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与“作家”斗争到底　　

　　“他的眼泪不加掩饰地在流淌着。他已有多年没哭泣了，多年来他一直热衷于在纸上表达，用没完没了的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但那些文字无一例外都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垃圾，还没有哭泣来得痛快、来得有力量。……”

　　——艾伟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当代》第4期）以一个“作家”的垮掉而结束。作家在小说中设置另一个“作家”，这也许是由于自恋，他太爱自己了，忍不住制造一个替身；但也可能是由于缺乏安全感，当他讲述故事时，他总是感到听众中有他的同行或竞争者，正盯着自己，而且恶毒地冷笑。这真是芒刺在背呀！于是，他索性化被动为主动，让那匿名的、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暴露出来，让他跳进自己的小说，让他猖狂表演大放厥词，同时打击之、挫败之。

　　———艾伟实现了这种“引蛇出洞”的战略，那个名叫肖元龙的“作家”终于认识到他那些文字、那些“对世界的看法”都是“垃圾”，那么很好，艾伟同志在一场艰苦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这部小说隐含着一场斗争，艾伟必须在斗争中汲取力量，因为他的故事太“容易”了：女人和英雄结婚，英雄在上世纪的战争中负伤，双腿瘫痪，鲜花和掌声围绕着这种“轮椅上的爱情”；然后，他们开始过日子，一天一天柴米油盐地过，直到90年代……

　　———端详着这个故事，我马上就可以预言小说的发展方向：他们的日子肯定不那么美好，那名叫张小影的女人迟早会感到幻灭，但她无法回头，她已成为激情和虚荣的终身囚徒。

　　这种预言建立在阅读经验之上，作为一个“职业读者”，我毕竟看了无数小说，我知道碰到这种题材咱们的作家通常会作出怎样的“条件反射”。所以，我已经准备忍受又一部乏味的小说。

　　但艾伟料到了我的预言，他决心与我的预言斗争到底，于是小说中出现了“作家”肖元龙。此人是个教师，是张小影的同事，从他出现的那天起，他就用刻薄的、或者说“深刻”的目光打量着这对夫妻，似乎看透了他们的现在和未来。

　　这家伙真的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上帝无所不知但上帝沉默，而人却会忍不住哇里哇啦乱说，放肆、轻浮、骄横；但肖元龙终究是善良的，他怀有普度众生的责任感，对于张小影，第一是怜悯，第二是要教育或启蒙。

　　如果一个人忽然落到了被怜悯、被教育、被启蒙的境地，感觉怎么样？想必不太受用，那意味着自己的生活、自己这个人在被怜悯的同时遭到了粗暴否定，就像有个家伙闯进你们家，指手画脚地告诉你床不该这么摆，油瓶子不该放在窗台上，而且他还含着一泡热泪宣布你的生活是个亟待纠正的错误。

　　你肯定会把这厮一脚踢出去。但张小影没法儿把“作家”踢走，她所能做的就是顽强地生活，逃避那刻薄的目光，承受自己无法言说无人能知的爱、恨、痛苦、希望和失败，直到作家先生自己垮掉。

　　———《爱人同志》中贯穿着张小影与肖元龙这种隐蔽的对抗，这也是艾伟与他的文学背景和思想背景的斗争。

2　请好人举手

　　为了充分理解这种斗争的性质，我们先挤上一辆长途汽车，一个名叫洪亮的孩子正愤怒地大哭。他看见有人偷窃，他喊了出来，当然，没有人站出来帮他，当然，被偷者慌忙否认。小偷终于下车了，人们似乎重新活了过来———那被偷的人掏出一张钞票，对孩子的妈妈说，对不起呀。

　　又有人说，是啊是啊，让你们受罪了！连售票员都过来说，对不起啊，我刚才，真的是……吓傻掉了！

　　这时，洪亮却再也控制不住，哇地大声哭将起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不哭，刚才他还显得像个男子汉，而这会儿却是这么没用。他一把打掉了那个人的钱，眼泪不争气地喷了一脸一身，他想说，谁要你的臭钱啊？

　　大家都在摇头叹气：这孩子，这孩子……

　　那个人捡起钞票，把两手一摊说，好人做不得啊。

　　洪亮哭着，愤怒前所未有地从脑门上炸裂开来：你们究竟谁是好人？谁是好人请你把手举起来！

　　没有人举手。

　　诸如此类的事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社会版上看到，但在曹征路的中篇小说《请好人举手》（《上海文学》第6期，《小说选刊》第8期）中，一个孩子的尖锐诘问使一个庸常的社会情节猝然变得威严、壮阔：谁是好人，请举手！这近似于“最后的审判”。

　　这是小说的结束，但不是问题的结束。长途汽车上的这个场面很容易被理解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对比，孩子天真、纯洁，他还来不及成为“坏人”，所以他具有面对成人的优势，对此我们只能哑口无言，暗自羞惭。

　　这种理解合于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尽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上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孤叫，很多中国作家却更像卢梭的传人，他们习惯于把童年想象为一种高尚的纯真状态，儿童们是天使，扇着洁白的小翅膀。然而，在《请好人举手》中，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其实并无区隔，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延伸或投射，洪亮对他的父母来说也许是天使，但在外人看来恐怕更像个小魔头，他有着“独生子女综合征”的几乎所有症候：自我中心、虚荣、世故，等等，亟须加强教育。

　　说到“教育”，洪亮的老师和长辈们当然都在教育他，但事情的结果却是，他所有的毛病都是从大人那儿模仿而来：人人都像会计师一样计算着投入产出、损益盈亏，这里不需要“温情脉脉的面纱”，不能那么优雅那么温良恭俭让那么不好意思，这孩子的家庭和学校如同热气腾腾正值牛市的交易所，而洪亮的大姑就是众人追捧的股票。作为当红的歌星，作为“名人”，她可以调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可以满足她的家人以及八竿子打得着或打不着的其他人的各种欲望。

　　这篇小说真正的伤口就在这里：谁都知道这只股票迟早崩盘，大姑将因滥用她的能量而垮掉，但是，从她的母亲到她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像心怀侥幸的股民，只想在崩盘之前捞取最后一份利润，他们爱她，像爱一只股票一样爱她。

　　洪亮的大姑终于入狱，在法律意义上她已经成为“坏人”。这个女人的性格和命运中有一种沉静、疲惫、宽广的悲凉，只有她怀着诚挚的、不可自拔的爱，爱亲人、爱洪亮、爱母校、爱曾爱过的一切，但人类的美德究竟在什么情况、什么界限下转变成了必须惩罚的罪行？如果说这个女人是“坏人”，那么谁能够清白无瑕地向她投掷石头？

　　曹征路未能坚决地探测这个女人的深度，否则《请好人举手》也许将是一篇比现在好得多的小说。然而，洪亮对此却有一种直觉的困惑，正是在探视大姑的归来途中，他爆发了，他提出了愤怒的诘问。

　　———怯懦者自我归类为“好人”，借助于“好人”、“坏人”这样的理念，人们轻易地就把自己从泥潭里捞了出来。但是，这个孩子不让我们清白地站在岸上，他的诘问不仅是针对此时此地的每个人的，更是针对我们借以把生活和世界整理得一清二楚的那些理念和论述。

　　理念和论述是由成人、由教育者提供的，那个孩子是“被教育者”，他本来无权插嘴，但在这篇小说里，正因为眼前没有先验的理念，孩子对生活的真相、对生活中波诡云谲的疑难和困境看得更为透彻。

3　小说：作为宠物或野生动物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作家就像那个孩子，他要与理念作斗争，要探索生活的未知，质疑和抗拒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

　　但是，中国作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他们有太多的“知识”，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从理念上分析世界，却不知世界在理念之下已悄悄逃走。很多作家其实很像《爱人同志》里那个名叫肖元龙的“作家”，他们之所以没像后者一样垮掉，是因为他们甚至没有看见人间的能力和愿望。

　　仔细分析肖元龙的思想，你会发现其中混乱地运行着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逐步建构的知识分子话语：从“人道主义”关怀到“个人”价值的肯定，这种肯定很轻快地就从精神落实到肉体，于是“个人”的正当性变成了欲望的正当性，而且这些理念最终被定义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意志。

　　我无意探讨它们是否正确，我知道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它们完全不适用于张小影的生活。一方面是不适用，另一方面是非用不可，强作解人，因为我们的“作家”是“知识分子”，他真的认为世界应该合于他的论述，于是对抗和斗争就不可避免，艾伟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把一个“容易”的故事变成了对人的难以驯服、难以预测的可能性的有力呈现。

　　不驯服，也就是不正确，而作家们常常像老师或者驯兽员，他们忍不住要对生活进行“正确”解释，使生活去除野性，如同宠物。2002年8月，我看到的两部长篇小说却是野生动物，除了《爱人同志》，另一部就是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那是“文革”后期的1973年，据说发生了“教育回潮”，在荒凉的晋北高原，一个来自北京、人称“小侉子”的女孩作为“知青”被乡亲们连哄带骗地送进中学，而这所学校的教师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精英。野丫头小侉子与数学家江远澜相遇了，一场“爱情悲剧”即将发生。

　　好啦，我又知道该小说将会怎么写了，“文革”记忆和“知青”经验已被作家们、被知识分子们汗牛充栋地写了20多年，知识分子论述早已确立覆盖性的霸权，于是，我们马上可以想到要批判愚昧，要歌颂文明，要探索知识分子悲惨而崇高的命运，等等。

　　———正确吗？很正确。但问题是，如果仅仅为了正确这么一下，懿翎又何必写这部小说？写小说或读小说难道不是为了看见我们所未见、记起我们所遗忘？如果结论已经给出，生活和历史的意义已经写定，那么小说家还忙活什么呢？

　　所幸小侉子是个野丫头，她尚未被任何定见和理念收拾妥当，她没心没肺地面对一切，各种各样风马牛不相及的经验在她心中灿烂地汇聚，她还特别爱说，她的话快过她的脑袋，而她的脑袋还不是个知识分子脑袋，脑袋还在发呆呢，她的话已经脱口而出，直觉地捕捉和穿越了事实。

　　作为叙述者，小侉子就这样说出了一部小说，她被语言的快感支配着，紧锣密鼓、急管繁弦，昆山玉碎凤凰叫、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数来宝是Rap，是羚羊疯马般的速度。快感是不讲理的，快感是平等的，快感只在有快感的地方停留，快感把纵向的价值等级横向拉平，于是，我们尖锐地感到小侉子的声音与知识分子叙事的不合拍：她可以匆匆忙忙地交代一个又一个老师的死亡，却饶有兴致、流连忘返地观察对羊的屠杀；她也许对精致、“高级”的“知识”怀有敬畏，但她真正热爱的是粗糙的、“低级”而旺盛的生命活力。

　　不合拍就是不着调、不正确，只有极少数作家具有“不正确”的才能，他们唐突地搅乱节奏，他们是在严肃的场合傻笑或在欢乐的时刻哭叫的顽童，这种不得体的傻笑或哭叫恰好使事物脱离“合法”的认识轨道，重获野性，变得有趣。我们写了那么多“文革”，但据我看来，只是到了王小波那部极不得体的《黄金时代》，“文革”记忆才开始变成真正的文学经验。

　　同样，《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也极不得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正确”的、“适度”的，即使它的“爱情悲剧”也令人啼笑皆非。关于“文革”和“知青”，关于那段生活和历史，我们听到的不再是从知识分子立场、城市人的立场、某种历史理念的立场上发出的一面之词，而是宽广地容纳了城市和乡村、精英文化和民间生活的嘈杂声音，它更宽广、更丰富，但也难以听得一清二楚。

　　《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反对一清二楚，这个书名取自《圣经》，上帝说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也就是把“好人”和“坏人”分开，但作家不是上帝，懿翎还有艾伟、曹征路甚至不是伪装成上帝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人间、努力看见人间。

4　毕飞宇：人间的秘密

　　当我强调“人间”这个词时，我是把它与知识分子的理念世界相对使用的，它是理念无法规范、无法把握的经验和体验，就像植物学家不能绝对地解释一朵花，任何理念也不足以解释生活和心灵，文学的自由、灿烂和神秘，它的洞察力就在于此，就在理念的巨手捂不住的缝隙之间。

　　然而，当毕飞宇写《玉秧》（《十月》第4期）时，那只巨手看起来似乎无可逃避。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玉秧从王家庄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小说一开始就是学校运动会上3000米的长跑比赛，胖姑娘玉秧气喘吁吁地跑着，“默无声息，勤勤恳恳，像一只小乌龟伸长脖子卖着她的死力气”，等她跑到终点时全场观众早把她忘了，更糟的是，她还“倒霉”了，她只能孤零零地逃回宿舍。

　　这场体能的竞争预示了正在展开的生存竞争，而我们面前这个姑娘除了卖“死力气”学习没别的优势，她既不美又不媚，是个乡下人，脑子不聪明，性子又木讷，她的确是“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小乌龟，而精明的兔子们又不肯睡觉。

　　——我真是替毕飞宇发愁，玉秧这个人物几乎就是平凡或庸常的注脚，比起她光彩照人的姐姐玉米和玉秀，她的身上没有生动、活跃的气韵，你在人群中永远不会注意到她，看见她也不会浮想联翩，总之，这个人物很狭窄，缺乏可能性。选一个“出不了事”的人做主人公，这小说怎么写呀？

　　当然，毕飞宇必须让她出事，她自己也要努力出事，否则怎么在比赛中跑到前边去？于是，学校里有了一位认真负责的保卫干部，此人认为有必要全面了解学生情况，他自己的一双眼是不够的，总有看不到的地方，他需要更多的眼，他选中了玉秧，玉秧将随时单线地、秘密地向他“反映情况”。

　　故事由此热闹地展开，玉秧重任在肩，跑得快的兔子终遭报应。毕飞宇硬是在很狭窄的地方打开了空间，他也毫不迟疑地表达了他的理念：一种充满权力诡计的卑劣的教育塑造着卑微的人格。这种批判态度中预设了重要的知识分子立场：人文主义理想、对权力正当性的警觉。

　　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我感兴趣的是，《玉秧》中有什么是“不正确”的？除了隐含的知识分子论述之外，是什么使得作为作家的毕飞宇感到他必须把这篇小说写完？

　　这篇小说里有一种黑暗的激情。在玉秧身上，笨重和迟钝与鼹鼠般的敏感构成奇异的对比，就像大象怀着一颗鼹鼠的心；她爱黑夜，在运动场上、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对她来说是噩梦，她必须逃入黑夜，她的身体隐匿、她的眼睛明亮，当她窥伺他人的秘密时，所有束缚着她、使她卑微的限度都被超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挤出了一种可能性。

　　玉秧变成了一只机警的夜行动物，这其实是不可“批判”的，这是难以言喻的疼痛和诡异的诗意。任何理念都不能覆盖它，那是人间的秘密。

　　说出这个秘密，不让它湮没无闻，这是毕飞宇写出这篇小说的理由，我认为，这应该也是所有小说的根本理由。（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