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３月２３日，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去世７０周年纪念日。时隔７０年，身处完全不同时空中的我们还能够想起他，谈论他，是因为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不仅仍然无法绕开，而且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用“精神病医生”这一职业身份作“弗洛伊德”这个名词的定语，许多人也许会感到别扭，因为在20世纪里，弗洛伊德已经作为与尼采、海德格尔甚至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大师写进了各种各样的教科书中，他的学说也已经成为20世纪人文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

  然而，弗洛伊德影响巨大的理论，的的确确是从精神病治疗的实践中产生的。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他发现，精神分裂症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外在于人的伦理道德、社会规范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这种压抑带有普遍性，因此，精神病的治疗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它涉及到如何调节文明与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精神分析引论》是弗洛伊德除了《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之外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曾被译成17国文字。

  理论体系的完整展示

  该书以1915年—1917年在维也纳大学的课程讲稿付印成书，由于是讲稿，故而对刚学习精神分析理论或从未接触过的入门者，非常便于他们循序渐进，一窥精神分析理论的堂奥。这本书基本上完整地展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四个关键词：潜意识、人格、本能、情结。

  弗洛伊德在本书中认为，意识实际上只是人的心理内容当中很表面、很微不足道的部分，在意识之下，有一个复杂、混乱、幽深的渊薮，弗洛伊德把它命名为潜意识。人格则被弗洛伊德分解为超我、自我、本我三个层面：超我是一张为适应外在的文明规范而形成的面具，本我直接受潜意识欲望的支配，自我就生成于本我与超我的夹缝当中，一方面，他要想办法满足来自潜意识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要适应外在的文明规范。支配潜意识与本我的，是一种被称作“利比多”（libido）的生物性本能，实际上就是人的性欲。由于基于性本能的人的潜意识与本我是文明人无法面对的，因此会受到意识与超我的压抑，最终在潜意识中形成情结。弗洛伊德所说的情结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男性身上的“俄底浦斯情结”，它的另外两个名字是“恋母情结”与“弑父情结”。

  弗洛伊德的理论在20世纪有三种不同的反响，其一是遭遇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有人甚至声称，弗洛伊德制造了20世纪最大的一个谎言；其二是受到热烈的追捧，追捧的人把他当成了性解放、反文化、反理性等激进主义思潮的先驱；其三是被修正与改造，形成了同样影响巨大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然而，无论反对他的人，还是追捧他的人，都建立在对他理论误读的基础之上；而修正与改造他理论的人，则用另外的东西置换了其理论中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内容。对弗洛伊德来讲，恐怕这些都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的结局。

  人性乐观主义被解构

  首先，反对弗洛伊德的人，往往是基于道德上的判断，而不是学理上的判断，虽义愤填膺却很少拿出可以驳倒弗洛伊德的证据。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无法接受弗洛伊德以生物性，特别是以性本能为出发点解释人性的理论思路，不愿意接受“人的意识完全受潜意识支配”这一结论。因为承认了这一点，作为西方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想支撑点的人性的乐观主义信仰，以及西方现代性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理性的人，就通通被解构了。正是从颠覆西方长久以来的人性乐观主义观念这一角度讲，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反传统性，是一种颇为激进的理论。

  然而，就弗洛伊德本人而言，他仅仅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或者说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从事实的角度而不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立论的。这正如当达尔文做出人类的祖先是猴子变的这一结论时，并没有顾忌宣示这一结论，将影响到人类的尊严，或者因此而动摇基督教上帝造人这一信仰的根基一样。因此，要想真正驳倒弗洛伊德，需要以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为依托，单纯的道德的义愤解决不了问题。

  把弗洛伊德的理论用作性解放、反文化、反理性等激进主义思潮的依据，同样有些一厢情愿。弗洛伊德的确是以性本能为出发点考察人的潜意识、人的人格以及人类文明形成的原因的。从这个角度讲，弗洛伊德是一个泛性论者，这甚至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与其他人的理论相区别的一个标志。另外，他的确认为，假若社会规范一味地压抑人的本能，意识一味地压抑人的潜意识，超我一味地压抑人的本我，那么不仅会在这个社会上制造更多的精神病患者，而且一般的人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最终使人类彻底地失去幸福感与心灵的和谐。这构成弗洛伊德理论中文明批判的主题。但是，弗洛伊德虽然是一个泛性论者，却绝对不是一个性解放理论的宣扬者；弗洛伊德是一个文明批判者，但他的文明批判则是理性的，折中的。

  原因在于，作为一个科学家，弗洛伊德在看到了人的生物性，看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而产生的问题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本能、人的潜意识、人的本我的黑暗与盲目，看到了如果不对人的生物性欲望加以控制与规范，任凭以个体快乐为原则的本我扩张，那么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秩序将难以维持，最终受到损害的，将不仅是人类整体的利益，人类个体的利益同样难以保障，更谈不上精神层面的幸福感与个体心灵的和谐，因为失去了文明规范之后，“人与人面对是狼”。

  弗洛伊德实际上是试图在人类的文明与盲目而又自私的人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上，既能够保证人的生物性本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同时这种满足又不以对人类基本文明秩序的破坏为代价。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正是作为这样一个平衡点，进入了弗洛伊德的视野。

  法兰克福学派的修正

  因此，与激进的性解放主义者及反文化、反理性主义者相比，弗洛伊德的立场接近于保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称作“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罗姆、马尔库塞等人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与改造。这种改造的关键性步骤，是把在弗洛伊德那里黑暗、盲目、具有破坏性的“性欲”这一概念置换成了美好而具有建设性的“爱欲”这一概念。这样一来，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就完全失去了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合理性。在弗罗姆等人看来，人的精神问题的解决，不在于如何协调文明与人性，以使之相互适应，而是只能从文明自身寻找原因，只能调整文明以适应人性。既然建立在爱欲基础上的人性是美好的，那么任何对人性的压抑都不具有合理性，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全面解放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变成了“文化病因说”，弗洛伊德的理性的、折衷的文明批判变成了激进的、彻底的文明批判。

  在上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都处在一种激进主义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文明批判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得到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然而，到了80年代以后，这种思想则受到了质疑，质疑的声音甚至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内部。

  人们怀疑，弗罗姆等人把人性过于理想化了，他们的文明批判因此虽然十分浪漫却流于浮浅，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嫌疑。相反，弗洛伊德的基于人的生物性的人性理论，以及由此引出的文明批判，却因其承认了人性的缺陷，承认了文明与人性冲突的普遍性，承认了解决文明与人性之间冲突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显得更为理性、更为深刻、也更为有力。

  激进抑或保守

  实际上，从激进的立场上改造弗洛伊德理论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最大不满，还是其中基于生物性本能的人性与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差距太大，而当他们用爱欲这一概念置换弗洛伊德的性欲这一概念时，不过是又回到了西方传统的人性乐观主义立场之上，这一立场，又恰恰与对弗洛伊德进行道德声讨的保守主义者一致。在这里，激进与保守之间发生了奇妙的转化。

  其实，弗洛伊德的理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颠覆西方的人性乐观主义这一传统而言，他是大胆的，激进的；然而，在文明批判的态度上，他的确又站在了谨慎的、保守的立场。可见，所谓的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对立，也并不是绝对的。

  内容简介

  《精神分析引论》被认为是标准的精神分析学的入门教材，此书基本上仅限于分析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梦及神经症三项专题，对普及精神分析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15—1917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共作了28场演讲，《精神分析引论》就来源于作者这些讲演的讲稿。

  讲稿共分三部分，开头两部分写得朴实平易，第三部分比前两部分显得高深一些，作者在这一部分里得以传授他的有关精神分析的精华。

  第一部分主要是讲过失心理学。第二部分是对梦的解析。第三部分主要是对精神病症进行精神分析。

  引入中国

  弗洛伊德的理论进入中国，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他的书比现在的《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之类火得不知超过多少倍。当时，《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少女杜拉的故事》（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北方文艺出版社再版）、《梦的解析》（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出版）等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相继出版。

  后三本书因为是台湾翻译的，所以出版时都没有获得译者的授权。直到2004年9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才正式引进推出了《少女杜拉的故事》和《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这两个由台湾著名精神分析学者文荣光和林克明翻译的最权威的中文译本。

  今天，弗洛伊德的著作在中国差不多都有了中文译本。

  弗洛伊德（1856-1939）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奠基者。

  尽管弗洛伊德的学说备受争议，甚至被误解、被嘲笑、被辱骂，但其影响却广泛扩展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他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甚至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早已成为我们文化记忆中的一部分。

  《精神分析引论》和《梦的解析》、《自我与本我》是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最重要的经典，也是一部对全球知识界有着非凡影响的文化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