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时至今日，这种“理论”的负面影响已严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有声无声地在向社会控诉。需要提及的是，据多年前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所言，“白猫黑猫论”并非改革开放时“总设计师”的发明，而是当年打仗时刘伯承对下级指挥员和战士的教导。我想，战争，是不顾一切的，因此，唯独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提倡“白猫黑猫论”，那“理由”才能成立，也才不至于为人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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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上面这类意思，恩格斯的文字中还有不少。
比如，1879年11月24日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事实上反对“党谴责任何战争”，因为他认为，那样，就等于“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在进行的战争”，并且不赞成“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恩格斯看来：“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阶级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第四卷下册第420页）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同一封信的结尾处不知能否算给了答案：“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同上，第421页）
又比如，1891年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批评拉萨尔过早地把无产阶级之外的政党乃至人群称作“反动的一帮”。为什么要批评？因为不仅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噪音”，也不仅它是极端片面的，只能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因而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的事实。”“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以前，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无力的少数。”而只有等到“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会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参见第四卷下册第490、491页）其实，恩格斯并不一概反对使用拉萨尔的那些带有鼓动性的词藻，在这同一封信的后面说得很清楚：“鼓动中使用拉萨尔的词藻，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有理由的，虽然我们有人曾大肆滥用，例如在1890年10月1日以来的《前进报》上。”恩格斯只是反对在纲领中使用：“但是，纲领中不容许这种词藻存在，它在那里是极不协调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更有意思的是，紧接着，恩格斯在这里还用了一个比喻：“它在那里，就像银行家贝特曼的妻子坐在别人打算给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阳台上一样：‘如果你们给我修建一个阳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楼房的整个外观就给破坏了！’”（第四卷下册第492页）坦白说，我喜欢读恩格斯的著作，除了思想性，文句也很优美——尽管这与翻译有关，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德国人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人所著的《马克思传》中说他“十分聪颖，异常勤奋。他在爱北斐特理科中学上学时对数学和语言很有兴趣。他还特别喜爱德意志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里的人本主义思想使他深受鼓舞。”（第6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这一小段话其实在上一则随笔中已经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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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不仅是因形势所迫而指导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种“策略”，也正是马克思的观点，这不仅可以从他与马克思合作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就是在马克思独立撰写的著作中我们也分明可以看到。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先说，“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可紧接着就说：“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第一卷上册第285页）而马克思自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也以称赞的口吻说道：“……所以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同上，第13页）
不知别的读者如何，可能由于即使在伟大的马克思又去世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没有马克思那种觉悟，因此，读到这几句话时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别扭，不知不觉地反而同情起资产阶级来：它既要在前面与原本也是无产阶级对立面的诸侯、帝王、官僚、贵族这一大群东西进行斗争，还要提防无产阶级在背后杀来，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同上）。我想，依常识来论，此时此刻，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吗？当然，马克思是有“理由”的，他在“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之后紧接着就说：“资产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述解放思想，而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是陈旧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同上）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虽然是进步的、是革命的，可于此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的那些斗争让“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或叫“发展”，又加之主要是马克思等人的“政治理论的进步”，从而催生出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不仅要反对诸侯、帝王、官僚、贵族这一大群东西，连资产阶级也一并要反对。这样，资产阶级在还没有来得及被世人恭维，享受他们应该得到的荣誉时，就已经该挨批判了。如果真的能抛开阶级，抛开政治，抛开意识形态，就会让人觉得：资产阶级真冤。不过，资产阶级应该“理解”或叫感到“欣慰”的是，其实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仅连帮助他们战胜了如诸侯、帝王、官僚、贵族这一大群东西的资产阶级也要反对，后来连自己的“孩子”也吃掉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过去的近200年里虽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如不讳言，近大半个世纪来却举步维艰，这种情形，似乎不仅正说明了什么，也还预兆了什么。
也正是鉴于以上所言，我觉得恩格斯的可爱，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可爱；而他因社会、因时代、因阶级、因政治斗争而产生的那些“思想”，却往往不是他一个人的，不仅社会有份，时代有份，马克思有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份，就是其对立面，当然也少不了有些干系。
2008-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