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一本辞书中找到了那段曲子，于是立即提笔将商调式的昆曲音调和徵调式的越剧音乐“移花接木”，写成了如今那阕让人只闻其声便如临境的“蝶恋蜂飞”之章……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正式首演。
“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任务总算完成了。自从实验小组成立以来，我感到压力太大了，深怕辜负领导和同学们的期望；观众的掌声，送给我的是一身轻松……”何占豪意犹未尽地谈着首演时的感受，无限感慨发自肺腑，“回过头想想，我和陈钢只是穿着中山装的学生，真是两个学生，纯正的学生。《梁祝》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一个‘纯’字，在一个‘纯’的年代里，两个很‘纯’的青年写了一个很‘纯’的作品。”
何占豪的信箱塞满了来自教师、大学生、工人等各阶层群众写来的信，“他们信上会这样说：我是音盲，本来对音乐一窍不通，《梁祝》让我听懂了，感谢你们……有的还告诉我，听到‘楼台会’时，他们忍不住边听边哭。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因为老百姓听懂《梁祝》、喜欢音乐不正是我们实验小组最大的心愿吗？”那些信件至今仍是何占豪最宝贵的珍藏。
化蝶五十年
《梁祝》留给何占豪无数荣誉，同样带来了劫世灾难。伴随着“文革”的爆发，《梁祝》被打成了“封、资、修”的典型，文艺“大毒草”，被迫遭到了禁演，何占豪也被打成了“文艺黑线”。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何占豪与《梁祝》同甘共苦，共同沉浮，在他最困难的、最迷茫的时候，给他最大安慰的却依然是《梁祝》。
“文革”结束，《梁祝》仿佛那只舞动在电波中的斑斓蝴蝶，飘然而至。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随之而来的是“物质”与“利益”欲求的膨胀，“名利”二字忽然变得微妙了起来。一本名为《黑色的浪漫曲》的小说，大篇幅地将《梁祝》协奏曲的创作灵感与陈钢的初恋紧密相连，而此书的作者正是陈钢本人。随后，1992年二胡改编版的协奏曲《梁祝》在美国卡内基上演，节目单上却没有出现何占豪的名字。《世界日报》的推波助澜更造成了两位作曲家首次在海外报纸上的冲突。也因此将两人之间的口诛笔伐推上了又一个高潮。
十年后，陈钢又以个人名义用《梁祝》去申报蜚声中外的美国斯卡莫大奖，这是一项个人荣誉奖，令何占豪愤慨不已，“如果陈钢在四十八年前和我合作时，对越剧一窍不通，我还能理解，时至今日，不仅不懂，还要装成内行的样子，以作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央电视台去误导听众，这就不应该了，为了个人成就而抹煞别人集体辛勤耕耘得来的成果就更不应该了。”
事态愈演愈烈。不久之后，在一场名为“上音优秀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上，当主持人在介绍《梁祝》时，引用了陈钢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中所说过的一席话，将《梁祝》的创作与他的恋爱故事相联系，顿时使何占豪感到非常不满。坐在二楼前排的他愤然地站起，在音乐会现场激动地喊道：“这是虚构的，陈钢的爱情与《梁祝》无关，……我把旋律都写好了，他才加入的……”当主持人表示，这是一个历史话题，可以展开专题研究时，何占豪继续喊道：“这根本不需要研究，当事人都还健在，我们可以当面对质。”最终，在现场观众一片“我们要看演出”的呼声中，演出终于得以继续……昔日因《梁祝》结缘的好友如今几乎成了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各奔东西，当年《梁祝》的演奏者俞丽拿情不自禁地用略带感伤的语调感慨道：“因为《梁祝》，老何和老陈是从过去吵到现在，从国内吵到国外，真不知道该怎么劝啊。”
然而，就在2007年的末尾，事情出现了转机。由于小提琴家潘寅林的从中斡旋，陈钢竟在何占豪亲自指挥乐队演奏《梁祝》完毕之后，上台祝贺，二人在台上握手示好！昔日的好友尽管并不一定就此彻底放下成见，但却为《梁祝》的五十华诞写下了最绚烂的序章。2008年春天，两人又再度相聚于“俞丽拿交响音乐会”，共同为当年的首演者献花，并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引起台下掌声不断……对于这位相交半世纪的老同学、老朋友，何占豪从不否认他为《梁祝》成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认为，陈钢在《梁祝》的构思上面确实很有作用，他把我们的民族乐段很好地同西方音乐相结合，符合旋律发展规律，因此使得整个布局有了新的突破，新的面貌。比如小提琴和大提琴对拉那一段，虽然不是他写的，但是对我的旋律发展起到了启发作用。现在想来，我和陈钢之间的‘蜜月’怎么就不能长过五十年呢？前两天我还给陈钢打了电话，我说我们仍然像五十年前一样，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五十年多不简单呀……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这样多好！”
五十年《梁祝》重的是“含情脉脉”、“一往情深”。许多人或许一辈子都说不上《梁祝》为何人所作，却能永远铭记住玲珑剔透的旋律，快乐时哼唱助兴，悲伤时凭吊情思……或许，只有一双自由的蝴蝶比翼双飞，重新谱写钱塘江畔的浪漫，才能唤起更多人心中的美妙回忆。若得如此，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