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感官和人心都活跃起来（续）

    第二，缺乏赤子情怀。
    这种缺乏，不是实感层面的，而是指作家的心灵，是比较深的欠缺。赤子情怀，是大情怀。有这个情怀的作家，才会对世界保持好奇，对人性怀着悲悯。所谓赤子，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孩；赤子之心，就是像婴孩那样纯洁无暇、超越善恶的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意思是说，伟大的人，都有一颗像婴孩一样纯洁善良的心。同样，伟大的作家，也得具有这样一颗晶莹剔透的心，才能达到那“通而为一”的大境界。过去，很多作家都局限于现实的善恶得失，身上的束缚太多，没办法跳脱出来；因为情怀和格局太小，作品的气象也小。王国维在论到李后主的词时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眼界不大，作品就无法写得深；而作品要写得深，有时并不一定是要写得复杂，单纯有时也是一种深。赤子就是单纯的人，同时也是看得深的人。王船山在说到庶民时，说庶民既是“至愚”又是“至神”，赤子应该就 是这样一个集“至愚”和“至神”于一身的人，是有大心的人。
    心的容量若太小，由此派生出来的作品的承载能力也必定有限。而没有赤子情怀，一部作品即便是在俗世层面描述得再好，再严实，它的精神境界，也难以往上走。赤子情怀能帮助作家以童心、好玩之心来看待世界，从而发现这个世界更高远的一面。这个世界既复杂，又简单。从人间万象上看，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但从精神发展的线索看，这又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从精神意义上说，亘古以来的冲突，无非都是善与恶、爱与恨、希望和绝望、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冲突，直到今日，支配这个世界的，还是这些基本价值。
    一个作家，对这些人间价值，是不能过于执着的，一执着，就落到了俗常的道德范畴里了。而庸俗的道德，有时是写作的天敌。胡兰成劝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有一点“好玩之 心”，就是要让作家不要过分执着于价值的差别，而要写出那种“无差别的绝对之境”，这才是新境界的文学。价值过于分明的世界，是不适合文学生长的。文学世界往往是混沌的，暧昧的，模糊的，无解的。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写作推向一个两难的世界，一个无法抉择的世界，一个有矛盾但又永远解决不了这个矛盾的世界，它的境界就大了。
    在我看来，中国作家中，最具赤子情怀的人，就是曹雪芹；境界最广大的文学作品，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是由实写虚的，王国维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这个悲剧，和别人写的悲剧到底有什么不同？曹雪芹在处理这个悲剧时，是怀着怎样一种情怀来写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红楼梦》里有悲伤，但没有怨恨。这是很有意思的。造成了这么惨重的悲剧，为什么作者（包括代表作者情怀的贾宝玉）心里一点怨恨之气都没有？这值得追问。《红楼梦》不是一本怨恨之书，而是一本还泪、赎罪之书。贾宝玉看到一个个青春女子或死或离，他的心里，一直充满的是愧疚之情。他不仅觉得自己亏负了林黛玉，也亏负了其他女子，包括宝衩，也包括他的母亲。很多人对宝玉最终和宝钗结婚，时有所恨，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宝玉自己都不恨，我们又何恨之有？《红楼梦》的悲剧，不是要激起我们的怨恨，恰恰相反，作者是要告诉我们，有一种悲剧是没有可恨之人的，仿佛是天定的悲剧——这种悲剧，岂非更加令人伤怀、心痛？
    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牟宗三先生原本是研究哲学的，但他关于《红楼梦》的一些文字，理解力比多数人都深。我很喜欢他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有一篇文章，叫《水浒世界》，里面论到《红楼梦》时，见解精深：

    人们必得以林黛玉之不得与宝玉成婚为大恨，因而必深恶痛绝于宝钗。我以为此皆不免流俗之酸腐气。试想若真叫黛玉结婚生子，则黛玉还成为黛玉乎？此乃天定的悲剧，开始时已经铸定了。人们必得于此恨天骂地，实在是一种自私的喜剧心理。人们必得超越这一关，方能了悟人生之严肃。同理，读《水浒》者，必随金圣叹之批而厌恶宋江，亦大可不必。须知梁山也是一组织。《水浒》人物虽不能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一到梁山，却亦成了一个梁山社会。自此而言，宋江是不可少的。不可纯以虚假目之也。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

    《红楼梦》是超越一切，饶恕一切的，它所写的，比恨更深——因为爱比恨更永久。“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这个境界，惟有具赤子情怀者，才能企及。《红楼梦》的悲是大悲——大伤悲和大慈悲，曹雪芹的心也是大心——世俗心和赤子之心的合一。对于这个悲剧的研究，牟宗三先生很早以前还写过一篇《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文哲月刊》，他当时说，《红楼梦》的悲剧是“天下之至悲”：

    有恶而不可恕，以怨报怨，此不足悲。有恶而可恕，哑叭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剧是也。欲恕而无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远胜于可恕，相对垂泪，各自无言，天地黯淡，草木动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剧是也。

    《红 楼梦》是第二幕悲剧，“天地黯淡，草木动容”，可通篇读下来，几无可恨之人，甚至你想饶恕也找不到饶恕的对象。一部几乎没有写坏人、恶人的小说，却共同演成了一曲旷世悲剧，这怎能不让人惊为天书？这个看法，牟宗三显然受到了王国维的影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写于二十世纪初，他“由叔本华之说”， 把悲剧分为三种：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太 深刻了。确实，《红楼梦》的悲剧不是“蛇蝎之人”造成的，也不是“盲目的运命”造成的，而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也就是说，这是常理中的人和事所造成的悲剧。《红楼梦》里没有坏人，也没人有制造悲剧的本意，即便是“贾母爱宝钗之婉嫕”，“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 “亲于薛氏”，都属情理中的事，无可指摘，因为宝衩也有她的可爱之处；宝玉和黛玉虽然“信誓旦旦”，但那是两人的私事，一旦到真正的婚配时刻，宝玉遵循孝道，顺从自己最爱的祖母，也是“普通之道德使然”，在封建社会，每个人的婚姻都要听从长辈的，这无可厚非。因此，这一悲剧既超越了善恶的因由——极恶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设置——意外之变故，却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发现了非常的罪责，那就是每个人都在其中、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无罪之罪，无错之错。是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一个错误的时代，并由此构成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才造成了这个悲剧。那谁来承担这个悲剧的责任？没有人需要具体承担，同时每一个人都要来承担，包括最爱林黛玉的贾母、贾宝玉，他们也都得在这个悲剧中承担一份责任。没有犯错的人，但每个人都犯了错；没有悲剧的制造者，但每个人都参与制造了悲剧；没有哪一个人需要被饶恕，但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被饶恕……这就是《红楼梦》的精神哲学。
    《红楼梦》的情怀实在太大了，它是宇宙的，也是终极的，同时又是人间的；它超越善恶，直指本心；它既有赤子之心的温润，又有饶恕一切的宽广，它的丰富，无书可及。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史有这么一部伟大之书，熟读它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进入它的境界、它的情怀的人，实在不多。当代作家一直飞腾不起来，总是匍匐在地面，当可在这部书里，找到自己和伟大文学之间的差距。
    第三，缺乏健全的精神维度。
    文学是精神的事业，灵魂的叙事，这点，没有人会怀疑。但是，精神是有不同维度，灵魂是有质量大小的。中国小说中，《红楼梦》是一个例外，除此，小说几乎都是关乎社会、国家、民族、历史的，不太有超越性的母题，也不太思索个体人生的困境，或者个人精神所遇到的难题。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中国小说的主流。即便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关注现实、人伦的话语面貌，也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鲁迅的《野草》写到了个人的痛苦和彷徨，但过于晦涩，未必每个人都能理解；张爱玲的小说写到了人与人在存在意义上的疏离感，以及孤独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但过度执着于一己之私，也有人会觉得她的世俗气里有很狭窄的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再次影响中国，中国作家的精神视野才变得开阔起来，从而知道在国家和人伦之外，还有许多普遍意义上的生存难题，需要文学来表达。
    总的来说，只有单一的现世层面的文学关怀，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建立起来的精神维度，也是残缺、不健全的。尤其是在追问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方面，中国文学还相当匮乏。很多的作家，很容易就和现实达成了和解，他们在作品中所贯注的精神追问，也很容易就消失于无形，就这点而言，一些中国作家缺乏坚定的、穷根问底的、决绝的勇气——这种勇气，鲁迅身上有，别的作家身上呢，就很少。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勇气？就是要作家明白，人生的很多真相，是只有在穷根问底的过程中，才会显形的。沿着作品中那条狭小的精神路径一直走下去，走到心灵的深渊，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都揭开，看看我们的心究竟要什么，我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才能居住下来，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根的文学、找灵魂的文学，才是值得为之垂泪的文学。可惜，随着消费主义潮流的冲击，这种文学精神几乎已经丧失殆尽。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推崇须一瓜的小说，就是看到她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她的小说，有一种特有的逼问生活真相、辨析心灵细节的写作品质，有时，生活中的一个眼神（如《淡绿色的月亮》中的那个丈夫，在面对歹徒时的犹豫），一个普通的案件（如《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的人物失踪），一次偶然的见面（如《有一种树春天叶见红》中导致童大柱背叛爱情的那次“给他条件”的见面），都可能对一个人的精神、对一种完整的生活带来致命的颠覆。生活如此脆弱，人的内心如此不堪，而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坚硬的现实。
    陈希我也是一个喜欢追问真相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抓痒》，追问的就是生存之痒，他的笔触凶狠、毒辣，让人难受，但你必须承认，这也是一种现实——隐匿在现实之下的现实。比如，他在《抓痒》里写到婚姻中的新娘，本来是喜庆的事，但陈希我非得追问到底：“那些新娘，妆化得多么艳丽！她真的长得这么漂亮吗？像公主。她能保持多久？这婚纱是租来的，即使不是租来的，她能长久穿着它吗？即使是头婚的年轻的新娘，她很快也要沦为烂肉的妻子，大腹便便的孕妇，手脚麻利的母亲，理所当然进进出出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主妇。……”这样看世界，真是充满阴暗和绝望。它令人不得不想，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婚姻和爱情的精神基点在哪里？没有这个意义基础，现实和婚姻都是荒谬的。
    北村也是一个要将精神困境追问到底的作家。他最近的几部小说，像《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都是通过一个案件，将人物心底的风景，一点点地逼视出来，追问到最后，意义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有意义的匮乏，就会有拯救的渴望，这是北村一直关注的问题。记得多年前，北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自问：我每次吃饭，重复着上牙打下牙的动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中国作家笔下，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奇怪。但是，这种意义拷问，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就显得非常普遍。像卡夫卡、福克纳这样的作家，无不在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哪里，其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人生是禁不起追问的，一追问就漏洞百出，一有漏洞，人就活得恐慌——而没有漏洞、不会恐惧的人生，一定是肤浅的，或者是麻木的。
    西方有很多作家和哲学家，把人的存在状况讲得很透彻，这样的精神维度，对于深化文学的灵魂空间是很有价值的。美国有一个哲学家，叫赫舍尔，他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人是谁》，是本很好的书。他说：

    人的存在之谜不在于他现在是什么，而在于他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对人所了解的，不过是人身上潜在要素的一小部分。描述人类现在是什么，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无法设想人类能够成为什么。

    已 经有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现实性；未知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可能性。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要表达存在的现实状况，更要竭力探求存在的可能性。中国文学有时 过于屈服于存在的现实，把已有的现实存在，看作是合理的，不可更改的，以致在存在的可能性上，几乎不作任何想像。这种精神上的屈服性，是中国文学进一步深 化自己的大限。赫舍尔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文学作为一种梦想，不正是要坚定地提醒人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懂得（尽管是朦胧地或偶尔地），生命如果不能在某种永久性的事物中得到表现，便是令人沮丧的。我们都在寻找一种信念，相信有 某种值得为之受苦的事物存在。没有一个人不曾感到迫切希望了解某种比生命、斗争、痛苦存在得更永久的东西。”人会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牛不会，马也不 会。人想追求更高的活着的意义，其他动物不想。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看到一个男童挥打鞭子驱赶一匹马，马上就想，如果牛和马知道自己的力气要比人大得多的 话，人类将对它们无可奈何。人知道自己是谁，马估计不知道。
    因此，中国作家 有必要强化自己在精神追问上的力度。中国的儒家文化，主要是一种现实性的文化，但跳脱出来追问人生的意义的思想，并不是一点没有，而是不明显，需要强化。 除了缺叩问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一精神维度，中国作家身上，似乎还缺和无限存在、超验世界对话的维度。不仅作家身上缺，其实整个整个社会都缺。尤其是 这半个多世纪来，整个中国都蔑视传统、践踏传统，新的一代，几乎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值得敬畏、值得为之殉难的事物了。这种对文化的损害，有时比其他任何 物质文化遗产的焚毁，都要来得严重。中国的传统上，是讲人要有敬畏之心的，要敬天，敬地，敬畏大人，一旦把敬畏的层面抽掉，人就和动物无异了。像广州屡屡 发生的飞车抢包事件，那些被抢的女性的包里，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一次又一次，都会有人为着包里的一个旧手机、或者那几十块钱，不惜以牺牲别人性命的代 价，把它抢走，甚至当场把人的手剁下来，甚至把被抢的人摔死在路上。为微小的财物，不惜采取极其残忍的方式伤害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新闻，看起来真是触目 惊心。今天的人都怎么了？今天的教育还讲羞耻之心、恻隐之心吗？以前的强盗作案时，是要蒙面的，占山为王是要躲在密林里的，那个时候人还是有羞耻之心，还 是知道抢劫、做强盗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们作案一般要趁夜黑风高的时候进行，但现在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公然把人的包抢走，不顾人家 死活地把人摔倒在地，扬长而去。这些人还知道敬畏和害怕吗？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是讲报应，讲来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子孙后福的，这些都是很朴素的东 西，看起来迷信，其实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它使人在作恶时心里会发怵，手会发抖，会想到自己会不会不得善终，会想自己这样会不会把子孙的福气都败掉，当他 这样想的时候，约束就来了，灵魂就会起来审判他了，这些，就叫道德律。
    人光有法律管他 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里要有道德律在管他，这个管，才是无时不在、真正有效的。这个道德律，是通向人的良心，通向超验世界的神性的。如果把一切超 验层面的敬畏都取消掉，人活着只讲现世，人死如灯灭，真的死了就没了，那生前就赶紧吃吃喝喝吧，及时寻乐，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化里也有及时行乐的 思想，但同时它也提醒人，你要为你做的事情负责。你说不准，冥冥中是否会有一个规则，有一天会起来惩罚恶人。人一这样想，他的灵魂就会不得安宁，就会害 怕。有的时候，害怕对人是一种必要的保护。你懂得害怕，那表明你还有自我约束。可是，我看现在的一些孩子，什么都不怕，不怕父母，不怕老师，不怕任何人， 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得了？一个不懂得害怕的民族，放纵起来是很恐怖的。你看现在的一些人，可以把一个仅仅是没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人打死，他们怎么就那么 勇敢？你看现在的一些贪官，一下就贪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他们的胆子怎么就那么大？他明明知道自己几辈子也花不了这么多钱了，可他还是要贪，他对世界的 公理轻蔑到了何等程度？
    这些看起来都是 社会问题，其实和作家的写作有关。在一个渎神的时代，在一个精神被物质吞没的时代，作家有时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他要提醒人们思索活着的意 义，他也要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不断深入到更高远的精神空间里，让人对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能够写到读起来让人觉得害 怕，让人觉得恐惧，让人不得不敬畏一个更高远的世界，这种作品，才堪称是伟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伟大作家，他使我们意识到，人心里是有两种 力量在争斗的；《红楼梦》就是这样伟大的作品，它让人觉得没有心心相印的爱情知己，人世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作家若能强化这样一些心灵思索，他的精神维度才 有可能走向健全，他的写作才有可能重获整体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