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学蓬

笔者撰写的关于“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许云峰”（原名为《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教训》）的一篇短文在北大三角地首次贴出后，没想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由于我在文末落上了我详尽准确的通讯地址、家中电话与手机号码，以及电子邮箱地址（如此，我无非是表明愿意为自己所写的这篇文章负责），这一个月来，我收到了至少有两百个电话及“伊妹儿”，当然都是读者想和我谈谈他们读了这篇文章的或深或浅的感受……

这其间甚至还有美国纽约的华人与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的张先生（云南楚雄人，他自我介绍了名字，并希望和我交朋友，可惜因为我当时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把他的大名给忘了），张先生拿着越洋电话，为半个世纪之前死在“红岩”上的一位革命英烈足足和我聊了三十分钟之久，让我一边和他聊一边心痛白花花的银子像水一般地往他口袋外面流淌。也让我的牌友们对我尽皆怒形于色——当时是晚上，正好只有四人在搓麻将，场上暂停三十分钟，任何人都不难想像我成了六眼相视、六夫所指的对像。

这让我大感惊讶——自然也有种欣慰感。

英特网，真是一个神奇的玩意儿！

我是一个尽量远离喧嚣闹市安居川东一小城中的专业写作人，所写作品无一例外均是在传统纸媒上发表或是由出版社出版的。因近段时间发现自己原本颇受编辑和读者喜欢的文章一时跟不上趟，甚而连一部巳经拿到了预付稿费，书稿巳经做成小样的长篇反腐题材的小说，为避免涉嫌“借反腐为名，丑化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形像”之责难，故需过一段时间待春天来了再出版。原本在合同中议定续写的两部同样题材的长篇小说，虽巳接近杀青，也被暂时地搁置了下来。当拿到手的稿费，也就没能拿到手，弄得我底气不足，每打出一张牌，都心儿颤颤，手儿抖抖。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闲着无事，拿过去发表的几篇旧文到网上凑凑热闹。这两天在网上看了看，“许云峰”一文巳被改成了各种标题，在各个网站上出现。令我哭笑不得的是，这篇原本首贴在北大三角地上的短文，居然在两天之内，又被网友两次转贴到了北大三角地上（首发文其实就在后面），更令我不安的是，转贴上来的文章巳被改成了《罗学蓬：真实的红岩》，这是非常不妥的，因为自贡作家曹德权先生沤心沥血，花了数年工夫，刚刚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真实的红岩》，让他猛一瞅见，还不认为是我侵他的权了！所以急着写出此文，一是以此打消他对我的义愤，二是作为对喜欢这篇文章的所有网友与读者作一个总体的交待。

前年初春我去重庆市参加政协全会，同组的厉华（巳任重庆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多年，前不久又新兼了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红岩魂》能在北京及全国一炮打响，作为总策划的他，足堪居功自伟）出于对我的信任，愿意将中美合作所Ｂ类档案，即敌特杀手加叛徒的档案及相关图片交我，写一部纪实作品，我据此写出３５万余字的纪实文学《血手染红岩——中美合作所Ｂ类档案解密》，极受读者欢迎，全国有多家报纸连载、转载，但书却出得不顺利，因为，此书的作者除我以外，还有烈士纪念馆的几位同志，所以出版社无一例外地提出要纪念馆承诺包销若干，方能签合同，而对不正之风嫉恶如仇的厉华却偏偏不认这个邪——这对于他来说，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

许云峰也曾犯过错误，便是从这批档案材料里看到的。

我注意到了英雄许云峰所犯的错误以及因这错误而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末尾所写的“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我写出了一个犯过错误的真正的感人的英雄，而且首先得到《天府早报》特稿部主编石维先生的肯定，作为首发特稿在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不料，却因为这篇文章，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中国人大略不知道甫志高的人不会太多，一提到叛徒，人们的脑海中总不免会浮出他的影子。其实，甫志高仅仅是个艺术形像，它的生活原形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副书记冉益智的结合体。

“许”文发出不几天，石维打电话告我，刘国定的儿子刘某某（由于后面将涉及到的原因，笔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报社要我的电话号码，渴望与我联系，征询我给，还是不给。

我说：给。

不一会儿，刘某某便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令我绝对想不到的是，作为大叛徒的儿子，他居然对我感激不尽，说我笔下的他的父亲，和过去所有人写的都不一样，一点没有故意丑化，这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对叛徒的儿子说：“与以前的写作人不同的仅仅是，我没有将叛徒先入为主地来一番脸谱化的描写罢了，你完全用不着因为这一点而感激我。”

叛徒的儿子说：“不，你虽然写了我父亲背叛革命，写了我父亲出卖了许建业（即许云峰的生活原型），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叛徒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思想上也曾有过难以为人所理解的痛苦。”

我不禁吃惊，甚而感到心灵震撼，我想，此话若让管宣传的领导们听听，他们该作何感想？对以前的宣传该作如何的反思以及对以后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时该作怎样的改进？

对此，我也深有所感，前两年，某电视台得知我收养资助毒犯孤女长达六年之久的事后（母亲吸毒过量猝死，父亲吸贩毒被判刑入狱）马上派出记者，带着摄相机，跑到我家里来拍了一部冠名为《作家夫妇与他们的干女儿》的专题片，在收视录很高的“黄金十五分”栏目中反复播出。如此一炒，信件犹如雪片般地向我夫妇和婷婷飞来。机关干部们夸我把雷锋学得好。我说对不起，我在做这件事时绝对没有想到要故意去学雷锋，而委实是出自良心，想到立身世间，做人理当善良为本，首先想到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然后再去做好事那不过是报纸上的习惯性说法，生活中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

　　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只不过做了点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事情罢了，与什么时代新精神是可以沾，也可以不沾的。离那孔孟之道，可能还更贴近一点。所以我对竭力启发我的电视台记者坦言道：“我非常清楚你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是，我不能顺着你们的希望说。你们千万不要依照习惯做法在我的行为里来上点什么人为的升华，一升华就把这事给搞砸了。这样的事，只不过被我遇上了，我想，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下，换做你，换做他，换做任何一个稍有点恻隐之心并且经济上还过得去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去做的。”

后来电视台播出时偏偏把这段话给删掉了，可能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太生活化，缺乏闪光点。

由此可知，宣传部门的人，似乎多年来巳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将任何事情故意拔高或变消极为积极的思维定势与习惯性做法。而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是适得其反。

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一个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

刘某某告我，他的母亲严炯涛是四川云阳人（也是《血手染红岩》中的一个人物），解放后因刘国定的牵连历经坎坷，一九六０年饿死在老家云阳。随后，刘某某才谈到了他急于找到我的真实思想。他说，他从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对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有相当了解，想必与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联系，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大忙，通过我的关系，替他查清楚他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他还告诉我，因为背上了这样一个大叛徒的不是自己父亲的父亲，他这一生饱受歧视凌辱，吃的苦受的罪恶简直一言难尽，自小被迫掇学，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开放后才当上了施工员，后来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钱，才苦尽甘来。他说，他现在住在成都，家里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别墅式的住房——似乎还有小车，记不太准确了——。而且，现在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是“甫志高儿子”而再敢瞧不起他。

但是，他现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今年巳近花甲之年，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小罗，你想想，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父亲是哪个都不晓得，这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凄惨更悲痛的事情么？”

通过电话线，我似乎感觉到他这一串悲愤的呼号字字沾血，声声含泪。

我的职业敏感提醒我可能面临着一块生活中品位极高的富矿，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时提醒我这块富矿或许还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头。不管怎样，这样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告诉他，我接触的都是中美合作所里的死材料（档案），而转述于我许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专门研究者，当年与刘国定和严炯涛共同战斗过的老地下党员，由于当时那种严酷的形势，彼此之间并不清楚。某种角度上讲，他们对当时领导他们从事地下斗争的刘国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后来自于军管会对刘国定与冉益智的的判决书和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形像。

刘某某还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他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是在我父亲（刘国定）被二处抓捕以后继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后来被调到某直辖市当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去了。我曾经给他去过信，向他诉说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刘国定而在政治上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母亲活活饿死，我从小做苦工，我也告诉他母亲临终之前对我说，大叛徒刘国定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母亲却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折磨着我的谜——至死，她也没有将这个谜底向我揭开。我求这位当年和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领导，告诉我谁是我真正的父亲。而且我还在信中向这位叔叔保证，我决不给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找麻烦，我现在有花园洋房，生活过得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好。可是，我给这位领导私人写的信，却由该市委组织部信访办复了一个函件给我，说某某同志同意证明叛徒刘国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在目前这样的年月，这对我来说巳经太不重要了——却偏偏对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让我着急的是，没过两年，这位叔叔也驾鹤西去了。看来，谁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谜，巳经永远解不开了。”

我被他的讲述的这一段奇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喷涌，冲动地说道：“你何不将你手中掌握的资料包括某某市委组织部信访办给你的回函提供给我，让我来再写一篇特稿，标题就叫做《泣血呼唤，我的亲生父亲，你在哪里》，此文若引起社会关注，那么我想自然会引出更多的知情者出面来帮助你寻找父亲。如果你同意，我马上赶到成都来，并且叫上《天府早报》特稿部的主编石维一起与你见面，大家在一起照几张相。我想，石维一定乐意为这样的选题提供版面的。”

刘某某一听要在社会上公开，顿时犹豫起来，说，这太突然了，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嗫嚅着说，小罗，你先让我想一想。

电话里嗡嗡地响着，间杂着他粗浊且清晰的喘息声。

我不催他，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一分钟以后，终于，他说话了：“这事太重要，这样吧，我现在对政治影响巳经无所谓，可是，我还有儿女，还有兄弟，我不能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两天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两天后，他的电话打来了。

结果是令人遗憾的……

又过了几天，他的并不居住在成都的弟弟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家里，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将此事向社会公开的种种原因。

附：《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许云峰》

作者：罗学蓬

１、“许云峰”中计

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这些让人既感动又钦佩的光辉形像，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敌人的酷刑利诱都不愧为铮铮铁汉，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他们宁死不屈，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枪口之下，他们也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可是，在最近笔者与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厉华馆长的合作中，从他提供给我的大量资料中看到，“许云峰”也曾犯下了错误，而且他犯的错误是那样的严重，造成的后果是那样的惨烈！

回顾历史，这无疑是一段浸透着英雄血与英雄泪的教训。

众所周知，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大特务头子徐远举１９５０年被关进白公馆后交待：“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１９２１年生，四川邻水县人，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市委委员、负责工运。

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十七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三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二处警卫组上士看守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巳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４０００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４０００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到兵工厂、铅笔厂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１７余人（　６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但是，事态还远未就此为止，千里之堤，溃于一穴，狡猾的徐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巳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２、多米诺骨牌效应


４月６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

刘国定又叫刘仲逸，１９１８年生，四川新都人，１９３８年３月参加共产党即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１９４１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１９４６年３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４月８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３月２７日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４月９日下午１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３０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１０月２０日获得“自由”。１１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１９５０年４月７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１９５１年２月５日，市法院以刑字第５２１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１９４６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１９４７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中看到过《挺进报》。本月１５日，“老张”要来余处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老师。１９５５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１７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点头向特务示意，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进得旅馆房间，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地下党中共重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巳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１９１０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１９３６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１９３８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４月１８　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刘国定毕竟是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几个特务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了他几下，他依然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徐远举火了，喝令动大刑，将刘国定打得死去活来。三个多钟头后，刘国定终于溃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然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仍然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地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了救妻子的命，他决定去交待自首，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他，告诉他这可能是敌人的阴谋，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巳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２　日，巳坐牢８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１６人，导致６人殉难。

李文祥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死心塌地地成了一名特务。１９５１年２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了重庆缓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朱绍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领得办案经费法币５亿元，并奖给徐远举本人“陆海空军一等奖章”一枚。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１９４８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３、血与泪的嘱托

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阴谋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合盘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的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于是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

在１９４９年“１１、２７大屠杀”开始前夕，难友们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没有悲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执政党的未来。１９４９年年底，新中国巳经成立，狱中党组织决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讨论情况，总结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务必使我们巳经成为执政的党，记住地下党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惨痛教训。

当时，大家都认为罗广斌有着一个当大军阀哥哥的关系极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刘国志，因为他也出身豪门巨富，家里又在不惜金钱对他进行营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讨论的情况都向他俩集中。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大屠杀时，刘国志不幸牺牲，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十九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

而报告中“切勿轻视适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尊守地下党工和的纪律办事，没有把十七份入党审请书烧毁，直接导致十七名工人党员被捕，６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８２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１２月２日，冉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找罗广斌未果。１３日又到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１８日，冉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却未料到被巳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迎面看见。急欲立功的李修凯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军统少将李修凯，也紧紧将李修凯的衣领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大特务和大叛徒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知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附近老街３２号“慈居”（原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冉益智再也未能跨出这道大门。冉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刘国定最初隐瞒下来的身份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为邀功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份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志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巳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６日，巳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９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１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被押往刑场路上，他面对街道两边夹道观望的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谁能否认《红岩》中的“许云峰”——现实生活中的许建业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