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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卡佛:前方,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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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佛:前方,孤独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2月17日   

卡佛名作《大教堂》在多年期待后面市

  本报讯 在国内文学读者多年期待中,海明威以后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终于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大教堂》包含11个短篇,是卡佛的成熟之作,被提名普利策奖。卡佛的作品致力于描摹美国平民的生活,表现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变质,表现普通人被生活打得遍体鳞伤后的孤独与沉默。

  卡佛一生前一
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晚年文学声名渐高,却罹患肺癌,50岁便英年早逝。卡佛曾获古根海姆奖金,国家艺术基金奖金,布兰德斯小说奖等多个重要的文学奖,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据悉,译林出版社还将出版卡佛的《请你安静些好吗》等4部代表作品。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2月24日   

前方,孤独
■黄昱宁

  卡佛的小说,历来是“在表达着什么”,但也历来让你在“试图让自己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前,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的。卡佛作文的收官之笔,每每形同在紧要时分掐断,读之愠怒,思之杳然。

  《大教堂》,[美]雷蒙德·卡佛著,肖铁译,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25.00元

  泰丽·夏沃(Terri.Schiavo)一案的一唱三叹,拜各处报章的连篇累牍所赐,我也算了解个七七八八。然而,论条分缕析、见微知著,丁林先生的《泰丽之死》(《万象》第七卷第八期)当属其中翘楚。美国朝野上下、寻常百姓,为了一个十五年前就被判定脑死亡的女人,为了讨论应该替她争取“生存权”还是“死亡权”,党派、司法、行政……制度舞台上的各种角色次第登场,国家机器的各个零件运转得井然有序却也让人怅然若失——你觉得谁都没有错,然而,又好像哪里不对劲。

  管子终究还是拔掉了。坚持了十三天才断气的泰丽,让人想起来还是如同凉风掠过刚拔掉牙的齿穴一般,酸酸地痛。人们无法摇醒沉睡中的泰丽,问问她,丈夫事隔多年——在另有女友和子女之后才“想起”代她主张的“有尊严地死去”,究竟是不是真话。再健全再滴水不漏的制度,也总有它们没有办法覆盖的盲区。人心是这盲区里最幽深最暧昧最无法用是非来衡量的角落,有时候探知那个角落的只能是同样幽深、暧昧、无法用是非来衡量的东西,比如,文学。

  数年前我翻译过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一组短篇,其中有一篇《不管谁在用这张床》(Whoever was using this bed)就曾在云山雾罩中,不露痕迹地将类似的问题悄悄推到世人的视线里,如今想起来简直像一道黑色预言。

  故事照例是卡佛式的漫不经心,在极狭窄的空间内兜兜转转:一对曾经各自离异后重新组合在一起的中年夫妻,某夜突然被电话铃吵醒。丈夫去接,电话那头是个神神道道的女子,一开口就喊一个陌生男人的名字,执意要他去找那个子虚乌有的人来“聊聊”,最后丈夫只能挂断电话再把听筒挪开。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夫妻两个都来了精神,和衣坐起,又是抽烟又是喝咖啡,从电话说到梦再说到各自身上的病痛,不知怎么扯到了死。妻子说到一则新闻:“你有没有在报纸上看到,那家伙拎着一把猎枪跑进一间重症监护病房,逼着护士把他父亲的生命维持仪器的插头拔掉?”于是,夫妻俩就在这夜半时分,开始讨论有朝一日万一此等大难临头,那根管子究竟应该“拔,还是不拔”。讨论越来越偏离闲聊的轨道,妻要夫发誓“替我把插头拔掉,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候”,夫要妻允诺“别帮我拔掉,让我活下去,行吗?”谈话到了这一步,两个人自然都再没有了入睡的可能,于是起床、吃早饭、上班。然而,整个白天,丈夫都神思恍惚,“仿佛看到一张病床……床上支着一张氧气幕。床边是那些屏幕,大监视器什么的——就是电影里的那种玩意”。回到家,丈夫语无伦次地说,“好吧,如果你想听我就告诉你,我会替你把插头拔掉的,如果你想让我这么干,那我就会去做……不过,我说过的关于‘我的插头’的话还是算数的……我已经把每一个角落都考虑遍了。我已经精疲力尽。”

  两个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然而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女人,这回她的口气平静而有条理,但还是固执地寻找她的男人。丈夫开始发火,威胁“我要把你的脖子拧断”,一旁的妻子飞快地附身把电话掐断。丈夫觉得自己的声音“在表达着什么,可是,正当他试图让自己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时,便什么都听不见了”。小说就此打住。

  卡佛的小说,历来是“在表达着什么”,但也历来让你在“试图让自己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前,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的。卡佛作文的收官之笔,每每形同在紧要时分掐断,读之愠怒,思之杳然。这一篇,正确而空泛的理解不过四个字——中年危机。激情渐退、惶惑终日,凡此种种,都可以往这顶帽子里套。然而,总有一些细节是游离于表层之外的,比如:这一对夫妇以前大约都经历过跌宕情事,丈夫的前妻和孩子至今也常来电话骚扰,因此,他们养成了每晚入睡前拔电话的习惯,偏偏那一晚,他们忘记了拔(拔电话的现实和拔“插头”的臆想互为镜像,形成饶有趣味的对照),斜刺里就杀出一个不速之客;这场婚姻本身也处在微妙的瓶颈阶段,妻子曾经在梦里呼唤别人的名字,以至于那天晚上,丈夫就这样问被惊醒的妻子:“这又是一个没有我的梦吗?”

  如此想来,卡佛真正欲言又止的,还是孤独吧——人终究是要从孤独里来,往孤独中去。为了摆脱孤独,人们离婚了以后又结婚,寻找丢失的爱人、半夜里起来赌咒发誓。然而,没办法,我们还是看到那张“支着氧气幕”的病床在眼前越来越清晰;我们知道,当我们躺在里面的时候,没有人能代替我们面对未知的孤独,等待奇迹,或者,终结。

  小说里那对夫妻不停地要求对方答应自己的“遗嘱”,那种偏执与絮叨让你不能不相信:婚姻比生命更脆弱,而比婚姻更脆弱的,是信任。鼻尖沁着汗珠子站在饭店里浇香槟塔的新婚夫妻们,大约怎样的海誓山盟都经不起心上偶然掠过的一丝疑问:当你成了一株准植物、静静躺了十五年之后,你的他(她),会替你做怎样的决定?

  卡佛数十年前的虚拟设问,在公元2005年的真实生活里,得到了答案——当然,只是众多可能的答案中的一种,却也是经过了各个层面的平衡、在现有条件下最政治正确的一种。泰丽一家都是经典意义上的好人,他们遭遇的是经典意义上的悲剧。维系泰丽生命的那根管子,在政治家医学家法律学家伦理学家宗教人士媒体从业者看来,或许是口号是机遇是新课题是收视率是改写历史的分水岭;然而,在数千万不那么专业的民众看来,它或许更接近于卡佛藏在小说里的一声叹息,一道清晰标记着人类终极命运的指路牌:前方,孤独。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2月24日   

雷蒙德•卡佛的“极简主义”
■思郁

  《大教堂》对卡佛的意义非同寻常的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创作这些小说的时候,卡佛一直以来窘困的经济状况开始得到改善,他第一次可以衣食无忧地辞掉了琐碎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而且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中第一次主动作出了些许的改变。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9—1988),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从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起发表诗歌。1967年,作品第一次入选《美国年度最佳小说选》,70年代后写作成就渐受瞩目,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1983年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同年,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旋即被提名普利策奖。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

  大部分的写作者都对文学寄托了一种理想,以为可以通过写作来改变现实生活。但对雷蒙德·卡佛这样的作家而言,文学只是文学,现实就是现实,如果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权衡的话,现实也远远比文学重要。卡佛不到20岁就已经娶妻生子了,因此很早就知道有比写小说和诗歌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承担责任。这种切实朴素的生活观念也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写作的时候经常处于一种常态的紧张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他身下的椅子随时被人移走。这种窘迫情境之下的写作一方面让他成为了美国平民话语的代言人,笔下的许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描写真切而细腻;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他只能写短篇小说,而且大多数的篇章是那种简之又简的语言,淡淡几笔素描点缀成的无力的生活画面。难怪卡佛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

  198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并不算是卡佛的代表作,1981年出版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才是被评论界公认的简约派文学的经典。但《大教堂》对卡佛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创作这些小说的时候,卡佛一直以来窘困的经济状况开始得到改善,他第一次可以衣食无忧地辞掉了琐碎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而且是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中第一次主动作出了些许的改变,“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许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一些”。我们一直以来都倾向于喜欢积极的和充满希望的文学。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的理想寄托,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之路涂抹一丝的亮色,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救赎,重回现实版本的“在路上”。但是对卡佛这样的一直以来同样窘迫和困惑的作家来说,让他书写希望和救赎是一种不可能的现实。卡佛老老实实地承认:“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优雅地解决困难不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卡佛的笔下出现的永远都是小人物,失败、绝望、挫折、贫困不是文学性的夸张,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而且似乎永远没有得到改善和改变的可能。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不是卡佛的文学,更不是他的生活。

  读卡佛的《大教堂》很容易产生轻视他小说的印象。繁复美学的小说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史诗性巨著的小说潮流容易酿成我们专制的偏见。但是“极简主义美学”并不代表简单主义。一个生活中普通的画面,一个现实中平常的场景,如果仔细的揣摩拿捏,完全可以从看似单薄的印象中抽离更加丰满的质素。比如在《保鲜》中,一句话概括整个故事:一个正遭遇失业的家庭里,更雪上加霜的是冰箱坏了。就此,有评论家发表批评说: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修好呢?卡佛说,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也许他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花不起钱来修冰箱。换句话说,我们在忽略一种视而不见的存在,忽略一种平凡生活蕴含的意义。而卡佛的存在仿佛是在弥补这种缺失的遗憾,就如同是在擦拭普通事物上的尘垢,让它的熠熠光彩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无论在诗歌还是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卡佛简约而不简单的“极简主义美学”。

  卡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苦难之中,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一次次生活中的挫败让他坠入低谷,但就在这种苦难的常态生活中他仍能坚持不懈地写作,令人惊异之余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专注和恒心。他一直都奢望文学能改变他的生活,但是他一生的大部分经历都不折不扣地证明了“我得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你看,这就是生活的荒谬感所在。不要奢求从无望的生活中得到救赎,写作生活也不能。只有明白这个朴素的真理他才可能在写作的间隙中,拼命挣得一份生活下去的可能性。卡佛说,相比人物在想什么,他更在意笔下的人物在做什么。人物的行为之所以比言语要有用的多,是因为从行为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在悄悄地改变,而言语只不过是行为和思想的偷懒的借口而已。卡佛的小说证明了一个简单的行为比一连串迷宫似的语词更贴近生活的本质。


最后更新[200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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