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中共中央新闻网最近刚刚公布了最新版的《毛泽东传》，这本书对于毛泽东临终前的心理活动也有很多的介绍，书中特别提到说对于死亡，毛泽东相当地坦然，而且早有预感，其实在多年的戎马生涯当中，毛泽东曾经多次地和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他却从来都没有避讳过，那么对于死亡，毛泽东到底有着怎样的看法？他的死亡意识在晚年又曾经怎样地影响过他的政治决策？有关这些话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再一次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萧延中先生。

    欢迎萧延中先生。

    我们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一起来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萧延中先生。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大讲堂》，我记得上次您在这里演讲的时候呢，给我们分析了毛

东他的性格成因，那今天呢我们要谈到毛泽东对于死亡的看法。我们也知道他一直都不害怕死亡，没有畏惧，这和他的性格成因之间，和他的个性有什么关系呢？

    萧延中：这个问题在心理学上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他对于死亡的看法，实际上是他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每个人有不同的生长的经历，这个经历塑造他的人格，因此也关联到他对于死亡的看法。

    主持人：毛泽东他本人对死亡不惧怕，他个人对于生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呢？因为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还处于文革当中的时候，大家就常常会说毛主席万岁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和他对于生的理解或者期盼有关系吗？

    萧延中：现在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预期”，毛主席对于他的这个，将来迟早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这是他的话，他有很清醒的认识。他曾经说过好多次，他说“什么毛主席万岁，那是不可能的，长生不死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怎么还会这样去看问题呢？”当时1975年10月1号的时候，他老人家静静地在那坐着，据现在的回忆看，他没有读任何的书，因为毛泽东是个手不释卷的人，他不读书他受不了。那么那一天他没有读书，因此他坐在那静静地想，自言自语地说，“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国庆节了吧？！”后来呢那个他身边工作人员跟他说，毛主席你不要这样想，我们都盼你身体好，能够万寿无疆。所以毛主席就当时说了那样的一段话。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生命的极限，个体生命的极限，他认识得很清楚。

    主持人：那在他生前，毛泽东喜欢听这样的口号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

    萧延中：我觉得他喜欢听。

    主持人：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吗？

    萧延中：这个从正常的心理的角度来说，谁都愿意多听好话，是吧，你可以容忍人家批评你，但是你心里边的底层是不高兴的，那个从正常人的心理来说，他肯定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怀疑他自己希望说毛主席万岁，只不过他说，你说的那些“万岁”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说我万岁？所以有的人，像林彪，说毛主席万岁的那样的，说得很极端的时候，反而引起毛泽东的高度的警觉，就是已经过了。

    主持人：萧延中先生这些年来关注到毛泽东他的死亡意识，同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这种死亡意识和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呢我想萧延中先生会在演讲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掌声欢迎。

毛泽东

戎马一生  九死一生

对于死亡他有着怎样的认识？

他的死亡意识又对中国的历史进程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

解读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萧延中：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就是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现在目前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晚年，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时候，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他的政治运动发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从向党外转向党内，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如何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就认为，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一种调整的措施。也就是说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它的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就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狂妄自大，攻于权术，因此他对于政治做的是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现在这个四种说法，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前两类是比较正面的，后两类是比较负面的。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我觉得研究的方式和它的现在得出的一种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我们不多做评说。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把我们的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我们说“领袖意志”背后的那个潜意识的动机上去。

    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生命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毛泽东这一辈子，他的生命历险的次数，是和常人比较起来是非常地多，所以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一种死亡的感觉。比如1935年5月26号，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的过程中间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飞机就来了轰炸。那个毛主席的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那么炸弹炸了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叫做胡昌宝，当场牺牲。毛泽东后来回忆，后来跟斯诺1965年讲，说当时战争中很危险，我身边的警卫员，卫士长，被炸死，血都溅到我的身上，但是我一点儿都没伤着。

   我们再看，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他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和毛泽覃，两个弟弟；毛泽东的结发夫妻杨开慧；毛泽东的嫡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这个唐妹毛泽健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应该是能被人们接受的。我们知道，像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一样。

    第三，我们会看到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多次涉及到死亡的主题，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扬，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为了祭祀而做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是由于张思德烧炭那个煤炭窑塌了牺牲，毛泽东所做的悼词，《纪念白求恩》是这样，《愚公移山》也如此。

    所以我们说，毛泽东的这个三个方面我们都会看到，他实际上和死亡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时时与死亡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在这个地方我之所以用“天才”这样的字眼，就是要在修辞上强化毛泽东的经历的特殊性。

劫后得余生，亲戚多罹难

“死神”的眷顾

让毛泽东对死亡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萧延中如何用幸存者理论

从心理学角度

剖析毛泽东不同常人的生命焦虑

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第二帕：

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种经历，对他本人政治行为的影响呢？或者说，这种经历对毛泽东频频发动政治运动，尤其发动党内的政治运动，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这样去探讨问题，会不会是一个荒唐的伪问题呢？

    所以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于直觉去讨论，我们要有一定的研究的理路和框架。

    在这个地方，我介绍美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他最成名的一本著作，书名叫《虽死犹生》。在这本著作中间,利夫顿教授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幸存者”这样一种概念。这个概念的基本意思是说: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的心态。这种非常规的心态。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等。所以毛泽东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过，“中国人说，雁过留声，虎死留皮。我毛泽东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给你们留不下什么，也就给你们留几本书吧！”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当然我们不必要完全赞同利夫顿教授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的这种视角是可参照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幸存者情结

对毛泽东的政治决策

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毛泽东的死亡焦虑

又怎样左右着国家的命运

这地方我想举几件大事，几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在这个几件政治事件中间，其实我总观察，在它的背后，毛泽东都有他的忧虑，死亡的焦虑在后面做支撑。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三年以后，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这个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继承人发表了后来著名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僚们的一种残酷的一种肉体消灭。当时虽然是秘密报告，但是西方世界马上就知道了，引起了大哗。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警觉。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说，他引用孔子的话，叫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高兴，恐惧，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反应处于一种矛盾的过程中。1959年9月13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中央设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实际上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当天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行选举了。如果只有个别人受损，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去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盯着，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就是要预备这一手。”所以在1956年提出政治，中央政治结构的改革，这样的一种政治举措的动机，就动机而言，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号和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两个长篇讲话中间谈到死人的话题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上它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好向马克思报到。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争取活下去，一定要死的话，那就拉倒。”

    这个话讲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时间正是大跃进处于高潮之中。为什么在一个大跃进的高潮之中，一个他把亿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在一个亢奋的过程中间，他突然谈到死呢？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这是我说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