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好课”　

陈金海

网络上，关于“好课”的思想火花，可谓异彩纷呈。叶澜教授提出的“好课五实”―― 扎实、充实、丰实、平实、真实，曾经被我选作自测的尺度。弄不清楚是哪位教学大家提论的了，“好课有效”，也曾经让老顽童不懈追求。看到网络上关于课之好坏的文章层出不穷，老顽童黯然神伤：为什么大家乐此不疲？

原来，课之好与不好的思量，本质，是指向课堂上师生教学活动的效果、偏重课堂上教师行为的伦理学课题。因此，不得不综合考虑一下“课”――也就是“教学”――之可能的价值维度。

当我们站在“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立场来看课堂活动――教学――的价值，恐怕不是“实在不实在”、“有效与无效”之类的问题了。再站高一点，立足于培养具有学习潜能、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组织管理的某学科课程的特定时空的活动――“课”的价值维度，实在是太丰富了。

是否传承了知识，是衡量课之好坏的一个常量维度。这个维度，是衡量课的好坏的一个不甚高新的维度。因为，所谓传承知识，基于一种授受式教学观，其意识深处是把课堂作为且仅作为固化的生活常识的传导与接受过程来看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知识之无穷、之爆炸式创新，让人咂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深沉感慨，仍旧在荡涤我们的心灵，在震颤我们的耳鼓。是否传承了知识，无资质包揽课之好坏的判定工程，至少不足以作为第一权重。课，要传承知识，无可非议。某节课，如果真出现预设传授的知识没有“传出”或没有“接住”，就一定是坏课么？未必。钓鱼的人，没有钓到鱼，但钓趣、钓瘾得到了满足。耐心、挫折承受力得到锻炼，同样是有收获的。学习何尝不和钓鱼有共同之处呢？！ 

现代教学观已经抛弃知识传授作为课之价值第一伦理的地位，或者说降低知识传授的价值地位高度了，探究、获取知识的过程、方法，被视为非常重要的“鱼”和“渔”。从教育学历史上的“渔”“鱼”之辩看，现代教学观，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了，“授之‘鱼’莫若授以‘渔’”。“渔”诚然比“鱼”重要，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没有“鱼欲”的“渔戏”“娱乐”，恐怕也等同于做无用功。

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人的价值与人之生活的快乐指数，决定于获取、占有、加工、创新信息的智能。课堂活动的价值衡量，最终要落到“交往”之点上。课堂上，师生之间有无畅达的交往？生生之间有无有效的信息交流？课堂活动的全部参与者是否在情感、人格、智慧、甚或情绪上相互碰撞、感染？有无“共视”、“共识”？学生切入“共视”的时间、范围，师生探寻“共识”的热烈度，倒是衡量课之好坏的更为本质、更加关键的视角、视点。

还是新课程改革的“三维度”理念切合实际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批判课之好坏的可以操作的标尺。

　　　　　　　　　　　　　　　　　　　　　　2007.11.7