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是后来者这样一种心理感受。布鲁姆总结为“影响的焦虑”。这样一种焦虑其实还是产生于对“立言不朽”的渴望。姑且认为每一个诗人（立言者）都有这样强烈的渴望，于是他们面对的问题则是：在前人遗产的阴影之下，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加入到这个不朽的行列里去。敏锐的历史感也会产生这样的焦虑，使诗人们产生同样的问题：自己的作品有什么资格和前人不朽的作品并列在一个传统之中。于是，所谓影响就是这样一种深深困扰着诗人的阴影。
这样，“立异”成为诗人立言的方式，而据布鲁姆说，“误读”才是立异的方式。布鲁姆举出了六种立异的方式。因为他说得不明不白，这六种方式有时候看起来又好象是一个完整阶段的一系列步骤，于是在我看来布鲁姆的意思是它们有时候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方式。
第一种立异的方式是偏移，即诗人在关键之处与前辈产生分歧。惟有这样的偏移，才能使诗人与自己的前辈产生差别，达到立异的目的。
第二种立异的方式是补充，即诗人把前辈看作是未完成从而去补充完满。这时的补充通常看起来像是扩充，而且扩充之后前辈看起来真的是不那么完满了，诗人由此达到立异的目的。
第三种立异的方式是重复，即诗人通过前辈的诗句表达截然不同的意义。它使重复看起来有了创造性的意义，而不会被传统抛弃。（这一部分我始终茫然，姑且如此写）
第四种立异的方式是反动，即布鲁姆所谓的魔鬼化，这是诗人表达跟前辈相反立意的方式。布鲁姆说，诗人的魔鬼化使得前辈似乎凡人化了。
第五种立异的方式是缩减，即诗人自愿缩减自己的表达。与前辈的宽阔相比，诗人的缩减也是一种精致的方式。
第六种立异的方式是回归，即诗人向前辈的回归。这种方式的效果是让读者在读前辈的作品时无法不想到诗人，仿佛是前辈摹仿了诗人。
这六种方式布鲁姆有时说成是诗人的生命循环，仿佛真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我，把它们当成六种独立的方式。这六种方式我理解起来和布鲁姆不一样，因为我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理解力去理解。
于是使我着迷的就是这六种方式。
我想它至少可以构成文学史叙述以及文论史叙述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诗人以及批评家是怎样跟他的前辈立异的。用这样一个角度去观察文学史必定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使清代的二冯独立于钱谦益的，正是偏移的立异方式；魏禧论文说“文章格调有尽，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穷”“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其自立的方式为“练识”，也可以说是从事理方面补充前辈的立异方式；清代桐城派倡古文，而阮元则倡骈文，可以理解为一种魔鬼化策略，即反动的立异方式；钱谦益于诗无所不学，而王士祯独标神韵，表达范围可以说只缩小到自己的爱好，其后翁方纲标肌理，于王士祯之神韵再度缩减，可以看作是缩减的立异方式。
诗人欲自立于传统当中，须有异于前辈之处。我国的刘勰讲“通变”，就是这个道理。通变的玄机在于只有不断地变才会通，所以传统才会是不断改变的。刘勰又讲“见异，唯知音耳”，是说批评家要勇于发现诗人的立异之处。所以如果通晓诗人、批评家立异的方式，对文学史的理解无疑也会加深。
我力求把这玩意写得让自己理解，所以有一些误读，原因是我只能在我的理解能力之内理解它。
『闲闲书话』 布鲁姆的焦虑
哈诺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许是耶鲁大学目前最负盛名的文科教授之一。他是M. H. Abrams的弟子，是Paul de Mann的同事，但是很难把他划到某个具体的批评学派中去，他甚至连耶鲁学派也不属于。他崇拜加拿大批评家弗莱，但却不太从事原型批评；他创造性地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使用“影响的焦虑”来解释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却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文论极尽挖苦之能事；他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在热炒“解构”，文学批评流派在80年代如雨后春笋，但是他却执著于研究浪漫主义文学，崇拜雪莱和爱默生，并坚决反对文学批评的哲学化。
他如今满头银发，象征着他尊贵的“Sterling Professor”的身份；他体态臃肿，夸张的八字眉上写满了他研究的主题：焦虑(anxiety)。不过这些年让他焦虑的不是弥尔顿之类的强力诗人，而是一个他的女学生。她名叫Naomi Wolf，去年突然出来指认说布鲁姆先生曾经在1983年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内侧。她当时为了毕业忍气吞声是可以理解的，但直到20年后才出来指证咸猪手未免有点让人疑窦丛生。或许这也是她在老师盛名之下的“影响焦虑”？
《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是“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中的一本，也是布鲁姆的批评自选集，书中对于他著名的误读理论和心理防御机制的五个修正阶段都没有涉及，反倒是选了好多对于宗教的批判。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布鲁姆本人是信仰犹太教中的神秘主义，对主流的基督教并不感兴趣，相反很关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异数，乔瑟夫.斯密斯，和他创立的摩门教。声称见过耶稣和天使的斯密斯是死在监狱里的，当时愤怒的市民冲了进来，一顿老拳打死了这个淫人妻女的弥赛亚。摩门教的名声一直不好，因为他们竟然公开主张一夫多妻制，他本人身体力行，据说有27位老婆。布鲁姆对之青睐有加，将摩门教看成是对于基督教正统的强力误读。
书中最有趣也最好懂的文章是关于爱伦.坡和弗洛伊德的。布鲁姆有一个很精彩的说法，将爱默生比喻成美国的灵魂(soul)，而爱伦.坡则是美国的歇斯底里(hysteria)。爱伦.坡在欧洲的名气远远大于其在美国的，据说印象派诗人波德莱尔每早祷告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坡。布鲁姆认为这些法国诗人之所以喜欢坡，是因为不懂英文的缘故，在他看来坡是一个被严重高估的诗人。无论从技术还是从内容上，坡的诗歌离“杰出”都还有好远的距离。坡的文学理论也很奇怪，他认为长篇史诗是无法长时间维持读者的注意力的，只有短篇最适合。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坡从来不写长篇，故事都以烘托恐惧、负罪和报仇等畸形心理为主。
布鲁姆对于弗洛伊德的批评占到了书中的大部分篇幅，非常的精彩。首先他用街头泼妇的语言无情贬低了弗洛伊德对于莎士比亚所有作品的心理分析学阐释，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弗洛伊德从《哈姆雷特》中读出了王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从《李尔王》那里读出来老国王对于三女儿Cordelia的乱伦之欲。这其中的昏聩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哈姆雷特对于父亲和母亲皆没有好感，更不要说性欲，而李尔王临终前抱着女儿尸体也绝对和乱伦八杆子打不着。弗洛伊德的确是因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而从精神科医生混进了文坛，那个俄狄浦斯情结几乎成了万金油，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哈姆雷特，还可以分析达芬奇。不过，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的那样，索福克勒斯首先在情节上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俄狄浦斯当时不可能不知道老国王遇害的情形。但是这样的“误写”依然没有妨碍弗洛伊德的“误读”，尽管俄狄浦斯根本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的。在无情嘲笑完弗洛伊德的文学理解力之后，布鲁姆进而指出：与其说哈姆雷特有“俄狄浦斯情结”，还不如说弗洛伊德有“哈姆雷特情结”，即对一个问题想得太多，太深，以至于精神错乱了。因此，弗洛伊德其实是笼罩在莎士比亚的阴影之下，后者揭示的心理现象远比弗洛伊德来得深刻。这种对弗洛伊德的“莎士比亚式解读”，再一次证明了诗人或者作家之间的修正理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姆面对文学批评的大革命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更自觉的继承了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否认这是一种断裂，而认定这是深刻的连续。他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更崇尚的是一种来自威廉.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将批评的范式当成一种工具，一种可以随时被其它工具替换的东西。而不是像那些时髦的解构主义理论家，把文本拖入“理解的无政府主义”中。布鲁姆一再强调，文学不是哲学或语言学，亦不是这些学科的附属品或试验田，德里达式的解构或者拉康式的转义都是无效的，因为如果文学中的确有“真理”的话，那么弥尔顿有弥尔顿的真理，莎士比亚有莎士比亚的真理，雪莱也有雪莱的真理。
从5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批评学派，到后来层出不穷的“读者－反应批评”、“解构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乃至到最近几年热门的“生态批评”，文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了一种类似巴黎或米兰时装周上的时髦，花哨但极容易过气。
或许，只有像布鲁姆一样，回到古希腊和圣经的神话传统中去，回到莎士比亚那里去，回到弥尔顿那里去，把文学作品当成独立的实用主义事件，深入分析其中的内涵与象征，才是批评的永恒正途。David Lodge最近写了本书叫《批评之后》，也是对萧条的理论界敲响了警钟。
花招已经想尽，大词已经造光，是该潜下心来读文学经典的时候了。
《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 吴 琼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