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与沉樱最后的遗憾（转）
北京时间 2003-11-18
今年是诗人和翻译家梁宗岱先生的百年诞辰，昨天则是他逝世20周年忌日。
梁宗岱的诗名和译名在他的前半生就已经奠定，但由于客观和主观原因，他的后半生却归于沉寂或近于无闻了。然而是金子总会闪光，近二十年来，他的诗、文被陆续重新出版，对他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了由黄建华主编的《宗岱的世界》五本丛书，分为“诗文”、“译诗”、“译文”、“生平”和“评说”，其中“生平”一卷向世人介绍了这位文人才子多姿多彩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书中他与夫人、才女沉樱的恩怨离合让人感慨唏嘘。
——编者
暮年的游子望落叶归根，晚年的长辈想重见亲人。宗岱有幸在有生之年再见到自己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夫婿。中美开始建交谈判后不久，宗岱的二女儿思清和她的丈夫首先从美国回国探亲，那是试探性的，思清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否还在人世。关于这次会面，甘少苏的《宗岱和我》有简短的记述：
那天中午，我们正午睡，听到敲门声，宗岱去开门，没有认出思清，问她找谁。思清回答说：“找我爸爸——找你。”
1976年，宗岱的大女儿思薇偕丈夫齐锡生教授一度回来探望父亲。离开大陆时，思清八岁，思薇已十二岁。那时思薇已经是很懂事的孩子了。她还记得当时父亲很喜欢她，很疼她，她对父亲是有感情的。她只是看不惯父亲那种“爱吹牛”的性格。此次见面，父女俩没有单独详谈的机会，因为甘少苏始终在场。
宗岱晚年有机会重见两个女儿，其内心的快慰是可想而知的，平时极少谈家事的宗岱，此时主动向同事提及自己的女儿，有时还向他人出示见面时合照的照片。但宗岱也有遗憾：没能再见自己的儿子思明。父子最后分别时，思明还很小，大概是四五岁的光景吧，对父亲不可能有很深的印象。宗岱曾经向思薇透露，很想出去见见她弟弟。思薇回答，要看看弟弟愿意不愿意。后来思薇征求弟弟的意见，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他那样对待母亲，我不想见他。
宗岱另一个遗憾，恐怕就是无缘再见为他生下二女一男的沉樱了。其实，他们本来是可以有机会见面的。1982年4月间，沉樱只身从纽约飞中国，先到上海，再到山东，复至北京，重会阔别三十多年的亲友。在上海，受到巴金、赵清阁等作家友人的热情款待。到济南，见到她的表弟，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田仲济。在北京，会见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还见了朱光潜、卞之林、罗念生等老朋友。当然，她也见了她与第一个丈夫所生的女儿马伦。然而，她这次归程，却没有广州这一站。那里的宗岱应该是等候着她的；而她本人也早有意和宗岱一见。她给宗岱的信可以说明这一点：
宗岱：
接来信知曾到京开会，又闻健康很差，真是一喜一忧，不知有何病症，现就医否？大家都很惊讶。本来以为你
比我壮，想不到都入老境。我右手抖痛，说不上大病，但不能提笔写作，也很苦恼。幸能吃能睡，生活尚称安逸，
目力亦佳，可以尽量看书，欣赏风景，可惜你不能来此同游。望多保重，还能再见。
樱十二，四
然而，沉樱最后归来终于没有再见宗岱，我们猜想，不是因为沉樱心中对宗岱犹存怨恨，而是甘少苏尚在宗岱身旁之故。沉樱与宗岱早在1950年代后期便恢复通讯关系，早期是通过在香港的宗岱的同学转递的。到了1970年代，两人已直接通信。我们见到一封邮戳上盖了依稀可辨的“DEC1972”的字样。而信封封面上写的是“广东广州黄婆洞外语专科学校梁宗岱先生收”。其中“外语专科学校”乃“广州外国语学院”之误。可见两人尚在直接通信的初期阶段。正是这封地址不确的信，读后令我们唏嘘不已。林海音女士已把此信的全文披露于海外的报端。听说是从诗人彭燕郊那里得来的。我们也从彭诗人那里要到了复印件，现照录如下：
宗岱：
影印品即可寄出，前两天思清找出你交她的资料去影印，使我又看见那些发了黄的几十年前的旧物，时光的留
痕那么鲜明，真使人悚然一惊。现在盛年早已过去，实在不应再继以老年的顽固，前些时候信中还争谈什么吉人天
相，想想也太好笑了。最近重读契柯夫一篇小说《晚年》，和赫曼赫塞的散文《老年》，不胜感慨，而我最近又将
离美归去，觉得应趁这可以通信的机会再给你写写信。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
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耦（注：此字在手稿中似由“耦”改作“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
的老师。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重读《直觉与表现》更有此感）自然你现在也许更
进一步，大不相同了。我们之间有很多事是颠倒有趣的，就像你雄姿英发的年代在巴黎，而我却在这般年纪到美国，
作一个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不过，人间重晚晴，看你来信所说制药的成功，和施药的乐趣，再想想自己这几年译书
印书的收获。我们都可说晚景不错了。你最可羡的是晚年归故乡，我现在要回去的地方，只有自建的三间小屋而已。
我在六十岁生日时用孩子们给我过生日请客剩下的钱，自费印了一本褚威格的小说集（以前曾由书店出版三本），
想不到竟破记录的畅销，现在已卅版（十万册）。这几年内前后共出版了十本书，你的《一切的峰顶》也印了。最
近在这里，借书看书都方便，又译了不少，打算整理一下再出一本。这虽然没有你施药济世活人那么快乐，但能把
自己的欣赏趣味散布给人而又为人乐受，也觉生活不再空虚。记得你曾把浮士德译出，不知能否寄我给你出版？如
另外有译作，也希望能寄来看看。最近在旧书店买到一厚册英译蒙田论文全集。实在喜欢，但不敢译，你以前的译
文，可否寄来？我的几本译书真想请你过过目，但不知能寄不能寄，望来信见告。我大概一月动身离美。思明仍欠
佳。思薇姊妹都好，忙着挣、花钱。
沉樱十二月七日
这封表面看来恬淡的信，在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人看来，包含了多少逝去的酸楚，而又反映出多么博大的胸襟，多么高洁的灵魂！在重庆的日子，当她知道梁与甘的关系时，便毅然携子女离开，没有吵闹，没有哀求。后来，在漫长的岁月里，靠着一份教职和业余的笔耕，辗转奔波，独力把三个年幼的子女抚养成人。二三十年后，当她在信中向宗岱提到他们的三个子女时，字里行间，弥漫着自豪和喜悦：
宗岱：
报告你一件好消息，思明也来美国了。我已两年未见他，他还是那么纯真，在机场的人群中，冷眼望去，真是
一表人材，风度翩翩，而且见了我还像小孩一样的亲，谁也想不到他已是三十出头作了爸爸的人。亲友们无不羡慕
我有这么三个同样像玉树临风般的儿女（向你不妨用此自夸）。外国人更是惊讶他们的体高和风度，都不相信他们
是纯中华血统。（注：后面三个字复印件不清楚，但从文气推断，大体不错。）……
樱一月六日
这位可敬的女子，其实对宗岱一往情深。据林海音说：“她并没有和梁宗岱离婚，在名义上仍是梁太太，而梁宗岱的妹妹在台湾，她们也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见《念远方的沉樱》，载沉樱散文集《春的声音》）沉樱的文友琦君也有相同的看法：“谈笑间，唐基说起梁宗岱教授是他复旦大学的老师。今日对沉樱姊应当称师母。她微微笑了一下，我偷眼看她双颊微红，笑靥里似乎充满了回忆的甜蜜。”琦君又说：“我曾在电话中问起思薇她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思薇说她母亲对父亲一直是又爱又恨。”（见《一回相见一回老》，载沉樱散文集《春的声音》）之所以恨，其实不正是因为还有爱吗？
宗岱与沉樱，本是很匹配的一对。按林海音的说法：“他们是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而结合的。”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两人又都从事翻译，有相通的文艺天地，有共同的工作和生活的语言。后来居上的甘少苏，原来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很难说能够真正进入宗岱的精神世界。是什么力量使宗岱弃沉樱而就她？
是她美貌过人？——见过甘少苏的人都知道，她不过是个姿色平平的女子。据说，甘与宗岱结识时，人很瘦，嘴巴大大的，有人觉得，她笑起来，嘴的两角仿佛翘到了耳朵边。
是“看中她的灵魂”（宗岱语）？——从后来处事的情况来看，谁能说沉樱的心灵不美？据思薇说，三子女与母亲共同生活这么长的时间，从未听母亲说过甘少苏的“坏话”，虽然这家庭的拆散，不能说与甘少苏无关。这是何等的胸襟！
是出于同情甘的不幸遭遇而致？——单纯的同情心，有这么大的魔力么？宗岱的学生，女作家卢岚也曾对此提出疑问：
梁宗岱与她（沉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之间是否早有裂痕？……他与沉樱最小的儿子，是在他们分居之后才出生的，可见他们依然维持着夫妻关系，即使怨恨，也不至于势不两立。但这个儿子，一般家庭都十分重视的儿子，却不能使做父亲的回到他们母子身边。这场‘拔河赛’，是四个人的那一组输给了一个人的那一组。赛事结局令人目瞪口呆，这里头有些什么秘密？（见《随风舒卷》，载《巴黎读书记》）
感情秘密，难于洞悉，也不易猜透。我们只能听听当事者最亲近的人的说法。思薇重访广州外语学院，在会见黄建华与余秀梅（黄建华夫人，也是宗岱的学生）时说：
小时候，我就经常听到父母亲吵架，即便没有甘少苏，两个人也未必合得来。母亲看不惯父亲那种爱吹嘘的性格，有时不免说他，于是就吵嘴。两人在一起时，虽然吵吵闹闹，但一旦分处两地，书来信往却表达出深厚的感情。应该说，两个人是有真感情的，父亲对母亲的为人也很尊重。母亲只是不喜欢父亲爱吹牛这一点。甘少苏自然会顺着父亲，还可能会捧着他。他们当然就吵不起来。父亲当时是不在乎我们三姐弟的，说没有孩子可以再生，后来结果就没有孩子。（大意）
——宗岱当时会说出“没有孩子可以再生”的话，大概是还不知道甘少苏不能生育的缘故。
沉樱回大陆访问后，阎纯德写了《沉樱，及其创作和翻译》一文，其中提到梁与沉樱分开一事沉樱方面的说法：“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沉樱的这几句话似乎可以和思薇那番话互相印证。
卢岚女士提的一个问题真正说到了点子上：“宗岱师所需要的究竟是一个携手共进的人呢，还是一个在旁边为他鼓掌喝彩的人？”从宗岱刚愎自用的性格来看，恐怕他更能受用的是一个从低微处仰视他，时时处处“为他鼓掌喝彩的人”吧。
宗岱在回复沉樱提到“怨耦”二字的那封信中，虽经劫难，仍然表现得十分自信和乐观，可以说，他是一个永远不会服输的人。
樱：
你的信深深感动了我们。少苏读到“怨藕”（注：宗岱把“耦”字写作“藕”了）两字竟流起泪来了，自疚破
坏了你我的幸福。我对她说，我们每个人这本书都写就了大半了，而且不管酸甜苦辣，写得还不算坏，仿佛有冥冥
的手在指引着似的。对我呢，它却带来了意外的无限的安乐和快慰。这几个字本来就是我生的基调（不管在任何情
况下）。陶渊明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从始就是我的“盲公竹”（注：即“向导”之意）。蒙田的
“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更加强我的信念了。因此我们的晚晴虽已不错，白浪宁的
Grow old along with me，
The best is yet to be！
跟我一起朝前走，
最好景还在后头！
仍是我最常哼的两句诗。……仍是陶句，但概括了蒙田的一个重要思想。
岱72，12
沉樱回国访问时，宗岱已在病中，几度进出医院，已经无法站起来行走了。但倔强的脾气依然丝毫不变。《宗岱和我》中有这么一小段，颇为传神：
“入秋后的一天，本院教师陈锡添来访，宗岱只能简单地和他交谈了一会儿。出门散步时，陈老师和我一同推着他走在树影斑驳的校园小径上，他说：“梁教授虽然瘫痪了，但脑子还是行的。”我说：“脑子也不行了。”话刚落音，宗岱突然爆出闷雷一样的吼声，额头上暴出青筋，眼睛里冒出火花，直瞪着我。“闷雷”过后，在我耳际留下了隐约可辨的馀音：“怎么不行了？”
不过，人生自有不可强争的、无法超越的极限。往后，宗岱的身体更差了，而沉樱回美后健康也每况愈下，两人终于错过了再次聚首的机会。
1983年11月6日早晨8点40分，宗岱停止了呼吸。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1月11日
转：梁宗岱：诗人的戏剧生涯（单世联）
近十多年来的文化兴奋点之一，是发掘一批现代人物的当代命运。比如著名的陈寅恪先生，就主要因其晚年形象而非学术论著才唤起公众至今不衰的热情。诗人梁宗岱，与陈寅恪同为中山大学教授，同样追求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但其认真直率的个性却使他遭遇比陈寅恪更为奇诡乖谬的命运。虽然—至少在文学界，梁宗岱没有被冷落，他的著译大多已有新版。但也许是因为读者过多地沉醉于其精当深微的见解和精致幽美的文字，也许是因为还没有人对其非常的一生作仔细的叙述，总之，这个本该为我们留意的人的写作命运，却被我们在记忆之中忽略了。
1 爱情：是认真还是放纵
特立独行是诗人本色，天才早慧的梁宗岱尤其受不了约束。留欧七年，他从不愿受“专业”、“学位”的限制，常常是夏天到奥地利冬天到意大利，多数时间则是在巴黎与大师们自由地晤谈，他的“留学”其实是“游学”。
１９３２年，受到罗曼·罗兰、瓦雷里等人亲炙的诗人梁宗岱，回国后出任北大法文系教授兼主任。他以横溢的才华配上率真的性格闯入中国文坛，所遇不合即吵吵嚷嚷，在朋友圈中属于那种既可爱复可气的人物。他与美学家朱光潜“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他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敬重的李健吾“滥用名词”；他挖苦他的朋友梁实秋：“我不相信世界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最高学府底外国文学系的主任这般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由于他的尖刻犀利，作家沈从文把他的作风比作“江北娘姨街头相骂”。
文艺从来是发挥个性包括偏执个性的自由空间，但婚姻生活中的自由却容易闹成受人非议的“绯闻”。也许其才华和天真易于招引异性的青睐，梁宗岱很难与哪一位异性“长相依”。与他有婚姻关系的第一位是家庭包办的何氏，梁从来不予承认，但１９３４年，何氏突然跑到北京要求她的妻子身份。由于一惯不赞成朋友离婚的胡适到法庭为何氏辩护，梁宗岱败诉。后来又费了很大周折才正式解除了婚约。此事一度成为北京报纸的新闻。
１９３５年，梁与女作家沉樱结婚。一场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并未使他特别珍惜重来的婚姻。１９４１年的春天，他回广西百色处理家务，偶然看了一出粤剧《午夜盗香妃》后，对饰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苏一见钟情。以一个著名诗人和教授爱上为当时世俗所鄙且半生沦落、“容貌也算不上漂亮”的“女伶”，这种脱俗之爱自难为世俗所认可，何况甘少苏此时已有一个无赖丈夫钟树辉。压力重重，但从来就敢作敢为的梁宗岱没有沉吟退却，次年即与沉樱分手而与甘少苏同居。在名义上，沉樱仍是梁夫人，但甘少苏却是其事实上的妻子。沉樱从此寂寞，甘少苏因此得救————她在回忆录中说：“在纵情声色、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宗岱抛弃了世俗观念，用艺术审美的眼来鉴别人的品性，从社会的最底层发现了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恢复了人的尊严，走出了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婚外情缘、夫妻离异等之于诗人并不少见。梁宗岱的问题不但是见异思迁而且两次都没有正式离婚，这就难免受到种种酷评。也许在他看来，婚姻之事纯系感情关系，感情不存在婚姻即可解体；而且感情又纯系个人私事，法律手续等外在约束并无真正效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做法也难以获得认同，但真正批评梁宗岱却不很容易。就他与何氏的关系而言，婚后梁即与她达成共识，不存在真正的夫妻关系，但他愿意资助她到广州学习以获得自立的能力。何氏后来也重新建立了家庭并生儿育女，双方实际上已没有夫妻关系。就他与沉樱的关系而言，梁另有所爱后没有任何欺骗的动机和行为，分居也是沉樱同意的。可以为梁辩护的是，他没有忠实于婚姻，但他忠实于自己的爱情。他不过是把认真率性的诗人本色落实到自己生活中而已。
没有谁不想忠实于自己的感情，但真正做到的人极少。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梁之可贵，在于他不因得失而自我欺骗。他与甘少苏爱恋的结晶是一本享誉中外的词集《芦笛风》：
世情我亦深尝惯，＼ 笑俗人吠声射影，＼ 频翻白眼。＼ 荣辱等闲事，＼ 但得心魂相伴。
为了“心魂相伴”，他不但要挑战“俗人”而且要舍弃半生努力所成就的一切：“半生道行纵成空，肯惜浮名轻一笑？”有多少人愿意为了情人的嫣然一笑而抛弃红尘浮名？有了梁宗岱认真的爱情，俗人的“吠声射影”不是令人气愤而是令人悲哀：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名缰利锁中解放出来追求“心魂”的自由？
正如梁、甘之爱不为世俗人情所接受一样，《芦笛风》也因其陈旧形式而一度招致诗界批评。因袭的一面固然存在。词的起源本是供宴舞之用的艳曲，以闺阁庭园之景写伤春怨别之情，适于“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迥要眇，以喻其致”。以词写情，已是文人积习，也契合梁宗岱“一曲如弦为君歌”的写作意向。但梁岂是循规蹈矩之人？因袭的动机是要————反潮流。新诗本是从旧诗的镣铐里解放出来，但梁认为一切解放运动都不免要矫枉过正，新文学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专制，而规律是灵魂的枷锁。当时不少新诗人都万分警惕旧诗的诱惑，但梁就是要对新诗的“矫枉过正”再来一次矫正，他坚信每个作家都必须寻找最适于自己个性的方式，中外古今新旧之畛域对诗人是没有意义的。“我自己在生活上最爱野朴与自然，在艺术上却极醉心于格律与谨严，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芦笛风》把极勉强的东西化成极自然的东西，不但是诗学上的探索，也是梁宗岱的个性的实现。“就是词又怎样呢，如果它能恰当地传达我心中的悸动与晕眩？”梁宗岱逆流写诗词的动机与率性之爱一样，原来都是为了那“心中的悸动与晕眩”。
2 写诗与制药，谁更值？
在翻译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瓦雷里，介绍象征主义和评论屈原方面，梁宗岱是最出色的，他的译文迄今还是同类译文中最为优美的。好的总是少的，问题是梁后期基本没有著述，以至于他在中山大学的邻居都为之着急：“梁教授怎么老在外边溜达？他很有才能，应该多写点东西呀！”
不写东西的原因之一，是诗人投笔制药去了。１９４４年，梁辞去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广西百色定居，从此远离文学达十多年。此一重大转折的原因，一是他必须回去料理“梁全铺”，那是一份很大的家业，依靠它的支持，梁才可以从容游学、任教而从不必为生计而写作。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庆的生活世界是他与沉樱两人共同拥有的，与甘少苏同居后，他实际上成了那个世界不欢迎的人。他怎么受得了这份委屈？回百色与甘少苏“白桥凝伫”“夕阳携手”不是更好吗？
正如他难以忍耐“从一而终”的婚姻一样，具有“浮士德性格”的梁本来就不会以一生而殉一业。梁家有制药施医的传统，百色又盛产药草。在乡居的日子里，梁宗岱翻山越岭采集原料，不计报酬地治病救人，对“活神农”的生涯甚感惬意。他曾对甘少苏说：“对我来说，你比沉樱适合些，沉樱是个读书人，许多事情都不会做，不会做生意，研制中药也帮不了忙，而你在这些方面都是我的好帮手，为我顶起了半个家。”其时青霉素和磺胺剂刚刚问世，梁立意要发明出能与它们比美的中药。这似乎是个玩笑：除了因家庭影响而从小就有的兴趣外，他有什么条件和根据发明新药？但梁宗岱就是聪明，几年后真的配制了两种疗效颇大的中成药“草精油”和“绿素町”，１９５０年还创办“太和化工社”批量生产。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他很可能成为百色地区最重要的中药生产商。
“转业”其实也不完全是主动的选择。因为１９５６年到中山大学任教后，除了一些翻译，教授座上的梁宗岱竟没有一本论著问世，倒是地下室的炼药炉火焰熊熊。这是没有报酬的苦差使，配齐药方要跑好几个药店，炉边九个日夜的煎熬也很难耐，最忙时一个月要制三次。即使在他生命的晚年，环境已给他承诺了再振雄风的条件，他确也曾用两个月的时间重译了被毁的《浮士德》上卷，并计划重译蒙田、撰写自传，但用补发的工资建起来的药炉始终熊熊不熄。１９７７年他在给卞之琳的信中还说：“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学院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这在全国教授中可能是惟一的。熟悉梁宗岱的彭燕郊这样解释：“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他似乎有过某种预感，他开始不想再写作、研究、办学而想去从事工业，甚至认为当初不该学文而应该学工。他更加热衷于制药，想通过创造活人济世的良药来填补读书人使命感的落空。”
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文学写作常常被卷入无休无止的“运动”之中；那也是一个不容个性伸张的时代，自负倔犟的梁宗岱不可能以一己之心力抗御总体性的压力。制药施医是他既可以满足自己兴趣也可以造福于人间的惟一方式。然而，虽然他确实治好了许多人的病，胡乔木在１９７９年也向他要过一些绿素町，但似乎不能说他是一代名医，“绿素町”也一直未经正式鉴定，没有得到医药界的认可。一个享有盛名的诗人，耗费了无数心血来从事身后很难证明其价值的制药，令人有千古诗人未尽才之感。梁喜欢罗曼·罗兰的名言：“我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要做的————一个人。”梁的“律法”究竟是吟咏的诗人还是行善的医者，他自己也许并不清晰。
但是，比起当代诗人几乎完全一致的生活方式，远离诗的梁宗岱其实更像一个诗人，因为他发挥了那个时代所能拥有的个人的选择权，做了自己愿意而又能够做的事。梁是喜爱法国诗人兰波的，这位从１５到１９岁短短的四年中成为法国诗坛的一颗彗星和一种神秘的诗人，因１８７３年与魏尔伦的悲剧性分手而“对于诗怀着那么强烈的厌恶，以至他竟毫无惋惜地和它绝缘了”。兰波可以去当水手去行商，在冒险与流浪中了却一生，梁当然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有谁能说，诗人就一定要写诗搞文学？我们读过的无数颂诗赞歌，难道就一定比“绿素町”更值得诗人倾心？写诗与制药，哪个更值得，没有谁能辨得清。
3 诗人之冤：偶然还是必然？
从自由思想到科学精神、从内在修养到身体锻炼，梁宗岱是现代中国少有的企求全面发展的人。文友们传诵他行走如飞、臂力过人的故事，学生们则把他当体育老师。“人生岂局促？与子且浩歌。浩然一曲冲破，地网与天罗。＂这是他前半生的春风得意。
然而，“地网天罗”就是专为任性率真的人而设的。梁是“名人”，四十年代拒绝过蒋介石的招揽和“立法委员”、中将军衔的诱惑，从未把“大人物”放在心上。但时过境迁之后，已是百色富商的梁宗岱却未意识到“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对象，仍然口无遮拦，多嘴多舌地向地区主要领导提意见，直到这位领导向他要药治疗“风流病”时，梁才明白过来：“这是阎王票！这个人阴险，无论治不治得好他的病，他都要灭口的！”１９５１年９月，这位领导以“通匪济匪”等４８０多个罪名将梁送进大狱。诗人李又然在京闻讯后反映给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胡发电要求把梁送中央处理，百色地区却置之不理，进而准备对梁进行“公审”判决。只是因为其他领导的反对，梁才保住了性命。１９５３年５月，梁在狱中写信给毛泽东。一个月后，重见天日。此案轰动全国并波及海外，梁宗岱生前的遗憾之一，就是一直未能写出《狱中记》。
给毛泽东的信是甘少苏用双挂号寄出的，她同时抄了两份寄给梁的老朋友冯至和朱光潜，“但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不知他们收到没有？”此时，朱光潜刚刚结束自贬自辱的检讨，不能也不敢为这位曾经“顾盼自豪”的老朋友说话；冯至处境很好，１９５１年出任北大西语系主任，１９５２年６月，他的新作《我的感谢》传诵一时：“你让祖国的山川／变得这样美丽、清新，／你让每个人都恢复了青春，／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了良知。／……／你是我们再生的父母，／你是我们永久的恩人。＂他怎么会为朋友而向“父母”提出要求。
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初的主要任务是忏悔和改造，但像梁宗岱这样因一个地方“小官僚”的诬谄而入狱毕竟是偶然事件。假如他还在北大，假如他在１９５０年接受省主席张云逸的邀请到南宁工作，冤狱很可能无由构成。事后分析，客观原因是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僻居一隅的知识分子更易遭到“少数另有用心的人”的暗算；主观原因是梁宗岱的个性使他易招是非。主客观统一，冤狱就是必然的。
三年的不自由部分地驯化了梁宗岱，“反右”时拒绝给领导提意见；“大跃进”时对种种胡闹表示理解：“共产党从收拾旧摊子过来的，要做到十全十美不可能，免不了要出点错，只要大方向正确就行了。”尽管如此，固执自负的梁宗岱在其环境中仍然是个异类，一次次思想整肃并未把他的脑子洗干净。不但对成绩不好的工农学生不予“宽容”；在“文革”中为刘少奇辩护；而且还相当乐观自负，组织上曾派几个女学生“帮助”他的思想，事后他竟对人说：她们的声音像鸟一样，很好听；甘少苏说他在“文革”中也坦然得很，能吃能睡还能自解自嘲；卞之琳１９７９年最后一次见梁时，还惊讶于他的奕奕精神，以为他在否绝的逆境中也能兴高采烈从不认输。只是天真的个性毕竟应付不了复杂的世界，他五十年代末嗜酒成癖；１９６８年遭到毒打后由一个人文主义者信仰了上帝。彭燕郊因此认为他经历着一场幻灭：“当你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你就有了大的空虚，你必须填补这个空虚，否则你就无法生存，即使是强者，这时也将不得不采取那最不足取的办法：麻醉自己。忍受已经到了极限，寻求解脱就成为找到归宿的最自然的途径了。”
据梁的同事戴镏龄说，在弥留之际，他“不作呻吟，而是发出雷鸣般的巨吼，震动整座楼房。这位才人临死依然变成豪迈粗犷异常。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连续的巨吼代替天鹅绝命的长鸣，以发泄他的无限悲愤”。
诗是生命的歌。尽管诗人之为诗人在其写诗，但“伟大”的诗人常常还把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刻意塑造成一首诗，比如德国诗人歌德，其一生就是一首和谐中节、圆融丰富的诗。梁宗岱是歌德的翻译者和崇拜者，也是现代中国诗人中最具诗人才华气质的一位，但其一生不但未能实现其文艺复兴式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还终于陷入“从不认输”与“无限悲愤”的悲剧性冲突之中。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已无法看到这出戏，因为后期梁宗岱不再写诗。
想起了梁宗岱先生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梁宗岱译勃莱克：天真的预示
诗人彭燕郊教授送我一册他作序的小书：《宗岱和我》。这是梁宗岱先生的夫人甘少苏女士的回忆录。甘少苏女士原是粤剧演员，她谦逊地自称“半文盲”，和梁宗岱先生结婚以后，才开始学文化。或许是由于她天资颖慧，且和梁先生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相濡以沫，至情所锺，这位“半文盲”记述的名震一时的诗人和学者生活经历的书，写得异常质朴、动人。当然，论述梁宗岱先生著译成就、学术思想等等，非她能力所及，对一些文化史实的论述与鉴别，也非她所长，读者自不会在这些方面加以苛求的。
梁宗岱先生早就人为地被中国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还在一九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规划出版《诗苑译林》丛书时，我曾参与了这套丛书的规划设计、选题审定等方面的讨论。其中除冰心先生、罗念生先生、卞之琳先生等许多名家都有专题的译作外，出个人译诗集的那时暂定了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戈宝权、施蛰存等先生。讨论选题时，有人问：“梁先生还在世么？”一位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的青年编辑说：“还在。在广外呢！不过，病得不轻。”译文编辑室其他同志，对梁先生近况，则一无所知。结果，决定委托彭燕郊教授和他联系。一九八三年便出版了由唐荫荪兄担任责任编辑的《梁宗岱译诗集》，除去毁于十年浩劫的《浮士德》第一卷外，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译诗，印了二万七千五百册。书出版后不久，梁先生就辞世了，但他总算亲眼看到了那集子，虽然那书也只能算是一九三四年商务出版的《一切的峰顶》的翻版。
除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张瑞龙同志的长文《诗人梁宗岱》之外，可以这样说，《梁宗岱译诗集》的出版，使读者重新记起了这位“五四”以后颇有些影响的诗人和翻译家。而《宗岱和我》的出版，则使读者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位诗人和翻译家的坎坷际遇，阅后不能不使人一掬同情之泪。甘少苏女士记述的梁宗岱先生的前半生，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十八岁时，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崭
露头角，得到了郑振铎先生和沈雁冰先生的赞赏，被邀参加“文学研究会”；随后到欧洲留学七年，在法国，同时得到了两位思想、艺术倾向迥然不同的大师保罗·梵乐希(今译瓦勒里，Paul Valel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去世后，法国曾为他举行国葬)和罗曼·罗兰的赏识。梵乐希与他结为至交。罗曼·罗兰非常欣赏他法译的陶渊明的诗，在给他的信中称这种翻译是“杰作”，“令人神往”；并在瑞士的
寓所，破例接待过他。梁宗岱先生也一再提到这两位大师给予他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法文系、南开大学英文系担任教授，抗战时期任复旦大学教授。那时，他生气勃勃，努力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甘少苏女士这些记述，与温源宁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写的《一知半解》一书中，对梁先生的记述，大体吻合。温源宁这样写道：
“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对‘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温源宁著《一知半解》，南星译，
第56—57页)
温著作于三十年代，那是用英文写的，中译本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版，其时，梁先生去世已过五年，我估计，甘少苏女士不一定读过，可是他们两人的记述不谋而合。
后半生的遭际与前半生就颇不相同。这位虽不服膺共产主义，但却颇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做些有益事业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却屡遭打击，以至一蹶不振。先是在广西的一个专区，蒙受近三年冤狱，经党中央干预后，才得平反。平反后，为了谋生，也为了济世，潜心研究中草药；一九五六年才到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囚禁，挨斗，罚跪，被
打，致伤，几乎送命。他性情刚烈，宁折不曲，在这样的处境中，当然就也只能选择了一条自我麻醉的道路：皈依了宗教。但也就在被斥为“草包教授”，弃若敝屣的时候，在海外，特别是在法国的知识界，却把他作为一种智慧的象征在怀念着他呢。彭燕郊教授为甘少苏女士此书作的序言，颇为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梁先生从乐观向上到痛苦幻灭的“精神旅程”以及其私人感情生活的曲折道路，写得悲凉、沉
痛，读后不能不引起一番深思。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我想，除了彭燕郊教授的序言里明睿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外，对这场看似是个人，其实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悲剧，还应该反思些什么呢？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引导中国革命获得最后胜利的那两场国内革命战争，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封建统治，但它自身却不能不带着农民革命战争的色彩与封建的局限和烙印。战争的一切轨迹和伤痕，光焰和阴影，喜剧和悲剧，都不能不在这以后的历史上得到折光的反映。梁宗岱先生个人的遭遇和悲剧，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战争过后的遭遇和悲剧。梁宗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近三年冤狱，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那时，他生活在广西一个边远的专区，正积极地拥护新政权，为新政权献力献计献策，由于对“左倾幼稚病”提了些直率的意见，得罪了这个专区一个头头，一个“最高权力的代表”。(其实，代表那个地区的最高权力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那个头头只是一个公仆呢。)这就种下了构成冤狱的祸根。那正是一个被誉为“和尚打伞”的时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其危险程度，不言
自明；而这个“权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诗的价值，精神的力量，什么文学研究会，什么罗曼·罗兰，梵乐希。以后，还是梁先生在监狱中偷偷写了一封长信，由好心的看守所长私下递给甘少苏女士，再用双挂号由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转呈毛主席，最后，才由党中央，中南局，广西省派了调查组，查清了这是冤案，下令放人，派人到监狱里向梁先生道歉了事。这时，近三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读
到甘少苏女士的这些记述，我不禁捏了一把汗，假如那封信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这就不堪设想了。这实在可怕。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制造这场冤狱的过程中，确也有一些爱护知识分子、敢于主持公道的共产党干部，挺身而出，保护这些社会上的宝贵财富。据甘少苏说，梁宗岱还曾得到胡乔木同志的关照。但在某一领导者的意志就能体现法律时，他们提的意见，又能起多大作用呢？这大概就是多少知识
分子的悲剧在农民战争中酝造出来的症结所在。
梁宗岱先生的遭遇还使我们想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口号，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口号，是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后提的口号。它是总结了多少历史上的痛苦的经验和教训得来的，但实现这口号又何等不易！许多深刻的见解，往往貌似异端而实是真理。压制一时不同的意见，并不能使不同方面趋于一致，趋于和谐。没有和谐又如何能发展呢？这应该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核心所
在。
可敬的巴金先生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横滨曾写过一篇名为《繁星》的散文，记述了他和梁宗岱先生的交往，那时，梁先生也在日本。在横滨，他们一起从木下走到了逗子车站，在满天繁星之下，在宽阔安静的马路上，梁先生一路上起劲地谈贝多芬，谈尼采，谈悲剧与音乐，谈梦与醉。巴金先生写道：“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常抬杠。但是我们依旧是朋友，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时过半个多世纪，我们仍然觉得表现我们民族良知的巴金先生，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树立的典范，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
由于梁宗岱先生的遭遇，还使我们想起了如何重视文科知识分子问题。所有的、各种门类的知识分子都重要。没有各种门类知识分子的努力，社会就不能发展，国家就不能强盛，人们就不能生活富裕，精神充实。记得圣西门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假如法国不幸失去国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省长，大财主等等，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但假如法国的优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学者，优秀的
诗人、作家，优秀的工程师等等，突然各自损失了五十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圣西门说的是知识的价值，说的是社会需要各种门类的知识分子。从实用主义的见地看，需要从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还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中间除了从事基础理论等研究的以外，所有科学技术活动的成果，往往容易直接在物质生产领域很快生效。容易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过，也不要忽视，即使是比较有价
值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公认，在落后的体制中也不一定会立即被采用。)而文科知识分子从事的活动则不是这样，他们活动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在一个短见的社会里，不容易一下子被觉察。应该客观地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影响的程度在不断缩小，现在，当然很少人再相信主要是只办理工科大学(连医科、农科大学也不要？)而不要办文科大学的主张了。能够设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缺乏出类拔萃
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教师、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建筑师、画家、音乐家、书刊编辑、新闻记者、导演和演员……等等、等等么？精神上的无知当然不能建成现代化。从梁宗岱先生后半生的遭遇中，不能不使我们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据在北碚夏坝和梁先生接触过的朋友说，那时沉樱女士大约与他已经分居。春去夏来，常见梁先生身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衩，赤脚着凉鞋，雄纠纠地走进课堂，用咬字清楚的粤调讲授法国文学。也见他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兴致勃勃，不让青年。调皮的学生看他那股劲儿，戏称之曰“性细胞”，显然是源于弗洛依德的“里比多”，代表一种力量的说法。归真反璞，质朴自然，表现了他的生活态度。到了晚年，甘少苏回忆录中写道：“宗岱还是有一股倔强脾气，像年轻气盛时一样，想争强，不服‘输’。”(第237页)说到秋末初冬的广州，已微露一丝凉意，他却仍然光膀子，短裤衩，右手摇着大葵扇，和来客谈古论今。这种个性和必须学会撒谎的风气当然是相冲突的了。而他却又总是充满乐观精神，甘少苏说：“宗岱已经七十三岁了。他相信打倒了‘四人帮’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中国会走上正轨，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经过长期文化饥荒的中国人民，会像渴望阳光和空气一样渴望书籍。他
把制药赠药的事全部交给我，自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上。”(第221页)然而，历尽各种磨难之后，生命很快达到了尽头。这位在文坛上沉默太久的人，最后得到的是他不能看见的一大堆惨白的花圈。
一九九一年元月，我和我的妻子到了广州，特意去了外语学院，有机会瞻仰梁宗岱先生的故居。甘少苏女士亦已于去年谢世。门扉紧闭，人去楼空。我在窗外只见屋里仍到处悬挂和堆满中草药，据说，这是甘少苏女士为继承她丈夫的遗志，生前仍孜孜不倦地继续这项研究。梁先生制作的叫做“绿素酊”的药物，据说对治癌有效，不知经国家医药部门鉴定了没有？据说，法国方面早些年还给他寄来了关于
药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在法国和日本，在他旅居过的地方，朋友们还在想念着，罗曼·罗兰的亲属打听过他，象征派大师瓦雷里的儿子小弗朗索瓦，女作家玛塞尔.奥克莱在怀念他。然而，诗人和学者梁宗岱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客，他一生先是轻快后是艰难的步履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长沙
(《宗岱和我》，甘少苏著，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15元；《梁宗岱译诗
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平〕0.85元，〔精〕1.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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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音：忆念远方的沉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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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念远方的沉樱
林海音
回想我和沉樱女士的结识，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随母亲带着三岁的女儿阿葳，到老家头份去参加堂弟的婚礼。上午新妇娶进门，下午有一段空时间，我便要求我的堂的、表的兄弟姊妹们，看有谁愿意陪我到斗焕坪去一趟。我是想做个不速客，去拜访在大成中学教书的陈（沉樱）老师，不知她是否在校。大家一听全都愿意陪我去，因为大成中学是头份著名的私立中学，陈老师又是那儿著名的老师，吾家子弟也有多人在该校读书的。于是我们一群就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大成中学。
到学校问陈老师住家何处，校方指说，就在学校对面的一排宿舍中。我们出了校门正好遇见一个小男生，便问他可知道陈老师的住家，并请他带领我们前往。这个男孩点点头，一路神秘不语地微笑着带我们前往（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那神秘的笑容）。到了这座日式房子，见到沉樱，她惊讶而高兴地迎进我们这群不速客，原来带我们的正是她的儿子梁思明。
大热的天，她流着汗（对她初次印象就是不断擦汗），一边切西瓜给大家吃，一边跟我谈话。虽是初见，却不陌生；写作的人一向如此，因为在文字上大家早就彼此相见了。尤其是沉樱，她是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我们的前辈，我在学生时代就知道并读过她的作品了。
1956年开始交往，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交往密切，虽然叫她一声“陈先生”，却是谈得来的文友。她和另外几位“写沉樱”的文友也一样：比如她和刘枋是山东老乡，谈乡情、吃馒头，她和张秀亚谈西洋文学，和琦君谈中国文学，和罗兰谈人生，和司马秀媛赏花、做手工、谈日本文学。和我的关系又更是不同，她所认为的第二故乡头份，正是我的老家，她在那儿盖了三间小屋，地主张汉文先生又是先父青年时代在头份公学校教的启蒙学生。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话题甚多，谈写作、谈翻译、谈文坛、谈嗜好、谈趣事，彼此交换报告欣赏到的好文章，快乐无比！到了吃饭的时候，谁也舍不得走，不管在谁家，就大家胡乱弄些吃的——常常是刘枋跑出去到附近买馒头卤菜什么的。
这样的快乐，正如沉樱的名言——她常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
这样小快乐的欢聚的日子也不少，是当她在1957年应聘到台北一女中教书的十年里，以及她在一女中退休后，写译丰富、出版旺盛的一段时日里。
如今呢？她独自躺在马利兰州高儿子家不远的一家老人疗养院（nursing house）里，精神和体力日日地衰退。手抖不能写，原是数年前就有的现象，到近两年，视力也模糊了，脑子也不清楚了。本来倚君在美国还跟她时通电话，行动虽不便，电话中的声音还很清晰，但是近来却越来越不行了。今春二月思明来信还说，妈妈知道阿姨们要写散文祝贺她八十岁生日，非常高兴，我向思薇、思明姊弟要照片——最重要的是要妈妈和爸爸梁宗岱（去年在大陆逝世）的照片，以配合我们文章的刊出，沉樱还对儿女们催促并嘱咐：“赶快找出来挂号寄去！”思明寄照片同时来信说：“妈的身体很好，只是糊涂，眼看不清楚，手不能写是最难过的事，我也只有尽量顺着她，让她晚年平静地过去。”据说这家疗养院护理照顾很好，定期检查，据医院说，沉樱身体无大病，只是人老化了，处处退步。
我们知道沉樱眼既不能视，便打算每人把自己的写作录音下来，寄去放给她听也好吧！但是思薇最近来信却说：“……希望阿姨们的文章刊出录音后，妈妈还能‘体会’，她是越来越糊涂了，只偶尔说几句明白话。每次见着她，倒总是一脸祥和，微笑着环视周遭，希望她内心也像外表平静就让人安心了……”琦君最近也来信说：“稿子刊出沉樱也不能看了，念给她听也听不懂了，只是老友一点心意，思之令人伤心！”
频频传来的都是这样的消息，怎能想象出沉樱如今的这种病情呢
1907年出生的沉樱，按足岁算是七十九岁，但以中国的虚岁算，应该是八十整寿了。无论怎么说，是位高寿者。而她的写作龄也有一甲子六十年了。沉樱开始写作才二十岁出头，那时她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她写的都是短篇小说，颇引起当时大作家的注意，但是她自己却不喜欢那时代的写作，在台湾绝少提起。她曾写信给朋友说，她“深悔少作”，因为那些作品都是幼稚的，模仿的，只能算是历史资料而已。她认为她在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才能算数，那也就是在台湾以后的作品了。
可是她在台湾的几十年，翻译比创作多多，创作中绝无小说，多是散文。她的文字轻松活泼，顺乎自然，绝不矫揉做作。她的翻译倒是小说居多。她对于选择作家作品很认真，一定要她喜欢的才翻译。当然翻译的文字和创作一样顺当，所以每译一书皆成畅销。最让人难忘的当然是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出版以后不断再版。引起她翻译的大兴趣，约在1967、1968年间，她竟在教书之余，一口气翻译、出版了九种书，那时她也正从一女中退休，很有意办个翻译出版社，在翻译的园地上耕耘吧！
说起她的翻译，应当说是很受梁宗岱的影响。1935年她和梁宗岱在天津结婚，他们是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而结合的。尤其是文采横溢的梁宗岱，无论在写诗、翻译的认真上，都使沉樱佩服，她日后在翻译上，对文字的运用，作品的选择，就是受了梁宗岱的影响。但是在他们婚后的十年间，沉樱的译作却是一片空白，因为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又赶上抗战八年。但是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她和梁宗岱的夫妻之情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因为梁宗岱对她不忠。又和一个广东女伶结合，她的个性强，便一怒而携三稚龄子女随母亲、弟弟、妹妹来台湾，一下子住进了我的家乡头份，在山村斗焕坪的大成中学一教七年才到台北来。她并没有和梁宗岱离婚，在名义上她仍是梁太太，而梁宗岱的妹妹在台湾，她们也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
记得有一年她正出版多种翻译小说时，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译诗《一切的峰顶》来，说是预备重印刊行，我当时曾想梁宗岱有很多译著，为什么单单拿出这本译诗来呢！不久前，在一篇写去年去世的梁宗岱的资料，说梁于1934年在日本燕山完成《一切的峰顶》的译作，而这时也正是沉樱游学日本，和梁同游，当然完成这部译作，沉樱随在身边，这对沉樱来说，是个回忆和纪念的情意，怪不得她要特别重印这本书呢！也可见她对梁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她的子女也说，母亲对父亲是既爱又恨！也怪不得这次我向她子女索取一定要有爸妈合照的照片时，她催着子女一定要挂号赶快给我寄来。如果不是海天相隔梁宗岱已故去的话，今年也是他们的金婚纪念呢！
在我收到的一批照片中，有几张是1935年二十四岁的马思聪、王慕理夫妇第一次到北平开演奏会，住在沉樱家一个月时合拍的。沉樱想到1935年时和故友同游的情景，如今她形单影只，怎能不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心情呢！
头份如今是个有七万人口的镇，斗焕坪是头份镇外的山村，经过这儿是通往狮头山的路。沉樱把这里当做她的“有家归不得”的精神的老家。她退休后在这儿盖了三间小屋。她所以喜欢这儿，不止是为了她在这儿住了七年的感情，不止是果园的自然风景和友情，而是一次女儿思薇来信说到曾做梦回台湾时，加注了一句：“不知为什么每次做这种梦，总是从前在乡下的情景。”就是指的斗焕坪。于是她才决定在那山村中，盖了三间小屋，使孩子们有了个精神的老家，她也跟着有了第二故乡。
她在台北居住忙于翻译出书时，总还会想着回到木屋去过几天清悠的日子，那是她这一生文学生活最快乐的时期，所以她说：“我对生活真是越来越热爱，我在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事没做呢！”
沉樱退休赴美定居后，时时两地跑，倒也很开心。1981年是沉樱回台湾距今最近的一次。1983年身体才变化大，衰弱下来。今后恐怕她不容易再有回台湾她的第二故乡的机会了，我们只希望她听了我们每人的录音，真能“体会”到和我们欢聚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1986年8月23日
关于沉樱之离梁宗岱而去，在另一篇文章中见到一句引她的话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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