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玩桥牌或是斯诺克，赢了之后说的是“我赢了”；英国人玩麻将，赢了之后说的是“I hu-ed（我和了）”——与那些舶来的游戏相比，中国麻将的海外之路可谓原装出口，原汁原味。不但“I hu-ed”，就连“吃”、“碰”这样的习语，也原版出现在西方人的麻将桌上，它们简短有力，不需解释，在风行中与20世纪欧美文化实现了无缝对接。
故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不少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入境随俗跟着中国人学打麻将。20年代，一个叫巴布考克（Joseph Park Babcock）的美国商人，开始实现向美国系统介绍中国麻将的计划。他的步骤严密而有序，从麻将牌到麻将规则，乃至麻将的英文音译“Mah-Jongg”都由他带给了美国。他为欧美人写的简单化的麻将教程《麻将规则》被人亲昵的称为“小红书”，几乎称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席卷美国的麻将风潮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作家菲茨杰拉德这样诠释着当时的美国：“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放纵和绚丽的时代，这是最值得书写的时代。”在20年代那个爵士年代中，有着异国情调、私密性、战略性和隆重感的中国麻将，也在此时书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日本的麻将普及，是1924年从报刊上一点一滴的介绍开始的，因此后来在《朝日新闻》的读者提问一栏中，有了“最近小说和报纸上看见的支那的麻将是什么？”的问题。然而此时的麻将游戏仅仅局限在有闲阶级中的上流家族、以及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男女学生中。麻将以高雅运动的面目出现在咖啡馆和高档餐馆中，在东京神乐坂地区的咖啡馆里，仅一套麻将就使得像广津和郎、佐佐木茂索等名士、画家、官吏们蜂拥而至。到了1925年，《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菊池宽小说《第二の接吻》上写到4人玩麻将的场景时，麻将已经渗透到许多人的生活中，到了昭和年代更是风靡一时，出现了许多麻将爱好者的团体。
犹太人是麻将大军中最忠实的追随者。二战期间，当故乡乃至全世界对犹太人关上大门时，中国上海这扇门仍对他们开启。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很快接受了中国的麻将游戏，以此作为同族人交流的工具，共同度过流亡中的漫漫长夜。此后无论走到何处，麻将都成为犹太人尤其女人的最佳伴侣，他们对麻将中的中文早已看惯。后来一名南非华人创造出取消东、南、西、北的新式麻将，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犹太人对中国麻将的喜爱，就这样在一段伤痛与温情交错的底色中延续下来。
撰文／马惠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