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文德敬恕”的美德

    各位都是文学、文化编辑，不少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相信你们对当下的文学并不陌生，我就以漫谈的方式，和大家说一说我对文学的观感。你们若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
    我的话题会围绕当下文学的现状、缺乏谈起。我不否认自己对当下的文学现实，是有很多看法的，这些看法有一些在我的文章里写到了，有一些我没有说出来。今天我会坦率地说到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小说的一些不足，但我会说得很温和，你们不要奢望我会尖锐地批评什么。不是我看不出一些作家的缺陷在哪里，而是即便在批评作家的缺陷时，我现在也更愿意用一种善意、宽恕的方式说话。我这几年的心境变化很大。以前我是觉得批评家的批判力度应该很大，所以一直欣赏那些尖锐、泼辣的文字，最近对这种说话方式开始有所警惕。之所以会有这种心境变化，主要是因为两个大学者的话，提醒了我。他们对我影响颇深。一个是哲学家梁漱溟，一个是国学大师钱穆。梁漱溟说自己越对人类的生命有了解，就越觉得人类真是可悲悯的，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所谓对人类生命有了解是什么？就是了解人类生命当真是可悲悯的。因为人类生命是沿着动物的生命下来的；沿着动物的生命而来，则很近于一个动的机器，不用人摇而能自动的一个机器。机器是很可悲悯的，他完全不由自主。我之所谓可悲悯，就是不由他自主。很容易看见的是：我们活动久了就要疲劳睡觉，不吃饭就饿，很显著的像机器一样。其他好恶爱憎种种情欲，多半是不由自己。看这个贪，看那个爱，怠忽懒惰，甘自堕落，不知不觉的他就那样。照我所了解的，人能够管得住他自己的很少。假如好生气，管住不生气好难！在男女的关系上，见面不动心好难！他不知怎的念头就起了。更如好名、出风头等，有时自己也知道，好歹都明白，可是他管不了自己。
    因为我对人类生命有了解，觉得实在可悲悯，可同情，所以对人的过错，口里虽然责备，而心里责备的意思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平心说，我只是个幸而免。……这样对人类有了解，有同情，所以要帮助人忏悔、自新；除此更有何法！人原来如此啊！

    这段话收在梁漱溟先生的《朝话》一书里，他说得很朴白，但实在，有理。最初读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有触动的。他提到了人的生命是值得悲悯、值得同情的，看到了这个事实，你对别人的过错，就不会揪着不放，“口里虽然责备，而心里责备的意思很少。”为什么？因为这样的错误，我也可能犯的。梁漱溟说这话时，年纪还轻，但已经有一种老人才有的沧桑和智慧了，我很佩服。之前我也是尽量以善意、同情的眼光来看世界的，自我的审视，也一刻没有停止过，但世界太喧嚣，人心是很容易走入歧途的。慢慢的，要求别人就比要求自己还高了。这真是令人羞愧。
    其实，很多年前，我就熟读《圣经》，也在文章中多次征引《马太福音》七章的话：“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在“刺”与“梁木”之间，谁大谁小，客观标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一旦自己的眼睛模糊了，心迷乱了，就会犯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的悲剧。有些人，批评起别人来，勇往直前，可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却从不触及，这样的批评，自然不会让人服气。其实，文学不是不可以批评，而是批评者要有健康、冷静、同时饱含尊重别人劳动的心态，说起话来，才会比较客观、合乎情理。也就是说，相比于批评别人，悔悟自己可能更加重要。我愿意这样要求自己。
    还有一个是钱穆先生。他的《中国文学论丛》一书，给了我很多以前没有的文学启发。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见解精到，这个我暂时不去说它。我只说里面的一段话，对我产生了触动的一段话。钱穆先生说：

    五四以来，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满篇杀伐之气，否则是讥笑刻薄，因此全无好文章。

    这话是说得很重的，但颇有道理。钱穆不喜欢陈独秀的文章，就是因为里面多有杀伐气。钱穆是喜欢讲文学的性情和修养的。其实，五四以来的这种杀伐气，到现在，也没有大的改变。“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好像不骂人，就不是批评家了。这是很奇怪的逻辑：你如果说一部作品好，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作家有金钱或人情方面的交易；你只有批判一部作品，才能体现出一个批评家的良知。怎么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界中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呢？如果只有批判才能体现出良知、喜欢就肯定是一种违心的吹捧的话，那么，批评家还有没有喜欢一部作品的权利？一个批评家，如果真的喜欢一部作品，发自内心的喜欢，他该如何表达这种喜欢？事实上，照着一些人的逻辑，这种喜欢是无法被表达的。因为只要他不喜欢这部作品，你若说喜欢，那你的喜欢就一定是人情的，或者收了作家或出版社的好处的。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问题和看待事情的话，那这个世界就真的太可怕了。
    许多人都要求这个时代的批评家要更勇敢、更尖锐地战斗，可我要说的是，战斗只是批评家的使命之一，而不是全部。批评家除了扮演“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斯威夫特语）这一角色之外，它理应还有更高的写作理想。除了发现作家的错误，批评家可能还需要在作品中寻美——“寻美的批评”同样令人尊敬。这方面并不是没有成功的范例。李健吾的批评就是很好的榜样。他认为，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维护批评尊严，不该以贬低写作者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而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与写作者取对话的态度。我很喜欢李健吾的批评，他是真正有立场，又有话语风度的人。我现在推崇他这种批评风格。
    钱穆还有一段话是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后期，“卷入政治漩涡以后，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文德敬恕’的美德。”这话他写在《中国散文》一文中。我特别喜欢钱穆在这里引用的这个词，“文德敬恕”，我还请一个书法家专门用这四个字给我写了一个条幅。“文德敬恕”这个词，出自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它说的是为文最重要的态度理应为敬与恕——谁都知道，这是很高的境界。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一方面要有悲悯和同情，另一方面要“文德敬恕”，这两点，似乎一下就为我划定了新的批评边界。
    我开始学习以善意、仁慈的心看待文学世界。刚开始，我觉得自己所向往的这种新的批评伦理，一定是不合时宜的，没想到，我很快又读到了另一个批评家李敬泽先生的一段话，他说的意思，和我不谋而合了。他是在被问到当代批评界是否“缺乏应有的真诚的批评之声，而多半是些褒扬与捧杀”、批评家是否已经“堕落”时，对《羊城晚报》的记者所作的回答，这个回答发人深思：

    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的事就是指责别人“堕落”。孔子在春秋时代也没变成个愤青，为什么？因为他强调“反求诸己”，就是说，先摸着心口想想，自己做到了没有做好了没有？我想我们现在都应该有一点“反求诸己”的精神，虽然这不如一步站到道德高地上那么爽。
    反求诸己，我得承认，也写了应酬文章，也曾巧言令色虚情假意，但我不认为这是“堕落”，我把它看作人性的弱点，我在努力克服。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缺乏应有的真诚的批评之声，而多半是些褒扬与捧杀”——好像这就是“堕落”的症候，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如今气大声宏一呼百应的不都是批评、指责乃至骂人吗？照这么说现在应该是很不堕落才对。
    我想我们正在发展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好像表现我们的“真诚”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毁坏，骂你是真诚的，夸你肯定是不真诚的，这种逻辑是不是有问题？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象是，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
    我也骂人，在私下有时也刻毒。但写文章时，我抑制这种冲动，因为第一，从小父母就教育我，有教养的人不要骂街；第二，骂人的快感肯定和攻击、破坏、毁灭有关，我还没有变态到只能通过这个寻求快乐——就文学作品来说，最大的罪过也不过是愚蠢和无能，不值得动用杀伤性武器。
    当我们纠缠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可能忘了文学批评的真正职责：批评家应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帮助真正的好东西被充分地意识到，帮助它们留存下去。所以，批评家可能需要谦卑一点——不是对作家谦卑，而是对才华和创造采取谦卑的欣赏的态度。郎朗的钢琴弹得好，你只好对此谦卑，但如果按我们这里的逻辑，你只有冲他叫倒好才算本事才算“真诚”，这叫什么？这就是野蛮。我想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中，做野蛮人的冲动可能已经盖过了做文明人的冲动，对此恰当的说法只能是“堕落”。

    这段话有点长，但我觉得他说得真好，就多引用一点。确实，李敬泽所提到的“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象是，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这话对当下批评界是有警示作用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可以肆意地批判别人，可是我们从来想过，自己到底为文学提供了什么建设性的东西。一味地批判，但是对才华和创造没有基本的谦卑和欣赏，对别人的智力劳动没有基本的尊重，对当下的文学发展没有提供有效的建设，这样的批评，就已经开始走向野蛮了。

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

    我常常警告自己不要以野蛮的语气来谈论文学。我最近才有所省悟，原来一个人心里有怨恨、或者有不满的时候，那时整个人是狭小的、斤斤计较的，一个人只有走向了仁慈，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他的胸襟才会真正宽广。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你的心若有所怨恨，那就说明你的心里还在抓着某个东西，还放不下，这自然会使你紧张，这就好比一个人的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那就不仅手在用力，全身都在用力，甚至脸部的表情也在用力了。心是很难造假的，它会通过一些细节泄露出内在的秘密。因此，从事文学的人，目光要深远，心要宽宏，旨趣要高迈，灵魂要生动，惟有如此，他才能体会到文学中那性情之美，精神之美。
    以这种眼光看文学，就会发现，当代文学尽管不尽人意，但也并不像一些说的那样，放眼望去，一个好作家、一部好作品都没有。这样看待当代文学是不公正的。也许，外面炒得最热的那些作品确实不是最好的，但好的作品，不太引起媒体注意的那部分，是不是进入过你的视野？很多人都说，这些年没有好的长篇小说，这话我是不能同意的，像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麦家的《解密》、格非的《人面桃花》、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那都是很好的作品，只是没有引起媒体界、包括文学界的足够重视罢了。
    我当然也知道，文学走到今天，在当前处境下，大家普遍对文学存比较悲观的看法，因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这是一个事实。文学影响力的衰微，文学介入社会能力的弱化，这确实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我个人，由于一直和文学圈子里的人有交往，对文学的现状倒不是特别悲观。我认为，文学在当今中国是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处境，虽然没有很多人关心，但也有不少的人，心里是放不下文学，对文学一直怀着感情的。说文学衰落的人，沿用的基本上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参照标准。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面临阅读饥渴的年代，任何一本好书出来，都会风靡全国，就像任何好听的歌、任何一部好看的电影一夜之间会热遍大江南北一样，这是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尤其是经过“文革”十年的浩劫，人们的心灵已经有了太多的空间，需要新的精神读物来填充。现在看来，全民的文学热只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期待文学；在一个正常的年代，文学必定是一部分人关心的事情。文学应该让它回到它原有的位置上来，作家也要让他回到正常的心境里来写作，我们不能对文学存着过分理想化的幻觉。 
    其实，据我了解，比起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日本这样的国家，中国文学依然算是很热的，中国作家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活动能力也依然是强的。即便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畅销书、制造话题的书，很多还是文学书。那些名作家的新作，在书店往往还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上，甚至大量被盗版的书，很多也是文学书。这些都是文学仍旧有热度的证据。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她没有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宗教，至少，宗教没有全面进入世俗生活的层面，影响世俗生活的，还是儒家的思想居多，同时，文人、文学，在中国也成了一种生活的理想。林语堂说，中国的文学在中国扮演了类似宗教的角色，这是对的。很多的知识人，骨子里还是有文人情怀的。他们可能自己不会吟诗作赋，却在心里尊重这种文人生活。至少古代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商业文化盛行了，财富成了多数人心中认为的成功标志，可有意思的是，作家在清贫的时候，往往对写作、对文化会有一种轻贱的思想，而一些拥有了财富的所谓的成功人士，反而会对文学、文化心存敬重。这真是一个悖论：做文学的，不重文学；不做文学的，反而对文学有一种美好的向往。我有一些朋友，是很有钱的，他们的钱多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满足了，奢侈的生活也不能再引起他们的兴趣了，这个时候，他们反而喜欢舞文弄墨起来。即便是不舞文弄墨的，也喜欢参与一些文化活动，或者结交一些文人。这是真的。我有多个有钱的朋友，见到我就和我谈文学，或者谈最近读的某本书，他们还花钱收集作家的书法或手稿。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一种兴趣，但这样的兴趣，总是包含着他们对文学的尊重。还有一些老板，包括房地产的老板，在给自己的楼盘或者公司取名的时候，也喜欢把名字取得文气一些，有韵味一些，参考的标准，往往也是文学。广州有一个楼盘，很大，它后来又建了一片楼房，最初取的名字叫“江临天下”，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大，就接受别人的建议，改成“左岸”，结果，很多有小资情调的人，都喜欢住在里面。“左岸”这个名，我想就是很文学的。
    给孩子取名字，也是如此。西方人的孩子，很多都取摩西、彼得、约翰、保罗、玛利亚等，到处都是约翰，到处都是玛利亚，这一点都不希奇，因为他们取名时的参照，是《圣经》，是宗教背景，他们的宗教是和他们的世俗生活融为一体的；中国人给孩子取名字，没有宗教可以参照，即便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也经常要刻意回避这个背景，比如，信仰佛教的家庭，一定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一灯、空相、本尘什么的，这样的名，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看破红尘、不思进取。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愿意取那些文学意味浓厚的名字，比如李晴川、西门吹雪、唐不遇什么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是参与到了中国人的人生之中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缺了文学，就会少很多的风雅和味道。我跟一些书法家、画家朋友说，你们的作品要有大的突破，就必须增加自己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的修养。古代的书法家、画家，都不是单纯地只会写字或画画的，他们同时一定是文人，一定会作诗或写文章的。诗、书、画以前是一家的。没有诗文，只有书法和画，要真正地传世，我怕也是难的。孔子的言论现在我们还读得到，孔子的字迹就看不到了；屈原的诗文，至今还在传唱，屈原的书法，我们是看不到了；即便是离现在近一些的，《红楼梦》至今流传，可短短两三百年，曹雪芹的手迹，我怕是很难找了。许多的时候，文学比任何文化形式都要永久。有个哲人说，诗比历史更永久。我相信。
    中国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会出现漠视文化、轻贱文学、讽刺文人的现象，并不奇怪。但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当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又会追求起一种风雅生活的，甚至会投身于文化，渴望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去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我曾经在一套丛书的序言里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文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表明人类还有做梦的权利。因为有了这个梦，单调的生活将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比如，公元七百四十二年，诗人李白游历东晋名士谢安旧处后，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这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数的人所分享。是啊，当年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百年之后，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于是，大诗人李白那惊天动地的“怅然”，我们这些小人物在一千多年之后，也在阅读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回。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加缪在《鼠疫》一书中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而“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正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由此可见，文学远没有死亡，它还在我们的生活发挥影响力，今后甚至还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不是空想，而是我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