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序

柳鸣九

这个人肯定具有某种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他既不是以《红与黑》那样深刻的作品，也不是以《悲惨世界》那样广阔的画幅，更不是以《人间喜剧》那样宏伟的巨著，而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十九世纪法兰西文学中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他仅仅是，主要靠不到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就赢得了如此难得的资格，站立在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这一不朽的行列里。他和他的作品构成了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给后人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启示。

这个集子所介绍的就是他中短篇小说的精华，如果再加上少数未选入的几篇，那就是他中短篇小说的总和了，它们正是奠定了他崇高地位的主要文学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集子，是“梅里美魁力”之展示，请看：

《马铁奥·法尔哥尼》，它以那么短的篇幅非常鲜明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个性，使人不能忘怀；《塔芒戈》，它以那样冷静的笔法达到那样大揭露的效果，足以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费德里哥》，是一篇讽刺之作，但它的构思是那么巧妙，闪烁着作者机智的才华；《夺堡记》只是一幅小小的素描，但它把战场的情景、气氛和人物的精神状态描写得那么真切，显示出作者高度的技巧；《伊勒的维纳斯像》的叙述是那么娓娓动听，其中的寓意又是那么若隐若现，具有某种空灵的情致；《阿尔赛娜·吉约》的故事是那么哀婉凄切，令人感动，但通篇的笔法却又那么凝冷，作者把自己的同情和憎恶藏在深深的远处，用那需要仔细体会捉摸的描述造成一种深沉的风格；至于他的杰作《卡门》，更是写出了一个在文学史上很富有特点的爱情悲剧故事，塑造出一个在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极为鲜明突出的形象，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

小说的动人魅力，当然不外来自作者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才能。梅里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体家、形式主义者，他的作品不只是美好的躯壳，还有着丰富深刻的内容。

在梅里美的身上，结合着两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进行斗争的时代与资产阶级完全战胜了封建阶级后在法国建立了稳固统治的时代，前者以1830年七月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后者到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高潮时结束。梅里美生于1803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作为法国大革命最后阶段的拿破仑帝国时期度过的，当能听见拿破仑与欧洲封建君主国鏖战的号角声。而且，他出身在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母亲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信徒。这一切使他得以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雄主义的余绪，既决定了他在两种制度、两个阶级的斗争发生了历史性的曲折、封建阶级又卷土重来的复辟时期里的战斗热情和锐气，也决定了他在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已经完全建立、英雄主义已成为过去的时期里的苦闷和不满。他的中短篇小说，总的来说，就是他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两种不同精神状态的产物。

梅里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在复辟时期的二十年代，那时，正是政治思想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高涨、文学领域里以浪漫主义为旗帜向伪古典主义展开斗争、争取文学自由的时期。梅里美一开始就是浪漫派文人经常聚会的沙龙中的常客，置身于复辟王朝的反对派的营垒里。他以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作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同路人，出现在二十年代后期的文学舞台上，连续在1828、1829年发表了两部战斗性的作品：剧本《雅克团》与长篇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前者通过法国中世纪一次农民大起义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残酷，后者通过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大屠杀事件，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凶残。这两部作品以极大的尖锐性所进行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阶级继续在十九世纪法兰西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理由，直接增加了当时反复辟的思想斗争的声势。

正是与此同时，梅里美写作了他的第一批中短篇小说。可以理解，他在剧本和长篇中所表现的那种反封建的热情，也必然会贯穿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里。他最早的一篇《查理十一的幻觉》，通过神怪故事的情节再现了十八世纪瑞典国王居斯塔夫第三被刺案件的审判场面，在这里，鬼怪小说的手法把封建时代的宫廷生活、专制王权下的阴谋案件描写得十分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作者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和情绪，正是通过那充满了幽灵和鲜血的画面流露出来的。《费德里哥》则表现了梅里美反宗教反教会的精神，他通过一个赌徒进天堂的故事，把宗教的教义和关于天堂、地狱的观念恣意加以揶揄和嘲弄，剥除了它们身上神圣的油彩，把它们表现得再滑稽荒唐不过，这种大胆的讽刺显然是针对复辟时期封建阶级所掀起的那一股反动的教权主义思潮和当时极为猖獗的天主教会。短篇《方形堡垒的攻克》叙述了拿破仑的军队攻克俄国一个固守的堡垒的经过，描写出帝国时期法国士兵的英勇善战和乐观精神，表现出作者在丧权辱国的复辟王朝的统治下对拿破仑帝国的怀念。在《赌博》中，梅里美以欣赏的态度写出拿破仑时期一个青年军官的形象，他是一个颇有豪士之风的人物，偶然有过不诚实的行为就内疚得几乎自杀，最后在战斗中宁可战死也不投降敌人。梅里美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所描写的这些正面人物所属的时代和社会阵营以及他们身上的特点，表现了梅里美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批判倾向，而且，也是复辟时期流行的“拿破仑崇拜”这一社会思潮的反映，这思潮明显地带着反复辟王朝的性质。除了反封建的主题外，梅里美前期中短篇小说中还有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塔芒戈》就是这方面的一篇杰作，这篇作品把黑奴贩子的罪恶活动及其残酷、狡诈的手段作为小说揭露的主要内容，在不长的篇幅里，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提出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殖民主义的罪恶活动与非洲黑人的悲惨处境。其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资产阶级的文明，同时，锋芒也扫到了默许这种罪恶活动的复辟王朝政府当局的身上。至于他那出色的名篇《马铁奥·法尔哥尼》，则塑造了一个豪迈侠义的人物形象，在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面前散发出一种乡土的纯朴气息。梅里美怀着明显的赞赏之情来描写这个人物，特别肯定了他那种以下层人民之间的“义”来对抗统治阶级的法律、对抗国家机器的精神和他为忠于这种“义”而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非凡的人格，体现了梅里美自己与统治阶级、上流社会大不相同的政治标准。这种具有某种“英雄主义”因素的人物与资本主义关系对立的主题，在他后期的中短篇小说里又有所发展。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开始了梅里美的第二个时代，也是他创作的第二阶段。在七月革命以后的法国，1789年以来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轰轰烈烈的斗争已经完全告终，银行家的稳固的统治，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①，物质生产的确有了相当长足的发展，并没有“萧索”，但英雄主义已经完全成为过去，资产阶级在精神上倒真是进入了一个“萧索时期”。反封建任务从历史的前台消失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就突出地显现出来，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预告的“理性的国家”比起来，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在这样一个“萧索时期”，象梅里美这样一个“由狮子的骨和血喂养大的”，也就是说，从启蒙思想家那里、从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里吸收了精神营养的人，自然会感到苦闷和不满，尽管他在七月王朝时期是一个生活富裕的政府官员。于是，这苦闷和不满就成为了他后期中短篇小说的灵魂，尽管他用了不少伪装来对它掩饰以至使人很不容易察觉。

这种不满表现在第二期的作品中，首先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人情、风俗否定性的描写。写于较早时候的《古花瓶》就是一幅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享乐放纵、伤风败俗的风俗画，这里的男男女女生活空虚、极端无聊，在糜烂的污泥中自得其乐，而感情比较纯真的人物倒是中伤、诬蔑、嬉笑取乐的对象，在这种恶浊的社会环境里，真正的爱情似乎象一件已经不合时宜的古董，遭到悲惨的结局；如果说在《古花瓶》中，还有例外的感情真挚的情侣的话，那末，在《双重的误会》里，那个美丽端庄而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就根本遇不到有丝毫纯洁爱情的对象了。幻想在自己阶级的婚姻中、幻想在这个阶级的上流社会里遇到这样的对象，岂非天真？这是一个对自己的鄙俗卑污的环境缺乏现实感的悲剧，这个女主人公先是被粗暴的夫权所玷污，后又遭到轻薄子弟的追逐，最后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交场合中时髦人物逢场作戏的牺牲品，她那种仅仅渴求真诚的柔情，就象是一枝柔弱的白色花朵，在那个鄙俗不堪、充满狰狞情欲的环境里，一再被伤害践踏，这样一篇作品，不正是对虚伪的资产阶级婚姻、丑恶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本质的深刻揭露？《炼狱的灵魂》写的似乎是过去时代的异国故事，而且滑稽不经，其实文中仍有对现实的讽喻，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寻欢作乐的腐败社会风气的写照，它让人们从穿着古代异国服装的唐璜那种无法无天、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纵情佚乐的行径里，看出当代资产阶级纨子弟的身影，更有意思的是，它巧妙地讽刺了这种新式的恶棍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之后，竟然用皈依宗教、在自己身上洒下几滴圣水的手法，洗涤了全身的罪恶而由魔鬼一变成为了圣徒。在这一点上，《阿尔赛娜·吉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对资产阶级伪信女的真实嘴脸作了深刻的揭露，原来在那对穷人、对不幸者的一连串感人的慈善行为之下，深藏着一付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甚至专横毒辣的心肠，在梅里美的笔下，和这位身份高贵、虔诚笃信、乐善好施、光艳夺目的资产阶级太太相比，那个瘦弱、残废、卑贱、沦落为妓而又缺少宗教感情的少女，倒要善良得多、高尚得多，即使是那个不务正业的资产阶级花花公子，也比她稍有几分人性，而且，这篇作品还反映了下层人民悲惨不幸的生活，其中蕴含着梅里美对卑贱者、不幸者深切的同情。

应该承认，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方面，梅里美既远不及巴尔扎克那样全面深刻，触及了现代社会生活中各个重大的方面，也不象雨果那样表现了强烈的对社会不平的愤慨，充满了民主主义的激情。不过，他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所进行的批判也有其独特的角度，他占有其他人所没有进入的领域：那就是把对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满表现于对某种纯朴、粗犷、强烈、勇敢的个性的追求，通过赞赏那些多少带有原始气息的人物，曲折地表现了自己对鄙俗、灰暗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否定。在早期的短篇《马铁奥·法尔哥尼》中，他已经就表现了这种特点；在1830年所写的三篇关于西班牙的报导中，他又力图从这个国家风土民俗中发掘某些较少被资本主义文明沾染的东西，如豪爽热情的性格、粗犷勇敢的风尚、注重信义的观念、恩怨分明和不计功利的习气等等，把它们当作正常的符合人情的东西，以欣赏的态度来加以描写；在1840年发表的《高龙巴》中，他又描写了一个没有完全开化、带有几分野性的村姑，表现出她那种只按自然的本性和强烈的感情行事、不在乎上流社会的“体统”和是非标准、目无统治阶级的“权威”的精神力量，让她高出于那些深受资产阶级文明薰陶的人物，生气勃勃，推波助澜，在生活中导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而在著名的小说《卡门》中，梅里美更达到他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塑造出举世闻名的人物形象卡门。这是一个阶级社会中的“化外之民”，身上具有某些邪恶的特点，但梅里美把她表现为一朵“恶之花”，赋与她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自觉地站在上流社会的对立面，对统治阶级的规范表示公开的轻蔑，并以触犯它为乐事。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者，以“恶”的方式来进行反抗；她又是一个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不愿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她最珍视的是个性的自由，即使是在死亡威胁面前，她也不肯放弃，于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忠于自己，就成了卡门这个人物最突出的，也是最吸引人的标志。梅里美把这个自由的粗犷的吉普赛人的典型和虚伪、苍白的文明社会对照起来，把她的非法活动，骇世惊俗的生活态度与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律对立起来，让她以勇敢的忠于自己的死超越于她那个社会之上，让这个“恶的精灵”在那个社会的凡夫俗子面前闪闪发光，正表现了梅里美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否定。

从马铁奥·法尔哥尼到卡门，这是梅里美全部艺术形象的中心系列。这种类型的人物形象系列，在十九世纪文学中完全是梅里美所独创，梅里美所特有，它是梅里美的创造性的标志，也是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吸引人的东西的重要的原因。

在艺术上，梅里美以其精致的创造和娴熟的技巧见长。是什么因素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位最精细，最具有雅趣的艺术家呢？梅里美生活一开始就是由艺术陪伴着。他出身于艺术家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颇有才能的画家，还写过论油画的专著，母亲是十八世纪童话作家波蒙夫人的孙女，也擅长于绘画，在这充满了艺术气氛的家庭环境里，他从小就培养了艺术的才能和精致的鉴赏力。青年时期，他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已经成为了一个精通多种外语，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学者，1830年以后，他又长期担任历史文物方面的政府官员，有机会接触丰富的古代文化。这一切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中具备最精湛的艺术修养的一个。他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了他那种基于高度文化水平的纯正而雅致的趣味，他精雕细琢，刻意求工，其作品就象是精巧透剔的水晶石雕刻品，既避免了巴尔扎克作品中某些艺术上的粗疏，也没有雨果那种枝叶蔓延和繁复的缺点。在艺术的精致程度上，他无疑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这两位巨人，虽然他在一些更主要的方面远不如他们伟大，但如果他不是在某一方面，哪怕是较次要的方面赢得胜利的一分，那末他又怎能置身于他们的行列呢？

梅里美的动人的艺术魅力更大的程度上不是来自他的写作技巧，而是来自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对所描写的人物和现实生活并非没有感情，但他总有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某种超脱，既不表露热情的赞美，也不发泄强烈的憎恶；对正面人物的描写略带揶揄，对不合理事物的虚构并不是通过不可抑制的义忿，倒是含着讽刺的微笑，叙述某一惊心动魄的事件或某个少见的悲剧时，又总是用一种平静的态度，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幽默调侃的基调，它毫不强加于人地诉诸读者的感情，收到平易近人的效果。他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力求精确，很少有作者自己明显的主观色彩，给人以客观的现实生活本身的印象。这是梅里美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但同时，梅里美作为现实主义者，却又喜欢强悍的不平凡的性格，喜爱选用震撼人心的事件，虽然这些是通过对事件过程和生活场景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表现出来的，但不可避免地透露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的色泽。梅里美的作品具有高度精炼的优点，在不长的篇幅中浓缩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他善于抓住事件的关键和主要方面，紧凑地展开，简繁得当，结构严谨。他也善于抓住人物的最带表征性的言行来突出其性格。他是一个高明的故事讲述者，明快流畅是他的叙述特点。他还是一个善于设置众多艺术层次的作者，总是用一些描述来挑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随着情节的进展和深化最后才揭示作品的真谛，在构思上显示了聪慧，在情趣上耐人寻味。

文学作家不是哲学家，理论家，他的力量不在于对现实有某种全面系统的理论认识，而在于能绘制出只为自己所特有的涵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图景。一个杰出的作家当然应该有先进的思想，广阔的社会视野，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要有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体会，要善于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得出别人所没有得出的深刻感受，而又把这种感受贯注在自己所摭取的某种独特的生活片断中，用独特的艺术风格来加以表现。只要他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在这种独创性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在反映现实上和思想高度上的不足。梅里美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正是以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得到后代读者长久的纪念。这，也许是梅里美所提供给我们的启发。

的确，梅里美的世界观有着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的社会视野不广，思想境界也不够高，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比较微温，因而在十九世纪文学中称不上伟大。特别是1850年路易·波那巴特发动政变当上皇帝以后，梅里美由于皇后在少女时代曾是他的学生而与拿破仑第三的宫廷发生了关系，成为了一个清客，在喜庆游乐，仪典宴会中浪费了他的才华，最后“江淹才尽”。如果梅里美的思想境界更高一些，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明确、更强烈一些，以他的艺术才能，他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的。这，也许是梅里美所提供给我们的教训。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