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那时，我们在考虑，明年１９59年是建国十周年。十周年要献礼，拿什么献礼？每年5月，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也就是后来的上海之春音乐会）的时候就要拿一批新作品出来，从这些新作品中挑选优秀的节目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当时我们实验小组就在温州到宁波的海船上讨论，我们到底要作什么样的曲子？以前改编民乐的曲子三分钟、五分钟就没了，效果不够大。我们先讨论这个曲子的形式。首先，这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一个人演奏，后面有乐队伴奏；时间呢，有的说是三乐章，有的是四乐章五乐章都有，20多分钟到50多分钟不等，大致定的是这样的情况。

　　形式基本确定下来后，就关系到题材的问题，题材写什么？当时正好是大跃进的时候，口号是“大炼钢铁”、“全民皆兵”，但都不适合小提琴。小提琴比较人性化，假如当时定了这些题目的话，《梁祝》也就没了。最后报给学校党委书记的时候，我们备了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由党委书记孟波拍板定了《梁祝》。要知道，这在当时是要担政治风险的，我们过来人都知道，当时的那种政治压力，没有一些魄力是不敢这样签字的。

　　孟波是党委书记、副院长，他是延安鲁艺的老革命，他自己也作曲，所以他是懂音乐的。所以他一看这些曲目，这些年轻人有着很强的革命热情，但是却不切合实际，只有《梁祝》合适。

　　

　　何占豪、陈钢缺一不可

　　

　　孟波签了之后，才有《梁祝》接下来的创作。《梁祝》能够成功我觉得首先是这个题材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在华人圈中没有人不知道，而且当时已经有越剧《梁祝》改编成了电影，轰动全国。所以不仅它这个故事有基础，而且在艺术上也可以有一些借鉴。另外，我们小组成员何占豪原来在浙江省和杭州市越剧团拉小提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就不知道拉了多少遍，他哼出来的曲子，带有浓郁的越剧味，这都为后来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梁祝》的创作，但是这个创作带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全小组没有一个人学作曲，后来我们学校副院长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派了他的高徒陈钢来支援我们。何占豪、陈钢缺一不可。何占豪不会作曲，直到后来他才学的作曲，而陈钢对于越剧又不熟悉，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无私合作，才能成就《梁祝》这部杰作。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作曲系的教授也来做顾问，还有我们学生，将作出来的曲子作一段抄一段，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抄写员。最后曲子作完，决定小提琴演奏者的时候，也不是大家争得头破血流，而是由学校教研室的老师决定。

　　当然大家也都没有想过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会一炮打响。何占豪和陈钢曾经在学校的音乐会上演出过一次《梁祝》。那是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何占豪演奏小提琴，陈钢弹钢琴，但是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的演奏都是半吊子，我们开玩笑说，一个是胡拉，一个是乱弹，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他们满腔的感情没办法表达出来这是真的，所以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5月27日，在兰心大戏院，我正式演奏了《梁祝》。拉完最后一个音之后，全场没有一点动静，我当时心情有点打鼓，忐忑不安，但是没过多久，下面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的心就算定了。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指挥、作曲和我都不断地谢幕，可是掌声不停怎么办？我们这次是新作品的音乐会，所以没有准备返场作品，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欢迎。最后没办法，只好再拉一遍。

　　那时没有电视机，所以首演没有录影，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了排练演出，并由中唱上海公司录制唱片，当时的责任编辑是李景洪先生。他稍微有点小失误，结果害了我一辈子。他一看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俞丽拿”，就误认为这个“拿”字肯定是“娜”字之误，于是大笔一挥，改成了“俞丽娜”，结果我第一张唱片就是以“俞丽娜”的名字与听众见面的。这是个小插曲。

　　这部作品也顺利地入选了国庆十周年献礼文艺作品。1959年，拍摄了一部艺术纪录片。在这个纪录片中，舞蹈家舒巧带着观众去看不同的节目，其中就有《梁祝》，留下了当时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虽然《梁祝》首演的时候受到了欢迎，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梁祝》被批判为大毒草，在当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要被归入“封资修”的大背景下，《梁祝》也难逃厄运。“文革”之前，我就被下放到农村，在“文革”期间，《梁祝》禁演，我也有十多年没有演出《梁祝》的机会，只是样板戏京剧《海港》演出的时候，我在伴奏的乐团里拉小提琴——当时的越剧团和京剧团里都有拉小提琴的。“文革”结束后，《梁祝》也没有马上演出，直到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重新演出，我们才再度迎来了小提琴的春天。

　　这部作品对交响乐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西方听众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个窗口，这个作品现在也已经走向了全世界。《梁祝》翻成英文是“butterfly's love”（蝴蝶的爱情），再解释一下就可以说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方听众马上就能理解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许多人喜欢上了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