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石油工人

80年代 工业生产车间

　　同样是一吨石油，计划内的价格是100元，计划外的价格是644元。一内一外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付出同样的劳动，后者可以获得高于前者6倍多的回报，区别在于，加班加点生产不再只是空洞的精神鼓励和政治口号，而与工人的切身利益挂钩。这种计划内计划外实行两种不同价格的政策就是风行于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工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对于工人而言，这意味着多劳多得和幸福生活的开始；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生产搞活，生产越多，利润越丰厚；而对于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来说，“价格双轨制”则第一次大范围的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工人的生产自主性，它部分地解决了中国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状况。第一次让中国广大工人群众和他们的工厂感受到了价格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和甜头。

　　那么，任何一本西方经典著作中都找不到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具有开创性的“价格双轨制”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却是众说纷纭，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谜团之一：

　　“价格双轨制”的四个不同版本

　　到底谁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这是一个多解的问题，目前至少有四个版本在流行，中间涉及到一次学术会议、两份国家文件以及包括官员、学者、经济学家在内的多位当事人。

　　版本之一：华生：“这是五人讨论的结果，我是其中的代表”。

　　提到“价格双轨制”就不得不提到1984年9月的浙江莫干山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分了8个组，讨论了不同的问题，尤以价格小组的讨论会广为人知，按照参会人员之一华生的说法，各个主要机关和中央领导的主要秘书都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打破了计划价格的坚冰，这是目前流传较为广泛的一个版本，华生说建议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他和罗小朋、何家成、张少杰、高粱在莫干山会议小组讨论时得出的结论。会议期间，他代表小组发言，并在与主张继续实行计划价格的“调”派和主张完全放开价格的“放”派争论时占据上风，得到与会的领导支持，派他去向当时的国务委员、中央物价小组组长张劲夫汇报，得到首肯，被中央领导批准与采纳，进而成为风行整个80年代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华生指出，发表在1985年4月的《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到2000年我46岁》，是对此事件的真实回顾。《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樊平写道：“这次莫干山会上，他（指华生）和何加成、蒋跃、高粱、张少杰四位同学一起又讨论撰写了那篇有关价格改革的论文。”第一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是在莫干山会议上五人讨论的结果，此为版本之一。

　　版本之二：罗小朋：“历史的事实是，我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而与华生同在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罗小朋则有不同的看法，罗小朋认为，历史的事实是，“价格双轨制”的观点，并不是五人讨论的结果，而是他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此为版本之二。

　　远在美国的罗小朋在电子邮件中说，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华生和何加成在他主持的那个小组。“根据我的记忆，他们当时的论文，倾向于放开价格。他们的论据是，中国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支出结构比例高度一致，因此，如果把工资指数化，放开物价就不会有什么风险。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幼稚的。我根据自己在河北进行价格放开试点的经验反驳他们的时候，指出计划价格和自由价格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搞双轨价格。我相信，他们是从此开始与当时研究生院的同学，包括高粱一起讨论双轨制，产生了支持双轨制的一系列论点，并由华生带头在自由辩论中战胜了田源代表的‘调派’，也就是计划价格派和张维迎代表的‘放派’，即自由价格派，双轨制因此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流观点。”

　　罗小朋还提到了另一位见证人，“多年前，我曾经与高粱有过一次对话，我曾经告诉过他，是我在小组会上首先提出‘双轨制’，我现在还记得高粱说：怪不得过去从来没有听见华生说起双轨制。”

　　在罗小朋看来，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并且对于说服中央领导人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他应该是‘双轨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版本之三：张维迎：“早在莫干山会议前我就写出了‘价格双轨制’文章，并由于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

　　第三个版本涉及到的人物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张维迎，他也是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之一，会议之后，他声名鹊起，崭露头角。

　　和华生罗小朋认为的不同，张维迎认为他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张维迎的秘书杜鹏为此提供了三份资料，其中一份是张维迎发表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中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是张维迎“价格双轨制”提法的原始文件。文章完稿于1984年4月21日，发表在1984年6月，比莫干山会议早了3个月。张维迎是因为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记者看到，文章中的一段话是：“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就完全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这份文稿被华生称为“孤本”，即只有张维迎有这份原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不过，经记者查阅，莫干山会议后《经济日报》于1984年9月29日选登了四篇会议论文，其中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摘录自前述一文。

　　张维迎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产生的。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这类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转变为‘疏’的思路。”

　　既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那么为什么会议中却又摇身为“放”派，主张放开价格？张维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放’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不明白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改革。”与张维迎交往较多的财经评论员岑科说，“放”是张维迎历来的主张，但这个目标很难一步到位，所以他才提出“价格双轨制”，作为改革的过渡方式。至于过渡期有多长，据岑科的观察和阅读，张维迎“没有明确提及”。而对于为何直到90年代时才提出自己曾写过这篇文章时，岑科表示，这是个“伪问题”，“当初谁也想不到会有后来的争议，当然不会刻意说自己的文章比别人的观点提得更早。只是有了争议，才有澄清的需要，才会去查证谁的文章比谁的观点提得更早。”

　　但华生认为，张维迎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文章其实“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能算数”。

　　版本之四：成致平：“是吕东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概念。”

　　从1982年到1990年，曾担任9年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肯定地说，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概念并使之普及化的，是前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他提出来的时候，是1984年，成致平此时担任国家物价局局长。至此，这成为本文的第四个版本。

　　成致平说，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当时，石油产量上不去，1981年，国家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包干以内一个价，超出一个价，计划内100元/吨；超产的644元/吨，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价格双轨制”。100元/吨是国内的收购价，644元/吨是国际的市场价。这也是为了防止石油外流，采取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1984年开始在其他国民工业生产资料方面实行“价格双轨制”。

　　成致平在《价格改革三十年》中提到，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以后，为了解决工业领域里的困难，国家经委决定在其他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让价格双轨制得以普及。他说，这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就是特指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吕东。

　　谜团之二：

　　“价格双轨制”：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前三个版本中的当事人各持一词，在谁先谁后上各有争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莫干山会议吹响了中国价格改革的号角，从此次会议开始，生产资料的价格开始普遍实行双轨制，“价格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主流的经济改革策略。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经济学家的一番话却完全推翻了各位参会者的功劳。她认为，在中国实行的价格改革是先有石油行业的推动，再扩展到其他行业和领域，这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的过程，而非莫干山会议参会者认为的那样，先有他们提出的理论，而后才在实践中得到普及。她说，如果非要说莫干山参会者有一定的贡献的话，那也只不过是给了它一个“说法”和“名头”而已。

　　她的观点在成致平那里得到了肯定。

　　成致平在《价格改革三十年》中提到：“为了搞活企业，需要改变国家对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给企业以部分产品自行销售自行定价的权力。1984年5月由国家经济委员会提出，商得国家物价局同意，由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个文件规定，企业可以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的幅度内自主定价。第二年，国家取消了20%的限制，企业可以真正意义的自行定价。

　　当年活跃在一线的成致平的话至少证明了两件事，其一，早在理论界讨论之前，价格双轨制已经出现；其二，“价格双轨制”的普及和推动不是简单的听取一次会议可以施行的，它在石油行业已经实行了3年后，才被推广到其他工业生产资料行业。

　　成致平说，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价格双轨制”仅限指工业生产资料的不同价格，不涉及民用领域；而所谓的“放”、“调”是价格改革的一种策略和方法，涉及包括民用在内的很多领域，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够混淆。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争论，都是因为没有搞清楚“价格双轨制”的内涵。按照成老的说法，莫干山会议上讨论提出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价格改革中的不同价格，不能称为价格双轨制（只有工业生产资料方面的不同价格才能称为“价格双轨制”）。他还说，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盛赞的“双轨制转型是中国人的天才创造”这一说法，都是混淆了“价格双轨制”与“价格改革”两者包含内容不同的一种说法。

　　采访过程中，华生本人也承认此前在石油等行业就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了，但他认为，莫干山会议的贡献在于，让中央采纳了他们的观点，进而使“价格双轨制”在更大领域范围内得到普及。罗小朋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在《价格改革历史述评》一文中写道：“……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莫干山会议，中国也很可能出现双轨制。当然，自觉地利用双轨来推动市场化改革与被迫接受价格多轨的现实，对于改革的进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岑科也口头肯定了莫干山会议在普及“价格双轨制”方面的重要性。

　　很显然，成致平否定了这种观点。此前的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认为，理论和实践有时可能会有交叉，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平行的，特别在“价格双轨制”这件事上，更是如此。

　　另外，石小敏和刘吉瑞在《经济学家首先要尊重历史和事实》一文中也提到：“放调结合是我国价格改革自1979年以来一直采取的基本改革方法，农产品收购价格、完全放开小商品体格等措施都发生在1984年以前，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现象的出现，最初几乎完全是我国经济在改革起步以后自然发展的结果……”

　　“价格双轨制”怎样成为中国主流的改革政策？是先有理论，还是先有实践？至此已经非常清楚了。争论谁首先提出“价格双轨制”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正如成致平所有言，孰是孰非，“要首先弄清楚‘价格双轨制’和‘调’、‘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区别”才行。

　　后记：如今，本文所提到的几位当事人大多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在采访过程中，尽管各位当事人都提供了为自己辩护的足够证据，但也都表示无意去争头功。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这是一段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历史。可以理解的是，重提往事，一样的历史，参与者与旁观者，自然有不同的感受与期待。况且，对于愿近居“庙堂”的知识分子而言，为“上”立言，实为本分，至于对错是非，本文无意苛责。

华生(1953-)	罗小朋(1947-)	张维迎(1959-)	吕东(1915-2002)

链接：

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是指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主要是指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即同一城市、同种工业生产资料同时存在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状态，国家计划任务内的生产资料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生产部分和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价格双轨制正逐渐消失。

莫干山会议

　　1984年9月3日到10日，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德清县举行，会议由《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杂志社等10家单位举办，王岐山、马凯、李剑阁、田源等一批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了会议，价格改革是会议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会议最终形成一个总报告和附有一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以及由华生执笔的会议纪要《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实现价格改革》。这就是后来名动一时的“莫干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