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研究对西方汉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他编辑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日前已在出版社看校样，有望今年底问世。而中文版他将会选择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部文学史很厚，有两大卷，上卷一直写到14世纪也就是明初，下卷从14世纪一直写到2005年。

  近日，上海媒体的记者就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问题，采访了宇文所安教授。

  这部文学史的布局

  问：您提到过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分期是通常的做法，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部《剑桥中国文学史》是怎样布局的？

  宇文所安：文学史写作中用朝代分期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依循朝代分期，有时候不依循。比如撰写上古部分的作者柯马丁（Martin Kern）就一直从春秋、战国的金文写到西汉，他说如果这一段不把西汉包括进去，他宁愿不写。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上古”文本都是经过西汉人编辑处理的，而且尽管经过了秦代，西汉的书写系统还是同以前一样，以简帛为主，技术也不是特别发达；我们以前一直在谈社会背景，但其实物质文化也很重要，到东汉开始有了纸，文字的传播途径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也是第一章“上古时期”到西汉结束的一个原因。第二章的作者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从东汉开始写到317年西晋灭亡，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该时期的文学仍然处在东汉的世界中，尽管东汉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而到了东晋，则完全是一个新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用朝代来划分文学史才是有意义的。第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去世（649年），由田晓菲教授撰写，她将隋代和唐太宗时期看作北朝后期的遗绪，因为它们的文学和文化的确属于北朝的世界。我从武则天掌权写起，这是一个新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宋早期；艾朗诺（Ronald Egan）撰写了北宋剩下的部分；傅君励（Michael A. Fuller）和林顺夫撰写了南宋部分；奚如谷（Stephen West）负责元代和明初部分。以上是我编辑的上卷，下卷由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编辑。

  问：柯马丁教授从铜器铭文和竹简帛书写起，如果您执笔上古部分，会从哪里开始呢？

  宇文所安：这很难回答。我同意柯马丁的很多意见，比如《诗经》是没有年代的。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汉以前《诗经》曾被作为一个整体记录过，我们可以猜测它曾经被记录过，却在秦火中焚毁了，但也可能是到比较晚的年代才出现了集合本。我觉得当时的人在没听过《诗经》之前是记录不下来的，得先有人记住诗的内容，解释给你听，然后你才能从所知的字库中找到对应于你听到的读音的汉字，艰难地记录下来。在汉以前，可能很多人都能把《诗经》背得很熟，以至于不需要文本的记录。想一想，如果《诗经》一直是一种口头文本，又是用古老的方言传诵的，如果语言变化了，那么文本的内容也会跟着变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如果有人不明白某些小地方的意思，他可能就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添加些声音相似的音……所以这不是一个固定时刻写成的文本，而是属于一段相当长期的传播和诠释的历史。

  去尝试接受不确定性

  问：可今天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辑的。

  宇文所安：那我可没办法，我觉得人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以前人都说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写了的话，那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啊，得花多少时间才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呀。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事实，早期中国是个口头传播的世界，从口述到书写的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研究需要讲证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诗经》？有证据说明这其中是有问题的。当《毛诗》形成的时候，会说明一共有多少章，每一章有多少字，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注明？他们在试图让文本稳定下来，因为其他人的版本可能会多出几章或是使用不同的字。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而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孔夫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倒是觉得我很坚持孔子的教诲。我不会说孔子编了《诗经》，我会说我不知道。

  问：那么可以这样说吗，中国学者更喜欢确定的东西？

  宇文所安：是的，而且这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会随时代而转变。在现代，因为文学成为了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国家支持国学教育。我不觉得这是坏事，对于孩子、年轻人来说，通过历史文化教育能够建立一种民族感，你需要一种确定的东西，一种正确答案。我经常想，小学生在学校会问一些问题，老师们会说：别这样说，应该是怎样怎样。但小学生问的往往是最棒的问题。

  问：那您觉得一部不稳定的文学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容易接受吗？

  宇文所安：肯定会有中国学者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但有的观点我想大部分人会同意，比如很多学者如今都意识到了断代文学史的问题。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断代已经成了文学史内部的一种真实，北宋早期还是很像唐代，然而进入北宋中期后，人们慢慢开始问：宋代文学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已经在用一种断代的思维思考自己的位置了，唐代人可不会这样想。在宋以后，“断代文学史”（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已经成为人们思考过去和当下写作的方式了。我不想批评这种观念，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真实，而现在人的思维也同样是历史真实。从这种角度看，我不用承担这样的历史，所以我更自由些。

  无法规避的后现代理论

  问：您的研究中有很多理论的影子，特别是总也挥之不去的后现代理论。

  宇文所安：我成长在1970年代的耶鲁，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在学耶鲁腔了。现在我已经摆脱了那种语言系统，不过大概有些基调还在吧。

  问：顾彬先生说美国汉学家用后现代理论作为武器打击欧洲汉学家，您怎么看？

  宇文所安：是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顾彬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很博学，很聪明。很多欧洲学者是非常狭隘的，他们只研究一个很小很小的题目，不管大背景，但顾彬是个少见的反例，他的知识面非常广。他这话可能针对的是那些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国学者，有时候他们的确比较怪。理论不是一个让你摇着小旗子显摆“看我多聪明”的工具，而是帮助你在学习研究中得到新的启发，你得把这些想法完全消化，然后让它成为你思考的一部分。（盛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